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红旗》 |
| 释义 | § 简介 《红旗》杂志《红旗》杂志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是共产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是无产阶级的喉舌。在北京 出版，同时在上海等15个城市设代印点。除汉文版外，还有蒙古文、藏文、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版。除国内发行外，还发行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红旗》杂志的主要任务是：密切结合实际宣传、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解释和论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总结和阐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解答党员、干部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批评党内和社会上错误的思潮和倾向，评述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还承担辅导干部理论学习的任务。它的编辑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杂志内容严格坚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力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以帮助广大读者提高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 1983年邓小平为《红旗》创刊 25周年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进一步为《红旗》的编辑工作指明了方向。 《红旗》杂志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党内外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理论宣传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大专院校学生为主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为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除刊登重点文章外,还辟有各种专栏，如“论坛”“思想评论”“经济评论”“国际评论”“干部理论学习”“工作研究” “调查报告”“青年天地”“新语丝”“文艺新作选评”“图书评介”等。为活跃理论研究, 更好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从1986年9月起, 又开辟了“理论探讨”专栏。《红旗》杂志帮助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艺、教育、科技、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各项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 红旗杂志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由总编辑、副总编辑和编辑委员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统一领导全社的编辑和党政工作。还设有红旗出版社，主要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和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教材方面的书籍。 1988年7月1日，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主办的全党理论刊物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 1989年 8月起，《求是》杂志改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创刊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首刊《红旗》杂志 此次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会议要求全党积极地支持这个杂志，要求各级党委经常供给稿件，而且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应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就这样，《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创刊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需要，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分歧互相促进的产物，而其中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一是毛泽东首先发出倡议，二是倡议并奠定了办刊物的两个出发点，三是指定总编、题写刊头、亲拟编委名单。 首刊《红旗》杂志 毛泽东首先发出倡议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他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毛泽东在这里提及的“办刊物”，指的就是《红旗》杂志的创办问题。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 毛泽东倡议办刊物的两个出发点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23岁开始讲学，学问是慢慢学来的。耶稣年纪不大，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看你方向对不对。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办刊物，只要方向不错，就对了。”“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写，也不会去看书了。”“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6篇就够了。总之，10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现英雄豪杰的。”“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谭延闿、赵恒惕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中，不难看出他倡议办刊物的出发点：一方面是想压倒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他们争夺理论阵地；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提高中共领导人的理论水平，解放他们的思想，以便使他们能够放手大胆地支持毛泽东即将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他用“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等论断，来鼓舞士气，告诫与会者没有必要怕教授，因为虽然他们学问多，但是真理掌握在我们手里，就像办刊物一样，只要方向正确，就可以了。 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名 毛泽东指定总编、题写刊头、亲拟编委名单 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在筹备出版期间，他亲自参加了许多相关的事宜。