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郡斋读书志》 |
| 释义 | 《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初成于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终成于孝宗淳熙七年至十四年（1180～1187）。共著录晁公武实际收藏图书一千四百六十八部，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中国古代的各类主要图书。它按照当时已通行的分类，总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设类，每类之内，各书大致以时间先后排列，每书下有提要，少则十馀字，多则数百字，这是《郡斋读书志》最重要的特色和贡献。提要大体可分四类：一是介绍作者；二是评论图书价值；三是记录校本异同；四是判别书之真伪。《郡斋读书志》把晁氏郡斋藏书记述得十分清楚，且集著录、介绍、校勘、考订于一书，故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称赞，并为后来目录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 简介 《郡斋读书志》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目录。南宋晁公武撰。晁公武(约1105～1180)字子止。澶州清丰(今巨鹿)人。祖居汴梁昭德坊,故称昭德先生。撰有《易》、《春秋》等诂训传,曾以监本"九经"校蜀石经,撰《石经考异》。在四川荣州为官时得井度大量赠书，1151年前后撰成《郡斋读书志》。该书有1157年前后四川刊行本共 4卷；宋淳祐九年(1249)衢州刊行本，共20卷，收录图书1461部；宋淳祐十年(1250)袁州刊行本共4卷，收录图书1468部。 袁州本后附《后志》2卷、《考异》1卷、《附志》1 卷。《后志》是衢州本传到袁州后，以衢州本中多出的435种编成；《附志》为赵希弁据其私人藏书编成,收录486 种图书，多为晁氏身后新出之书。宋刻袁州本久不见流传。《四库全书》仅得清初流传的巾箱本。1925年在北京故宫发现原刻本，后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 衢州本流传较少，清乾嘉间出现旧钞本。1884年王先谦以袁州本补订，并依衢州本编为20卷，后附赵希弁《附志》1卷。 《郡斋读书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袁州本分43类，包括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7类、集部3类。"衢州本"分为45类,子部多"星历"类，集部多"文说"类。该书前有总序,四部各有总论,各类小序在每类第一种书的提要中，叙述学术源流。每书撰有提要，或介绍作者生平，或讨论书中要旨，或论学派渊源，或述篇章次第， 较偏重于考订。晁公武的《 郡斋读书志》，在目录的体系和提要考订方面都有首创之处，对以后出现的一些著名目录如《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郡斋读书志》有衢本和袁本两种。衢本是信安郡守游钧于淳祐九年（1249年）在衢州刊刻的二十卷本，已失传。同年，宜春郡守黎安朝刊刻了《郡斋读书志》的蜀中传本四卷。当黎氏见到衢本之后，于第二年加刻了四卷本中没有的图书，且补考异一卷并刊，这就是袁本。目前，人们认为最为精善的刻本是光绪十年（1884年）长少王先谦以旧抄衢本校之，并以袁本订补，合为二十卷、附志一卷、卷首一卷的王氏光绪刻本。 § 内容与价值 《郡斋读书志》宋代晁公武所编《郡斋读书志》，以文献著录及其解题形式体现出巨大的学术价值，并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在《郡斋读书志》所著录书中，唐五代文献占很大比例，尤其是其中著录和记载了许多唐五代文学史料。这些资料至今大多已佚，通过《郡斋读书志》的解题能清楚地了解其内容和价值。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解题式私家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著录图书按传唐五代。晁公武所著录的唐五代别集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称“集”，如《陈子昂集》、《储光羲集》等，说明集中有文有诗，或还有赋。