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苏静 |
| 释义 | § 生平概况 苏静 苏静，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侦察科副科长、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二科科长，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一一五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作战处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中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队列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 戎马生涯 1943年4月，罗荣桓(左三)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左二)等合影。 聂荣臻元帅回忆中的功臣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苏静：“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红一军团奉命为开路先锋。当时的军团长为林彪，政委是聂荣臻，苏静虽是军团的一个小小侦察参谋，却是先锋中的先锋。 红军进行史无前例的战略转移，情报侦察至关重要，一着不慎，就会有全盘皆输之虞。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都是人迹罕至之处，再加上张国焘拥兵自重，率红四方面军闹分裂，更使党中央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雪上加霜。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减员严重，只有3000多人，又多是老弱病残之辈，饥饿、疾病、疲劳使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每多走一两天路程，都有可能造成可怕的非战斗减员。未来的路上仍然军情、民情、地形三不熟，危机四伏。因此能否在情报上达到知己知彼，尽可能地少走弯路，避开优势敌军，是红军最终到达目的地的保证。 为确保长征的胜利，毛泽东亲自到一军团指挥部队北上。侦察参谋苏静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每天晚上，他把侦察员们搜集来的情报分析汇总，根据新的情报连夜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第二天天没亮，苏静就会带上最新的行军路线图向毛泽东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为红军尽快到达目的地做出了重要贡献。长征途中，苏静为中央红军绘制的路线图达数百张之多，现在仍有数张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都是见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踏遍大江南北，历经千辛万苦的珍贵史料。 1935年秋，红军到达陕北后，曾经力图向北发展，一军团主要将领林彪、左权带领苏静到瓦窑堡以北地区进行实地勘察，不料陷入沙漠，迷失方向。眼看夜幕将至，林彪、左权等人心急如焚，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大家想来想去，最终都把目光集中在骑着一匹老马悠哉悠哉的苏静身上。左权将军心直口快，对苏静说：“大家都说你点子多，就快想想办法吧。”苏静自幼饱读诗书，博闻强记，当然知道“老马识途”的典故，心中早有了答案。他没有直接回答左权，而是不慌不忙地下了马，放开僵绳。正如苏静所料，老马很快就带着他们踏上归途。从此，苏静成为林彪手下的小诸葛，得到林彪的赏识。抗战爆发后，红一军团改编成115师，许多将领都要降一、两级以上使用，苏静却被提升为侦察科科长。 1938年，八路军115师进驻晋西孝义地区，国民党方面派了一个蒋干式的高参到115师进行“联络”事宜。那个高参到八路军后，极为活跃，频繁拉拢、收买师部机要人员。很快，一名师部译电员被拉下了水。 当然这一切都逃脱不了苏静的那一双鹰眼。几天后，苏静不动声色地处理了那名译电员，然后连续数日大鱼大肉宴请国民党高参。这位高参欣喜若狂，欣然赴宴。宴席中，苏静代表八路军殷勤劝酒，高参及其随员们也心怀鬼胎地频繁回敬。很快，苏静不胜酒力，开始胡言乱语，将八路军一些机密“情报”也说了出来。每到三更半夜，那位高参便会将他收集到的情报发给上司，屋里电台“嘀嘀嗒嗒”，苏静则在隔壁房间的被窝里将高参发出的电码原原本本记在本上。通过对故意泄密内容和国民党电码的反复对照，苏静轻而易举地将国民党的电报密码弄到了手。对于上述功绩，如果不是当时的老领导主动说出来，苏静是绝对不会向任何人提起的。 林彪麾下的得力干将 苏静与战友合影 长期作为苏静的老上司，林彪比谁都更有对苏静的发言权。1946年初，东北战场很不明朗，林彪统率下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从山海关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处境极为艰难，很需要打一个大胜仗以鼓舞士气。然而部队装备奇缺，驻地分散，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想打大胜仗非常困难。林彪把希望寄托在前方总指挥部情报处处长苏静身上。林彪知道，老部下苏静在关键时刻总会给他惊喜。 事实也正如林彪所料。苏静和他手下的100多名情报人员迅速活跃在广袤的黑水白山间，冒着严寒收集敌情。2月11日，苏静获悉敌89师近两个团脱离其主力到达秀水河子，离主力有3天的路程，很快上报林彪。林彪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调集7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将其全歼。这是林彪率部进军东北以来打的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4月15日，在苏静准确的情报保障下，林彪指挥部队又在大洼一举歼灭敌87师4400人。当时，敌87、89两个师均属黄埔悍将陈明仁的74军，战斗力极为强悍，在东北战场多次给部队造成重大伤亡。林彪能够连续重创74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静的情报保障得力，做到了知己知彼。大洼战斗结束后，林彪高兴地对秘书季宗权说：“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正是由于有苏静作后盾，林彪此后作战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师、团一级作战，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1948年秋，国共两党为争夺东北举行辽沈决战。电影《辽沈战役》中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林彪和毛泽东之间在战略上的分歧。