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骆成骧 |
| 释义 | § 人物介绍 骆成骧（1865—1926），字公骕，资中舒家桥七里沟人，祖籍重庆市两路口骆家（现静安村）。九岁随父先后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尊经书院。14岁应州试，为王壬秋所器重。光绪二十七年乙未科殿试第一。有人将他称为“末代状元”并不确切，骆成骧 因为清朝科举开了112科，点了状元114名（内有二名与汉人同榜并列德满族状元）。骆成骧是第111名，在他之后还有贵州麻江人山东潍坊人王寿彭，河北肃宁人刘春霖。在晚清德状元群中，成就最大是“资本家状元”张蹇（骆成骧德上一科状元），影响最大的是骆成骧，因为他是大清王朝中唯一的一个四川籍状元。破了四川的“天荒”，填补了四川的空白，四川人对他倍感亲切，对于他金榜夺魁的佳话和传闻也特别之多。中状元之后，按惯例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任过贵州省乡试考官，广西省乡试主考、山西省提学使、北京国史官纂修、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筹办过北京蜀学堂、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四川高等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成都资属中学（招收资中。资阳、仁寿、井研、内江五县之资州所属生员）；执教过桂林法政学校、四川高等学校、四川法政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甚至在其母亲去世回乡“丁忧”期间都在资中重龙山三贤祠设馆教书，梁启超打趣他说“状元公教书有瘾”。 1895年，骆成骧参加殿试，那场殿试中，光绪皇帝亲自出题，“为何开创之初财富少而愈富，承平之后财富多而愈贫？是否由于会计不精呢？”骆成骧答道：“非会计之不精，实出之多而入之少也。”进而指出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症结在于“兵额太广、靡费太多、侵渔太多、上下相蒙、隐忍不言。”而最为严重的则是官吏们上下相蒙的贪污腐败。“人君节俭行为及其影响”，骆成骧认为：“人君奢侈，大臣效之；大臣奢侈，士庶效之”，实则隐约沉痛地批评了慈禧太后骄奢淫逸所造成地败坏风气，呼吁“念民生之日思物力之有限，躬行节俭未天下先”。 早年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今四川大学前身）。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是清代四骆成骧 川唯一的状元。1898年春，与杨锐等同乡京员在北京创设“蜀学堂”，讲习新学。夏，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支持维新变法。1906年得官费派往日本学习法政。1908年回国，应聘入广西主持桂林法政学堂，卓有成绩。1910年奉调山西任提学使。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２月返川，历任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国史馆纂修，四川高等学校、国学专门学校校长。1922年为筹办四川大学奔走，建议在四川高等学校的基础上改立四川大学，发动社会名流、各校校长、地方官绅等联名上书四川省长公署，要求“主持地方筹款”、“速建大学”，同时任教于四川法政学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筹建在成都的资属中学。1923年，继廖平后执掌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筹办成都大学，力荐张澜任校长。著有《清漪楼遗稿》。一生不求高官厚禄，清廉自守，有“穷状元”之称。 骆成骧的一生是我国近代史上风起云涌、国事艰危的多事之秋，他经历了甲午海战、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倒袁、五四运动、军阀混战等一个又一个的大波巨澜，都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在言论上、行动上与进步思潮同步而行。在维新运动中，他属帝党人物，这与慈禧为首的“后党”相比，是进步的；1906年，他奉命赴日本考察宪政，与留学诸友翻译了16个国家的宪法条文，汇编为《宪法议院法渊鉴》和《议院法》，并撰写序文。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资本主义议院民主制度，在慈禧发动戊戌变法之前十二天的剑拔弩张中，冒着极大的风险向光绪皇帝呈上了《请选举议员和选举执政》的奏折，指出：“当今各国其政治最善者莫要于议院，议院之最善者莫要于公举执政”。主张“择大臣之通达时务者，界以事权。”强调择大臣“必公其议于众庶，所以见集思广益则天下情通，然后定其议于圣明，所以见执两用中，则天下之权正。”