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他高度赞扬了《红旗》发刊词，亲笔为《红旗》题写了刊头，而且还亲自拟定了第一任编委名单。 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另外，毛泽东在他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的旁边，还写了“这种写法是从绸舞来的，画红旗”及有一幅“比较从容”的字样，以供陈伯达考虑。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二十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从以上的种种细节中，足以看出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的重视程度。 《红旗》编委会的阵营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对于这个编委名单，李锐曾提到：“开初拟定的召集人名单中似有我，我表示自己业务甚忙，后来也就没有列我的名字。”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可以说囊括了当时中共中央所有的“笔杆子”，而且从编委名单安排上，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拟定这份名单时的仔细酌量。 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自己非常重要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还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1] § 发刊词 《红旗》杂志发刊词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次伟大胜利，使中国从长期沉眠不醒的状态中翻过身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所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现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处在空前的大跃进的时代。革命正在继续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在具有冲天气概的中国人民面前，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凡是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老制度和沉浮观念，都要死亡；凡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和新思想，都在发出自己的生命的威力。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它在中国的这个新形势下创刊，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 中国无产阶级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已经在中国思想界举起了自己的红旗。中国人民在这个旗帜下胜利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内主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开展思想战线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传统，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而把中国人民从资产阶级的束缚下面解放出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个别人在书斋中的空想的产物，而是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它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的统一。它本身集中了劳动人民和整个人类所积累的知识，反映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性和伟大革命毅力。因此，它反过来成为人民群众斗争的指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经常教育全党，要象列宁那样，善于密切地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尊重新鲜事物，敢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坚持真理，坚决地同修正主义和一切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思潮决裂。“红旗”杂志在自己的工作中，将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我们相信，在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照耀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红旗”杂志将一定能够努力完成它所应当担负的任务。 红旗红旗绝色的旗永远的一面旗帜 。[1] § 调查研究，理论指导 一、突出理论性，又与现实紧密联系 理论联系实际，是《红旗》杂志一贯坚持的指导原则，也是它进行理论宣传的一个鲜明的特点。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从不刊登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所谓“理论”文章。所有文章，都是以现实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管所论的是天上地下、国内国外、历史古今，还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坚持同现实紧密联系。 《红旗》杂志在对调查研究的宣传中注重从理论以及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进行论述，如：1961年第3、4合期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一切从实际出发》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文章指出：凡是在政策上犯了右的或“左”的错误的，都是不重视和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凡是正确地掌握政策、工作做得好的，都是十分重视了解情况，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经常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加强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最好的方法，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保证，进而强调这是一种真理。文章并结合毛泽东总结出的一系列具体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进行论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服务指导实践的能力。 1961年第9、10合期施东向[③]《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一文，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历史实践，论述了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心环节和根本方法的观点。