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游仙诗》 |
| 释义 | § 渊源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将早期的游仙诗分为两类：“游仙诸诗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有取焉。若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游行天下，令乐人歌之，乃其惑也，后人尤而效之，惑之惑也。诗虽工，何取哉?”朱乾认为前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远游》，《远游》中“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二句是此类诗之主旨。《游仙诗》 后一类起于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原诗已佚，其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继承前一类的有曹植的《五游诗》、《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等，写游仙不过是抒其愤世之情。继承后一类的有汉乐府《吟叹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都以求仙为主旨。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 类型 游仙是汉魏六朝诗坛的一个重要主题，它曾风靡一时，广为流布。仅据现存资料统计，就曾有过60余名作者，260多篇作品，可以想见其当年的盛况。创作的兴盛带动了理论的发展。六朝时，对游仙诗的研究也随之起步。钟嵘《诗品》的品评已涉及游仙诗，卷中评郭璞《游仙诗》“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云云，实际上是把游仙诗分为了“列仙之趣”和“坎壈咏怀”两大类，并将前者作为正体。萧统《文选》特立“游仙”一目，标志着游仙作为一种诗型已正式为批评界所确认。所选作品为何劭一首和郭璞七首。前者为“列仙之趣”的苗裔，后者为“坎壈咏怀”之代表。从入选的数量看，萧统不仅承认“坎壈咏怀”为游仙之一体，而且还是颇为赞许的。其后，唐代李善、清代朱乾等人也都是沿袭了这种分类的思路。从“游”与“仙”的组合关系入手，来加以梳理归类。游仙诗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曹植 1.游仙诗(狭义) 这类诗，就“游”而言，以叙述者介入为特征，通常采用第一人称或隐含的第一人称(即由于诗歌语言的限制，作品没有出现代词“我”、“吾”等，但实际上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我”游仙的历程;就“仙”而言，可以是仙境、仙人，或者仙术。例如，嵇康《游仙诗》：“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属于这一系列的，还有汉乐府《长歌行》、《董逃行》、《善哉行》、《陇西行》、《艳歌》，曹操《气出倡》、《陌上桑》，曹植《远游篇》、《五游咏》、《仙人篇》，戴暠《神仙篇》，王褒《轻举篇》等以及曹植、鲍照、卢思道、释慧净诸人的《升天行》等。 2.咏仙诗 在这类诗中，叙述者不参与“游”的过程，而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叙述仙人之游。例如，郭璞《游仙诗》其三：“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寂冥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吟咏的似仙似隐的“寂冥士”。汉乐府《王子乔》、《淮南王》，张华《萧史曲》，曹毗《黄帝赞诗》，湛方生《庐山神仙诗》，江淹《云山赞四首》(《王子乔》、《阴长生》、《白云》、《秦女》)等也可归入这一系列。 3.慕仙诗 叙述者没有介入“游”仙的过程，但却表现出强烈的仙意，即对仙界的企慕和对游仙的向往。触发慕仙之情的原因，可能是感物兴怀，或体玄悟道，或鄙弃尘世，或登山临水。“慕仙”之名取自何劭《游仙诗》“长怀慕仙类，眇然心绵邈”。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慕仙诗，叙述者感于松柏之常青而思讬玄远，渴慕长生。成公绥《游仙诗》也是因为感于迟暮，而希望能够跟随仙人学道、采药：“盛年无几时，奄忽行欲老。那得赤松子，从学度世道。西入华阴山，求得神芝草。”这种慕仙的意趣在中古诗歌中是屡见不鲜的。当然，以上分类是相对的，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划分的。