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东观 |
| 释义 | § 简介 东观是中国东汉宫廷中贮藏档案、典籍和从事校书、著述的处所。位于洛阳南宫，修造年代不可考。建筑高大华丽，最上层高阁十二间，四周殿阁相望，绿树成荫，环境幽雅。章帝、和帝以后，为宫廷收藏图籍档案及修撰史书的主要处所。东观归渔 汉代诸帝十分重视东观所藏典籍、档案的校阅和整理。永元十三年(101)春,和帝刘肇往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并“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此后，邓康、马融、李胜等人，先后以校书郎、校书郎中、东观郎等职多次值东观“典校秘书”。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安帝永初四年 (110)，诏令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所藏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后又辟为近臣习读经传的地方。 东观的丰富收藏，为汉代史的修撰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自和帝时起(公元92)，班昭、刘珍、李尤、刘毅、边韶、崔寔、伏无忌、蔡邕等名儒硕学，先后奉诏于东观撰修国史，历时百余年，广泛采用本朝档案典籍，陆续撰成《汉记》143篇 (因修撰于东观，世称 《东观汉记》)。后遭董卓之乱，破坏严重。 § 主要功能 东观最主要的功能当然是收藏图书，特别是新近问世的著作。《后汉书·张奂传》载，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深感四十多万字的《牟氏章句》浮辞繁多，精简为九万字，“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很可惜的是，这些藏书，到东汉后期，随着内乱的加剧，与其他藏书室的珍宝一起散失殆尽。《后汉书·儒林传序》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东观著作 东观的另一重要功能是负责史籍的校订。《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卢植上疏：“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可见考订典籍是东观最重要的工作。东汉时期，大规模地整理典籍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章帝建初四年(79)诸儒校订五经。杨终作《上言宜令诸儒论考五经同异》，认为“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这年十一月，章帝接受其建议，“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当时班固任校书郎，将这次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白虎通》一书盛行于世。第二次是在章帝章和元年(87)，朝廷征诏曹褒校订典籍。《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第三次是在桓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为首校订五经，并将定本镌刻于石碑上，史称“熹平石经”。三次校订史籍，东观著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修史，主要是修撰当朝史迹，也是东观著作的重要工作。前期主要以班彪、班固、班昭一家为主修撰《汉书》；后期先后由刘珍、张衡、蔡邕等主其事，修撰《东观汉记》。所以《史通》说：“中兴之史，出自东观。”需要指出的是，东观不仅是藏书之所，东观还要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后汉书·皇后纪》记载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观著作之优秀者，还被画像，悬在东观，以供人们景仰。如《后汉书·高彪传》就记载：“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高)彪像以劝学者。”这就有点像当今的研究院或高等学府悬挂学术名流画像一样，成为道德文章的典范，当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后汉书·酷吏传》载阳球奏罢鸿都文学书曰：“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这段话可以为推测提供强有力的旁证。 § 主要著作 根据现存史料，东观的建立大约始于光武帝建武(25—56)末年和明帝永平(58—75)初年。《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固“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通典·职官八》：“兰台令史班固、傅毅，洛阳令陈崇，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及杨彪等，并著作东观。”汉人风貌 东汉前期，与东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作家莫过于扶风班氏家族了。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初年，避难至天水，投奔隗嚣门下，曾作《王命论》劝戒隗嚣，不听。后避地河西，依窦融。建武十二年(36)随窦融还京师，举茂才，拜徐令，称病而免，潜心于西汉史著的写作。史书未有班彪诏入东观之记载，然其撰写的前汉历史，为班固撰写《汉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与东观的关系确非寻常。班固(32—92)字孟坚，班彪之子。十六岁即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时，父卒，乃归乡里。明帝永平初年，东海王刘苍为骠骑将军辅政，延纳人才，班固得以入选。以班彪续史未竟，乃潜精研思，欲成其业。其后，为校书郎，除兰台令史，著作东观，典校秘书，时在明帝永平末年。前引《后汉书·张曹郑列传》：“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由此看出，东观在明帝、章帝时期已经建立。班固即在明、章之间活跃于东观。《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其著作除《汉书》一百卷外，集部还著录:“后汉大将军护军司马《班固集》十七卷。《典引》一卷，蔡邕注。”班昭字惠班，一名姬，班固之妹。嫁同郡曹世叔。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见《后汉书·列女传》：“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是班昭入东观续补《汉书》在和帝时期(89—105)。