作者指出：调查研究不是仅仅从理论上去谈，而是要把它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去，因为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调查者付出辛勤的劳动，围绕事物做详细周密的调查，并在占有详细资料的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最后强调党的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认真地实行调查研究。 1961年第13期范若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文章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正确对待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就是要做调查研究。随后作者用革命导师列宁对待调查研究的例子对党员群众在建设实践中坚持调查研究作了正面的积极引导。 从对上述《红旗》杂志宣传介绍调查研究的理论文章的观察中，不难看出，《红旗》杂志作为党的理论刊物，在重视从理论上宣传调查研究的同时，又大都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坚持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事例，对现实中党的干部坚持调查研究的实践予以榜样上的引导。这种宣传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原则，能够较好的为广大群众和党的基层干部所了解掌握，为推动调查研究的落实奠定了基础。 二、重点介绍方法，注重引导实践 在1960至1962年间宣传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红旗》杂志除花费大量篇幅对调查研究进行理论上论证和思想上宣传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具体的指导方法、调查工作中的态度和原则等方面对调查研究进行了宣传和介绍，不仅强调党员和群众对调查研究理论上的认识，更重视对他们进行调查研究实践上的指导。 1961年第3、4合期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文，除上面强调的从理论上论证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之外，还从一系列具体的方法上对党的干部和群众坚持调查研究作了重要引导。文章主要介绍了以下几种调查研究的方法：一是领导者亲自动手作比较深入地典型调查。因为，尽管领导者做一些“走马观花”式的调查以及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报告、统计数字，都是必要的；但是，了解情况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还是亲自动手作比较深入的典型调查。二是召开调查会。作为一种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开好调查会又需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即：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制定周密详细调查计划；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系统的从历史到现状调查等。三是坚持调查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1961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的《调查研究的态度》一文，文章强调了正确的态度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什么样的态度才算是调查研究中需要坚持的正确态度，即虚心的态度，具体来讲，就是要有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要诚诚恳恳地十分虚心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虚心的态度是进行调查研究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文章随后介绍了在进行调查研究时需要人们注意的几点原则，即客观性的原则、全面性的原则和深入性的原则。同时，文章还指出，只有坚持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才是真正地尊重实际、真正虚心地向实际学习，并且强调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实事求是的过程。此外，刊载于1961年第23期的谢觉哉《学习常谈》一文也对调查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态度、方法和一系列原则做了总结性的论述。 以上文章都是专门就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宣传介绍，其他还有许多文章根据所关注问题和领域的不同，对在不同领域和具体部门的实际中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做了具体的方法指导，并就用调查研究的结果指导各部门的工作实践提出了要求。如关注农业方面的文章有1960年第17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农村调查研究工作》等；工业方面的文章有1961年第3、4合期《争取我国工业生产建设的新胜利》等；科研工作方面的文章有1961年第11期《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材料调查》等；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章有1962年第18期《充分发挥统计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等。 《红旗》杂志重视对调查研究方法的指导和各部门具体实践中的引导，应该说是抓住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关键，其突出作用也通过党在国民经济各领域调整中所做的大量调查报告，以及依据这些调查报告所制定的各项调整政策和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中体现出来。 三、宣传调查研究与宣传党的其他优良作风、传统和工作方法相结合 《红旗》杂志在大力宣传调查研究的同时，又根据党的相关方针政策，将其与党的其他优良作风、传统和工作方法的宣传相结合，也是这一时期《红旗》杂志宣传调查研究的一大特点。 群众路线一直以来都是党非常重视的一种工作方法，并被称为“三大作风”之一。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坚持群众路线作为整顿党的作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历史关头，对群众路线的宣传自然成为宣传调查研究的重要补充。从1960年第14期《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到1961年第2期《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第7期《心中时时刻刻要有群众》、第8期《有事同群众商量》和第14期《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再到1962年第6期《共产党员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这些文章都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强调。 除重视对群众路线的宣传以外，《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其他具体的工作方法予以宣传介绍，如1960年第23期《全面安排 综合平衡》和第24期《集中力量 各个解决》；1961年第12期《“做笨事”》[④]、第13期《谈胸中有“数”》[⑤]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第20期《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⑥]；1962年第2期《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第6期《从全局出发》、第7期《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第10期《严格要求和耐心说服相结合》、第11期《试验和推广》和第12期《论鞭策》等，以上文章对党的基层干部在具体实际工作中予以方法上的指导。 