分歧原因在于林彪对攻占锦州信心不足。红军时期，林彪就擅长运动战，不喜欢攻坚。四平之战前，林彪多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得心应手地消灭大量敌军于运动之中。但是1947年6月，林彪率领重兵围攻四平，结果遭到国民党悍将陈明仁的重创，从此，林彪再也不回四平。对于攻坚，林彪确实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即使东北解放军已在东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优势，也是如此。 在毛泽东的一再要求下，林彪最终定下攻锦决心，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攻锦。锦州之战成为决定国共两党两军在东北命运的关键。解放军重兵围困锦州后，守敌在范汉杰的指挥下作困兽斗，国民党又调集10万大军向锦西葫芦岛方向增援。当时锦州与锦西之间只有40公里，其间虽有塔山，实为坡山，无险可守；周围制高点均为敌军占领，又东临渤海，极易遭到国民党海军的炮火攻击。敌守城司令范汉杰又是黄埔军校一期出身，曾在日本、德国考察学习过西方军事，在国军中堪称“能战之将”。锦州开战之初，蒋介石没有把握，要他突围，他却力主死守。在范汉杰的怂恿下，蒋介石亲自在葫芦岛海面军舰上督战，大有一举歼灭解放军于锦州城下之势。 由于东北野战军缺乏攻坚经验，攻城部队伤亡在一天天的增加。当时东北野战军南下攻锦，燃料只够单程使用，如果就此撤围北上，不仅毛泽东和党中央不满意，东北野战军花费多年心血才建立的重炮、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也要扔在锦州城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有咬紧牙关背水一战，一面攻坚，一面打援。为了对付国民党从西面开过来的十万援军，林彪硬着头皮抽调2个纵队、2个独立师、1个炮兵旅死守塔山。部队部署好后，林彪还是不放心，又向塔山增派了苏静就地督战。林彪对苏静的信任和期望可见一斑。塔山阵地指挥员们虽然在口头上戏称苏静为“监军”，行动上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寸土寸血地守卫着防线。 苏静与战友合影 锦州久攻不克，东北野战军高级将领都非常着急，苏静这个“监军”当然也难以静下去了。一天，为早日打下锦州，苏静和野战军炮兵司令朱瑞冒险深入到锦州外围的义县去收集情报，结果造成朱瑞不幸触雷牺牲。朱瑞是山东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炮兵的创始人。他的牺牲一度在屯集在锦州城下的数十万攻城部队心中笼上一层阴影。而在此前，粟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军一举攻下山东省会济南，显示了非凡的攻坚艺术，消息传到东北野战军，林彪和部队的思想压力就更大了。 自解放战争以来，只要各战场出现僵局，出现新问题，粟裕总是第一个打破僵局，找到答案。毛泽东也经常把粟裕作为各战区指挥员的样板和楷模，在全军范围内通电嘉奖。一向心高气傲的林彪当然对此不是很服气。但他也深知，攻不下锦州，自己以后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肯定要贬值，东北野战军在兄弟部队中也要感觉矮三分。就在这时，苏静帮助林彪找到了答案。 原来苏静在深入前沿时发现，2纵5师在攻打义县时采取了坑道近迫作业的攻城方法，部队伤亡很小。苏静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10月5日，苏静向林彪面呈以坑道近迫作业攻占锦州的建议。林彪听后极为兴奋，攻城思路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当即电令攻城各纵队、师，每个师以2/3的兵力抢挖高宽各为1.5米至2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50－60米处。 锦州很快陷入解放军纵横交错的坑道之中，攻城部队在坑道的掩护下伤亡大为减少，野战军的炮兵甚至能从坑道中抵进到离城根只有100米的地方射击。当锦州争夺白热化之时，范汉杰一度计划乘解放军伤亡增大之机向城外反攻。可是看着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范汉杰的心中不由一凉，哀叹道：“守城无望了！”10月15日，锦州城破，范汉杰兵败被俘，仍然对解放军的坑道抱怨不已。 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林彪又指挥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攻下敌军防守严密的天津城，给困守北平（即北京）的傅作义以极大的军事威慑。天津之战之所以打得很漂亮，其中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解放军在锦州之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攻坚经验，攻坚信心也大大提高了。说到底，苏静的建议使东北野战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善于攻坚、敢于攻坚的部队。 对于上述功绩，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主帅林彪一直铭记在心，苏静将军却浓缩为攻打锦州出谋划策这一点上，真是谦虚之至。 § 和平使者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有人非常佩服苏静将军。他就是曾经在华北拥兵五十万的名将傅作义。 1949年1月，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苏静代表解放军与北平守将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共同起草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傅作义的信。此信很可能跟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在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在报纸上刊登过一封有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有关。傅作义当时声称，如果共产党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谁知刚刚过了两年多时间，形势急剧逆转，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够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划上一个体面的句号。毛泽东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历数傅作义在三年内战中追随蒋介石犯下的罪行，声称要追究傅作义的内战责任。胜利者的志在必得溢于言表。 毛泽东的信措辞过于严厉，不仅邓宝珊将军看了大感意外，就连傅作义的共产党籍女儿傅冬菊也担心此信会刺激傅作义。