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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雷洁琼
释义

§ 人物简历

雷洁琼同志遗像

雷洁琼祖籍广东台山,生于广东省广州市。著名的社会学家。

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后任中国新政治学会副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社会学系教授。

1977年后历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北京市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民进中央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是第一、二、三、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

雷洁琼因病于2011年1月9日17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2]

§ 人物年表

1946年6月23日,雷洁琼(右二)在上海反内战群众大会上演说

1925-1931年赴美留学,在南加州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

1931-1937年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

1940-1941年任江西泰和中政大学教授。

1941-1946年任上海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

1946-1952年任燕京大学教授。

1953-1973年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

1973年至今任北京大学教授。

1972-1983年任北京市副市长。

1954年在丹麦参加国际妇女联合会会议。

1956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参加国际法律协会会议。

1978年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伊拉克进行友好访问。

1980年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委员会成员到瑞士、瑞典、法国、英国、丹麦进行视察工作。

1980年率代表团参加美国全国社会教育会议。

1982年率中国妇女代表团去泰国参加泰王国建都二百周年庆典活动。

1983年率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去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友好访问。

1984年参加全国政协代表团去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1985年率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1985年去香港出席第二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

1986年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制小组,去香港调查研究。

1993年10月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第四次大会。

作为社会活动家,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历任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3]

§ 生平经历

雷洁琼青年时代

一、幼承父教,志向远大

雷洁琼祖籍台山市大江镇。1905年9月,出生在广州市。祖父雷嵩学早年因家境贫寒,曾以契约工身份到美国从事开采金矿劳作,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后来在美国经商。雷洁琼的父亲雷子昌在国内读书,考取了前清举人,因受维新改良主义的影响,思想开明,后来当了一名律师兼任一家杂志社的主编。他非常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针对当时有大批贫苦人民被拐骗贩运到海外做“猪仔”(苦力),他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他们申诉;还常到贩运“猪仔”的船上,向他们讲被贩运到海外的苦难,告诉贫苦人民不要上当受骗。

1913年,雷洁琼考入广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年幼的她,常跟着父亲到码头去。当她看到那些面黄肌瘦、满面愁苦的乡民这么勤奋,就问父亲:“为什么有钱人吃得好,穿得暖,而他们却这样穷苦?” 父亲对这个善于思考、性格刚强的小女儿十分喜爱,不仅给她讲了许多道理,而且在从事帮助穷苦人的活动时,常带上她。在父亲的影响下,雷洁琼从小就喜欢阅读中国文学和外国翻译著作,受到新文化思想的熏陶。

一天,父亲将一篇向“猪仔”宣传的讲演稿交给雷洁琼,问她:“你愿意到贩运‘猪仔’的船上为大家宣读这个讲稿吗?”小洁琼高兴地说:“我去!我愿意去!我一定把这个讲稿念好,请您放心吧!”她认真地把讲稿读了两遍,然后独自来到船上,站在人群当中,高声背道:“叔叔、伯伯们,你们不要到海外去做苦工,不要受欺骗,他们把人当作牲畜去买卖,这是不道德的,你们在家乡虽然贫困,但是在海外要经受更苦难的遭遇……”众人向这个小小年纪的女孩投以惊奇的目光。她稚嫩的童音,天真的表情,吸引着众人静静地听。他们边听边点头称赞说:“小姑娘,你讲得真好呀,讲得有道理!”“你这个小姑娘了不起呀!我们听了你讲的话,心里有些明白了!”小洁琼亲切地回答:“这是我父亲想让你们明白的道理。”

此后,她又多次跟随父亲一起到农村对贫苦的农民宣讲。父女俩的讲话在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许多农民避免受骗上当。她父亲还时常教导小洁琼对劳动人民要平等相待。有一次,她在家中教一个小保姆读书识字,保姆学不好,小洁琼一生气就打了小保姆一下。向来对子女谆谆教育的父亲这次却勃然大怒,他严厉地批评小洁琼没有平等待人,并让她向小保姆道歉。

父亲对劳动者、对弱者的爱护和同情,给童年的雷洁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雷洁琼在心里埋下了终生为社会服务、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种子。

二、留学归国,倡导节育

1924年,雷洁琼与二哥一起赴美国留学。193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南加洲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并获得最佳成绩“银瓶奖”。同年返回祖国,在北平(今北京)燕京大学法学院执教。1933年,她与清华大学的陈过、协和医院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的杨崇瑞等人共同发起开展节制生育活动,成立“节制生育咨询部”,并在当时的《晨报》出副刊,作节制生育的广泛宣传。这个活动是我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活动之一。

