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常委、津南区副区长

离休干部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常委、津南区副区长

李树义，男，1955年10月生，汉族，天津市人，197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1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文化。

历任海军雷达兵战士、学员、技师、政治处干事，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政治部宣传处干事，天津市津南（南郊）区委办公室干部、综合信息科副科长，天津市津南区委督查室副主任，天津市津南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天津市津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现任天津市津南区委常委、津南区副区长。

离休干部

日伪时期，高邑全县论亡。在方圆仅222平方公里的高邑县境内，敌人竟修筑长了百余里纵横交错的马路8条，炮楼14座。以赵广、许占亭、赵载南三大汉奸为首的汉奸集团，助纣为虐，气焰十分嚣张。因此高邑号称是“治安模范县”。但是日寇作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在距日伪县警备大队部仅一箭之遥的西南关，就住着一位冀西民训处派出的敌工人员李树义。

李树义，又名李清，高邑县城西南关人。1913年出生，离休前为煤炭工业部第一工程大队直属医院院长，现住河北省邯郸市离职休养。

他自幼家贫，天资聪敏。其父是闻名远近数县的一位拳师，性情豪放，急公好义。李树义少年时代是在凄风苦雨中度过的，家中经常靠典当借贷度日，每到年底，债主塞门。其族叔李塾乐，是高邑县最大的地主兼商人，也是他家最大的债主。为了生存，每到年终其父经常携他登门磕头以求宽限。这种屈辱，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初谙世事，他就萌生了“长大了一定要为穷人办点事”的念头。

当他念完私塾后，恰好学费低廉的高邑县简易师范学校成立，他便进入这所学校继续求学。这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实行“攘外必需安内”的不抵抗主义。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抗议怒潮风起云涌，强烈反对当局的卖国投降政策。这时师范学校的进步青年教师郭嘉章(高邑县早期的共青团员)、侯步文(保定完县人，早年河北农学院肄业)等，经常在课堂上讲时局，遣责当局的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在课下经常传播一些进步书刊给学生。李树义从此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初步认识。

这先进的理论，革命的思想，如同寒夜里的明灯，照亮了他前进的方向。当毕业时，他已逐渐从一个勤奋好学、正直爱国、疾恶如仇的青少年成长为一个关心时局、关心民族存亡、痛恨投降卖国的国民党反动腐朽统治的进步青年。简师毕业后，他就在家乡当小学教师。期间，，他同高邑县西街人杨清源(小学教师本县早期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在杨清源的启发和影响下，李树义开始了革命活动。他同进步青年夏佩兰、高警钟、李胜男三人在一起散发了许多共产党的宣传品，其中有一次还把传单贴到了县衙门口。稍后，他又发起组织了“挽难通讯社”，并一度出版发行了高邑县地方小报“冀南新报”，他还投稿“天津新闻社” “益世报” “商报” “申报”等多种报纸，揭露地方国民政府的腐化堕落，声援上海北平等城市的爱国学生运动，呼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6月，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离开北平南下时，途经高邑稍事休息，李树义以“记者”的身份随国民党县政府头目陈闽儒登车采访。他直接了当地问道： “日军步步紧逼，族危亡在即，不知道政府作何应付?”何只作支吾搪塞。李树义在这次亲眼目睹了这位国民党上层人物之后，心中十分苦闷，更觉得民族危亡当头。 “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他愤然辞掉“教书匠”的饭碗，决心投笔从戌，直接参加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的国防军如潮水般途经高邑沿平汉线南撤，国破家亡的危机迫在眉睫，满怀抗日救国志的李树义，忧心似焚四处奔走呼号。他同进步青年学生郭澧出资购买大枪四枝、手袍一支，又去作国民党县保安队大队长凌恒的工作，劝他把这支武装留住，成立抗击日军保卫家乡的义勇军。开始时，仿佛一切都顺利，国民党县长陈闽儒表示愿意当“后援会”的会长，并答应县政府供应局也参加，改称供应部。但是到1937年9月侵华日军刚到石家庄，这伙平日作威作福的官僚老爷，就置全县人民于水火不顾，携眷弃城南逃。悲愤之余，李树义和郭澧去赞皇牛山沟一带看地势，计划携枪进山打游击。但是在1937年10月13日，高邑沦陷的当天，郭澧在家人的胁裹下，举家南下。他只好独自一人带大枪四支，赶两辆马车护送双亲及家人等，随着逃难的人群，在隆隆的敌机轰炸声中撤到赞皇境内。他到赞皇后，就去孤山牛山沟等地四处寻找八路军游击队，几经周折，终于在这年年底去赞皇黄北坪找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骑兵团，从此以后他便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

1938年春天，他从冀西民训处干部学校(校长杨秀峰，副校长吴砚农，政治指导员边疆)培训毕业后，留冀西民训处工作。在那儿他先后做过交通，秘书和外事工作， (当时的外事工作指同友军及下属各县的联络)。

这时在冀西民训处里，有许多北平的学生，其中组织部副部长程式兰(女)是北平地下党员，她的老师马献图(即马识途)也是地下党员，属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崔月犁领导。 (马识途解放初在嫩江省任省委秘书长时，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为了同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同时也由于根据地内急需购买印钞纸等紧缺物资，1938年冬天，一专区(原先称冀西民训处)专员岳一峰派李树义去北平接关系。一番准备之后，他很顺利地到达北平，在城西区二龙坛王爷佛堂23号(即程式兰家中)同马识途会面。又通过高邑乡绅暴竹全在北平的关系，搞到了印钞纸，顺利完成了任务。这是他第一次当地下交通员，也是他做地下工作的开始。