历史上，党在作风建设和调查研究的关系问题上积累的经验证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往往是转变党风、端正思想路线的先导，也是其它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落到实处的前提和重要保障。《红旗》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群众路线等党的优良作风、传统和工作方法的介绍中都强调要坚持调查研究这一根本方法，只有搞好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和方法对”。调查研究与党的其他优良传统、作风和工作方法的宣传相结合，为这一时期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将农村工作放在突出地位 1960至1962年间，《红旗》杂志在宣传调查研究时，非常重视在农村工作中坚持调查研究的宣传，把农村工作和解决农村问题摆在突出的地位。《红旗》杂志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关于农村工作的文章，1960年首先强调的就是《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第14期）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农村调查研究工作》（第17期）；1961年发表了《因地制宜地实行“三包一奖”制度》（第15、16合期）、《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第17期）、《农村人民公社的按劳分配问题》（第18期）、《加强农村基层干部学习的领导》（第19期）、《更好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第20期）、《正确对待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经济差别》（第23期）等文章；1962年又针对农村工作指出《做好人民公社的财务工作》（第1期）、《不违农时是领导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第7期）、《农村人民公社干部应该加强经济核算观点》（第12期）、《论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第14期）等问题。 《红旗》杂志将农村工作放在调查研究宣传中的突出地位，直接受到此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思考问题的影响。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村，不仅是出于他历来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这一思想特点，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遭受困难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农村。农民缺吃少穿，大量人口患浮肿病，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这种严重的状况。1961年随同田家英到浙江农村进行调查的逄先知后来回忆说：“说实在的，当时下去调查，只要态度端正，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但要说容易，也并不那么容易。关键在于能不能冲破思想束缚，有没有提出问题的勇气。”[⑦]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发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要把农村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以及由毛泽东亲自指导的田家英、胡绳和陈伯达三个调查组也都是以农村为调查对象。经过对农村问题的实地调查，总结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和缺陷，经过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草案）就成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出的第一个硕果。随后在商业、工业和教育等领域又陆续形成了“商业四十条”、“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等调整的指导文献。 《红旗》杂志在调查研究中对农村工作的重视，抓住了20世纪60年代初党对调查研究宣传中的主要矛盾，对于将全党的关注目光和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工作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为党在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树起了“红旗”，指明了方向。 五、形式多样，生动活泼 自创刊以来，《红旗》杂志在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时，就坚持将它的宣传工作看作是一种方向上的指导，而非指令，即“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是通过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理论联系实际的宣传，帮助读者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政策水平，辨别是非、真伪、正误的能力”。[⑧] 在20世纪60年代初《红旗》杂志对调查研究的宣传中，这一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特点，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比如一系列木刻、漫画和小说等艺术表现形式的应用，就充分运用了漫画清晰明了的特点和小说通俗易懂、引人深思的优势，从另一个侧面为调查研究的理论宣传做了很好的注解，起到了宣传调查研究的辅助作用。 <红旗》杂志1961年第1期第28页为杜鸿年所作的一幅套色木刻《下乡》，展现的是党的基层干部赶着马车到农村去指导农业生产的场景。这和党在当时强调基层干部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以做到“四同”为要求，特别是要把“十二条”完完整整的交给群众等一系列政策是相吻合的。这也就向广大党的基层干部展示了一种真正的深入实际做好群众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同年第3、4合期第37页刊载的是介夫的套色木刻作品《同商量》，描绘了一位党的基层干部同几位农民围坐在田间地头商量问题的场景，大家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围坐在一起，畅快地商量着农业生产中的事情。这幅作品同样反映的是党的基层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如何做好农业工作的问题，体现的是一种“遇事同群众商量”，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坚决的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1961年第21、22合期刊载了一篇管桦的小说《葛梅》，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勤劳、负责的商业工作者（即小说的主人公葛梅，公社中心商店的采购员）支援农业生产的故事。描述了她主动协助农村基层干部（即小说中的“我”）实地调查，搞清农田虫害的面积；认真做好农副产品的贸易工作；以及在农忙时节冒雨夜走公社各队统计农业生产工具的配置采购问题等场景。