三十年代初,作为燕京大学的教授,雷洁琼并不满足于履行一个教师的职责,她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1934年,她应谢冰心之邀,参加了平绥沿线(即今京色线)的社会调查。当时平绥沿线人民生活相当贫穷落后。这对刚踏进社会不久的雷洁琼是一次锻炼,也是她毕生注重社会调查研究的初试和体验。这次社会调查研究主要在于教会的状况,同时又对我国西北地区妇女儿童及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入了解。这为她以后研究中国的家庭、婚姻、妇女等问题提供了感性认识。

1935年3月31日,雷洁琼撰文从“儿童福利问题”谈到了节制生育。她在文中将儿童福利能否得到保护,提高到“影响国家前途”的高度。她指出:儿童的教养从前是个人或家庭的任务,现代儿童的教养却是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她从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健康权、教育权、娱乐权及保护家庭权等方面,向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提出一系列需解决的问题,从提高民族素质的角度阐述了节制生育的重要性。1946年3月23日,雷洁琼在《人民世纪》第四期中撰文,为中国的儿童呼吁,再次提出“儿童是人类生命的延续者,社会文化的继承人,国家民族将来的主人翁。因此,儿童不应该被视为父母的私用品,家庭的财产;儿童的天赋权利应该受到社会的保障,儿童的教养与福利,应该受国家的重视与照顾”。在这篇文章中,她列举大量的事实,揭露当时中国儿童受虐待的惨状。据她当时调查的数字表明,1930年中国各地收容弃婴36570人,1940年增长近一倍,为62299人。雷洁琼以一个知识女性的愤怒,向当时黑暗的中国社会发出抗争。

三、挺身抗日,不让须眉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燕京大学学生走上北平街头,举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示威游行,雷洁琼是燕京大学唯一参加这次游行的女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纷纷组成抗日救亡队南下。1937年冬,她放弃了燕京大学的教职,投身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到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先后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负责人、江西伤兵管理委员会上校课长和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妇女班主任、江西省战斗妇女班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主要活动是组织训练妇女参加抗日活动,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培训各地妇女改进会干部。六期干部训练班共培训了妇女170人,其中的两期是她主持的。其间中共江西省委输送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训练班。训练班人员毕业后,成为了各县开展妇女工作的骨干。此外,她还联合江西各界妇女组成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永新县和赣县成立了两个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难童100余人。这期间,雷洁琼同许多爱国青年合作共事,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党的领导干部,如周恩来、邓颖超、陈少敏、陈毅等。她在与这些共产党员交往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实行全民抗战路线,并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有无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从而逐渐向共产党靠近,并在其影响下开展救亡工作。从1938年至1940年,在江西省83个县的44个之中建立了妇女队。尤其在革命老根据地,群众觉悟较高,大批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和开展征募捐献运动,到前线慰劳抗战将士等等。在这条战线上,雷洁琼一直艰苦奋斗到1941年,并撰写了一系列指导实际工作的文章,其中的十几篇在她创办的《江西妇女》、《农村妇女》和《妇女组训丛书》等书刊上发表。在这些文章中,她围绕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现状、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表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她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当时中国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及奴役。同时,她通过各渠道倡导妇女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她提出要重视农村妇女,指出:“妇女运动的目的既为提高妇女地位,谋妇女解放,使有独立人格生产技能,共促社会性进步,那么妇女运动绝不能忽略农村妇女的福利。”在妇女干部训练班中,雷洁琼作为班主任亲自为该班授课,从“什么是妇女问题”到“各时代社会性的妇女生活”及“现代妇女解放思想的高潮”等等,进行深入的阐述,使训练班的妇女从理论到实践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雷洁琼深深感到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重要,她不辞辛苦,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了解她们的生活,从而提出了如何组织、训练这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她认为推展农村妇女运动是抗战期间的紧急任务,对于争取最后胜利有重要作用。为此,她提出增强妇女智能、文化水平、政治觉悟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铲除封建残余对妇女的毒害等一系列具体的意见,尽力减少中国农村歧视、残害、压迫、欺侮妇女的现象。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先驱,雷洁琼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发出自己心底的呼唤。

