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刘宝珺 |
| 释义 | 刘宝珺，先后在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前身）任教，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学部委员，四川省科协主席、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名誉所长、成都理工大学名誉校长。 人物简介刘宝珺中科院院士、地质学家，男，1931年出生，天津市人，著名的沉积地质学家，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先后担任地质矿产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名誉所长，成都理工大学名誉校长、西南科技大学城建学院院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现任西南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四川省科技协会主席，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专委会委员。国际地科联全球沉积委员会执行委员。四川省地质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沉积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研究领域在沉积学、盆地分析与板块运动、层控矿床、层序地层与事件地质、全球沉积地质、油气储集层的成岩作用与岩相古地理以及生物成矿作用等研究领域都获得了突出成就，并把我国的沉积学研究推到了世界前沿，其许多研究成果在我国都具有先驱性和启迪性，对我国沉积学发展的各阶段都有所贡献。先后在中外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撰写出版专著20部。在国际学术界也很活跃，多次参与、组织国际有关全球沉积地质研究工作，并担任了全球沉积地质计划中国委员会主席。1986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9年获第一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曾担任过两届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常委，1996年在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获得唯一的“斯潘迪亚洛夫奖”，成为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人。主持和组织了中国西部含油气盆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地质环境、中国南华纪至新近纪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等的研究，做出了很有影响的工作。作为山东省油气勘探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带领团队在塔里木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中原油田等油气田的勘探开发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果。 刘宝珺教授早年致力于泥沙运动力学和沉积构造、岩相古地理和层控矿床方面的研究，在有关沉积构造的水动力解释、沉积相动力学分析、河流相模式以及砂岩铜矿形成机制等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他将沉积成岩、岩相、构造的分析和物理化学热力学结合起来，提出了“沉积期后分异作用与成矿作用”的新理论。80年代以来，他在沉积学的前沿领域不断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如关于风暴岩的研究，提出了扬子地台陆缘寒武纪磷矿风暴岩沉积模式。他主持了地矿部重点攻关项目“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及沉积、层控矿产远景规划”的研究，编制出一套中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图。在该项目中，刘宝珺教授全面系统地组织了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包括构造岩相分析、沉积作用演化、盆地分析以及成岩成矿作用等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果，是目前国内外少见的大型综合研究的范例。 人物经历兴趣培养刘宝珺1931年9月13日出生在天津市。 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善于教育子女，因此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叔伯们对于文学、艺术、音乐、戏曲、体育深为爱好，常组织家庭小乐队和篮球队，经常演奏和对外比赛，使家庭生活充满情趣，并培养了刘宝珺对各种事物的兴趣。后来他进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 放弃保送1950年秋，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的刘宝珺，放弃了校方保送他到南开大学或燕京大学化学系的推荐，以第一志愿考进了清华大学地质系。 