《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后汉徐令《班彪集》二卷，梁五卷。”在汉成帝班婕妤下著录《班昭集》三卷。是扶风班氏家族多有文集行世。 从汉章帝(76—88)至汉顺帝(126—144)为东汉中期。东观著作中，马融(79—166)最具声望。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马援兄子马严之子。据《后汉书·马融传》记载，其一生三入东观:十三岁初入东观，时在和帝永元三年(91)。安帝永初四年(110)，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其二入东观。当时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田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纵横，乘此无备。马融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115)，上《广成颂》以为讽谏，得罪了邓氏，滞于东观，长达十年。桓帝建和元年(147)，外戚大将军梁冀让马融诬奏李固，又为梁冀作《西第颂》。后出为南郡太守。以事得罪梁冀而被免官，髡徙朔方。后“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去官”。是其三在东观已在桓帝时期。《史通序》称“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其实在马融看来未必如此，是滞留东观。利用东观丰富的藏书，马融在此遍注儒家经典。这些详见《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此外，集部还著录：“后汉南郡太守《马融集》九卷。” 东汉中期的东观著作中，黄香是比较重要的文学家。他字文彊，江夏安陆人。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见书。香后告休，及归京师，时千乘王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殿下，顾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观。案千乘王刘伉，建初四年(79)封。《后汉书·文苑传》载：黄香“所著赋、笺、书、令凡五篇”。而张衡更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人。少善属文，游三辅，因入洛阳。《后汉书·张衡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参与天文改历工作，侍中施延、博士黄广、太子舍人李泓、太尉刘恺、尚书令陈忠等人均参与其议。亦在安帝时入东观。与张衡同时代的东观著作还有刘毅，光武帝兄刘曾孙，敬王刘睦之子。初封平望侯。和帝永元(89—104)坐事夺爵。安帝元初元年(114)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为刘珍、马融称美，拜为议郎。由此有名朝廷，为邓太后诏入东观。《汉书》 东汉后期，主要是指汉桓帝(147—167)至汉灵帝(168—189)时期。这个时期，虽然社会变乱加剧，但是，文化事业却格外兴旺，图书激增。因此，在东观之外，另建鸿都储藏图书。当然，国家藏书中心依然还是在东观，中心人物就是蔡邕。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其入东观的时间在汉灵帝刘宏建宁五年(172)，同年改元熹平元年，当时蔡邕四十岁。蔡邕在东观校订史籍，前后六年，基本完成了其重要著作《汉记·十意》。此外，与蔡邕同时的卢植在东汉后期的东观著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卢植(?—190)字子干，涿郡人。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博通古今之学，不守章句。建宁(168—171)中征为博士。熹平四年(175)拜九江太守。又曾为庐江太守。 东汉后期的东观著作中，崔寔也是重要的文学家。他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涿州)人。生卒年不详。著名学者崔瑗之子。此外，还有邓甫德、延笃、朱穆、边韶等人也曾入直东观。邓甫德“永寿(155—158)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是其著作东观在桓帝时期。朱穆(100—163)字公叔，南阳人。初举孝廉。桓帝初年作《崇厚论》以讽时俗。又作《绝交论》名重一时。《后汉书》本传未载其著作东观的时间，但是根据延笃传记可以确定其入东观亦在桓帝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录一卷，亡。”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后汉书·文苑传》：“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后为陈相，卒官。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是其著作东观在桓帝初年。 § 文学风貌 奉诏创作，无外乎歌功颂德，刻意追求繁缛华丽的风格。就其体裁而言，“颂”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根据史料的排比，东观著作的奉诏创作，影响比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奉诏而作是在明帝末年、章帝初年。《后汉书·班彪传》附班固传载：“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典引》作于汉章帝初年。与此同时，班固又与贾逵、杨终、傅毅、侯讽、傅毅等并作《神雀颂》。《东观汉记》卷十五载：“明帝永平十七年，神雀五色翔集京师，帝以问临邑侯刘复，不能对，荐贾逵博物。对曰：‘昔武王修父之业，鸾鹜鸣于岐山，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降胡之征也。’帝召贾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华峤《后汉书》：“贾逵字景伯，有赡才，能通古今学。神爵集宫殿上，召见，敕兰台给笔札，作《神雀颂》，除兰台令史。”《论衡·佚文篇》：“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亦有类似记载。《隋书·经籍志》有傅毅《神雀颂》一卷，当是汇编诸家之作而成。 第二次是在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三年(101)。