实际上一首游仙诗往往是综合而成的，可能由慕仙而转入游仙，或由咏仙而归结为慕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其侧重点所在来确定。 另外，如果以诗中对“仙”的价值取向差异为依据来界定，可以把游仙诗分为正游仙诗和反游仙诗。所谓正游仙诗就是对“仙”采取肯定和向往态度之诗，所谓反游仙诗是指虽然采用了游仙诗的形式，但表现出的却是对成仙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曹丕《游仙诗》(《折杨柳行》)是非常典型的反游仙诗，诗的前半部分是对汉乐府游仙作品中常出现的仙人赐药、轻举远游等情节的戏仿：“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但紧接着后半部分却引出了对求仙的否定：“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 综上所述，中古游仙诗从“游”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游仙诗(狭义)、咏仙诗、慕仙诗三类;从“仙”的意趣看，可以分为正游仙诗和反游仙诗。 § 结构 不同类型的游仙诗，其结构板块也不同。分而论之： 1.游仙诗(狭义)的结构 游仙诗(狭义)的结构可以分为游仙的缘起、游仙的历程、游仙的终结三大板块。 (1)游仙的缘起 缘起部分叙述的是游仙的动机。游仙作品所提供的动机大致有三类： 动机之一是为了摆脱由时间局限而产生的生命悲剧——死亡恐惧。人生是短暂的，而短暂的人生又充满了艰辛和苦难，于是诗人不得不走向飘渺的幻境，以求得生命的永恒与欢娱。《离骚》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将人生之痛表达得多么深切感人。而《远游》的“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则已透出深厚的哲学意味。沿袭这一传统，游仙诗反复不已地传达出企盼与仙人相遇，受仙道、得仙药而获长生的强烈愿望，汉乐府《长歌行》、《董逃行》、《善哉行》、《陇西行》等，皆此例。文人创作的游仙诗也每每禁不住流露出死的恐惧和生的焦虑。嵇康 动机之二是为了摆脱由空间局限而产生的生命悲剧——尘世迫隘。人的生命不但受时间的限制，而且受空间的压迫，局限在狭隘的世界里，无法磅礴万物，而达到与天地并生的境界。于是人们便幻想着轻举远游，飞向无穷之境，融于天地之间，并由空间的无穷而臻于时间的无尽。《远游》所描绘的“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阔而无天。听惝怳而无闻。超无为以至清，与泰初而邻”，便是这样的境界。朱乾说：“游仙诸诗，嫌九洲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取焉”(《乐府正义》卷十二)，此之谓也。 动机之三是为了摆脱由人世局限所产生的生命悲剧──社会束缚。短暂而渺小的人生复又受到人世社会的种种限制，而不得自由。诗人只能在幻想中远离污浊的尘世，飞向理想的乐园。这一动机的源头，亦可追溯到《楚辞》。《离骚》中诗人感叹道：“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九章·涉江》中，诗人又再次表白：“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楚辞》的其他篇章也反复陈述了这种摆脱时俗的愿望。这一动机频频出现于后世“坎壈咏怀”式的游仙诗之中，嵇康《五言诗》云：“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何为秽浊间，动摇生尘垢。慷慨之远游，整驾俟良辰”；郭璞《游仙诗》亦称：“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云云，皆所谓“假栖遁之辞，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刘熙载《艺概·诗概》)。 当然，游仙诗的这三重动机并非各自孤立、互不相干的，一首游仙诗完全可能出现两种以上的动机，但总有一种动机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一动机对于确定游仙诗的类型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说来，以摆脱生命的时间悲剧为主导动机的游仙诗往往表现出“列仙之趣”，以摆脱生命的空间悲剧为主导动机的游仙诗旨在追求自由与超越，以摆脱生命的社会悲剧为主导动机的游仙诗大都属于“坎壈咏怀”的一类。 (2)游仙的历程 历程部分是对仙人度引(赐药、授道)行为以及求仙者仙游(包括对舆驾、佩饰的描写)、访仙、习道、求女、修炼(包括采药、服食、炼气)等行为的展开。这里，我们着重分析一下游仙的路径问题。大致说来，诗中所提供的游仙路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路径之一是上下型，即登山或升天。