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地质系并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 主动申请1953年夏，刘宝珺成为北京地质学院首届毕业生、高材生。他主动申请去大西北，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分配他去甘肃白银厂地质部641地质队。两年前，正是在此地，矿床学家宋叔和先生在厚厚的“铁帽”之下发现了铜矿。勘探工作如火如荼，急需人才。刘宝珺的家在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坐火车不过两个小时。宣布分配方案后，他却打消了回天津与家人告别的念头。他决定与好友万子益一道，直接奔赴白银厂。在641地质队，生活十分艰苦，连水都是苦的，喝了这种苦水，肚子老是往下坠，一个劲地打屁。刘宝珺处处以宋叔和先生为榜样，在野外，他跟宋先生学习工作方法，在室内，他向宋先生学习显微镜分析的技能，搞矿床储量计算，勤学好问，二人形影不离。 不久，刘宝珺被任命为白银厂折腰山矿区区长（万子益被任命为火焰山矿区区长）。他对工作很卖力气，矿区有处小商店，他从来不去光顾，队里“法定”每个星期可以去一趟兰州，除非工作特别需要，他也主动地给自己免了。他的表现受到全队上下一致好评，那一年，他被队上评为先进工作者。1954年，北京地质学院招收研究生，641队荐举他去应试，六门功课全部顺利通过。在离开母校刚好一年之后，他的胸前重新挂上了北京地质学院的校徽。他当上了苏联专家拉尔钦科教授的研究生。 取得成就三十多年后，1990年4月初，已经成为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所长的刘宝珺讲述了他当年的研究生生活时说：“拉尔钦科教授对我确有帮助。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业务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三位中国老师：冯景兰、池际尚和王嘉荫。” 冯景兰教授学识渊博、思路广阔，是他的地质学入门教师，又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大学一年级时就鼓励他写作，大学二年级时写了两篇科普文章，经冯先生推荐，发表在《科学大众》杂志。池际尚教授是刘宝珺的专业基础课老师及研究生导师，刘宝珺曾跟随她在祁连山科考队工作2年，受到了严格的专业训练。 1956年，刘宝珺研究生毕业，他的毕业论文《甘肃白银厂黄铁矿型铜矿床》被包括中国学者和前苏联专家在内的答辩委员会一致评为优秀论文，《祁连山一带细碧角斑岩建造》一文，在中国首次从岩石学方面探讨细碧角斑岩的论着，其观点一直为人所用，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才能初露头角。 1957年10月，刘宝珺下放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下放劳动实际是将他列入另册的前奏曲。不久，领导告诉他，组织上已决定将他调离北京，有三个单位可供选择：西安交通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和成都地质学院。刘宝珺选择了成都地质学院。 人物故事名师指点人生刘宝珺院士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善于教育子女，因此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正值他出生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件”，刚上小学又发生了“七七事变”，国难当头，社会动荡，幼小心灵却经受磨难、压抑，埋下了爱我中华、勇担社会责任和艰苦奋争的种子。父母和叔伯们对于文学、艺术、音乐、戏曲、体育深为爱好，常组织家庭小乐队和篮球队，经常演奏和对外比赛，使家庭生活充满情趣，并培养了刘宝珺对各种事物的兴趣、求知欲强、开拓思路、深入认识自然与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专业发展等良好素质。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这所培养众多杰出人才的名校鼓励学生充分发挥才能，拓宽爱好与特长，启发式的教育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及刻苦钻研的精神，使他不仅学到了文化、科学的基础知识，还领悟了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坚定了努力探索大自然和社会的强烈愿望。中学的六年经历了日本人统治、国民党统治及解放初的新中国时期，激烈动荡的社会和良好的学校教育培养了刘宝珺这一代人具备爱憎分明、政治坚定、思想敏捷、作风顽强的时代特征。整个中学时期，他生活很困苦。社会的动荡，经济不景气，他父亲工薪收入少，要供养他们弟兄三人上学确实很困难，学、宿、餐费都很难筹措，在校的伙食常年是粗粮加蔬菜。但困境却锻炼了他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经受生活压力磨难的能力，让他受益匪浅。 1950年秋，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的刘宝珺，放弃了校方保送他到南开大学或燕京大学化学系的推荐，以第一志愿考进了清华大学地质系。 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地质系并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新校名师荟萃，校风优良，治学严谨。