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政治”的棋局 |
释义 | 政治一词在中国似乎失去了本意,而成了国人心目中所通常认为的字眼。如今在学者们的剥离下,渐渐复归其治理之意。就如思想一词也失去了意义,或许因为所用太广,诸如沉思、思考等等语词一时还未见其能够突出牵绊。 前此我在打理自己对于明理、务实、闲心三大追求比例的时候还在惭愧,自己太重于明理,而太多的事情并非明白了就做到了解决了,然而或许是惯性的约制,如今明理的喜悦依然可以打动我。今天整理文献的时候,认真地学习和思考了《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结合在深圳和上海的所见所思,不觉开始在脑海里浮现“政治的棋局”。先前曾经和朋友们一样往往并不看重官面的文件,然而这次因为有了实践的了解之后再去学习,当可从此打消我那年不少却仍轻狂的浮躁和浅薄。 先抛开文心城府帝王术和在中国要考虑人的因素和特色问题的羁绊(这些是国人最常认为的“政治”),在现世的中国治理当中,基本已经具备了良性进步的苗头和潜力。大凡政治领域当中的一务实事之行,或由受众利益需要驱动,或由学界倡议,或由国际冲击,或由领导人的宏略远图,或受企业启发。目今的中国政治治理中,其实多受驱动的是企业的需求与启发,还有国际的冲击与接轨,因为普通民众的公共利益达成机制尚在中国政制当中缺乏必要的链条连接,而学界的很多研究似乎又往往落在了企业的领跑和政府的追风之后,更不消言学界本身的诸多硬伤。所以,大略来看,中国目今的社会运行端赖于所谓市场经济的揭开甲壳,然后在利益欲望起锚的背景下,企业率先翘首弄潮,过程中的诸多尝试、摸索,而在交易领域最容易接触到人性、文化、意识、视界、内外之沟通,于是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就呈现趋之若骛之状,它们就使得商业和管理意识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然后是学界的梳理和深入,然后是培训互动推广,在这些过程中,普通民众利益诉求链条匮乏的中国就出现了法人、组织作为民众动力形成的替代机制,他们对于政府管理开始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于是目今就形成了企业领头、发达地方政府引导探索、中央政府定调规范、落后地方政府跟风、学界梳理辅助知识传播能力建设的格局和步调,此之谓我脑海中的政治的棋局,棋子且不论,棋路和棋局的合理结构实在重要。一地之商业意识发达、人文蕴涵丰富、民情追求发展,则推动政府向学界求智源,然后推动尝试,然后摸索创新,然后给中央要政策要法律要各种支持,然后中央总结地方的探索和教训,提出整体性的全国的方向和态度,然后落后地方学习取经,先进地方就再完善、再探索、再创新,期间为学界提供大量的任务和机会,这样就可渐成良性态势。之所以想起这些,是因为在读《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时候充分结合了上月在上海学习调研的经历和思考,发现其实文件当中所说的很多事情和表明的态度基本上都是针对上海市的探索和问题所言讲的,多年以来没有过的再一次象小学生一样(现在终于发现小学生样的简单思维并不比读书人所垒砌起来的那么多的关怀和理路更不重要和合理),我好好地梳理出其中讲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的话语,涉及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的共有以下几处—— 1、 三(六)“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P4)中提到“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 四(二)“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P5)中提到“完善……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 四(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健全公共财政体制”(P5)中提到“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4、 四(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P6)当中提到“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社会医疗救助”、“发展老龄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老龄服务”、“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 5、 五(四)“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中提到“深入开展城乡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建立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相衔接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P7)。 