作为和平大使，苏静这时一方面敏锐地感觉到这封信可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不能不送；但是又认为傅作义作为一代名将，也有极强的军人自尊心，万一看到信后思想发生变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亏一篑。思前想后，苏静向上级建议此信还是暂时不送给傅作义本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表示同意。结果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信只送到傅作义的女儿那里。 后来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信全文。本来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已经宣布蒋介石等40余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也名列其中。傅作义当时就对中共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表示怀疑。傅作义的亲信开导他说：“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和平起义后，傅作义心中始终有个疙瘩——害怕中共算旧账。现在看到毛泽东的信，傅作义情绪异常激动，更加认定中共不信守承诺，连忙写信给林彪和罗荣桓，表示：“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北平入城式，经过前门大街 与此同时，傅作义旧部在思想上也产生波动，事态开始复杂化。林彪接信后连忙宴请傅作义，作了大量解释安抚工作，才使事态有所平息。傅作义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西柏坡向毛泽东负荆请罪，也是为了进一步摸一下中共的底。 1949年2月下旬，傅作义到了西柏坡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再次郑重代表中共向傅作义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证，并当场列出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劳以及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卓越贡献。傅作义这才在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到争取绥远旧部接收改编的工作中去。 苏静的冷静变通尽管很微妙，但是随着傅作义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和对北平和谈中细节的了解，对将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苏静将军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为他的睿智和胆识所倾倒。倘若傅作义将军在起义前看到毛泽东的信，很可能因一时义愤作玉石俱焚之举。解放后，傅作义将军送给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 军中儒将 细节决定人品。苏静非常注意细节，一生谨慎，又文而有节，在“文革”中以高尚的政治品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 苏静 苏静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和林彪的关系当然也不一般。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被国军误伤，苏静当时就在林彪身旁，是他将林彪扶下马靠在了路边。解放战争后期，由于苏静的出色表现和林彪的赏识，苏静又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 然而，在解放后，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苏静和林彪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也许只有苏静最清楚。 苏静家离林彪家只有一条街之隔，步行也顶多十几分钟，然而苏静到林彪家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编写《毛泽东选集》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苏静到林彪家征求意见；另一次则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在家中召集参加军管干部了解军管情况，而且去之前苏静已经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按说，苏静即使经常到林彪家走动走动也无可厚非。相互走动也是组织纪律允许，人之常情。苏静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和林彪的亲密关系呢？是他早就看出林彪在政治上要栽大跟头，还是另有隐情？然而，苏静在一次同子女的谈话时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直接工作关系，另一方面是林彪过去受伤身体很不好，不便去打搅。”恐怕这两点是当时经常到红得发紫的林彪家中串门的林彪死党以及江青等人都没有考虑到的，他们考虑的只是政治利益。而苏静考虑更多的是对一位老首长的关心和爱护，而不是攀龙附凤以求飞黄腾达的功利主义. 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摔死后，苏静成为理所当然的审查对象。周恩来总理亲自就苏林关系向苏静问话：“你就去过林彪家两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没有去过林彪家？”苏静回答道：“据我所知，他们都没去过。”周恩来认为情况属实。 但是为了整倒苏静，以前到林彪家比谁都勤快的江青专门罗列了苏静的一大堆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苏静自认为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向寡言少语的他反而在声讨他的群众大会上索性高声喊道：“我与林彪的关系最密切！” 这句话很可能是苏静一生之中嗓门最大的一次声明，也可能是最有快感的发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发泄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政治运动中，墙倒众人推往往是众人选择的游戏规则。苏静此时的声明无异是引火烧身。奇怪的是，苏静的言行，更让人感到他人品的伟大，毛泽东也觉得此人敢讲真话，人品可贵。李先念则感叹地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给林彪当过副参谋长，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也有好心人为苏静捏了一把汗，苏静不以为然。