在江西期间,雷洁琼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江西妇女和各界人士的赞扬。雷洁琼还认识了许多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尤其使她难以忘怀的是,1938年5月她在庐山参加妇女谈话会时,有幸听到邓颖超作的题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报告,使她对解放区妇女运动的情况有了深刻了解。同时,邓颖超挚诚谦虚、坚强干练的形象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为她后来追随、拥戴共产党开创的事业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1941年7月,雷洁琼与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教授结婚。同年,雷洁琼回到上海,任东吴大学教授,兼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复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

四、追求民主,血洒下关

抗日胜利后,雷洁琼继续开展妇女运动,并针对当时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开始积极参与争取民主政治活动,撰写了一系列抨击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贪污腐败的文章。1945年12月,她与马叙伦等人一起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6月23日,在全国人民掀起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浪潮中,雷洁琼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赴京和平请愿的9个代表之一(代表团惟一的女性),赴南京请愿。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东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强行包围和殴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6?23”下关惨案,当时雷洁琼41岁,被国民党暴徒殴打至昏迷。当她在昏迷中醒来时,第一个见到的是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等人站在她面前,给予她慰问和支持。随后,她又收到毛泽东、朱德、李维汉、陆定一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慰问电。这一事件,使雷洁琼受到极大教育,她彻底看清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野心,也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到蒋家王朝已是民心丧尽。从此,作为民主党派的重要领导者,雷洁琼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在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她始终站在斗争的前线。

1946年2月,雷洁琼在《评论半月刊》上发表了《民主运动与妇女解放》一文。她再次以妇女的解放作为衡量民主社会的标尺,对国民党政府进行鞭挞。她指出:“八年抗战的胜利,争取民族的解放,然而战争胜利后,很多事实证明,我们国家仍停留在不民主的阶段上。最低限度的每个国家应有身体、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妇女的民权还得不到伸张,全体人民还得不到自由的时候,根本谈不到女权,何能求提解放?”她指出妇女解放应该在民主运动中争取,妇女运动应完全与民主运动相配合,只有在国家民主实现以后,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同年5月,她在邮局妇联举办的“母亲节”会上发表了题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讲话。她说:“过去与日本人作战,我们妇女应该鼓励我们的丈夫和子女去参与为了民主生存与保卫国土的战争,可是今天我们应力阻作战的丈夫或儿子,今天是母亲节,做母亲的不要儿子去作战,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团结起来!”

1946年秋,雷洁琼回到北京,继续任燕京大学教授。翌年3月,她在《燕京新闻》上撰写了《论现阶段的妇女运动》,再次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虚伪民主,她指出:“目前妇女悲惨的厄运,只有在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才有所补救。现阶段的妇女运动应该配合其他社会运动以谋社会性之革新,达到民主生活社会的实现。封建的帝王统治社会或垄断专制的法西斯社会的妇女,不会获得自由与平等权利。”雷洁琼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勇往直前,利用一切形式和机会向全社会发出呐喊。1947年底至1948年初的天津《大公报》上连载了她在北京大学女同学会主办的演讲会上的演讲节录——“36年来的妇女运动”。同年3月8日又刊登了她的“中国妇女之出路”。在这里,她明确指出:“妇女平等地位保证,自由与解放的获取,一定要在新的社会里才能成为事实。”她以大量事实,告诉人民群众和广大妇女,人民的翻身解放要靠一种新生力量,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

五、肝胆与共,参政议政

1949年,正当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雷洁琼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4月3日,她在大会致闭幕词。她热情歌颂了城乡妇女的团结一致,并号召广大妇女继续奋斗,争取全国解放的目标早日实现。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雷洁琼作为民主促进会的八个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国家体制的讨论和制定,同时参与了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开国大典时,雷洁琼荣幸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雷洁琼对我国的婚姻法、宪法的制定做了大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1950年4月13日),她撰写了“婚姻法与儿童保护”一文,于6月1日在天津《进步日报》上发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她以大量事实鞭挞了旧中国婚姻的不自由、男女的不平等以及老无所养、少无所依的丑恶现象,从而赞颂新中国《婚姻法》“不独保障婚姻自由,男女权利平等,解放妇女在婚姻上家庭上的束缚,同时对于后一代也特别照顾与保障”。婚姻法的制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妇女的地位,也从根本上解救了中国的妇女和儿童。