同学们朝夕相处，有理想，有追求，“把青春献给祖国”激励大家勤学苦练，日夜攻读，广采博学，迅速成长。一代大师对地质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开拓进取的献身精神和循循善诱的耐心和爱心，为刘宝珺献身地质、奠定人生基石产生积极影响。1953年夏，刘宝珺成为北京地质学院首届毕业生、高材生。 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他主动申请去大西北，决心把青春和生命献给那里的建设事业。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分配他去甘肃白银厂地质部641地质队。两年前，正是在此地，矿床学家宋叔和先生在厚厚的“铁帽”之下发现了铜矿。勘探工作如火如荼，急需人才。 刘宝珺的家在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坐火车不过两个小时。宣布分配方案后，他却打消了回天津与家人告别的念头。他决定与好友万子益一道，直接奔赴白银厂。 火车路过西安，万子益很想下车顺道回家看看。刘宝珺说：“子益，咱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应该把工作摆在头里——先到单位报到吧。”于是二人继续高高兴兴地西行。 在641地质队，生活十分艰苦，连水都是苦的，喝了这种苦水，肚子老是往下坠，一个劲地打屁。刘宝珺处处以宋叔和先生为榜样，在野外，他跟宋先生学习工作方法，在室内，他向宋先生学习显微镜分析的技能，搞矿床储量计算，勤学好问，二人形影不离。 不久，刘宝珺被任命为白银厂折腰山矿区区长（万子益被任命为火焰山矿区区长）。他对工作很卖力气，矿区有处小商店，他从来不去光顾，队里“法定”每个星期可以去一趟兰州，除非工作特别需要，他也主动地给自己免了。他的表现受到全队上下一致好评，那一年，他被队上评为先进工作者。1954年，北京地质学院招收研究生，641队荐举他去应试，六门功课全部顺利通过。在离开母校刚好一年之后，他的胸前重新挂上了北京地质学院的校徽。他当上了苏联专家拉尔钦科教授的研究生。 三十多年后，1990年4月初，已经成为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所长的刘宝珺讲述了他当年的研究生生活时说：“拉尔钦科教授对我确有帮助。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业务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三位中国老师：冯景兰、池际尚和王嘉荫。” 冯景兰教授学识渊博、思路广阔，是他的地质学入门教师，又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大学一年级时就鼓励他写作，大学二年级时写了两篇科普文章，经冯先生推荐，发表在《科学大众》杂志。池际尚教授是刘宝珺的专业基础课老师及研究生导师，刘宝珺曾跟随她在祁连山科考队工作2年，受到了严格的专业训练，影响颇深。池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孜孜不倦地追求事业、艰苦朴素的作风、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等都深刻地感染、教育着他。杨遵仪、王嘉荫、王鸿祯、李朴、涂光炽教授等，都是他学习的榜样，名师垂范，身传言教，催人奋进，为刘宝珺追求科学真理，学思锲而不舍，献身地质事业，打牢坚定信念的思想根基。 1956年，刘宝珺研究生毕业，他的毕业论文《甘肃白银厂黄铁矿型铜矿床》被包括中国学者和前苏联专家在内的答辩委员会一致评为优秀论文，《祁连山一带细碧角斑岩建造》一文，在我国首次从岩石学方面探讨细碧角斑岩的论著，其观点一直为人所用，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才能初露头角。 逆境磨炼信念1957年10月，刘宝珺下放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下放劳动实际是将他列入另册的前奏曲。不久，领导告诉他，组织上已决定将他调离北京，有三个单位可供选择：西安交通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和成都地质学院。刘宝珺选择了成都地质学院。 心情不舒畅，工作照样认真干，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来到成都地质学院以后没有多久，60年代初刘宝珺主编了《沉积岩研究方法》，与代东林等合编了《沉积岩石学》及《沉积相与古地理教程》。这些著作是我国第一批专业沉积岩石学专著，其中关于古地理分析方法、编图程序及规范对以往的方法和程序作了修改，使之更加规范、完善、科学，为我国地质、石油、煤田、冶金工作者广泛采用，影响很大。 然而，在那个年代，工作态度认真、工作有成绩，不仅成不了防止挨整的护身符，反而成为挨整的缘由。新提出的整人标准是：“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由于“白专”，1963年升级调资时，刘宝珺没有调级、长工资。教研室里与刘宝珺同时参加工作的大学本科生、专科生全都升成了讲师，唯独一个本科毕业又读了研究生的刘宝珺，仍然是助教，真是咄咄怪事。 就在刘宝珺事业上有所成就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十年浩劫，“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才华横溢的刘宝珺却成了当然的“运动员”。学术上的成就立刻成了“白专”、“反动权威”的“罪状”。加上他在反右中同情“右派”，因此是“漏网右派”。他曾参加过“三青团”，在服务组待过，却被肯定无疑地定为“特务”、“走白专道路典型”、“迫害工农同学”……一盆盆祸水向他泼来，他是数罪并罚，“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被作为“反动权威”揪出示众，成为“牛棚王国”的臣民。