1940年7月，他按岳一峰的指示，回到家乡专门从事地下工作。其任务是继续负责同北平地下党的联系；给根据地购买急需的紧缺物资，如币纸、药品、缝纫机等；收集日伪的军事动态情报；传递散发宣传品。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他赤胆忠心，舍生忘死，忍辱负重，一直坚持到1946年6月，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这期间，他先后护送马识途一家五口及数名北平民抗先队员青年学生等，到根据地工作，这些青年中有多名在全国解放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如马列(马识途的长子， 曾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驻苏代办，驻匈大使)。这时根据地内经济状况十分艰难，过往人员的食宿路费等，都需他自行筹办。为了解决困难，同时也为了掩护他经常去北平的行踪，他学着做买卖，有时带一些山货进北平，有时买一辆旧自行车带走，变卖物品后从中取利。有时还需用这点簿利，救助北平的一些地下党人。尽管他百般努力，家中也经常是捉襟见肘。1944年冬天，他甚至变卖了衣物，去接马老太太等四人来根据地接受任务，为确保途中安全，仍为他们四人购买二等火车票。他利用同乡好友刘席珍开诊所的有利条件，虚拟了一个“利民诊所”的地址，通过这个通讯地址，为根据地购买了许多药品，同北平方面的信件也都由刘席珍代转。因这个虚设的地址只有邮局的两个关系人韩彩章和傅XX知道，所以一直很安全，从未暴露。

为了做好军事情报工作，他发展了多名可靠的工作关系。其中有在伪军中当书记员的张新禄。 (原高邑县国民党县政府建设科长张士彦之子)，由他定期地把敌人的口令送出，到高邑解放时，张新禄还带出了大枪20支、手枪10支。还有伪县政府电话室的赵同科，也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日伪动态的情报，并且在我军进城日寸，完整地保留了通讯器材。尤其是在1943年11月有一天下午，李树义突然接到了在高邑火车站作材料供应的李从壁的报告说：刚刚有数百名日军在火车站下车，这伙敌人每人的，左上兜上都缀有一颗白扣。他们要求寻找一名熟悉赞皇县去土门、野草湾、百草坪路线的向导，又说明晨出发，要求备齐六天的给养等等。他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想到敌人是企图向分区及地委领导机关搞突然袭击，深感事关重大，当机立断由刘北九连夜奔波将情报及时送到了分区司令部，使我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及时地进行了转移和疏散，并且派部队在赞皇长沙村附近进行了阻击，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保卫了首脑机关的安全，事后受到了分区领导王远芬秦基伟的通令嘉奖。

在这六年之中，他两次身陷魔窟，受尽折磨。第一次是在1942年9月，遭日本宪兵队逮捕。敌人首先摆下了酒席，企图收买他。当宪兵头子问他： “听说先生是可以做大事的，为什么不与大日本做事?”时，他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爱我们的国家，不愿做国人所不齿之事!”敌人恼羞成怒，顿时撤去酒席，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棍棒和鞭子，象雨点般打在他身上，转眼间身上的衣衫就被打成碎条，鲜血淋淋。这时，敌人又把他绑在长条板凳上，灌凉水压杠子，几次昏迷后，又被凉水喷醒……，无论敌人怎样折磨，他抱定了为民族解放牺牲性命的决心，坚守秘密。十几天以后在家人和组织的营救下，敌人不得不安把他“无罪释放”。1945年9月，在高邑解放的前夕，他又遭汉奸出卖而被捕。当时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月有余，国民党忙着网罗人马攫取胜利果实。这时，一位对李树义的地下活动有所觉察自称是“汪精卫的国民党”的人，认为邀功受奖的时机己到，竟去告密。丧心病狂的汉奸高邑县伪警备队大队长许占亭，未经任何审讯，就将他投入死囚笼(俗称霸王笼)。在牢笼里，李树义回想自投身抗日后的经历，为自己能够在民族解放事业中贡献力量而欣慰，面对汉奸卖国贼，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每天在牢笼里大唱抗日歌曲。1945年9月20日午饭后，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敌人的慌乱，又听见城西方向有枪声，想到一定是八路军兵临城下了。于是高兴地大声喊到： “听见了没有?八路军来了!高邑就要解放了!汉奸卖国贼的末日到了!”他怒斥看守说： “快打开锁把我们放了!你在这儿等死等着当汉奸吗?”他的英雄气概震摄了那位伪军看守，终于用颤抖的手打开了牢笼。

由于工作的需要，李树义与许多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干伪事的人有交往。如暴竹全(本县南塔影人，乡绅，七·七事变前，曾在孙家庄中街警察所当警官，其三子绳武投身抗日)，赵载南(本县西良庄人，原国民党县政府商会会长，伪县知事，伪警察局局长)，火车站站长苏XX，传教士瑞典人桑扶义，他幼时的老师伪商会会长李宗周等等。尤其是1944年在第五次“强化治安”期间，他经上级批准，打入伪新民会。这使许多不了解内情的人产生误会，把他当作伪职人员，对此他一直忍辱负重。1946年，当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各地选举人民代表时，高邑县人民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他的入选提出疑问，县长李卓识不得不出面澄清。在全国尚未解放的形势下，因身份已暴露他请求离开高邑，从事他一向热爱的医生职业。1946年7月，经上级批准调往刚刚解放的六道河煤矿医院当医生。从此以后，他杏林耕耘40年，与煤炭工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社会主义建议时期，他先后主持了北戴河和临潼两座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的建设，担任过临潼疗养院平顶山特区总医院，煤炭部第一建筑工程队直属医院的院长，直到年近古稀才离职休养。

星移斗转，光阴如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祖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树义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为耄耋老人。他一生对祖国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他襟怀坦荡两袖清风。每一个熟悉他的人，无不尊重他热爱他，但他至今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当有人问及这点时，他总是认真地说： “我一直在努力，如果我去世后，党组织认为我合格的话，希望能被追认为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