他还设计了一整套选举执政的具体方案和细则，可惜政变发生，胎死腹中，但它毕竟奏出了一首资本主义民主的序曲，突破了封建君主至高无上，决定一切的用人权和执政权，这无疑是对封建专政政体的严重挑战，其份量不会亚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对于辛亥革命，他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加入推翻满清的革命行例，但他也并未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而进行对抗。他曾向其儿子骆骆风嶙说过这样一段话：“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由此可见他对革命是并不反对的，只是自家不愿介入罢了。不久武昌起义成功，他深感光绪知遇之恩，“痛苦不欲生，奔投井，家人环阻不克殉”。事后又含泪赋诗：“纵是瀛台亲笔点，皇清添个送丧臣”。这是他忠直为人的正常表现，不应非议，因为他的思想并不顽固，在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势下，很快就转化过来，毅然提笔在山西臣工奏请清室逊位的表章上签上他的大名，隆裕太后看到他的名字，哭着说：“骆某亦谓当如是耶？” 在“再造民国”的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骆成骧则是积极参予，立下殊功。先是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策划杨度等人在京组织筹安会，遣成都知县为之游说，请骆成骧为川、滇、黔三省筹安会会长，受到骆成骧的严词斥责。骆的同乡杨禹昌在北京刺杀袁世凯未果而惨遭杀害，他不计自身安危，将杨禹昌的血衣、书籍收罗起来，带回资中，并满含深情地撰写了碑文《杨烈士节略》。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与四川督军陈宦所率之北洋军队交战于纳溪、泸州。陈宦原系袁世凯心腹，曾代表副总统黎元洪由湖北到北京，参与袁氏机密，袁委以成武将军兼巡抚使，督理四川军务并主持川政，于今蔡锷讨袁，四川首当其冲，不知如何是好。一日，他来到骆成骧家里，派卫士严密守护于宅外，屏去旁人，向老师讨教。他说“现在时局紧迫，我虽然受到袁氏重用，但他对称帝也很反感。我如果依从他，将受到天下人唾骂；如果反对他，我身边几乎全是袁世凯派来的人，随时都有生命之忧，请问老师如何是好？”骆成骧便象诸葛亮作隆中对那样，为陈宦设计了“联蔡、推冯、反袁”的六字方针，说道：“此未可明拒也。方今情势，成都南京并重，而南京冯国璋久于袁，可以资王推让之。蔡锷方自云南率护国军起义讨袁，宜暗与联名函冯，许以袁败后推彼为大总统，则袁笼络之术穷，失恃而败矣。”这一招是相当高明的，冯国璋接到陈蔡二人的联名密电，怦然心动，将袁世凯责令他的“武装讨逆”宣称为“武装调停”，使袁猝出意外，便指望陈宦能够全力相助，这是骆成骧便为陈宦代拟了三通电稿，自信的说：“要气死国贼！” 骆成骧同蔡锷地交谊相当深厚，写有七律《送蔡松坡督军赴沪就医》，一起句就是“乾坤惨未清，忍泪送公行”，希望他早日康复，重新报效国民。蔡锷在日本去世，他悲痛万分，写下了《祭蔡松坡督军文》，在追悼会上声泪俱下地祭悼，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骆成骧晚年卜居成都，时人以十二位名流尊为“五老七贤”，以他为七贤之首。他笑着说：“什么五老七贤？依我看是五个老不死，七个讨人嫌而已！”骆成骧确实有点“讨人嫌”，但不是讨民嫌，而是讨官嫌。因他对军阀混战极为反感，时常抨击，言词激烈，无所顾忌。那些乱石枭雄杀人如草芥，对状元公却无可奈何，还争着攀附斯文，自认门生。有一次“和平宴会”上，骆成骧指着宴席上地三个军长说：“你三人都在这里，今天正好比武，分个胜负，看谁是英雄，何必劳民伤财，拿兵来打战？！”说得三位军长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说：“状元公醉了！状元公醉了！” 骆成骧是文状元，晚年却喜讲武，力倡“强国强种”。他将为人撰写碑文地千多元酬金捐给成都武士会，武士们请他当会长，他欣然受之，并制订训练章程，使会员们武技大为提高。后来他又设立“射德会”，研习射箭和柔术，自任会长。 作为一代文魁，骆成骧才华横溢，著述颇丰，结集出版地作品有《左传五十凡例》、国文中坚集》、礼仪丧服会通浅释》、清漪楼杂著》、《清漪楼诗存》等。“诗存”载诗九百余首，风格豪放颇具稼轩气派，音韵铿锵如切玉昆刀，清新典雅而又略带几分苍凉古意。 综观骆成骧地一生，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直至终老。他是封建文化乳汁哺育而成地知识分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跨入变革时代。在新的时代潮流中，他将“十字架”作武器，帮着进步力量击倒了袁世凯，通蔡锷一样，立下了“再造民国”之功。虽然他本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以为这是在为光绪报仇，将这一壮举视为“吾得为景帝杀一贼，于此可以骆成骧之志矣！”实际上他是为国家为民族“杀”了一贼。他的提倡民主、变法图强、重教兴学、护国倒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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