很自然他的学术研究亦被迫停止了。 夜幕沉沉，恶风凄凄，刘宝珺曾几番想到让羞辱、愧赧、悔恨，连同自己无能为力的躯体一起化为青烟，开始那伟大而静谧的休息！ 但是，刘宝珺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坚信：一个民族不可能不需要科学，困难总会过去，乌云决不会永远遮住太阳，科学的春天一定会驱散严冬喜降人间的，他总有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一天。污言秽语，何必理睬！ 每当刘宝珺回顾在其人生历程中那段令人难忘的逆境与挫折时，深有感触地领悟到周恩来总理所说“逆境乃是最好的老师”的道理。逆境和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软弱、自我的封闭和自信的丧失。迎难而上，坚定信念，勇敢进击，这是强者的标志；?徨颓唐，动摇信念，知难而退，则是弱者的特征。逆境中磨难，铸造了刘宝珺非凡的人格魅力。这同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实践、开拓、创新1971年底，应云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之邀，成都地质学院找矿系组成了云南滇中含铜砂岩铜矿科研队。科研队的成员多数对沉积岩石学理论和研究不是很熟悉，指导和帮助科研队其他同志尽快熟悉沉积岩石学理论并使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刘宝珺这位技术负责人的肩头。 清晨，当科研队的同志尚在酣梦之中，刘宝珺已做过早操，为大家打好了洗脸水，坐下来翻阅原文版欧美60.70年代图书资料了；白天，他身背地质包，带领同志们翻山越岭，采集标本，观察各种地质现象；夜晚或阴雨天他又给参加科研工作的教师、矿区工程技术人员讲解当代沉积学新理论、新信息，有时还结合专业教他们学英语。久蓄于身的能量，像原子核裂变一样，迅速地释放出来。 在这之前，由于该矿区工作出色，1970年有关部门在那里召开了全国性的现场会，推出了矿区工作者所总结出的经验。该矿床由地质、冶金部门及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过研究，并作了规律性总结。其中对成矿古环境及矿床成因下了三点结论：其一，古环境属古代湖泊，矿床为同生沉积期产物；其二，矿床受湖泊微地貌控制，矿物分带和湖水进退有关，矿床形成在湖泊深水部位；其三，矿床系沉积改造产物，部分人认为矿床的形成与热液有关。 刘宝珺认为，对同一块露头，不同的人观察会得到不同的信息，得出不同的结论，亲自到野外收集第一手资料对地质科研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不管以前定论如何，刘宝珺开始了他的野外工作。通过仔细地作野外调查，研究队得出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通过对含矿段沉积相的分析，种种证据表明成矿古环境并非“湖泊相”，而是“河流相”；对于铜矿床形成的阶段的研究，他发现，和矿床密切相关的岩石红—灰色调变化的界线与层理和层面相交，显然不是同生沉积期的形成特征，矿体明显地穿过层理与地层线相交，所以矿化与原生沉积环境无关，矿体的产出与古地理微地貌，水的进退、深浅无关。他又发现，铜矿化与后生的灰色岩石有关，金属矿物主要为后生期形成，在空间上的分带系后生分带现象，和湖水的进退无关。经过呕心沥血的探索和艰难困苦的开拓，研究队反复、仔细、缜密地分析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矿体的围岩不是“湖泊相”，而是“河流相”；矿石分带不是原生的，而是后生的，与水进水退没有任何关联；沉积岩的浅紫色交互带并不反映古地形，是由于油气聚集的还原作用产生的。这些认识与矿区原来的“三板斧”经验完全不同。 为了考验新结论的可靠性，生产单位选择一个矿区进行钻探验证，打到了4米厚矿体，与刘宝珺提出的理论完全符合。后来，新认识迅速推广到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推广到铅、锌、铀、金和汞等矿种，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滇中含铜砂岩铜矿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了重大意义，不但对指导找矿方面作了重要贡献，还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学说的约束，解决了学术上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论不休的难题，为理论上更大的突破积累了第一手资料。过去，一些地质工作者对沉积相作判断时，只能根据波纹、层理等现象，靠臆测或想当然对古环境作出解释。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河湖之争”成了学术界纷争不休的一个难题。刘宝珺通过对国外一些最新科研动态的分析研究，认为把水利工程中的泥沙运动力学的某些规律性认识和方法引入沉积学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他通过在实验室里以水槽实验对床沙形态进行模拟研究，又把这种研究置于野外实践中检验，成功地解释了成矿古环境的沉积相，也为纷争不休的“河湖之争”划上了一个句号。 当时，沉积动力学作为一种新理论在美国只是被提出，刘宝珺却认识到对它推广、应用的重要性。他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在石油、地质、冶金、煤炭系统中及一些大专院校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习班作了数十次主讲讲座，对于推广、促进我国沉积动力学和岩相古地理的研究起了显著的作用。 