先说升天，这是最容易理解的游仙路径，因为那是一个超越于凡尘的世界，是白云帝乡、神皇所居。求仙者能步入天宫，自当视为极乐：“今日乐上乐，相从步云衢。”(汉乐府《艳歌》)；“朝止阊阖宫，暮宴清都阙。腾盖隐奔星，低銮避行月。”(沈约《和竟陵王游仙诗》其二) 升天之外，便是登山。而登山的主要目的也还是为了升天。这与原始神话中“天梯”的信仰有关，据说神、人分离之后，维系二者联系便只能靠天梯，而天梯往往就是山。于是游仙者每每幻想着在山间遇见仙人或登上天庭：“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尺，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御，将吾天上游。”(汉乐府《陇西行》)登山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采药。仙话中关于不死山、不死药、不死树的传说和现实中方士采药的实践无疑极大地启发了诗人的想象力：“经历名山，芝草飜飜。”(汉乐府《善哉行》)；“登岳采五芝，涉涧将六草。”(郭璞《游仙诗》其十五)由此，天庭和山林便成了游仙者梦魂牵引的去处。 路径之二是东西型，指游仙主人公作东西向的飞行。这是中古游仙诗中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假如游仙者不是漫无边际地周游，而是朝某一个方向飞进，那么他们通常是选择东西向，而不是南北向。究其缘由，其实也简单，因为西方的昆仑和东方的蓬瀛是中国古代仙乡的祖籍地，这就是台湾学者王孝廉所说的“中国古代的仙乡可以归结为两个系统：一个是由仙人、方士、蓬莱(海上仙山)、归墟所组成的东方仙乡；一个是由神、巫、昆仑(帝之下都)、黄河之源所组成的西方仙乡。”且看诗例，西向昆仑的如：“游仙迫西极，弱水隔流沙。”(张华《游仙诗》其四)；“瑶台风不息，赤水正涟漪。峥嵘玄圃上，聊攀琼树枝。”(沈约《和竟陵王游仙诗》其一) 东向蓬瀛的如：“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曹植《平陵东行》)；“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嵇康《琴歌》) 东西向往来于昆仑、蓬莱之间的如：“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曹植《远游篇》)；“远游绝尘雾，轻举观沧溟。蓬莱阴倒景，昆仑罩层城。”(王彪之《游仙诗》)在中古游仙诗中，东西向的路径是出现频率最高的。 路径之三是周游型，即上下浮沉、四方求索。这是游仙类文学作品最古老的路径，或许与其最符合游仙的原型“魂游”有关。在早期的游仙作品中这一路径象征着神秘的“死亡─再生”仪式。汉以后，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原始神话巫术意味越来越淡，理性的色彩越来越浓。由于五言诗篇幅所限，后世周游式的路径，往往比较简单化、程式化，通常以“四海”、“五岳”、“八极”、“八紘”、“十方”以及“东、西、南、北”来表示，重在强调遨游之愉悦和求索之艰辛：“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登玄渚，南翔陟丹邱。”(曹植《游仙诗》)；“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凌历五岳，忽行万亿。”(嵇康《代秋胡歌诗》其六)。自晋代起，随着游仙诗叙事性的减弱，诗中所呈现的路径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化，有的作品几乎完全是典故的堆砌，根本找不出主人公的游仙路径，表明文人的兴趣越来越由“游”向“仙”转化。 (3)游仙的终结 终结之一：诀别或超越 “坎壈咏怀”式的游仙诗通常以诀别时俗作为终结，例如，嵇康《游仙诗》：“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郭璞《游仙诗》其十三：“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以“列仙之趣”或玄学意趣为主旨游仙诗通常归结为获得永恒，融入无穷，长生久视，与道逍遥：嵇康《琴歌》：“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郭璞《游仙诗》其十：“永偕帝乡侣，千龄共逍遥。” 终结之二：失败或回归 此类终结较多地出现在“反游仙诗”中。有的游仙者虽然渴望成仙，但其内心的疑虑或犹豫却往往导致了最终的失败。曹操《秋胡行》就是叙述游仙者晨上散关山，遇见三位来自昆仑山的真人，欲度引其成仙。但他“沉吟不诀”，结果真人“遂上升天”，留下不尽的遗憾。 有的游仙诗，主人公在漫游求索一番之后，最终却以所谓“天命”、“圣道”等价值观念否定游仙、回归世俗。