第二类称“诗”，如《王昌龄诗》、《李嘉祜诗》等，说明集中均为诗。第三类称“文”，如，《颜真卿文》、《皇甫浞文》等，说明集中只有文。这不仅为后人展示了这些唐人别集的早期版本面貌，也使起对这些唐代作家的文学擅长有所把握，以便更深入地进行唐代作家及其文学研究。 据统计，《郡斋读书志》著录唐五代别集171部、1385卷，涉及的作家、诗人有145位，虽比《宋史-艺文志》涉及的作家少，但有些著录别集却是其它书目所没有的，如《郡斋读书志》“别集上”著录元结诗文集有：《解题曰：右伪吴处常子撰。未详其人。自有序云：“比览孟初中《本事诗》，辄搜箧中所有，依前题七章，类而编之。”然皆唐人诗也。 《四库全书总目》孟檠《本事诗》提要称：“唐代诗人轶事颇赖以存，亦谈艺者所不废也。晁公武《读书志》载五代有处常子者，尝续檠书为二卷，仍依檠例分为七章，皆唐人之诗。今佚不传，惟檠书仅存。”这部《续本事诗》，后世已散佚，但通过这条解题可以知道在孟檠《本事诗》之后又有一部这样的著作，并且是兼有唐诗选本和诗话性质的一部文献。 对于有些唐五代作者的事迹，他书记载有误。晁公武即利用自己掌握的文献加以考辨，如集部别集类著录《萧颖士集》十卷，解题日《郡斋读书志》记载了唐五代作家的著述情况，有助于了解或查找他们的作品。通过解题，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某一作家著作产生、流传、存佚、版本等情况。特别是在原书已佚的情况下，有关该书的哪怕是简略的介绍都十分宝贵。如“别集中”著录《贾至集》十卷，解题说： 右唐贾至幼几也。洛阳人。……集，李邯郸淑家本二十卷，苏弁编次，常仲儒为序，以墓铭、序碑列于后，今亡其半。……从结集、序跋作者、版本到存佚情况均做了介绍，为后人整理《贾至集》提供了许多可靠的文献依据。 § 优劣之处 《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既然存在着衢本和袁本两大版本系统，自然就有人对二本作比勘。最早做这项工作的是清代何焯，但他未对二本优劣予以褒贬。至乾隆末，瞿中溶作校勘，并撮其大要撰为《郡斋读书志考辨举要》。钱大昕读了此文和校记后，赞赏不已，为跋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时有两本……两书卷数不同，所收书则衢本几倍之……马氏《经籍考》所引晁说，皆据衢本，不用袁本，当时两本并存而优劣自判。今世是通行本皆袁本翻刻，予婿瞿生中溶购得钞白衢本，惜无好事者刊行之。”其意在扬衢贬袁。嗣后，顾广圻、黄丕烈、鲍廷博、汪士钟、李富孙、阮元、钱泰吉、王先谦等亦都以为衢本较袁本为优。如阮元谓衢本“次序有法，足为考核之资”④。衢本卷七职官类《麟台故事》条下载有关于《郡斋读书志》收书断限的说明。钱泰吉说：“此晁氏著录大凡也。袁本无之，亦优绌之端也。”瞿中溶和王先谦是对《郡斋读书志》二本研究最力的，他们在详勘二本后，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前志》是“不全初稿”、是残帙。 但是，从三十年代宋刻袁本大量影印行世以后，许多学者出自对宋版书的宝爱，纷纷扬袁抑衢，议论为之一变。文献学前辈张元济先生甚至在《续古逸丛书》所收宋本《跋》中说：“私窃以为袁本出而衢本可废也。”加上袁本影印本流布较广，容易得到，所以，至今不少学者在介绍《郡斋读书志》时，仍然以为袁优衢劣，只介绍袁本，不介绍衢本；不少学人在使用《郡斋读书志》时，只用袁本，不用衢本。 “袁优衢劣”论的盲点之一是：《郡斋读书志》《前志》、《后志》有宋刻原本，而衢本却是后出之本，衢本当然不如袁本。考察古籍，无疑应该重视旧本，尤其象《郡斋读书志》袁本这样的宋刻原本。但是，宋刻原本的优越性，只能在它与同一系统的后出诸本的比较中得到体现，如果与它比较的本子属另一系统，比如，象衢本这种“补正本”，那么，宋刻原本就未必胜过晚出的“补正本”。这么说，丝毫无意贬低宋刻袁本在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价值，特别是其中赵希弁摘编的《后志》，所据就是蜀刻二十卷本，与衢本属同一系统，我们正可以用它来校正通行的汪刻衢本的一些讹误。其次，有的人总认为袁本有宋刻，而衢本则没有宋刻，殊不知宋刻衢本就在眼前。《后志》的收书量几乎占整个衢本的三分之一，为《前志》的三分之一强。这部“残宋本”，正是游钧刻本的部分翻刻本，它在版本和校勘上的价值并不低于黎安朝翻刻的《前志》。 “袁优衢劣”论的盲点之二是：通行的汪刻衢本有缺简，而袁本则是完整的。汪刻衢本的缺简确实是它的主要缺点，但造成汪刻衢本这一缺点的原因是“后天”的，不能因此而改变二本“先天”就存在的内容上的优劣之差。