| 词条 | 刘大白 |
| 释义 | 刘大白（1880～1932）中国诗人，原名金庆棪，后改姓刘，名靖裔，字大白，别号白屋。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好友，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史家。曾东渡日本，南下印尼，接受先进思想。先后在省立诸暨中学、浙江第一师范、上海复旦大学执教数十余年。1919年他应经亨颐之聘在浙一师与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一起改革国语教育，被称为“四大金刚”。后任教育部秘书、常务次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等职。二十年代，他曾莅校考察并讲学。 中文名：刘大白 别名：白屋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绍兴 出生日期：1880年10月2日 逝世日期：1932年2月13日 职业：诗人、文学史家 主要成就：新诗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 代表作品：《旧梦》《卖布谣》等 基本信息五四运动前就开始写白话诗，是新诗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诗以描写民众疾苦之作影响最大。他的新诗还显示了由旧诗蜕化而来的特点，感情浓烈，语言明快有力，通俗易懂，并以触及重大的社会课题和鲜明的乡土色彩，在五四时期的诗坛上别具一格。1924年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教授。同年出版新诗集《旧梦》。1926年出版第二部新诗集《邮吻》。1928年弃教从政，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浙江大学秘书长，次年去南京任教育部常任次长。出版的著作还有《旧诗新话》、《白屋说诗》、《白屋文话》、《中国文学史 》及旧体诗集《白屋遗诗》等。1929年还将《旧梦》重编为《再造》、《丁宁》、《卖布谣》、《秋之泪》4集出版。 生平简介1880年10月2日，刘大白出生在一个山明水秀的桃源之乡，这就是浙江省会稽县（现绍兴）平水村。刘大白青少年时姓金，原名金庆，字伯贞，号清斋。1895年，刘大白第一次离开了家乡，赴杭州考科举，得过优贡生，还曾膺拔贡于入京谒选，正在这时恰逢其病亡，才没成功。刘大白成年后，曾任绍兴师范学堂和山会小学教员，于1910年2月结束了故乡看云听水的生活和学堂教书生涯，去北京谋职。刘大白在京谋职未成，决定乘船离京，从海道南归。回到绍兴后，和清末老同盟会会员，光复会会员王世裕合编《绍兴公报》，并且与好友任瘦红在该报共事一年多。1913年，刘大白东渡亡命日本，在日本东京期间，刘大白加入“同盟会”，1915年公开发表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的文章，受到日本警视厅的监视，又不得不离开东京，转赴南洋，先后受到过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在那些地方应当地华侨学校的聘请，教授国文，为时有一年多。 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而身亡，刘大白才得以能从南洋回国，定居在杭州皮市巷三号，在《杭州报》任职谋生。1920年6月，刘大白从杭州回绍兴之后，他往返于杭州、萧山、绍兴等地，先后在崇文、安定、春晖等中学任教。在1921年至1922年这两年中，刘大白写了许多新诗和随感，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新诗署名刘大白，随感暑名汉胄或靖裔。刘大白的新诗中有不少是涉及底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的。1924年，刘大白加入以柳亚子为首的新南社，同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1924年3月，刘大白的第一部诗集《旧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收五百九十七首诗，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陈望道，周作人为诗集作序，这是刘大白在1919年—1922年新诗创作全盛时期的作品，在刘大白的新诗集中，基本上有三种类型的诗，一种是抒情诗，还有一种是说理诗，再有是具有平民思想的诗。 1924年2月底，刘大白由杭抵沪，经邵力子的推荐，受聘于上海复旦大学任大学部文科教授，住江湾校舍，后又受聘上海大学，教中国文学。刘大白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任教后，开始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刘大白为兴办教育事业，与朱少卿一起加入国民党。刘大白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与徐蔚南、陈望道等教员负责编辑《黎明》周刊。