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世界文学》 |
| 释义 | § 发展历程 1963年的世界文学现代介绍外国文学的期刊。《世界文学》编辑委员会编辑，现任主编高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53年7月创刊,月刊。为纪念鲁迅在30年代创办的《译文》杂志和继承其优良传统，初名《译文》,1959年1月改为现名，1966年始为双月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刊物。1964年改由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首任主编茅盾，以后相继任主编的有曹靖华、冯至、陈冰夷、叶水夫。 创办初期译载的多是文学名著，如印度迦梨陀娑的《云使》，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俄国列·托尔斯泰的《舞会之后》，捷克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波兰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裴多菲的诗，法国伏尔泰与巴尔扎克，德国歌德与海涅，美国惠特曼与马克·吐温，英国莎士比亚与拜伦等作家的作品；近代与现代作家有苏联的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特瓦尔多夫斯基、波列沃依等人的作品；东欧作家有伐佐夫（保）、米克沙特（匈）、西格斯（民主德国）、萨多维亚努（罗）、努西奇（南）、恰佩克（捷）等人的作品；亚洲现代作家有普列姆昌德(印度)、涅辛（土）、达木丁苏伦（蒙）、樋口一叶（日）、布罗山(菲)、阿笛布（巴基斯坦）等人的作品；非洲作家有阿·阿里－哈米西（埃及）、狄布（阿尔及利亚）、桑戈尔（塞内加尔）等人的作品；拉美作家有纪廉（古巴）、亚马多（巴西）、聂鲁达(智利)、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勒翁（委内瑞拉）、杜尼昂(阿根廷)等人的代表作；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作家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美）、康拉德与毛姆（英）、阿拉贡与萨特（法）、温都利和莫拉维亚（意）、茨威格（奥地利）等人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家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读者更多的了解了外国文学，扩大了他们的视野。 世界文学（1978） 50年代后期，国际上文艺思想斗争日趋尖锐、复杂。中国读者已不满足于只读翻译文章，要求中国作者用自己的观点评论外国作家与作品，对文艺论争、思想斗争等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该刊内容有所改变,以一定篇幅刊载中国作者撰写的评论,并就有关作品组织讨论。这一时期中，发表了茅盾关于列·托尔斯泰的《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伟大的批判者》和《契诃夫的时代意义》，老舍的《马克·吐温—“金元帝国”的揭露者》，萧三论法捷耶夫，曹靖华论鲁迅，冰心谈日本女作家，戈宝权有关中外文学交流的论文，季羡林论巴利文《佛本生的故事》，杨朔介绍朝鲜丁茶山（丁若镛），徐迟分析纪廉的诗，王佐良评价50年代美国几位进步作家的优秀小说等论著。 同一时期《世界文学》还推荐了很多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外国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如日本的井伏鳟二(《遥拜队长》),塞内加尔的乌斯曼（《沃尔特人》），尼日利亚的阿契贝（《瓦解》），苏联艾特马托夫的《查密莉雅》和雷特海乌描写楚克奇民族生活的小说，瑞士杜伦马特的《抛锚》，意大利皮兰德娄的《西西里柠檬》等。 1966年《世界文学》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1977年10月复刊，内部试刊一年后，公开发行。随着国家拨乱反正，走向正常发展。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以后，《世界文学》注意译介有教育意义、有借鉴作用、有艺术价值的外国文学作品，积极发表无产阶级文学家的著作,热情推荐新兴国家的优秀新作，有选择地发表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名作；同时加强对外国文艺思潮的研究和介绍。对某些外国有影响的作家，如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契、智利诗人聂鲁达、美国诗人庞德、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等进行重新评价。还发表了中国作者撰写的有关荒诞派、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的论文。 世界文学（1977） 新时期的《世界文学》重视反映外国文学现状，介绍了不少在各自国家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如美国冯尼格和欧茨的小说，法国埃梅和特罗亚的短篇，联邦德国伯尔、苏联阿斯塔菲耶夫、舒克申和瓦西里耶夫等的作品，匈牙利莫尔多瓦的讽刺小说，保加利亚维任诺夫的中篇，日本井上靖的《斗牛》，朝鲜的《血海》等。对赢得世界声誉的文学作品做了及时的报道与推荐，如关于希腊的埃利蒂斯的诗，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英国戈尔丁的小说，奥地利卡奈蒂和他的小说《迷惘》等。 《世界文学》除刊载作品、评论外，还辟有《文化交流》《文艺动态》、《文学家小传》、《访问记》等栏目，并选登美术作品。《世界文学》还编辑了《世界文学丛书》。 