1953年3月,是中央人民政府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雷洁琼当时任北京政治学院副教务长。3月5日,她通过《教工通报》撰文,号召教育工作者积极参加贯彻《婚姻法》运动,她指出:贯彻《婚姻法》运动,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不要视为只是私人家务小事,不要以“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来应付它。以后,她又不断撰文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对真正落实婚姻法,真正提高妇女的地位给予指导。

十年动乱期间,雷洁琼被迫停止一切社会活动。1976年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1978年2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雷洁琼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参与修改宪法。在这之后,她拟定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法制的文章。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国家又颁布了七项法律,其中对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方面作出许多具体规定。这些都与雷洁琼的努力分不开。在这些法律条文颁布后,她不忘利用各种场合进行解说宣传,希望中国的妇女真正享受到法律的保护,希望全社会真正依法保护妇女儿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1979年初春,雷洁琼以74岁高龄走马上任北京市副市长,主要分管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在4年的任期中,她不停地奔走于寺院、教堂、学校和福利企业之间,使许多在“文革”中被关闭的寺院和教堂重新开放。1979年8月,她又为《中国妇女》撰文,让广大妇女懂得如何依靠法律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改革开放后,雷洁琼参与制定了新的婚姻法,并对宣传理解和执行新婚姻法做了大量工作。

1982年,全国政协举行专题座谈会,对修改宪法展开深入讨论。雷洁琼对宪法修改草案中第46条有关妇女的规定发表了自己的体会,利用详实的资料,列举我国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妇女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同时,她也以十年动乱后我国由于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全国各地尤其是农村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事实,说明新的宪法修改草案进一步明文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更有利于调动广大妇女积极性,有利于我国妇女运动的发展。

雷洁琼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邓小平主席的领导下工作。她对邓小平为新时期政协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由衷敬佩。雷洁琼讲述了邓小平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特别对邓小平同志,把统一战线的对象扩大为“两个爱国者”(即不仅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还应该包括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联盟、把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与民主党派之间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誉以共”十六字方针、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明确为“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提出确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民主党派在政治上自决、在组织上独立、在法律上平等三原则等问题非常拥护。邓小平同志不仅为开创新时期统一战线新局面制定了大政方针,而且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且非常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雷洁琼以自身的感受说:我除担任民进的领导工作和全国人大的一部分工作,还参加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小平同志对我们很信任。

从1989年6月,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到1996年底,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人士举行协商会、座谈会等已达100多人次。这期间,雷洁琼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老一代领导重视统一战线、无党派人士真诚团结、亲密合作的作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雷洁琼曾回忆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四大、十五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李鹏总理在人大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每次都事先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1997年9月,雷洁琼作为中共中央邀请的贵宾,列席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下,民进会作为参政党之一,充分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

从1953年雷洁琼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赴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争取妇女权利及世界妇女大会起,到1997年,她率领或参加全国人大等代表团出访了世界五大洲的2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有的国家如法国、丹麦、澳大利亚、泰国的出访不止一次,并出席了众多的国际性会议,在国际讲坛上一次次发表演讲。世界各国人民从她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形象、中国妇女的形象,听到了伟大中国人民的声音,增进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了解,从而促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早年我在美国读书时,那里的种族歧视很厉害,看不起中国人。到外面参观穿得好一点,有人就问你是不是日本人;知道你是中国人,有的连房子也不愿租给你,遇到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忆起在美国留学时的境况,犹如触动了她身上的一块伤疤,依然隐隐作痛。雷洁琼说:“新中国成立后,我随中国代表团出国访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特别是开放改革以来,我国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综合国力大增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海外的华人华侨扬眉吐气,挺直了腰杆,世界各国人民也为中国喝彩!”

抚今追昔,雷洁琼常为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而骄傲!同时,她也时时刻刻为国事竭心尽智。

雷洁琼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9年时间里,参加了大量的外事活动,而这仅仅是她工作的一个方面。从1988年到1996年,雷洁琼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等身份,先后会见了来自世界84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界要员和各界人士,共达346起。进入90年代,雷洁琼接待和会见外宾的场次明显增多,每天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