曹丕《游仙诗》云：“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大人识真伪，愚夫好忘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也有的游仙诗虽然并不怀疑或否定游仙，但却把列仙之趣和世俗的君臣父子、忠孝仁义融合起来，游仙的目的不是超越凡尘，而是报孝君王、福泽子孙，使游仙走向了世俗化。 2.咏仙诗的结构 咏仙诗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主干部分与引发部分两大块。《游仙诗》 (1)主干部分 就是具体吟咏的部分。咏仙诗所吟咏的对象主要是仙人、求仙者、仙物、仙境等。吟咏较多的仙人有黄帝、王母、淮南王、萧史、嬴女、王子乔、浮丘、洪崖以及不知名的仙者、仙客、真人等，吟咏较多的求仙者有王远、栾巴、秦皇、汉武以及所谓的“冥寂士”等。有些咏仙诗大致是对仙传的隐括，例如乐府《淮南王》、曹毗《黄帝赞诗》(此诗又题《咏史》，颇可说明这种类型的咏仙诗可以视为咏史诗在游仙领域的延伸)、鲍照、张融、江总的《萧史曲》等；而有些咏仙诗则是作者自摅胸臆、驰骋想象创作出来的仙游故事，例如曹植《桂之树行》、陆机《前缓声歌》、郭璞《游仙诗》。其三、谢灵运《缓歌行》、袁彖《游僊诗》、沈约《前缓声歌》、阴铿《赋咏得神仙诗》、张正见《神仙篇》、陆瑜《仙人揽六著》等。这一类型的咏仙诗与狭义游仙诗颇为相似，区别仅在于游仙诗叙述主人公“我”之游仙，而咏仙诗则叙述他人之游仙。以仙物作为吟咏题材的诗也不在少数。所咏之物有仙枣、芝草、丹木、白云等，托名韩终的《采药诗》、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四、庾肩吾《芝草诗》、鲍照《白云诗》、江淹《云山赞·白云》、沈约《和王中书德充咏白云诗》等皆此类。咏仙诗所咏之仙境有昆仑、蓬莱、东南射山、桃花源、月宫、天庭等。如《步虚辞》其七：“骞树玄景园，焕烂七宝林。天兽三百名，狮子巨万寻。飞龙踯躅鸣，神凤应节吟。灵风扇奇华，清香散人衿。”天界仙景，几呼之欲出。 (2)引发部分 主要是议论析理和颂咏仙德，这是咏仙诗的附加板块。议论析理如，庾信《步虚词》其四“有象犹虚豁，忘形本自然”，“无名万物始，有道百仞初”，“道生乃太乙，守静即玄根。”颂咏仙德如，《时人为三茅君谣》：“妻子保堂室，使我无百忧。”《王子乔》：“令我圣朝应太平，养民若子事父明，当究天禄永康宁。”关于咏仙诗的结构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出现了组诗，如萧衍《上云乐》，分为《凤台曲》、《桐柏曲》、《方丈曲》、《方诸曲》、《玉龟曲》、《金丹曲》、《金陵曲》七篇，江淹《云山赞》则由《王子乔》、《阴长生》、《白云》、《秦女》四篇组成，仿佛是一幅幅连环画面依次展开，实开曹唐咏仙组诗之先河。 3.慕仙诗的结构 慕仙诗的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有慕仙诱因和慕仙情怀两大块组成。试以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例，标示如下： A.阮籍《咏怀诗》其四十 诱发因素：“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修龄适余愿，光宠非己威。”(生命意识)；慕仙情怀：“安期步天路，松子与世违。焉得凌霄翼，飘飖登云湄。” B.嵇康《答二郭诗》其二 诱发因素：“坎壈趣世教，常恐缨网罗。”(尘世迫厄)；慕仙情怀：“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 汉魏六朝是游仙诗兴起和成型的阶段，它为后代奠定了一个基本的范式。就类型而言，后代的游仙诗就总不出游仙(狭义)、咏仙和慕仙三大类，只不过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而已。特别表现在大量组诗的出现，较突出的例子如曹唐《大游仙》十八首、《小游仙》九十八首等。就结构而言，游仙诗可能出现的基本板块在六朝均已具备。但后代并不是简单因袭，而是进行了变化和重组。主要表现在板块的省略上，也就是说在六朝游仙诗中通常会出现的板块，在后代常常有一些会被简化掉。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体例关系。例如吴筠《游仙二十四首》，由于它是组诗，游仙诗的缘起、过程和终结三大板块被分散到各首诗中。第一、二首交待了缘起“启册观往载，摇怀考今情。终古已寂寂，举世何营营。悟彼众仙妙，超然含至精”，“吾方遗喧嚣，立节慕高举。解兹区中恋，结彼霄外侣”。此后的几篇开始叙述游仙的过程，如“纵身太霞上，眇眇虚中浮。八威先启行，五老同我游”(其二十三)。最后，第二十四首归结为“返视太初先，与道冥至一”、“玄栖忘玄深，无得固无失”，回归永恒。因此，单就其中的某一章而言，结构是“残缺”的，但通篇来看，却依然是完整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时代风尚的不同造成的。六朝诗歌受玄言诗的影响，好作申发，后代诗歌讲究含蓄，叙述者的主观色彩往往含而不露，潜藏于字里行间。例如曹唐的大、小游仙诗，咏怀仙人，重在客观展现，少有主观点评，但慕仙之情依然溢于言表。