刘大白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运用了“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春秋笔法，切中弊，在校内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26年12月，刘大白另一本新诗集《邮吻》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列入“黎明社丛书”之一，该书共收作者1923年5月至1926年5月三年中写的一百首诗。1928年1月，辞去复旦大学的职务，随即赶杭州任国立浙江大学秘书长之职。1929年8月15日，新任教育部长蒋梦麟请刘大白任教育部常任次长。刘大白不但是位创作甚丰的诗人，他在文学的评论方面也有超乎一般见解之上的深刻警辟的思想，著有《白屋文话》、《旧诗新话》、《白屋说诗》等谈诗论文的集子。从刘大白以上三本文学论著来看，他对文学遗产的认识是较全面，评价得颇公允的，他对古人留下的遗产，既不一笔抹煞，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由于刘大白有这个基础，所以无论是他的旧体诗和新诗，都极少用粉饰之字，镂金错采，敷衍成章，很能显示这位诗人精深博大的功力。由于前阶段的潜心研究，在1929年刘大白出版了多种著作，12月，他编写的《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工具书。同年12月15日辞去了教育部政务次长的职务。1931年开始，刘大白闭门进行写作。1932年2月13日，刘大白静静地躺在钱塘路九号里的床上，与世长逝，享年五十三岁。 著作书目《旧梦》（诗集）1924，商务 《邮吻》（诗集）1926，开明 《旧诗新话》（诗论）1928，开明 《白屋说诗》（诗论）1929，上海大江书铺；1958，作家 《白屋文话》（杂文）1929，世界 《再造》（诗集）1929，开明 《丁宁》（诗集）1929，开明 《卖布谣》（诗集）1929，开明 《秋之泪》（诗集）1930，开明 《白屋书信徐蔚南编》1932，上海大夏书局 《中国文学史》1933，上海大江书铺 《文字学概论》1933，上海大江书铺 《故事的坛子》（散文）1934，上海黎明书局 《白屋遗诗》（旧诗）1935，开明 《中诗外形律评说》（理论）1943，中国联合出版公司 《鲁迅郭沫若刘大白郁达夫四大家诗词钞》1950，上海秀州出版社 《刘大白诗选》（诗集）1958，人文 《刘大白精选集》1970，台北宏业书局 《刘大白文集》1977，台北大汉出版社 《刘大白选集》1981，香港文学研究社 《刘大白诗集》1983，书目文献 《五十世纪中国历年代编》1929，商务 代表诗作邮吻我不是不能用指头儿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儿剖，只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挑开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这信唇里面， 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从她底很郑重的折叠里， 我把那粉红色的信笺， 很郑重地展开了。 我把她很郑重地写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郑重地读了。 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邮印， 我不是爱那幅精致的花纹， 只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揭起那绿色的邮花； 我知道这邮花背後， 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秋江的晚上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 双翅一翻， 把斜阳掉在江上； 头白的芦苇， 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 秋夜湖心独坐 被秋光唤起， 孤舟独出， 向湖心亭上凭栏坐。 到三更，无数游船散了， 剩天心一月， 湖心一我。 此时此际， 密密相思， 此意更无人窥破；── 除是疏星几点， 残灯几闪， 流萤几颗。 蓦地一声萧， 挟露冲烟， 当头飞堕。 打动心湖， 从湖心里， 陡起一丝风，一翦波。 彷佛耳边低叫，道「深深心事， 要瞒人也瞒不过。 不信呵， 看明明如月， 照见你心中有她一个。」 1921 心上的写真从低吟里， 短歌离了她底两唇， 飞行到我底耳际。 但耳际不曾休止， 毕竟颤动了我底心弦。 从瞥见里， 微笑辞了她底双唇， 飞行到我底眼底。 但眼底不曾停留， 毕竟闪动了我底心镜。 心弦上短歌之声底写真， 常常从掩耳时复奏了； 心境上微笑之影底写真， 常常从合眼时重现了。 1922 是谁把心里相思， 种成红豆? 待我来碾豆成尘， 看还有相思没有? 是谁把空中明月， 捻得如钩? 待我来抟钩作镜， 看永久团圆能否? 旧诗新话刘大白的第一部诗集《旧梦》，印刷装订粗糙，错误百出。全书从左往右横排，四十开狭长本，500页订成厚厚的一册，封面灰色，刘大白很不满意。1929年9月，刘大白把《旧梦》完全打散，“剔除了些，添补了些，移动了些，订正了些”，重新斟酌组合，“把撕碎了的《旧梦》，做成现在的——《丁宁》、《再造》、《秋之泪》、《卖布谣》”4本诗集。上海开明书店分别于1929年9月至1930年1月出版了这4本新诗集。