30多年来，《世界文学》向读者介绍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文艺界和广大文艺爱好者的需要，为中外文学的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及其文学的了解，作出了贡献。 § 刊物内容 《世界文学》除刊载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外，还辟有文化交流、国外通讯、评论、文摘、书评、译坛纵横、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漫笔、作家谈创作、编译者序跋、外国文学资料、世界文艺知识、文学史话、作家逸事、中外作家答本刊问、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中国诗人谈外国诗、世界文坛热点、中国文学在国外、世界文艺动态等多种栏 世界文学丛刊之夜驰白马目，并发表外国文学名著插图选登、美术作品和作家肖像。 世界文学杂志社还出版介绍世界各国文学现状的杂志《外国文学动态》，编辑过《世界文学丛刊》十五种、《世界文学小丛书》十种、《〈世界文学〉30年优秀作品选》（小说、散文类）、《外国优秀散文选》《世界文学精粹40年佳作》和其他选集。 最近二十年来，国内直接出版翻译作品的出版社越来越多，出版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世界文学》受到篇幅、出版周期等因素的限制，只能依靠编辑部人员的研究水平和文学判断能力，力图寻找一些经得起时间积淀的考验，能够体现出世界文学历史发展方向，真正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作品。尤其那些篇幅比较小一些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纪实文学等体裁的作品。 《世界文学》内容丰富、译文忠实、品位高雅、文图并茂，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广大读者喜爱，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提高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水平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 刊物影响 《世界文学》在海外也享有盛誉。它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及地区的文学界、学术机构 世界文学五十年作品选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协作。除港、澳、台以外，它还在美国、俄罗斯、日本 、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拥有订户。《世界文学》经常得到国外友人、著名作家甚至国家元首的赞赏。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的文化越来越体现出商业化的倾向，阅读—— 尤其是文学阅读越来越让位于视听媒体的传播。国内也已发生此类的转向：文学不再作为人们业余享受的主要精神食粮和娱乐形式。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大环境中，《世界文学》并不随着世俗趣味的改变而改变自身原来的办 刊方针，而是坚信，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人们文化结构多层次多差异的国家中，《世界文学》应该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了解各国文学发展动向的人们，保留一个窗口，提供一片风景。 从2002年的第5期起，《世界文学》连载了文学资料“世界文学五十年”大事记，结合《世界文学》办刊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以短小精悍的篇幅，回顾了世界各国五十年中的文学大事，力图为读者提供一幅世界文学的大致面貌。这一资料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好评。 § 《世界文学》的存在理由 左翼批评家欧文•豪在《异议》创刊的时候（一九五四年）曾说：“当知识分子不能做其他事时，就去办刊物。”倒好像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压政策下，办刊物成了左翼知识分子本来充足的日程表上剩下的惟一一项可能有所作为的事。但把这句话略作修改，或许更恰如其分——“当知识分子能做什么事时，想到的头一件事也是去办刊物。”对文学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或许他在文学知识分子之外还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密谋家、一个板球爱好者、一个集邮迷或一个引诱者，但只要他还是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话，人们就会根据他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作为来评判他的本质。 一、鲁迅创办的《译文》：《世界文学》的前身 鲁迅那一代文学知识分子当然可以选择成为文学知识分子之外的任何角色，而且他们当中的确有不少人后来转而从事或者兼顾别的事业，但他们若要仍以文学知识分子自命的话，他们就只能通过自己的文学事业来表明这一身份，而文学刊物能使文学知识分子得以有形地存在，并以小群体的形式存在。前刊物时代当然也有文人和作品，但这不过是单个人的行为，是不时偶然出现的事件，但刊物却是有着共同宗旨的一小群人的群体行为，它类似于政治密谋家们的结社。对鲁迅那一代人来说，一份刊物就是一份宣言，一种思潮，一种同仁精神。所以它往往超越创办者个人的意志，成了一种共同意志；此外，这种超越还表现为，在最初的创办者谢世以后，一代代的后继者仍以群体的形式服务于这个刊物，服务于这个刊物所体现的那种意志。