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诗余 |
| 释义 | § 概念 诗余，词的别名。 主要用于词集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南宋。如最早的词选即以《草堂诗余》命名，毛平仲的《樵隐词》也曾称之为《樵隐诗余》，稍后王十朋有《梅溪诗余》、寥行之有《省斋诗余》、韩元吉《南涧诗余》、张鎡《南湖诗余》、汪莘《方壶诗余》、黄机《竹斋诗余》、王迈《月翟轩诗余》、葛长庚《玉蟾先生诗余》、黎廷瑞《芳洲诗余》、刘将孙《养吾斋诗余》等。 直至明代，“诗余”方始作为词的别名使用。最明显的是张綖的词律专著便命名为《诗余图谱》。这里的“诗余”即词的别称。王象晋《诗余图谱序》中说：“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亡后而有诗余。诗余者，乐府之派别，而后世歌曲之开先也。”徐师曾在《文体明辨·诗余》中说：“按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但是，因为“诗余”二字含有诗高而词卑的轻视之意在内，所以也有人反对用“诗余”名词。汪森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驰，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词综序》) [1] § 考证 近来有人解释词的名义，常常说：“词又名长短句，又名诗余。”这里所谓“又名”，时间概念和主从概念，都很不明确。好象是这种文学形式先名为词，后来又名为长短句，后来又名为诗余。但是，考之于文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事实恰恰是：先有长短句这个名词，然后又名为词，而诗余这个名词初出现的时候，还不是长短句的“又名”，更不是词的“又名”。 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于绍兴四年甲寅(1134)，后集序于乾道三年丁亥(1167)，全书中不见有“诗余”这个名词，也没有提到《草堂诗余》这部书。王楙的《野客丛书》成于庆元年间(1195－1200)，书中已引用了《草堂诗余》，可见这部书出现于乾道末年至淳熙年间。毛平忡《樵隐词》有乾道三年王木叔序，称其集为《樵隐诗余》。以上二事，是宋人用“诗余”这个名词的年代最早者。稍后则王十朋词集日《梅溪诗余》，其人卒于乾道七年，寿六十。廖行之词集曰《省斋诗余》，见于《直斋书录》，其人乃淳熙十一年进士，词集乃其子谦所编刊，当然在其卒后。林淳词集曰《定斋诗余》，亦见《直斋书录》，其人于乾道八年为泾县令，刻集亦必在其后。此外凡见于《直斋书录》或宋人笔记的词集，以“诗余”标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间，可知“诗余”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新名词。黄叔肠称周邦彦有《清真诗余》，景定刊本《严州续志》亦著录周邦彦《清真诗余》，这是严州刻本《清真集》的附卷，井非词集原名。现在所知周邦彦词集，以淳熙年间晋阳强焕刻于溧水郡斋的一本为最早，其书名还是《清真集》，不作《清真诗余》。 南宋时人并不以“诗余”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它的作用仅在于编诗集时的分类。考北宋人集之附有词作者，大多称之为“乐府”，或称“长短句”都编次在诗的后面，既没有标名为“词”，更没有标名为“诗余”。南宋人集始于诗后附录“诗余”。陈与义卒于绍兴八年，其《简斋集》十八卷附诗余十八首。但今所见者乃胡竹坡笺注本，恐刊行甚迟。高登的《东溪集》，附诗余十二首。登卒于绍兴十八年，三十年后，延平田澹始刻其遗文，那么亦当在淳熙年间了。况且今天我们所见的 《东溪集》 ，已是明人重编本，不能确知此“诗余”二字是否见于宋时初刻本。宋本《后村居士集》，其第十九、二十两卷为诗余，此本有淳熙九年林希逸序，其时后村尚在世。然《后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共五卷，则题作“长短句”，可见南宋人编诗集，如果把词作也编进去，则附于诗后，标题日“诗余”，以代替北宋人集中的“乐府”或“长短句”。 “诗余”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词以后，书坊商人把文集中的诗余附卷裁篇别出，单独刊行，就题作《履斋诗余》、《竹斋诗余》、《冷然斋诗余》，甚至把北宋人周邦彦的长短句也题名为《清真诗余》了。这样，“诗余”好象已成为这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但是，我们如果再检阅当时人所作提到词的杂著，如词话、词序， 词集题跋之类， 还是没有见到把作词说成作诗余，由此可知“诗余”这个名词虽出现于乾道末年，其意义与作用还不等于一个文学形式的名称。个人的词集虽题曰“诗余”，其前面必有一个代表作者的别号或斋名。词选集有《草堂诗余》、《群公诗余》，“草堂”指李白，“群公”则指许多作者，也都是有主名的。一直到明人张蜒作词谱，把书名题作《诗余图谱》，从此“诗余”才成为词的“又名”。这是张蜒造成的一个大错。 《草堂诗余》的宋人序文已佚不可见，不知当时有无解释“诗余”名义的话。其他宋人著作中，亦不见有所说明。直到明代杨用修作《词品》，才在其自序中说：诗余者，忆秦娥，著萨蛮为诗之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伯其书而昧其名，故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 以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这是南宋时人黄叔旸的话，见于《唐宋名贤词选》，其上句中“为诗之余”，则是杨用修自己的话。但这句话等于没有解释，他不过加了一个不起作用的“之”字。到底李白这两首词何以为诗之余，这个“余”字的正确意义是什么？仍不可解。从下一句揣摩起来，他似乎说：这两首词对于诗的关系，则为支流别派；对于后世的词曲，则为租尔。词出于诗，所以称为诗余。 从此以后，明清两代研究词学的人，根据各自的体会，对于诗余，有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也展开了论辨。俞彦《爱园词话》云：词何以名诗余？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词亡然后南北曲作。非饲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谓诗余兴而乐府亡，南北曲兴而诗余亡者，否也。 这一段话，意义是可以了解的，但语文逻辑却大谬。既然肯定了“诗亡然后词作”、“词亡然后南北曲作”，为什么立刻就自己否定了这样提法，说是“非诗亡”、“非词亡”呢？既然亡的是“所以歌咏诗者”和“所以歌咏词者” 又何必先肯定“诗亡”和“词亡”呢？ 俞氏之意，以为诗本该是可以歌咏的，到后来，诗亡失其歌咏的功能，于是有词代之而兴，此时人们歌咏词而不歌咏诗了。所以说词是诗之余。再后，词也亡失其歌咏的功能，于是南北曲代之而兴，此时人们歌咏南北曲而不歌咏词了。但是，在这里，俞氏却不说南北曲是词之余。他以为可以歌咏的诗歌，都是乐府。诗在可以歌咏的时候，也是乐府。诗到了不能歌咏的时候，诗还是诗，但已不是乐府了。因此他说：不是诗亡，而只是诗亡失了它的乐府功能。 词（诗余）在它可以歌咏的时候，也是乐府，所以不能说“诗余兴而乐府亡”。同样，南北曲兴起之后，诗余只是亡失了它的乐能，故不能说是“诗余亡”了。探索俞氏这段话的意味，实际上他以为诗与词都是乐府之余，但是他却说“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这个“余”字的意义和作用，仍然没有解释清楚。 陈仁锡序《草堂诗余四集》云：侍者，余也。无余无诗，诗易余哉？东海何子曰：‘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元声在，则为法省而易谐；人气乖，则用法严而难叶。’余读而韪之。及又曰：“诗亡而后有乐府， 乐府缺而后有诗余，诗余废而后有歌曲。……凡诗皆余，凡余皆诗。余何知诗，盖言其余而已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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