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陶寺遗址 |
| 释义 | § 概述 襄汾陶寺遗址 遗址分布在陶寺、李庄、中梁、东坡四村之间，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5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1978年～1983年间对其进行了多次发掘，发掘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现有墓葬1000余座，以及灰坑、陶窑、房屋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玉等生产、生活用具和装饰品。根据放射性碳-14方法的断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陶寺遗址对于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 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陶寺遗址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2] § 发掘历史 1978-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协同临汾地区文化局，为了寻找历史上夏王朝的踪迹，探索夏文化，对陶寺遗址的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贵族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陶寺文化得以确立。 1999年至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前200年），学术界的目光再次投向陶寺。 2002年至2003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聚落反映社会组织”的子课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2] § 建筑结构 早期 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2100年）。早期城址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从Q4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平方米，方向角315°。早期场址的南部西小区是一片居住小区，总面积在1.6万平方米左右。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窖穴区长约100米，宽约10余米，面积近1000平方米，该范围内窖穴密集，以竖穴圆角方形大坑或长方形大坑为主，多数窖坑都有螺旋形坡道下至坑底，坑底呈锅底形部分坑底有几块大石头。大者窖坑边长10米左右，深4-5米，容积约400立方米；小者边长约5米左右，深4-5米，容积约100立方米。 中期 陶寺中期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已经确定，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方向315°，即北偏西45°。北墙与内道南墙之间长度约1800米，城内宽度约1500米，城内面积约270万平方米，另加上两道南墙之间的中期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陶寺文化中期城址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是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 晚期 陶寺文化晚期时，宫殿区已不再作为宫殿区而存在，而被从事石器加工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同时还显现出强烈的暴力色彩。 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前1900年）只有小墓地。[2] § 遗迹 房址 在陶寺类型居住址中发现很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窑洞三种，以后两种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圆角方形，少数呈圆形。长、宽一般在2～3米。室内地面涂草拌泥，经压实或焙烧，多数再涂一层白灰面，并用白灰涂墙裙，可见当时白灰已得到广泛应用。居住面中央有柱洞和灶坑。墙面上往往有或大或小的壁龛。有的还在室内一侧设置灶台，灶台后部有连通室外的烟道。窑洞式房址四壁向上弧形内收形成穹窿顶，高约2米，平面形制、结构等多与半地穴式房址相仿。水井为圆形，深13米以上，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木构。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在0.7～1米，有多股平行火道或叶脉状火道。灰坑有筒形、袋形、锅底形等几种。此外，还发现夯土碎块和刻画几何纹的白灰墙皮，表明附近可能有大型建筑基址。 公共墓地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东南，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时间，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终，发现墓葬1000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东南，排列整齐。不同的氏族葬区在墓葬规模和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别。这里的墓大致可分为三类。 ①大型墓：长3米上下、宽2米多。使用木棺。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或石制的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已发现9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经鉴定，墓主都是男性。 ②中型墓：长、宽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随葬成组陶器（包括少量彩绘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几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见猪下颌骨数个至数十个。这类墓占墓葬总数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仅分布在大型墓两侧的为女性。 ③小型墓：墓坑小而狭长，一般长2米，宽0.5米左右。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这类墓约占墓葬总数的90％。 生产工具和武器 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锛、凿、铲、刀、镞，骨质的铲、锥、镞，陶纺轮和制陶用具陶拍、陶垫等。扁平长方形石铲数量最多，晚期出现有肩石铲。石铲和木耒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们的痕迹。 器物 陶器 随葬的陶器有灶、罐、壶、瓶、盆、盘、豆，个别墓有鼎和觚。凡泥质盆、罐、壶、瓶、盘、豆，均施彩绘，都是烧成后着彩，以黑陶衣为地，上施红、白、黄彩；或以红色为地，上施黄、白彩。纹样有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云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等。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一大特色。