当然在结构上完全沿袭六朝游仙诗的也不在少数。例如卢照邻《怀仙引》是很典型的游仙诗三段式结构，先说明缘起：“若有人兮山之曲，驾青虬兮乘白鹿，往从之游愿心足”，恍惚看见仙人，而生同游之心，然后叙述过程：“怀飞阁，度飞梁。休余马于幽谷，挂余冠于夕阳。曲复曲兮烟庄邃，行复行兮天路长”，最后终结为获得永恒：“天长地久时相忆，千龄万代一来游”。此外，反游仙诗在后代同样存在，例如白居易《梦仙》叙述一个求仙失败的“梦仙者”的故事，最后归结为神仙不可求：“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营。苟无金骨相，不列丹台名。徒传辟谷法，虚受烧丹经。只自取勤苦，百年终不成。悲哉梦仙人，一梦误一生。”游仙诗至汉魏六朝而基本成型，后世可以超越，却无法脱开。深入剖析其类型特征和结构模式，对探明游仙诗萌发与演化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 郭璞诗 郭璞的《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有9首为残篇。钟嵘《诗品》说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这是很确切的评价。但是，由于当时玄言诗盛行，其《游仙诗》又多写隐逸生活，所以许多评论家将其诗与玄言诗联系起来，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郭璞的为人和创作实际。玄言以老庄为思想基础，老庄主张无为、逍遥。老庄的隐逸，是一种自我保全、超世绝俗的生活方式。郭璞不然，《晋书·郭璞传》说他“好经术”，其立身行事始终接近儒家。《晋书》所载他的一些奏疏，持论皆以儒家经典为本。他身处西晋末年的战乱，虽屈沉下僚，却始终留意仕进。他因“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晋书·郭璞传》)。所以他的《游仙诗》写隐居高蹈，乃是仕宦失意的反映，而非如道家之鄙弃仕途；他所抒发的不是庄子的那种逍遥精神，而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他的游仙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咱特殊方式。郭璞 《游仙诗》的第一、二首，集中写其隐逸之情，如其一：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时则保龙见，退以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此诗写仕宦之求不如高蹈隐逸，山林之乐胜于求仙。隐居高蹈，可以保持品德完好和自身的自由；退回尘世，则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能显示其“坎壈”之怀的是第五首：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游仙诗》也有几首是写神仙世界的，但多别有怀抱，如第三含有讽刺权贵势要之意；第六首寓有警诫统治者灾祸将至之意。正如陈祚明所说：郭璞“《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二)。 西晋后期至东晋初年，诗道不振，孙楚、潘尼、曹摅、枣腆诸人之诗，玄理渐多，平淡寡味，故钟嵘说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而郭璞《游仙诗》则以文采富丽见称于时。王隐《晋书》说郭璞“文藻粲丽”(《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曰：“景纯艳逸，……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钟嵘《诗品》评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平淡”，即淡乎寡味，郭璞的诗与这类作品相反，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无枯燥的说理，而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境界、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这在当时是高出侪辈、独领风骚的，故刘勰说其“足冠中兴”，钟嵘评为“中兴第一”。 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朱自清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的确，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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