同时，小说中“我”亲身调查的农田受灾面积由上午四百亩变为下午六百三十亩的变化，也指出了调查研究需要随时间变化而调整的问题，要使调查研究做到经常化、细致化，这也和1961年底《红旗》杂志总结一年来调查研究经验的趋势是一致的。 同年第24期也有一篇小说，是周立波的《在一个星期天里》，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叫做大桥公社的党委书记杜清泉在一个星期天里的故事。首先，他一大早趁天没亮走去院后的菜园平整土地种菜以增加副业生产，随后公社其他干部也来到菜园共同劳作。早饭后，在他家中召开例常的包括生产队支书、队长等基层干部和社员参加的调查座谈会，言谈随意，来去自如，因而他往往可以从这些座谈中了解到基层的实际情况。同时，小说对杜清泉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做了介绍：一是，尽管记性好，但依然保持对重要事件和数字做笔记的习惯，且随身携带记录本。二是，遇到农业生产中的问题，亲自去做调查，并注重同有经验的老农商量，尊重他们的意见。正如小说中所写，在听完老农对农田虫害的讲解后，对杜清泉而言，“这些讲究，有的他也早知道，但还是虚心地听着。他认为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要用心学习，知道的也应该得到别人经验的佐证。”[⑨]这样，一个作风踏实、勤谨，责任心强的公社干部的形象就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小说对于基层干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引导也十分明显，使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宣传深入人心。 可读性是杂志的生命线。党刊作为党的喉舌，肩负着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引发读者的理论思考、深入全党对一定时期党内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并为党提供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借鉴等重大使命。因此，理论宣传力求做到有深度而不艰涩，以切实增强党刊的可读性，应该成为党刊的指导原则。通过本文对《红旗》杂志1960至1962年宣传调查研究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红旗》杂志在宣传调查研究时，大量采用木刻、漫画和小说等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调查研究的宣传，实现了理论的生动化、鲜活化和亲切化，使刊物在促进党内理论探讨和方便人们理解把握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对于调查研究在全党和全国范围的兴起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2] § 邓小平与《红旗》杂志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杰出领导人，对于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曾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指导，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及时地引领《红旗》走出困境。１９８３年又为《红旗》杂志题词，为《红旗》指明前进方向。现据我个人了解到的，记述如下。 主持《红旗》杂志第一次编委会 １９５８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在中央关于主办《红旗》杂志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两次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批发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成立编辑小组和上报名单，并及时提供稿件。接着，邓小平又以中央总书记身份主持召开《红旗》杂志第一次编辑委员会会议，会议宣布编委会的成立和分工，研究组稿、写稿问题。这个编委会由３６人组成，成员是党的各方面的领导和党内一些专家。在这次会上，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工作人员在通知编委开会时，把编委、理论家李达误当作副总参谋长李达通知了。那天，副总参谋长李达到了会场才发现不对，邓小平说，既来了，你也坐下听听。 邓小平还在百忙中审看了《红旗》发刊词。可以这样说，《红旗》杂志的奠基工程和开篇，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关怀指导下进行的。 对《红旗》作好国际宣传提出要求 党中央对《红旗》杂志的国际宣传给以特别的关注。据有的材料讲，毛泽东办《红旗》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中国人说话全世界都要听。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意思：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红旗》成立之初，缺乏搞国际问题的专门人才，也没设国际组。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搞，于是《红旗》在１９６０年成立了国际组。当年５月，邓小平审阅《红旗》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最后胜利属于日本人民》清样时，批示《红旗》：“以后遇有国际重大问题，都应该写些评论，而且尽可能要求理论性较高一些，以区别于《人民日报》的评论。”这个要求既重要又明确。所谓理论性，就是作者不仅对于所论国际问题了然于心，而且要有分析，有论证，让人看了，不仅知道事情的原委曲直，还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进而作更深一层的思考。当时《红旗》在中央指导下，刊发了一批有分量、有影响、能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文章，值得我们珍惜和总结。 关心《红旗》编辑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邓小平很关注《红旗》编辑队伍的建设和人员素质的培养与提高。１９６０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办好《红旗》，要从各个学校、各个地方抽调一批有培养和发展前途的干部到《红旗》工作。当年就调进十几个人补充进编辑队伍。１９６１年，邓小平针对《红旗》编辑人员不足的情况，说要有一批人，分门别类地专门研究一些问题，这样才能拿出文章来。当然也要出去作些调查研究。到了一定时期，就能搞出一些东西。为了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一些省、市选拔一批理论干部，充实到《红旗》及中央其他理论宣传部门。为此特地召开了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会，商定人员调动事宜。后来落实共调５２人，其中有２１人调给红旗杂志社，大大加强了编辑力量。这些人经过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锻炼，后来大部分成为我党宣传理论工作的骨干。 邓小平说：《红旗》是写文章的地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一些文件起草工作的时候，曾指出，在座的都是熟面孔，希望以后多见到一些新面孔，要培养年轻人学会写文章。部队不是提出这个要求吗？学写文章，派人到《红旗》去学嘛！《红旗》是写文章的地方。 中央军委领导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每年都从各总部、各大军区抽人到《红旗》学习，每批四人，时间一年。这一举措一直到１９６４年。以后因搞“四清”而中断。 邓小平对《红旗》的要求和评价，极大地鼓舞了编辑人员。