实践出真知，通过野外实践，他思路更活跃，视野更开阔，研究更深入。当时，经典的矿床学把成矿物质看成为沉积盆地之外的侵入物，认为脉状、浸染状、交代状的金属和非金属矿床都是岩浆热液成因，成岩作用与矿床形成无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矿床是海洋或湖泊成因，是同生沉积期产物。但是通过这次研究结果，刘宝珺发现实际情况与以往的认识有相悖之处，他看到了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口，决心突破它。他通过对铅、锌、汞、铀等矿床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研究，发现沉积物埋藏后的作用和变化都远远超过了沉积物的搬迁和沉积期，许多重要的大矿多发生在埋藏后的成岩后生阶段。经进一步工作，他们又将新的理论观点引申、发展，形成一种创造性的沉积学新理论：沉积期后的分异作用及成矿作用。该理论得到广泛的引用和传播，使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他通过对岩相控矿、沉积成岩成矿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地层、岩相、构造及物理化学环境的成矿、控矿原理，大大促进了我国在岩相控矿方面的研究。1978年，这项科研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冶金工业部重点项目科技成果奖。 学术成就卓著经过长期的辛勤耕耘，当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时，刘宝珺立志奋争，以神奇的速度，不断地推送出熟透了的科研之果，造福社会，为国争誉。 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他一直被这样一种情况所困扰：地学是一门博大精深、学科分支庞杂的科学。不同的专业从不同学科于载体中获取属于本学科领域里的一部分信息，总结和建立了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随之就发生了各学科所应有的联系被割裂的现象，形成学科间孤立和片面的研究局面。这种研究只反映了事物的某个部分而不能通过各个侧面透视事物的本质。由于研究思路的狭隘，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常常会使一些学科出现悬而未决的难题。如何使研究工作跃上新台阶，对事物作出最符合客观规律的解释？刘宝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科学的发展揭示了学科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提出了“统一地质场”的观点，以此来考虑解决各种地质现象。刘宝珺认为，采用学科间交叉渗透的研究方法无疑是了解事物本质的较好途径。为此，研究人员要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要开辟广阔的研究领域。 1980年，他主编的《沉积岩石学》出版；1985年与曾允孚教授共同主编的《岩相古地理基础及工作方法》问世。 1982年，刘宝珺调至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任所长，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天地。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沉积构造、结构及层序的沉积环境解释，沉积盆地的沉积作用及板块构造，层控矿床的成矿作用，全球沉积地质中的地质事件与韵律，油气储集层的成岩作用与岩相古地理，盆地分析，热流体与构造作用、生物成矿作用等。在他主持的多项研究课题中，贯穿了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思路，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1982年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藏高原中生代地层沉积作用与板块运动的论文。关于珠穆朗玛峰地区侏罗纪沉积相、 古地理和板块运动特征及遗迹化石的研究，是我国这方面的先行性研究成果。等深流的发现和研究，在我国实属首次。 沉积学研究的是沉积物与介质之间的关系或沉积物质运动的科学，刘宝珺把流体力学和沉积学结合起来研究，首先把风暴流的概念引入我国。1985年，他在我国首次发现世界上罕见的碳酸岩风暴岩，并以此解释了上扬子地台二叠系碳酸盐岩的风暴流沉积作用。1987年，提出扬子地台西缘寒武纪磷矿的风暴成因模式。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对地层对比、风暴突变事件的全球可对比的研究起了重大变革，而且改变了对南方二叠纪古地理格架的认识，掀起了我国的风暴研究热。 1988年，刘宝珺与同事共同发表了有关黔东大塘坡组锰矿海平面变化、构造拉张的热水成矿模式，开创了我国采用全球地质事件观点研究成矿作用的先河。 多年来，他还先后举办了三十多期工程师以上的沉积岩石学培训班，敞开他那学识渊博的胸怀，无私地把自己研究的新成果传授给他人，培养了大量沉积地质学骨干人才。 