作为著名学者、教授,雷洁琼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这不仅表现在她长期担任中国多所大学的教授,亲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更表现在她对中国教育事业的长远思考和有力推动上。作为民进中央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雷洁琼历来主张以教育界人士为主要联系对象的,民进会要为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她在民进会内倡导成立教育基金会,发动民进组织和会员为加强基础教育、普及义务教育献计献策。为推动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她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还曾到北京广渠门中学亲切看望“宏志班”的受助学生,对孩子们给予殷切的勉励。1996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广东省江门市农林小学收到雷洁琼寄赠的一批儿童读物,她始终没有忘记一年前视察过的这所学校的孩子们。在她的心目中,振兴民族希望在教育,祖国的未来在于今天的青少年的培养。

雷洁琼还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彪炳史册的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以及多部教育等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倾注了她的心血。从1985年到1993年,雷洁琼担任了香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尽管年事已高,但她参与组织这两个基本法起草工作依然殚精竭虑,并多次亲赴港澳,广泛听取港澳各界人士的意见,进行民主协商。此外,她还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的工作。作为国家领导人、著名法学家的雷洁琼,她想得更深,看得更远。

在谈到香港基本法这部重要法律时,雷洁琼说道:“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历时四年零八个月,委员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完成了这项神圣的使命。这部法律完整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思,从根本上保障了香港的长远利益。这不仅仅是一件关系到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也是一项关系到维护民族利益的尊严,以及完成祖国未来统一大业的大事。因此邓小平同志赞扬基本法是个伟大的创造,写出一部具有历史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著作。”

自从天安门广场那块香港回归倒计时牌竖立起来,耄耋之年的雷洁琼天天都在数,天天都在盼。她不止一次地表达迫切盼望香港回归祖国的心情:香港回归,雪洗国耻,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

在这个永载中华民族史册的庄严时刻到来时,雷洁琼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以91岁高龄飞抵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亲身经历了这一民族盛事、世纪庆典。当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主席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时,这位饱经沧桑、与世纪同行的老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眼睛里噙满了热泪……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香港回归祖国,一雪百年国耻,炎黄子孙扬眉吐气。回归后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香港一定能保持长期繁荣和稳定。十年过去了,香港的经济发展,已经印证了这一个道理。

雷洁琼,这位经历过一个多世纪沧桑岁月、穿越时代长空的风雨历程、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的老人,在历史的长河留下了她非凡的业绩,在她的心灵深处,也珍藏着许许多多的往事。而这些往事,则是她对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的见证,是她对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的亲历。

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在地,也是雷洁琼曾经办公的地方。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庄严的国徽,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她是那样的熟悉,那般的亲切。一次又一次,她率领或参加中国代表团从这里起程,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飞往世界各地,一去又一回,她满载着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深情厚意和美好祝愿,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尽管已过百岁了,但雷洁琼依然耳聪目明。有人曾经询问雷洁琼的长寿秘诀,雷洁琼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雷洁琼的养生之道与众不同。她以工作为最大的生活乐趣,每分每秒她都十分珍惜。老人每天起得很早,5点到6点,是雷打不动的读书时间,每天的饮食很有规律,早、午、晚三餐基本上正点,无论是在家吃饭,还是外出赴宴,从不过量。

这是一位走过一个世纪风雨历程的老人,这是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老人,这是一位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老人,她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祖国的沃土,她的生命之花在时代的春天中绽放。因而,她的精神不老,生命之树长青。

雷洁琼是国家领导人,是社会活动家、科学家。而作为中华妇女的英才之一,她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应该说在她人生历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点仅从她的诸多著述中便可见一斑。尤其是解放前从三十年代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十几年,她对中国的儿童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妇女的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进行社会剖析,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这对唤醒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妇女起到的历史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解放后,她为我国婚姻法的制定及有关妇女、儿童及婚姻家庭等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指示,充分体现了她对国家、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六、挚友、益友、诤友

2005年9月6日,北京秋高气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雷洁琼家中,亲切看望这位百岁老人,代表中共中央向她表示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一同前往看望。下午3时10分,胡锦涛等来到雷洁琼家中。见到坐在轮椅里的雷老,胡锦涛走上前去,俯下身子,同她热情握手,祝贺她百岁华诞,并送上插满鲜花的花篮。胡锦涛深情地对雷洁琼说,你是我们国家和民主党派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朋友,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你所经历的100年,正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巨大变化的100年。为追求革命真理,你早年参加了五四运动。为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你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为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你和马叙伦先生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不惜血洒南京下关进行英勇抗争。新中国成立后,你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工作,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倾注了许多心血,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你作为著名学者,在社会学等领域也有着很深的造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你为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我们党、政府和人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锦涛最后表示,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雷洁琼等老一辈民主人士毕生追求的振兴中华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雷洁琼会意地点点头,并十分高兴地说,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希望国家更好。

