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西夏佛教 |
| 释义 | § 概述 西夏，又称夏，该国人则自称大夏；西夏历代诸王均崇信佛教，除自中国请经及翻译、雕印佛经之外，并致力于寺塔的建设，故境内寺院林立。如元昊曾于首都（兴庆）建高台寺，造高数十丈的佛塔；没藏氏（谅祚母后）于首都西方建承天寺。上述二寺均以安置汉文佛经为主。其余各寺亦另有其特殊之处。或为翻译西夏文经（高台寺），或刻印汉文佛经（贺兰山佛祖院、温家寺印经院），或刻印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寺庙）。此外，该国佛教艺术、雕刻等亦极为发达，现存莫高窟有塑像与壁画的四八０座洞窟中，西夏所开者有三窟。 由于佛教的流传，西夏境内的文化成果颇为丰硕。尤其是对佛经的重视，刺激了西夏印刷事业的兴盛。目前留存于世的西夏佛教文化遗产颇多。有西夏文、汉文写本及刻本写经、佛画、洞窟壁画、宏伟的寺庙及遗址、形制各异的佛塔等等。由于盛行佛教，故其后国虽亡，而元代仍‘以佛教为羁縻之策’治理该地。 § 地位 西夏统治者提倡信仰佛教，全面接受了佛教思想体系。于是，佛教思想体系，在西夏社会的思想意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和西夏政府大力提倡的儒学思想并驾齐驱。西夏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治理封建国家，早就注意吸收儒学，至崇宗、仁宗时期使儒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儒学作为一种封建思想体系，或者作为一种统治方法，往往在西夏的统治者阶层影响较大。而佛教思想影响，不仅在西夏上层，而且在下层群众中，也都广泛地存在。西夏统治者平时就信仰佛教，利用各种机会，广作佛事，起到自身信奉和对外宣扬的双重作用。若遇国家危亡，或身染重病时，则更把佛教作为解脱苦难的依托，求助于佛的保佑。一般民众也往往祈求佛的保佑，希望生活安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病人得痊愈，死人得超生。 § 影响 佛教传播的需要，可能是西夏文字的创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西夏文字创制后，又自然地促进了佛教进一步的广泛传播。西夏佛教的广泛流传，又反过来促进了西夏文字的应用，西夏文字在有关佛事活动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甚至不亚于在世俗方面的应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无论是俄国柯玆洛夫所获，还是英人斯坦因所得，抑或我国近些年考古发现，都证明西夏遗存的佛教文献要比世俗文献多得多。抄写、刻印西夏文佛经，在应用西夏文字过程中，使西夏文字更加完善和规范化。 西夏佛教的流传，对西夏地区汉、藏文化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为了适应西夏佛教的发展，西夏培养和使用了不少谙习西夏文、汉文和藏文的人才。这些人不仅对佛教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的专门文化修养也为整个西夏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当时吐蕃政权还不十分稳定，经常发生内部战争，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时西夏由于提倡佛教，对西夏境内的吐蕃人给予了较高的地位，并延揽藏族高僧入境传法，使藏传佛教能够在西夏流传发展，藏文佛经也得到流行和保护。显然，这对发展藏族文化也是十分有益的。后来西夏灭亡后，藏族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得以通过西夏故地传播于中原地区，恐怕也有赖于西夏时期的良好基础。 佛教的繁荣和发展，相应地刺激了西夏艺术进步。佛教的发展，要求各种艺术形式为之进行宣传。各种艺术形式在宣扬佛教、服务于佛教的过程中也丰富和发展了自己。佛教艺术集中地反映了佛教的幻想，但在艺术表现方面又往往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佛教的虚空与艺术的真实，同样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上。西夏佛教艺术也不例外。西夏的绘画、雕塑、书法、建筑等艺术形式的成就，都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少西夏的艺术珍品，来自西夏佛事活动的用品。在西夏笼罩着崇佛的气氛下，艺术上为佛教所用，或染上佛教的色彩是十分自然的。无论在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还是考古发掘的文物遗存，都可以看出，西夏佛教的艺术品在整个西夏艺术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西夏的佛教艺术由于受到西夏政府和社会的提倡和重视，不仅能得到较多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而且艺术品的创作者多抱着虔诚而认真的态度，这样就使西夏佛教艺术创作不乏精品，从而把西夏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佛教虽然是舶来品，但当他一旦在西夏扎根、发展以后，就会融入当地的内容和风格。这一点在佛教艺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西夏的佛教艺术有着西夏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它有一般佛教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也表现出明显的地方和民族的色彩。这种艺术，是民族艺术的一部分，正是需要我们认真发掘和研究的。