在衢本足本没有被发现之前，弥补这一缺憾的唯一办法，就是象汪士钟、黄丕烈、李富孙那样，用《经籍考》、袁本以及其他衢本进行配补。经考证，汪刻衢本配补的文字，大致是可信的。人们往往注意到汪刻衢本有缺简，却忽视了宋刻袁本也非足本。《后志》之所以不是足本，比较容易理解，这是因为赵希弁在摘编时把其中与《附志》重见的三十三种以及其他三种删去了。钱大昕说：“希弁得衢本，参校为《后志》二卷，以补其阙，其与希弁同者，不复重列，盖已非完书矣。”就是指此而言。钱氏没有注意到，后人也从未提到过，四卷的《前志》其实也非足本。《前志》卷三下医家类著录有宋代王惟德所撰《铜人腧穴针灸图》三卷，按其解题文意，与王惟德此书了不相关，乃系同类《明堂针灸图》一书的解题错置于此。《明堂针灸图》三卷，袁本收录在《后志》卷二医家类。袁本的《前志》和《后志》是分开刊刻的，《前志》刻在前，“既刊传矣”，“继得”衢本，然后由赵希弁摘编，再刻《后志》。刊刻在后的《后志》，其文字是不可能错入刊刻在前的《前志》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作为《前志》前身的蜀刻四卷本中，《明堂针灸图》三卷与《铜人腧穴针灸图》三卷紧列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以上的错简。无独有偶，《前志》儒家类《法言》十三卷解题中有“皇朝司马光集晋李轨、唐柳宗元、皇朝宋咸、吴秘注”二十字，乃《后志》卷二《温公集注法言》十三卷的解题。可以断言，在《前志》的祖本蜀刻四卷本中，此两书是和衢本一样，紧排在一起的，而黎、赵所得之本却已遗落后者。《前志》究竟比它的完整的祖本残缺多少，已无由考知。我们只能根据偶然被保留在《前志》中的错简，知道宋刻袁本《前志》并非足本，并非蜀刻四卷本完整的面目。 “袁优衢劣”论的盲点之三是：既然赵希弁摘录《前志》未载者编成《后志》，那么，《前志》加《后志》，自然就应该等于衢本；与其使用晚出的衢本，不如使用宋刻的《前志》加《后志》。这是一种误会。产生这一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了解赵希弁的摘编工作是如何进行的。赵希弁摘编《后志》是有他的体例的。首先，他删去了跟他所编的《附志》著录书相重复的蜀刻二十卷本的三十六种书的解题，于是，二十卷本完整面目已不复存在。后人如果要查阅这三十六种书的解题，只能依靠衢本。其次，凡衢本与《前志》同见的书，无论其书名、卷数、撰者以及解题是否存在异文，也不论衢本作了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补正，赵希弁均予删去。再次，赵希弁在《后志》前抄录了“衢本目录”，在《后志》末编成了《考异》，试图反映衢本的分类和归类。可是，由于工作的疏略，类目标题前后乖违，归类“考异”遗落正多，衢本分类和归类的特点及其真实的面目并没有得到忠实的保留。除此之外，大概由于赵希弁当年急于摘编付梓，衢本中至少有三十余种书未能编入《后志》，甚至不见于《附志》，故后人如欲借《郡斋读书志》考察这些书的情况，非赖衢本而莫得。赵希弁摘编的《后志》，包括他抄录“衢本目录”，撰编《考异》，都是作为一种补救手段进行的，必然带上某些不足之处。只能说：赵希弁的补救工作为研究古籍，探索《郡斋读书志》的流传，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是绝对不能说《前志》加《后志》就等于衢本。 总之《郡斋读书志》二本的优劣，不能仅仅根据现存钞本或刻本的时代来评判，而应对它们的内容（比如，收录书数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排、书名的著录、卷数的著录、作者的著录、解题等）作全面的考察。在使用、征引《郡斋读书志》时，仅据影印的宋刻袁本无法窥见《郡斋读书志》的终成面目，必须参看衢本；单用衢本则难免被它的错讹所误。笔者曾撰编《郡斋读书志校证》，以衢本为底本，合校二本，使读者得一本如得二本，既省去翻检查核之劳，也便于参酌弃取。合校本还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心得，作了疏证和考订；书后附有王立翔先生编的书名和人名索引，颇便查检。 § 参考资料 http://www.juzhai.com/all/Article/ShowInfo.asp?ID=7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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