2006年1月22日,在新春佳节即将来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到雷洁琼的家里看望她,并称赞她是党的挚友、益友、诤友。雷洁琼对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百忙中来探望自己感到十分高兴和开心 [4]

§ 主要著作

《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1937)

《妇女问题讲座》(1939-1940)

《三十六年来妇女运动的总检讨》(1941)

《关于社会学的几点意见》(1981)

《血溅金陵忆当年》(1982)

《社会学与民政工作》(1983)

《中国婚姻家庭问题》(1985)

《新中国建立后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1985)

《老龄问题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1986)

《社会学与社会改革》(1987)

《新中国建立后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1988)

《雷洁琼文集》(1994)

《改革以来中国在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合著)》(1994)

《农村妇女地位研究》

《现代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

《老龄问题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担任职务

雷洁琼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新政治学会副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及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常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北京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燕京研究院名誉董事长,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 社会贡献

雷洁琼晚年

雷洁琼是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学者。20世纪30年代以来,她一直以饱满的热情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推动社会进步,并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同时,她以执著和近乎虔诚的精神献身教育和学术事业。在70多年的时间里,她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学者的身份,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竭尽全力.雷洁琼教授一贯的治学方法是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历来强调从事社会学研究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在一定的理论假设的指导下,分析实际情况,又以实地调查材料来印证理论。”“调查不能只靠问答卷,还必须亲自去实践,这样才能得到感性知识。”要“亲自去抓第一手资料”,做好“了解人”的工作,对资料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在恢复社会学的过程中,她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作出了自己贡献。

应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关怀

雷洁琼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度过的。“五四”运动的影响,对国家命运及社会底层民众命运的关心,使她树立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劳动人民的感情。雷洁琼于1924年抱着“读书救国”的思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但是,她在读大学时没有按照父亲的愿望选择学美术、医学和法律,而是选定了社会学。在她看来社会学可以寻求医治中国问题的良方,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在后来7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她将专业知识同社会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与实践之路。在雷洁琼看来,社会学包括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包括社会问题的研究和社会工作。按照这种理解,她将社会学理论作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将社会调查作为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并通过设施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服务去帮助困难群体解决问题,这就是她的“学以致用”。

雷洁琼1931年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不久她即应聘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这里的社会服务实际上就是社会工作)。在燕京大学她讲授“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贫穷与救济”、“儿童福利问题”及“社会服务实习”等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她不仅参考大量国外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同时她还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育婴堂、贫民窟、施粥场甚至妓院去调查、访问和参观,让学生了解中国底层社会,增强他们对劳苦大众的感情。抗日战争开始后,雷洁琼有4年时间离开学校到江西从事妇女教育与动员工作,以支持前线抗战。在此过程中,她特别关心妇女的解放,并为此作出了艰苦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在任北京市副市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期间,她对妇女、儿童、教育及老人问题都十分关心。而这些与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的抱负直接相关。

社会工作的学术研究及学术思想

儿童福利 雷洁琼早在1935年就对儿童福利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并提出国家要大力发展儿童福利。她指出,儿童福利是指儿童的需要能满足,体格智慧情绪有机会充分发展。她站在现代社会的高度将我国的儿童福利状况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指出无论在文化观念还是在制度设计方面,我国的儿童福利都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她强调儿童的天赋权利,强调要从培养现代公民的角度看待儿童问题,既要注重困难儿童的救助,也要注重儿童的全面发展。这反映了雷洁琼关于儿童福利和社会工作的现代理念。她认为,中国儿童权利和福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主要是文化与社会制度安排上存在诸多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雷洁琼曾主持开设儿童福利专业课程,并代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其他相关学系开办了儿童福利站,对儿童进行福利服务。这反映了她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学术精神。