当时编辑部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读书、写作空气，人人都把研究、写好文章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干。每个人都有读书、写作计划，各个业务编辑组都把自己成员的写作当作组内一项任务来组织落实——不是作为个人行为，而是作为集体的一项任务来对待。编辑部定期召开编后会，来交流编辑及写作方面的心得体会及经验、问题；还举办各种讲座，请专家、学者讲学，以提高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研究、写作能力。社领导及时传达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经常就文章选题、文章写作、文章修改等方面问题，给编辑人员以具体而全面的指导。他们还主持每期重点文章的修改，吸收一些年轻的编辑人员参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有力地促进了年轻人的成长。 主持修改纪念建党４０周年社论 发表于１９６１年的《红旗》社论《发挥党的优良传统》，是为纪念建党４０周年写的。初稿由一位副总编主持起草，重点是结合当时实际，讲党的三大作风，每修改一次，清样都送中央领导审阅。 其间，刘少奇看后指示文章要用实事求是串起来，说现在有些人自己不实事求是，也不许别人实事求是，不许反映真实情况。后来毛泽东指示，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邓小平看过清样后提出，不把自我批评作为一个问题来写；讲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可以提到。另外一次，稿子上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对“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句，改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特别指出，这样提好。 最后，由邓小平亲自主持社论的修改和定稿，会上通读一遍，边读边改： （一）有人提原稿没提对手工业的改造，但不好加上，邓小平说，不讲了，讲大的； （二）在清样“中国人民的胜利，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之后，又加上一句“大大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 （三）对清样“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改革，也必须了解有关的客观情况，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规律办事”，改为“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条件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执行党的政策”； （四）在“大跃进的三年中，显著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句前面，加上了“在过去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五）清样上“群众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一致的”这句话里没提还存在矛盾这一面，删去； （六）邓小平还提出，社论还应该谈到执政党的地位问题，正式发表的社论，按邓小平的意见，增补了有关内容。 布置写关于“红”与“专”的文章 １９６５年，邓小平特地布置《红旗》写一篇关于论述“红”与“专”的文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１９６１年以后，中央对自１９５８年开展的拔白旗、插红旗、“红”“专”大辩论、批判“白”“专”道路等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消极影响，有所纠正。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对于“红”“专”问题，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同时也遭到党内极左思潮的反对。林彪大讲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宣传中甚至有政治代替业务的倾向，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谈业务，钻专业，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逐步把钻研业务与“白”“专”道路等同起来，极大地妨碍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邓小平正是针对这一情况，要《红旗》杂志写文章讲清“红”与“专”的关系，指明正确处理“红”“专”关系的途径，以澄清林彪等“左”的干扰所造成的混乱，为人才成长和作用发挥创造良好条件。根据邓小平的部署，《红旗》工作人员开始收集资料，拟订提纲，经过几次讨论，在即将成文时，“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事便不了了之。 拨正《红旗》工作方向 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全党工作处于徘徊状态：一方面，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摆脱“文革”的错误路线，坚持“两个凡是”；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声，努力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工作走上健康正确的发展道路。当时这两种思潮、两种主张集中表现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上。 就在这两种思想较量中，《红旗》总编辑按照当时中央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一位负责人的指示，“不介入”讨论，这实际上就是要《红旗》消极抵制这场讨论。《红旗》的这一立场引起党内外极大的不满，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个月。 在此期间，《红旗》约请谭震林写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红旗》总编辑看后，觉得与中央负责人指示精神不合，提出请作者改掉这些内容，作者不改，于是便就此事写信上报中央，请中央决定。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邓小平为《红旗》杂志题词 为《红旗》题词 邓小平对《红旗》的关心是一贯的。１９８０年以后，他曾就《红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问题，特意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红旗》编辑部，指示应注意的事项，关怀细致。 １９８３年适逢《红旗》创刊２５周年纪念。邓小平欣然提笔，为《红旗》题词：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题词，表明邓小平对中央党刊的关怀，对党的理论工作的关怀。他提出的“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实践的需要，党和人民对党刊和理论工作的期望，为党刊和理论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红旗》杂志后因种种原因，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于１９８８年停刊。邓小平对于《红旗》的种种关怀，种种指示，早已成为办好党刊的重要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经常温习，细心体会，用心实践，使党刊愈办愈好。[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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