意志仿佛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一份刊物的终结，就不仅是类似单个作家的死亡那样的事件，而是一种意志的颓败、一种思潮的衰落、一种同仁精神的瓦解的表象，它所引发的是对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感叹。 译文（1955） 但鲁迅为何弃医从文，而不像其他人那样弃文从政或弃笔从戎？在一个急需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时代，鲁迅为何选择成为一个文人？难道文学是比政治或军事更紧要的事？鲁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给出了一种解释：“从那一回过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学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在鲁迅前前后后创办的那些文艺杂志中，有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的《译文》，即一九五三年七月复刊的《世界文学》的前身。 二、感性的深化可为社会革命奠定深厚的人性 改造国民精神的东西，不徒文艺而已。政治学说、科学知识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口号。但鲁迅对国民性的悲观主义看法以及他的平民主义的主张，使他与同时代的那些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不同。在那些激进的启蒙主义者看来，一场以精英分子为主体的暴风骤雨般的社会革命，能够使民主的政治体制和科学的理性精神旦夕间成为现实。但鲁迅却认为这种不触及国民精神的革命只不过是邪恶的历史的又一次循环而已，无非是阿Q们取代赵老太爷们，不管阿Q们打出的旗号如何不同。没有新人，就没有新社会，而新人的塑造却有赖于感性的改造。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真正历史主体是现代人。不能指望意识仍停留在蒙昧的古代的人完成一项真正现代的事业。作为一场社会革命的前提，必须有一场人类学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以此锻造作为未来新社会之基础的新人。 这意味着鲁迅所从事的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基础工作，是一项人类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工作，是对国民性的改造。在这方面，文艺大有作为，因为文艺直接诉诸人的感性；此外，感性的深化，可以为激烈的社会革命奠定一种深厚的人性。文艺运动就这样成了鲁迅的现代性计划中最核心、最内在的一环。这当然不是鲁迅的独家发明，更早一些时候的梁启超就曾把“小说界革命”视为“改良群治”和“新民”的必经步骤，是一系列革命的最初始的革命。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云：“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无论是梁启超，还是鲁迅，都把“欧西”小说当作“新小说”的楷模。他们不仅是热心的翻译家，而且是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家。鲁迅谈到自己的创作时称：“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 三、“世界”是它的视域，“文学”是它的立场 世界文学（1981） 尽管梁启超和鲁迅对小说或者文学在意识现代性中的作用的理解过于夸张，但事实是，那一代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西方文学的阅读，而且，的确，与西方现代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所包含的体制化的现代性不同，西方现代文学提供的是一种复杂的意识的现代性。这就是说，前一种现代性计划可以历史地完成，而后一种现代性计划却处于永远未完成的状态，但没有后一种现代性计划的完成，前一种现代性计划的完成永远处在残缺的完成状态。这样，后一种现代性计划就成了前一种现代性计划的质疑者和批评者。《世界文学》的复刊和持续存在，是后一种现代性计划仍然处在未完成状态的表征。 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的时代，仿佛历史的诸种计划正在一个个地完结。但历史若以这种残缺的方式终结的话，那无疑是一场悲剧的寂静的尾声。不，历史之门依然洞开，在我们面前依然不断变换出自由、梦想、尊严和美的种种幻象。我们由此看出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是残缺的，是卑微的，而我们并没有停止去梦想一个更自由、更人性的世界，一种更尊严、更美好的生活。《世界文学》依然与这一事业息息相关。“世界”是它的视域，而“文学”是它的立场。在一个充斥着小店主和总经理并且视野日益拘束于方孔之间的时代，它是一个不倦的守夜人。但那不是一个孤单的人，而是一小群人，在一种共同意志的激励下工作。鲁迅在《〈译文〉复刊词》里曾引庄子的一段话来描绘这种艰难时刻的同仁精神：“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 § 参考资料 1.中国社会科学院http://www.cass.net.cn/y_qkzz/qkzz_05yw/qkzz_05_04.htm 2.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3/24/content_795830.htm 3.孔夫子网 http://www.kongfz.com/bookst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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