妇女工作与妇女解放

在雷洁琼的学术研究中,妇女及婚姻家庭问题是处于首位的。她认为,妇女问题表现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男女不平等,这些问题又具体表现为妇女参政问题、法律问题、教育问题、职业问题、劳动问题及母性保护问题等等。她指出,妇女有八项基本权利,即生存权、教育权、职业权、婚姻自主权、母性保护权、政治权、休息娱乐权、年老和失去劳动能力被抚恤权。她认为,女性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低下由两种因素促成:一是社会对女性地位的贬低和对其权利的漠视;二是妇女自身缺乏争取平等权利的意识。她从发动农村妇女运动难中体会到,农村妇女没有广泛动员起来主要是因为她们主观上没有自觉意识,而这又与封建社会的意识观念对她们的束缚有关。在封建的农村社会,家庭高于一切,妇女既无国家观念,个人地位也不被尊重。雷洁琼在妇女工作中形成了一整套工作方法及思想。她指出,由上而下的编组方式是在短时间内将妇女联合起来的必要形式,但要使妇女组织真正活动起来就要根据各人的兴趣、生活环境和文化程度,鼓励和领导她们参加各种团体活动;要通过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共同娱乐,逐渐使她们养成一致的意志与行动,形成组织;在动员妇女群众的过程中要注重为她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并通过活动教育妇女;在活动中要采取民主的工作方法,给参加者以发表意见的机会,通过民主讨论学习工作经验,增强她们的主体意识。她认为,要真正解决妇女问题,使妇女工作取得成效,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只有实现男女平等,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社会化,建立公共保健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妇女才会真正得到解放。

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

1952年,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随着社会学学科被取消而停止。1979年社会学学科得以恢复重建,雷洁琼当时就提出在重建社会学时要注意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培养社会工作者。对于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雷洁琼是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角度着眼的。她认为社会工作者要有创建、组织和管理社会福利事业和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和能力。这是符合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实际的。她在1983年就指出“民政工作是社会工作”,之后又发展为“民政工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的著名观点。她指出社会工作成为一种专业,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她还认为,研究和总结民政工作的经验,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会很有帮助。反过来,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来充实、丰富、改进和提高民政工作,也有利于民政工作的改革和民政工作现代化。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雷洁琼一直关心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她认为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失调造成的,要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就要从制度建设上入手,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上,她提出要“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她认为,要认识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城乡差距这个基本国情,当前应该选择普遍的、基本的、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她同时指出,社会保障不但包括金钱和物质的提供,也包括社会服务的提供,国家、社区、家庭共同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这些反映了她把应用社会学、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思想。

§ 婚姻家庭

1940年代,上海沦陷期间,雷洁琼先后执教于上海东吴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院校。那时候,曾经与她一同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严景耀教授也在上海。雷洁琼主要研究妇女和儿童问题,严景耀研究的是儿童犯罪问题,由于对劳苦大众生计的共同关注,他们经常一起纵论天下事,一起为抗日奔走呼吁。

尽管“孤岛”上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满腔爱国热情的志士仁人仍充满抗战必胜的信心。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上海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抗日救亡组织“星期二聚餐会”,赵朴初、雷洁琼、严景耀、许广平都是这一组织的核心人物。每周二的晚上,他们来到上海八仙桥基督青年会的九楼聚餐,请一人主讲当前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

后来,雷洁琼和严景耀又参加了在新新公司经理萧宗俊家里举行的“星期六聚餐会”。参加这个小范围聚餐会的都是进步人士,最大的特点是公开邀请共产党员在聚餐会上讲述国内外形势。

在这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这些进步政治组织的一次次活动中,共同的理想追求,使热血沸腾、爱国有志的一对年轻知识分子严景耀和雷洁琼走到了一起。

在一次聚餐会将要结束的时候,雷洁琼大方热情地向公众宣布:“我和景耀7月5日结婚,到时候我们请大家的客。”她的话音刚落,“这次宴请就在我家办了”,豪爽的主人萧老板就主动揽下了请客的任务。严景耀和雷洁琼双双连声向萧老板致谢。

1941年7月5日,是严景耀和雷洁琼这对新人的大喜日子。这天,萧老板的家里喜气洋洋,笑语喧天,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吴耀宗等好友陆续赶来欢聚一堂,一同为严景耀和雷洁琼这对恩爱新人喜结连理祝贺。

婚礼上,赵朴初即席赋诗以示祝贺:“参差两两好安排,嘉礼从今美例开。越粤人才夸璧合,前称周许后严雷。”一诗吟毕,宴席上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这首诗确实妙手天成,严景耀和鲁迅都是浙江人,而雷洁琼和许广平是广东同乡,两对夫妇皆属珠连璧合。

之后的风雨岁月里,严景耀和雷洁琼始终携手并肩,同舟共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竭诚尽力,奉献着聪明才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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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19 5: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