他心里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苏静尽管文化水平较高、战功卓著，但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调。“九一八”事变后，苏静从海外回国参加红军，是当时红军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红军缴获的照相机等高档战利品也只有他会使用。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朱德元帅在机枪训练班上的讲话照片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作者就是苏静。老首长罗荣桓元帅知道苏静喜欢摄影，在一次出国访问归来时，专门为苏静将军带了一部有长焦镜头的莱卡牌照相机。罗瑞卿大将曾戏言，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然而将军一生喜好摄影，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许多开国元勋照过相，却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和首长们合影。心如止水的苏静，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遗憾。不过，他觉得遗憾的是没有和傅作义将军合影，他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退休后的苏静对自己的历史功绩看得很淡，但对自己的老部队和老首长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这种情结从未因为任何暴风骤雨而变味。在“文革”中受审查时，他就冒着掉头的危险坦然表达过和林彪的关系。解放后，苏静不喜欢当领导，编写四野战史是他最大的愿望。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罗荣桓就委托苏静组织编写四野战史的班子。可是随着林彪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四野战史的编写显得十分敏感，主要原因就是林彪太不好写了。上个世纪90年代，陈云同志曾经提议让苏静担任四野战史领导小组副组长。1997年，由于苏静将军对编写四野战史持不同意见，又加上癌细胞已经严重扩散，遂主动辞去副组长职务。一个月后，将军病逝于解放军309医院，就像他名字一样静悄悄地走了。 § 人物评价 苏静将军年逾八十，精神矍铄，才思敏捷，双目炯炯有神。1976年4月，张树军多次至将军宅拜访，将军讲话多平声慢调，亲切随和，平易近人，即便激愤处仍如是。 《红军机枪训练班》（1934年，苏静摄） 苏静将军任铁道部任军管会主任期间，对两派群众“一碗水端平”。某日，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至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会前，谢富治于台上手持麦克风，呼一派组织头头上主席台就坐，而置另一派组织头头于不顾。苏静将军见状，取麦克风大声呼另一派组织头头上台。顿时会场大乱。陈伯达、谢富治等不悦，离席而去，独留苏静一人于台上。将军则泰然处之，继续主持开会。会后，“打到苏静”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 抗日战争期间，苏静将军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第二科科长、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一一五师政治部保卫部长兼敌工部长。其时，八路军各部队均有国民党联络副官派驻。将军奉命向他们提供情况。国军联络副官每日向重庆发报，将军即佯装睡觉，藏笔纸于被窝里暗记密码。连续十余日，国军密码均为其祥录也。解放战争中，苏静将军所录之密码，为我克敌之重要手段，故林彪言：“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苏静将军三次参加了与北平谈判代表的谈判，起草了《会谈纪要》、《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1949年1月17日，苏静将军穿长袍，戴礼帽，与北平谈判代表邓宝珊先生一道进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顺利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十八条协议。北平和平解放，苏静将军功莫大也。 § 个人荣誉 中将军衔 二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章 一级解放勋章 § 纪念苏静将军诞辰一百周年 苏静将军家属在座谈会现场留影 2010年12月19日，由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主办的“纪念苏静将军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中将，邓宝珊将军之子邓成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刘亚楼上将夫人翟云英等社会各界代表，近百人参加了座谈会。 顾秀莲在座谈会上回忆了当年在苏静将军身边工作的情景，高度评价了苏静同志为中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罗东进详细地介绍了苏静将军的戎马一生，罗东进指出，苏静同志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一生淡薄名利，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廉洁奉公。纪念苏静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崇高的思想品质和革命风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家属代表、苏静将军长子苏笑前回忆到：“父亲教会我们在工作中要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在生活中要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父亲对自己要求严格，遇事当前要，多为他人着想，自己和家人都深受父亲影响。苏静将军女儿苏晓晴表示，“苏静将军纪念文集”资料专集正在整理过程中，准备出版发行。 座谈会由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李维民少将主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原部长李振国、95岁高龄的老革命王乐天、苏静将军家乡地方党委政府负责人王耀光、吴芳华等嘉宾先后发言。[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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