1930年前后，刘大白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1928年5月，《旧诗新话》作为黎明社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29年7月，《白屋说诗》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29年8月，《白屋文话》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29年12月，《五十世纪中国年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成稿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概论》、《中诗外形律详说》等也在其逝世后印行于世。 《旧诗新话》共有六十篇诗话，前四十五篇作于1926年以前，可以说是为文学革命“呐喊”的文字。作者要“从古墓中掘出抒情诗来”，以历史中的白话诗为由头，倡白话、反纲常。其文不仅有学问、有见识、有性情、有才华，而且也透露着“五四”的热情、凌厉与欢快。而后面十几篇，则是关于自家诗歌的诗话。 《旧诗新话》中有一篇《双红豆》记述了他与江苏农民运动领袖周刚直的友谊。1924年元旦，周刚直赠送给刘大白一双红豆，过了几天又说：“此物是我故乡乡间所产。老树一株，死而复苏；现在存活的，只有半株。有时不结子，有时结子仅十余粒或百余粒不等，如将此豆作种别栽，又苦不易活；即活，也不容易长成；望它结子，更不知等几何年。所以此物颇不易得，实是珍品。”刘大白细观此物，颜色微紫，形状颇类心房，感叹古人以它为相思的象征，大约不是无故。刘大白睹物怀人，倍受相思之苦，作了三首红豆词。词前面还有一个小序：一九二四年元旦，江阴周刚直君赠我一双红豆，说：“此物是我故乡乡间所产”。 1929年10月《旧诗新话》再版时，又增加了五篇，其中的《泪如红豆红》是刘大白在得知故友周刚直惨遭杀害后所作：“书一通，叶一丛，慰我相思尺素中，看花约我同。约成空，恨无穷，死别吞声泪泗重，泪如红豆红。”并在序中说周刚直“因为提倡农民合作的缘故，被赏以赤化的罪名，惨遭杀死了！我知道，周君底心是赤的，周君底血是赤的，周君赠我的红豆，也可以算是赤的:除此以外，甚么是赤的呢？……然而江苏省议员勒令他赤，江阴县知事勒令他赤，五省联军总司令勒令他赤，他又怎能不赤呢？于是三刀斩下，赤血横飞，而周君便真的赤化了”。《泪如红豆红》表达了诗人相约成空、此恨无穷的悲痛心情，词中的情感热烈，似乎能听到诗人的声声泣诉。 西安书友文泉清寄我一部台湾的《旧诗新话》，中华民国七十年（1981年）三月庄严出版社三版。系该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新刊”之五，封底印有出版《古典新刊》的宗旨：“创行《古典新刊》的目的，在于以浅近生动的白话，透过现代学术研究的眼光，重新阐述中国古典作品，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使国人能够了解先民伟大的心血结晶，浸泳于浩瀚的书海中，获得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智慧与才情气概，从而享受到读书的性灵乐趣。” 该书由蒋梦麟作序。蒋梦麟是刘大白的老同事，也是老朋友，他们相识于1917年，当时刘大白任浙江省议会秘书，1928年，蒋梦麟任职浙江教育当局，他找到了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刘大白，想让刘大白任自己的秘书，他对刘大白说：“大白，有人不敢请教你，有人不配请教你，我也敢，也配。你来不来？”刘大白说：“来。”就做了蒋的秘书，后来蒋梦麟升任教育部长，刘大白也被任为次长。 蒋梦麟的序作于民国四十六年（1957年），说明台湾版的《旧诗新话》初版于1957年。该书有诗话六十篇，删掉了那篇《泪如红豆红》，因周刚直是国民党当局杀害的，所以台湾的出版物不可能收录这种揭自己疮疤的文章。虽同样是六十篇，但也不是完全按初版本照排的，因为初版本是1928年5月出版而台湾的《旧诗新话》中有1928年9月的文章，台湾版的《旧诗新话》是从刘大白的作品集《白屋诗话》、《旧诗新话》和《白屋说诗》三本集子中选编的。 刘大白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作为清朝的举人，他的旧学功底深厚，可他反对传统文化的情绪尤为激烈，他与胡适等人不遗余力地提倡白话写作，并致力于新白话诗的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学地位《卖布谣》最早发表于1920年6月6日的《星期评论》上。这看似浅显实则涵义深刻的短诗，立即为广大读者所喜欢，并由刚从美国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先生谱成歌曲传唱。赵元任先生的音乐创作很讲究字、腔、声、韵的运用，一向以旋律优美流畅、吐字准确著称，像徐志摩的诗《海韵》、刘半农的诗《教我如何不想他》，都是由他谱成曲后久唱不衰；这首《卖布谣》也把当时农村织布人的凄楚表现得极为哀怨。 刘大白生于1880年，是我国新诗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同盟会，1912年在他的家乡绍兴主办过《禹域新闻》，用诗文反对袁世凯的窃国称帝。反袁运动失败，他被迫流亡南洋，1919年“五四”运动，他又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卖布谣》等就是他倡导用新诗反帝反封建的代表作。 