根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这年正月，和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后汉书·李尤传》载：“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嘲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李尤《东观赋》、《东观铭》大约就作于是时。汉桓帝 第三次大规模奉诏创作的题目是《四巡颂》。但是，四巡颂的创作前后绵延数年，非一时之作。崔寔元和三年奏上，为此还有《上四巡颂表》，颂称汉德，为章帝赏识。同时，丁鸿亦作《奏东巡瑞应》。傅毅、班固并有《东巡颂》，见《古文苑》卷二十一。唯班固之作，《古文苑》作者题作蔡邕。而《艺文类聚》卷三十九、《初学记》卷十三、《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八，并题班固撰。章帝之后，马融于汉安帝刘祜延光三年(124)上《东巡颂》16。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后汉书》本传：“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间王厩长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张衡《东巡诰》当亦作于此时，称“惟二月初吉，帝将狩于岱”。 从上述奉诏创作看，颂体为其核心。而颂的本意就是歌功颂德，甚至“虚而为盈，亡而为有”。为了弥补内容上的不足，就在文辞上翻新花样，繁缛壮丽自然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典引》就是典型的一例。同样是歌颂汉德，司马相如有《封禅文》，扬雄有《剧秦美新》。班固再写，又有什么新意呢?他在序中这样写道:“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文章从太极叙起，用以说明“汉刘”渊源天意，体现盛德。最后归结到:“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将唐尧与汉德紧密联系起来。蔡邕注：“言谁能竟此道，惟唐尧与汉，汉与唐尧而已。”而在典则方面，就是极力用典。根据旧注，本文多次用到《周易》、《尚书》、《毛诗》、《左传》、《孝经》等经典，甚至还运用了《老子》、《庄子》及纬书的典故，表现为繁缛的特点。该文主要以四句为主，如：“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形成后来四六句的雏形。此外，有些文字注重气势，如：“是以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扰缁文皓质于郊，升黄晖采鳞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体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寤寐也。顺命以创制，定性以和神，答三灵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如此等等，通过排比的句式，增强了语言的气势。这种文学特质，展现了东汉一朝的整体文学风貌。 § 地位影响 一个学派的形成必须有几个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共同追求的学术目标。东观著作所追求的就是史家的风范。其影响所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最直接的影响是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各种杂史、笔记相继而出，中国古典小说由此而兴。历来文史不分，大约始于此。故《韩非子·难言》：“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贾谊《新书·胎教》就征引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的《青史子》以为论题的佐证。章太炎说:“疑《青史子》即左氏所著书，《左氏》故称《青史》也。史之所记，大者谓《春秋》，细者谓小说，故《青史子》本古史官记事也。贾生所引胎教之道云云，是礼之别记也，而录在小说家。”可见，史与小说家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以后，这种关系似乎更加密切。赵晔《吴越春秋》归入杂史类，《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归入旧事类，《宣验记》、《应验记》、《列异记》、《述异记》、《异苑》、《搜神记》、《志怪》、《齐谐记》、《幽冥录》、《洞冥记》、《冤魂记》等等小说归入杂传类。至少在隋唐士人心目中，这些均可归入史类的著作。刘知几《史通》具体将其归入史学著作的“补注”一类，以为“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就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所录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张衡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辞赋创作所追求的实录风格。知道东观的建立首先是修国史。故前期的创作以史传为主。譬如班彪、班固父子修撰《汉书》；后期以刘珍、张衡、蔡邕等人为主修撰《东观汉记》，形成了一个严谨征实的创作倾向。故《史通·内篇·载文》称：“汉代辞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就是所谓“虚矫”的辞赋，东汉以后也发生由虚矫而质实的变化。《后汉书·班固传》：“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李贤注：“相如作《上林》《子虚》赋，吾丘寿王作《士大夫论》及《骠骑将军颂》，东方朔作《客难》及《非有先生论》。其辞并以讽谕为主也。”钟肇鹏《王充年谱》据其赋中“宝鼎见兮色纷纭”、“获白雉兮效素鸟”二句，考订宝鼎见在永平六年，获白雉在永平十一年，故确定“赋必作于此时(永平十一年)”。但是，此说未必准确，因为赋有“遂绥哀牢开永昌”句。据李贤注：“绥，安也。哀牢，西南夷号。永平十二年，其国王柳貌相率内属，以其地置永昌郡也。”则事在十二年。王观国《学林》卷七“古赋题”以为“两都赋”实为一篇，“昭明太子乃析而为《西都赋》、《东都赋》，误矣”。《两都赋》约作于明帝永平十二年(69)前后，其时班固正在著作郎任上，故创作上表现为按实而录的色彩。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张衡的《二京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使得东汉辞赋创作表现出一种与西汉迥然有别的时代色彩。 § 相关词条 秦汉文学西汉散文东汉散文西汉辞赋 东汉辞赋秦代散文梁园文学乐府 鸿都门学司马相如《汉书》《东观汉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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