当然，由于佛教本身的限制，某些艺术形式有公式化、刻板化的倾向，对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有一定的禁锢作用。 西夏佛教的逐渐兴盛，特别是对佛经的重视，刺激了西夏印刷业的兴盛。西夏自己刻印佛经，自前期已经开始，至中、后期则呈现繁荣的局面。其所刻文字，有西夏文，也有汉文，间有藏文和梵文。除文字外，尚有佛画。流传于世的精品甚多，书法之谙练，画技之娴熟，都表明了西夏镌刻技术之精，堪与刻印事业发达的宋朝相媲美。由于西夏信佛人数众多，印施佛经数量也很大，有的一部佛经一次印刷达十万卷。西夏刻印佛经地点非止一处，各经的板式不一，字体各异，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黑水城遗址所出多种木雕佛经板，为研究西夏的印刷业提供了重要文物资料。当然，西夏印刷事业的大发展和宋朝印刷事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入元以后，西夏文大藏经的刻印，特别是用活字板排印西夏文佛经，在我国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夏印刷业的繁荣，突出地表现于佛事活动方面，它对西夏文化事业的隆盛起着重要作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西夏首次出现帝师，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帝师不仅地位上高于国师，他的活动还直接和朝廷的皇室发生联系，在佛教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这种特殊的宗教体制，首先出现在党项族掌握政权的西夏，而后在另外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掌握全国政权的元朝，继承并完善了这一帝师制度。这一制度对元代的佛教的发展以及对少数民族信仰佛教地区的治理都有巨大影响。 § 成果 西夏在兴盛佛教的过程中，用党项族的民族文字翻译了数千卷佛经，形成《西夏文大藏经》，给我国增添了一种民族文字的大藏经，为我国佛教文化宝库增加了重要文献，使之更加丰富多彩。这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的大藏经中最早的一部。 我国汉文大藏经作为一藏进行刻印，最早一次是在北宋·开宝年间，不久西夏政府多次从宋朝引进汉文大藏经，后来西夏自己也在贺兰山完成了汉文大藏经的刻印。过去，人们对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只注意到辽朝刻印的《契丹藏》和金朝刻印的《赵城藏》，没有提到过还有一种西夏刻印的汉文大藏经《西夏藏》。在西夏翻译形成的《西夏文大藏经》和在西夏刻印的汉文大藏经──《西夏藏》，是西夏佛教园地中两朵并开的奇葩。 西夏历代统治者对佛教都很崇信，但他们对佛教的认识和依靠程度前后是有变化的。在西夏早期宣扬佛教的论述中，往往掺杂着儒学的影响。比如毅宗时期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中说︰‘今圣母子，已继王位，敬信三宝，正国行德。令先祖礼兴盛，为后帝所习取。依德行行，与日月同光，以孝治民，总万国归依。’这里在强调敬信‘三宝’的同时，还宣扬儒学所大力提倡的‘德’和‘孝’。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就与儒、道思想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互相竞争，一方面互相渗透。西夏早期佛教的宣扬杂有儒学的观点，和中原佛教的影响不无关系。西夏后期的统治者比起唐、宋时期的帝王，比起西夏早期的统治者，更加依托于佛教，把佛教抬高到更高的高度。仁宗在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中强调︰ ‘能仁（指释迦牟尼）开导，允为三界之师；圣教兴行，永作群生之福。欲化迷真之辈，俾知入圣之因。故高悬慧日于昏衢，广运慈航于苦海。仗斯秘典，脱彼尘笼。含生若恳于修持，至圣必垂于感应。用开未喻，以示将来。睹玆妙法之希逢，念此人身之难保。若匪依凭三宝，何以救度四生。’ 这实际上是把佛教作为全民的信仰加以大力推行，把佛教当成救度社会苦难的唯一出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西夏在各种意识形态中更注重佛教的倾向；也可以看到，西夏的佛教逐步向国教转化的蛛丝马迹。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在西夏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封设帝师的思想基础。总之，西夏统治者对佛教认识的变化、西夏后期佛教的特殊地位，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不容忽视的。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西夏对中国和印度的佛教交流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早在西夏初期，元昊就请‘西天达士’进奉佛舍利，并曾强留访问北宋的印度僧人。崇宗时建甘州大佛寺的嵬名思能国师的老师燕丹国师行游印度，成为目前所知唯一的一个访问印度的西夏高僧。仁宗时翻译佛经时请天竺僧人拶也阿难捺亲执梵本证义，这位印度高僧在西夏被封为‘五明显密国师’，并被授予功德司正的官职。他对西夏佛教的发展，对中、印文化的交流有突出的功绩。西夏作为一个较小的王朝，犹能设法加强与佛教发祥地──印度的佛事交往，容纳并且尊崇印度僧人，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也是难能可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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