彩绘蟠龙图形的陶盘，是其中最富特征的器物。这是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蟠龙图像的最早标本。从出土情况判断，龙盘是一种礼器，龙纹则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一些彩绘纹样与商、周青铜器花纹颇为接近，为探讨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木器 大型墓出上的彩绘木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的另一特色。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没，依靠残存的彩绘颜料层得以剔剥出原来的形状，已知有案、俎、几、匣、盘、斗（勺）、豆、“仓型器”、鼓等多种器形。木鼓均成对，与一件大型石磬（特磬）同出。鼓腔作直筒形，高1米，直径0.4～0.5米，系树干挖制而成，外着红彩或以红色为地，用黄、白、黑、蓝诸色描绘出繁褥的纹饰。由散落在鼓腔内的鳄鱼骨板得知，当初是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所称的“鼍鼓”。这里的发现，将鼍鼓和案、俎、盘、斗等文物的历史分别提前了1000～2000年。 玉器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和装饰品有磬、钺、瑗、环、梳以及用绿松石、蚌片镶嵌的头饰、项饰、臂饰等。石磐通常用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长80～90厘米。它和鼍鼓都是已发现的古代同类乐器中最早的珍品。墓中还有一种大型厨刀，通常大小3件成组出现，类似的器物在古代黄河流域是十分罕见的。 铜器 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铃形红铜器，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含铜量为97.8％。遗址早期文化层中，曾发现过同样形制度陶器。这件铜器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的冶铸，提供了又一证据。[3] 尧都 在陶寺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壶身上有竖条立体花纹，在壶的正面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很多学者也都这么认为，后面的符号则很难认。相关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兀”土塬上的城垒，也就是“尧”字，与前一个“文”字连起来读就是“文尧”，是对尧的赞颂。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观象台 “观象台”位于陶寺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大致呈半圆形，面积约1400平方米。它有三道夯土挡土墙，原来可能有三层台基。在第三道挡土墙的内侧，从圆心向外看，有11个夯土凸起排成一道弧形，凸起与凸起之间的间距在15—20厘米之间，形成了10道缝隙。考古学家何努认为以前这里一定是11根柱子，这些缝隙是进行天文观测用的。何努的观点得到了天文史学界专家的认可。[4] § 遗存特点 陶寺遗址的文化遗存分早、晚两期。 早期的主要特点是：陶器多为手制，陶胎粗厚，器壁厚薄不匀称，陶色较杂，纹饰主要为绳纹；器型中釜、灶占有较大的比例，且以平底器为主，圈足器极为罕见。 晚期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较薄，器壁厚薄较匀称，器形较规整，杂色陶器很少，绝大部分是火候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陶，纹饰主要为篮纹和绳纹；炊具主要是陶鬲、甗、斝等。陶寺早期遗存是继承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的，晚期遗存有若干接近河南龙山文化的特征，还有较多与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相似的因素，其早晚两期遗存具有承袭关系，均属于龙山文化范畴，又有着自身的文化特点。[1] § 社会结构 陶寺墓地各类墓“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反映。早期大、中、小型墓在规模和随葬品有无、多寡、品类、优劣等方面，差别已经十分显著，显示出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已被破坏，贵贱有别高下依序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推测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落首领人物。而占墓葬总数将近90％的小型墓，墓室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揭示了当时贫富分化、社会财富被聚敛到少数部落贵族手中的情形。由之推断，氏族、部落内部已经出现阶级。早期大型墓的排列方式，还提供了部落首领或许已经实行世袭制的材料。目前，一种意见认为，陶寺早期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即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主义阶段；另一种意见倾向于认为，陶寺早期已产生国家或国家雏型。[3] 陶寺遗址及其所代表的陶寺类型文化，在中原地区诸龙山文化遗存中文化面貌最丰富多彩，发展水平最高。多数学者认为，它反映原始氏族社会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建国推测 2012年，著名考古学者何驽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山西陶寺遗址群很可能就是最早的“中国”。而之所以确定该遗址为最早的“中国”，是因为在考古项目中“圭尺”的出现，来确立了地中的标志，由此证明该遗址是中国最早的邦国——“地中之都，中土之国”。[5] 陶寺早期(4300-4100年)城址在陶寺中期(4100-4000年)扩展成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中期沿用早期的宫殿区，但是中期王级贵族墓地与早期王级墓地不同茔域，暗示陶寺城址的掌权家族易手。 陶寺遗址观象授时祭坛的存在，不仅标志着历法作为王权一部分在陶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标志着陶寺城址的王都性质；最高权力控制的大型窖穴仓储区的存在，是国家社会储藏贡赋、备战备荒不可或缺的设施；陶寺晚期(4000-3900年)政治报复行为特征显著，城内手工业工官管理制度已经确立；陶寺遗址群是真正城市出现，文化区内部中央与地方关系确立。这些迹象都彰显着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陶寺城址的都邑功能。这里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邦国，最早的中国。 山西陶寺遗址群社会组织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分支发散式发展模式(国家)，而非自下而上的聚落自发集中凝聚式发展模式(酋邦)。陶寺遗址群社会组织结构以乡镇为基层组织之中坚，村级组织是乡镇组织的延伸，但发育并不完全，许多镇没有村级组织分支。 陶寺文化早期，聚落层级有四级，社会组织可能都城和镇村两级，镇与村分野不清，微型据点不是一级社会基层组织，中央与地方行政网络虽然已自上而下建立起来，却很不完善，没有邑一级的大型聚落作为区域行政中心存在。[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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