当时，写新诗的人不少，但处于刚开始阶段，诗篇都多少带有一些洋味或旧诗词痕迹，刘大白诗的风格却是平易清新，容易入口，这是与他早年中过举人，中国文学功底深厚，又在国外居留多年，广泛接触了欧美文化，思路开阔有关。 1924年3月，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诗集《旧梦》，收集了包括《卖布谣》在内的新诗597首。短短的5年中，他写得这样多，真是诗情喷涌；周作人、陈望道都为他这本诗集写了序，周作人一向很赞佩他的古典诗文的功力，序言中曾表示：“刘大白先生富有旧诗词的蕴蓄，却不尽量的利用，也是可惜。”也可见他在写新诗时，力求大众化、通俗化所作的努力。他的诗有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也有对人生的难以捉摸的感叹，如他的《泪痕之群》组诗第37：“明明镜在花前/为什么花又在镜里？/明明水在月下，/为什么月在水里？/明明人在梦中，/为什么我又在人底梦里？”。 再如《泪痕之群》第46是这样表达了个人对世事无能为力的感叹：“窗间的蜂儿，/何尝不认识光明？——/但要从玻璃上求出路，/未免太不量力吧！” 但他又勉励自己要尽力向前，如《泪痕之群》第48：“不妨的，/无路可走，/走就是了！/筑成的砌成的是路，/踏成的也是路呵！”第65则更昂扬：“筑就了牢狱，/把思想监禁了，/但是她一瞬间就越狱而突飞了。/掘好了坟冢，/把思想埋葬了，/但是她一瞬间就破冢而再生了。”第132虽然又叹道：“我在黑暗的世界里，/只有这一盏孤灯；/如果被吹灭了，/待怎样呢？”这看来又是处于犹豫傍徨中，但在第133中又振作了：“过去的防御线，/只是保护过去的；/未来的，/该重新筑起呵！” 在那大变革时代，诗人的复杂心情都通过诗表现出来了。他的诗作被文学史学家认为“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潮”，这一评价很准确。 1924年以后，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文学系教授、上海大学文学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政务次长。忙于教书和公务，写文学讲义，与民间和底层隔离了，诗也写得少了，也不可能再写出《卖布谣》那样深刻倾诉人民苦难的诗作了。 但有的人认为“刘大白稍后的诗作（如《邮吻集》）思想日趋孤寂颓废。”却是对他过于苛求。他的《邮购集》中的诗多数写于1923年至1926年的教学之余，风格不一，有《卖花女》这样含义深刻的诗，也有如一幅画图的《秋晚的江上》：“归巢的鸟儿，/尽管倦了，/还驮着斜阳回去。/双翅一翻，/把斜阳掉在江上；/头白的芦苇，/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但也有《西风》这样豪壮之情的诗句：“西风，/你只能在人间放浪吗？/假如我做了你，/就天上的银河，/也吹起它壮阔的波澜来。”虽然不如几年前《卖布谣》那样倾诉民间疾苦，但他忙于教务，仍能有这样的诗情，还是不容易。 刘大白去世后的第三年（1935年），上海良友印刷公司编印了赵家璧先生主编、全书10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的新诗卷是约请朱自清先生负责编选，“大系”入选的59家诗人，刘大白的诗有11首，与冯至所选数相同，比第一个写中国新诗的胡适多两首，比戴望舒多4首，逊于郭沫若（收25首）、徐志摩（收26首）、冰心（收18首）、闻一多（收29首）等诗人。 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的“现代诗歌”栏目中，由于刘大白在新诗人当中年岁最长，成就也大，把他列为26名的榜首。他是当之无愧的。 刘大白另一件不亚于新诗写作，却一直被人忽略了的文学成就，是他的《中国文学史》。这部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1933年）才出版的文学史，是他没有完成的一部巨著，500余页的篇幅只写了引论，上古至商，周至秦，两汉，三国至隋，唐6章（还有计划中的五代至元、明至清没有写）。他的国学功底深厚，又不受当时政治倾向影响，谈各种文学样式的起源、发展、艺术上的优劣，都特有见地，也是中国文学史中较早出现的一部，对后来的写文学史者启示很多。 他博学，论及某一时代的文学时，既能以多个作家的作品为例来表达那一时代的风格，还能引用古今学者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来说明得失，或从时代与社会的原因来剖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学中，成就最大，出现最早的诗歌，以及被称为“诗的花海“的唐代诗歌，更是从政治原因、宗教原因、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等几个方面，阐述了为什么诗歌会这样发达，而其他文学样式又相对处于滞后状态，更是说得详细具体，使人读来清楚明了。都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学的造诣深厚。只可惜他1932年仅52岁时就病故了，不然他这部文学史会更完整、精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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