在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及沉积、层控矿产远景预测研究中，他倡导了集现代沉积学、现代地层学和地震地层学等多学科结合的层序地层学的研究新领域，把沉积学、板块构造、矿床学、事件沉积等多学科交叉渗透，贯穿了全球变化和全球沉积对比的思想，在有关构造岩相分析、沉积作用演化、盆地分析、地质与成岩成矿作用等热点及一些前沿问题上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使该项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例如，1991年4月，在成都，由刘宝珺担任项目总负责的《中国南方震旦纪—三叠纪岩相古地理及沉积、层控矿床远景预测》总报告，获得验收、通过，评委会一致认为，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岩相古地理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和高水平的大型科研报告。研究报告以最新资料编制的1∶500万我国南方各时代岩相古地理图，是我国南方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细的岩相古地理图件，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表明，我国岩相古地理研究已达国际水平，有些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地位。 再如，盆地分析原来是地球物理学者研究的内容，但是涉及盆地演化的许多问题，则不能由地球物理单一学科来解决。如盆地的充填速率不能简单地用地层厚度判断，要研究盆地的沉积作用、沉积间断、地质事件成岩作用等，还要研究盆地的构造史、构造古地理演化等特点，同时还要研究盆地的热发展史、岩浆作用、热水活动、有机转化过程、矿物包裹体等。而且，必须以新的地球观来研究和分析全球变化，再造古地理和古环境，从整体地壳演化的角度认识盆地的形成、发展和消亡。 刘宝珺认为，地学各学科各自存在着不同的场，应该对其内部规律深入研究，在间断的学科之间找到现实的科学联系。最为深刻的认识及符合科学逻辑的答案，应来自于综合的、大范围的（甚至全球的）统一地质作用场的研究。《中国西部大型盆地分析和地球动力学》等由他主持的大型研究项目，贯穿了他的总体研究思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指导找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作为一位学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的前沿阵地上开拓，除了著书立说，他还有一种义务，一种责任，应该让中国地质工作者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性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使本国的研究水平向世界水平靠拢。为此，他数次率团参与、组织国际性会议，并作为国际地科联沉积委员会和全球沉积地质委员会委员，促成了中国科学家参与“全球沉积地质计划”中的项目，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学术上高深的造诣，科研上引人瞩目的成就，使刘宝珺迅速崛起，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沉积学专家、首届李四光地质科学研究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我国首位荣获国际斯潘迪亚罗夫奖的地质学家……1996年起他又担任四川省科协主席、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名誉所长、成都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但是，成果和荣誉没有使他止步不前，头衔及繁忙的领导工作更没能影响他继续探索学科前沿难题。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他奋勇开拓，锲而不舍，锐意创新，继续在险峻崎岖的科学与人生道路上，百折不挠，永攀高峰，忠诚奉献绚丽人生。 学术成就1980年，他主编的《沉积岩石学》出版；1985年与曾允孚教授共同主编的《岩相古地理基础及工作方法》问世。 1982年，刘宝珺调至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任所长，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天地。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沉积构造、结构及层序的沉积环境解释，沉积盆地的沉积作用及板块构造，层控矿床的成矿作用，全球沉积地质中的地质事件与韵律，油气储集层的成岩作用与岩相古地理，盆地分析，热流体与构造作用、生物成矿作用等。在他主持的多项研究课题中，贯穿了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思路，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1982年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藏高原中生代地层沉积作用与板块运动的论文。关于珠穆朗玛峰地区侏罗纪沉积相、古地理和板块运动特征及遗迹化石的研究，是中国这方面的先行性研究成果。等深流的发现和研究，在中国实属首次。 沉积学研究的是沉积物与介质之间的关系或沉积物质运动的科学，刘宝珺把流体力学和沉积学结合起来研究，首先把风暴流的概念引入中国。1985年，他在中国首次发现世界上罕见的碳酸岩风暴岩，并以此解释了上扬子地台二叠系碳酸盐岩的风暴流沉积作用。1987年，提出扬子地台西缘寒武纪磷矿的风暴成因模式。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对地层对比、风暴突变事件的全球可对比的研究起了重大变革，而且改变了对南方二叠纪古地理格架的认识，掀起了中国的风暴研究热。 1988年，刘宝珺与同事共同发表了有关黔东大塘坡组锰矿海平面变化、构造拉张的热水成矿模式，开创了中国采用全球地质事件观点研究成矿作用的先河。 多年来，他还先后举办了三十多期工程师以上的沉积岩石学培训班，敞开他那学识渊博的胸怀，无私地把自己研究的新成果传授给他人，培养了大量沉积地质学骨干人才。 在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及沉积、层控矿产远景预测研究中，他倡导了集现代沉积学、现代地层学和地震地层学等多学科结合的层序地层学的研究新领域，把沉积学、板块构造、矿床学、事件沉积等多学科交叉渗透，贯穿了全球变化和全球沉积对比的思想，在有关构造岩相分析、沉积作用演化、盆地分析、地质与成岩成矿作用等热点及一些前沿问题上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使该项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例如，1991年4月，在成都，由刘宝珺担任项目总负责的《中国南方震旦纪-三叠纪岩相古地理及沉积、层控矿床远景预测》总报告，获得验收、通过，评委会一致认为，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岩相古地理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和高水平的大型科研报告。研究报告以最新资料编制的1∶500万中国南方各时代岩相古地理图，是中国南方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细的岩相古地理图件，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表明，中国岩相古地理研究已达国际水平，有些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地位。 再如，盆地分析原来是地球物理学者研究的内容，但是涉及盆地演化的许多问题，则不能由地球物理单一学科来解决。如盆地的充填速率不能简单地用地层厚度判断，要研究盆地的沉积作用、沉积间断、地质事件成岩作用等，还要研究盆地的构造史、构造古地理演化等特点，同时还要研究盆地的热发展史、岩浆作用、热水活动、有机转化过程、矿物包裹体等。而且，必须以新的地球观来研究和分析全球变化，再造古地理和古环境，从整体地壳演化的角度认识盆地的形成、发展和消亡。 刘宝珺认为，地学各学科各自存在着不同的场，应该对其内部规律深入研究，在间断的学科之间找到现实的科学联系。最为深刻的认识及符合科学逻辑的答案，应来自于综合的、大范围的（甚至全球的）统一地质作用场的研究。《中国西部大型盆地分析和地球动力学》等由他主持的大型研究项目，贯穿了他的总体研究思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指导找矿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 作为一位学者，刘宝珺认为，除了在科学的前沿阵地上开拓，除了着书立说，他还有一种义务，一种责任，应该让中国地质工作者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性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使本国的研究水平向世界水平靠拢。为此，他数次率团参与、组织国际性会议，并作为国际地科联沉积委员会和全球沉积地质委员会委员，促成了中国科学家参与“全球沉积地质计划”中的项目。 主要成果刘宝珺院士在地质领域里从事教学和科研五十余年，在沉积动力学、岩相古地理学、层控矿学、成岩成矿、全球变化、盆地分析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他主编的大专院校统编教材《沉积岩研究方法》、合编的《沉积相及古地理教程》是我国第一部专业沉积学著作，《沉积岩石学》及《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法》作为高校教材及地质、石油、冶金等部门的主要参考书，传播甚广。他还多次在大专院校、地质、石油、冶金等部门举办讲座，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为推动沉积地质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先后出版专著15部、论文百余篇，提出的一些新理论、新观点及研究成果多次获国家、部、省奖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他在地质学领域里的突出贡献，1986年曾被选拔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9年获第一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6年在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荣获地质期潘迪亚罗夫奖，是100年以来第20位获得该殊荣的地质专家，也是我国第一位获得此奖的科学家。1997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百度百科中的词条内容仅供参考，如果您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尤其在法律、医学等领域），建议您咨询相关领域专业人士。 本词条对我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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