6、 六“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导语和六 (一)(三)(P7)当中集中提到了关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在这些工作当中对待NGo的政策和态度。完全针对NGo社会组织的是六(三)“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发展和规范律师、公证、会计、资产评估等机构,鼓励社会力量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社会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发展和规范各类基金会,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 看完这些简直真是震惊,上述问题和表述似乎没有一个不是上海有关人士所提到的,继在深圳切实体验其中国改革排头兵的地位之后,再次感受到上海政府公共治理对于全国的引领,然而竟至于在中央文件当中如此的对口其问题和经验,不由人不感慨。 然而从这个角度思索政治棋局的时候,这中间存在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学界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关系、公共人员的管理问题、突破和融入的关系、民情视界的约制等等问题。 学界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关系,首先是学界如今存在消费学术观念,正如我前此观察《新结婚时代》一书所体现出的作家意识一样,学界、作家现在受商业消费、创意项目经营的影响太明显,容易轻易地引起风潮和即时消费,而这个时候政府研究机构的课题立项和研究经费审批就往往会卷入其间,当风潮平息之后便容易导致研究成果和政府治理实务探索努力的风流云散。这一点我印象中在上半年中美公共管理论坛闭幕式上青岛市政府候副秘书长的演讲里体现的最为充分,记得当时很多朋友感慨按照其字面上所透露出的理论信息量,青岛市政府应该是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最优秀的团体机构。当然,在绩效管理还在政府推行的时候,青岛市政府由于其电子政务建设水平在2006年的评估当中位于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其他城市是会学习、竞争的。然而,其所言讲到的各种政府管理理论的落实,除了他们自己,是没有人敢相信的。至于说学界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指他们的交流互动细节,而是说在政府进行管理创新的时候采纳学界和所辖研究机构方案的比例问题,这一点,其实从“市场化”一词上最可体现出来,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当然脱不了干系,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上的市场化,根本就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名义下的行政垄断继续化,然而到了影响社会和谐的时候学界才来开始归纳总结地方政府市场化改革的模式和教训,既反映出学界的失职,也说明了市场化改革并没有过多的切实的采用学界的智源,而只是利用了学界市场化风潮的大好时机而已。 关于突破和融入,其实是一个涉及各落后地方政府的最为紧要的问题。目今的政府治理创新,很多的是源于企业和学界、国际组织的联动,尽管说在企业的商业意识和治理成熟度以及接触国际组织的机会上来讲,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更有优势,但是在很多的社会事业方面,如今的中部西部地区同样有着很多的机会,也就是说存在突破的机缘,然而最终是否能够融入到当地政府治理实际当中,就表明了在政府治理创新问题上是存在其他更多制约因素的。比如,关于项目管理,应该说,在中国是2000年以后才慢慢在企业当中抬头,至于今日,已是到处都是课题、项目、项目官员、CPO了,可是中国的项目管理乃是发源于1980s云南鲁布革水利工程的试点,然而到了如今却是云南的企业人士来北京上海深圳参加项目管理培训学习项目管理经验应用项目管理教材,而云南到目前为止似乎也只见汪小金博士赴澳几年后在项目管理文化理念上的探索和努力。而我们知道的是,在云南,每年其扶贫、环保、妇女儿童权益、动物保护和艾滋病传染疾病防护等诸多的领域当中都有着很多的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和德国日本美国的众多Ngo组织的合作机会,他们在项目经营操作上都有着规范的程序和严格的能力建设,业务培训和监测评估等等也都堪称典范,那么多的技术援助项目并没有导致云南学界在项目管理上异军突起,更没有引领得云南政府公共治理翻天覆地,或许只留下一些政府研究机构所总结的“做成了一些事情、培育了一批人才、探索了一种机制”等等这样表面性的东西。如今江西省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扶贫项目已经于12.1进行了第二批的招标工作,这是一次在中国公共治理当中规格最高最具探索价值的项目,然而我却对江西省政府学习这种项目经营理念并没有多大信心。那就是因为,在政府公共治理创新的背后,存在着更多的约制因素: 一地之发展,概源于多由,诸如一地人之意识、观念、视界、价值观、风气、民情、利益诉求、追求等等,在这些的背后再是政策、资源、人才的约制和优惠。在特大城市,之所以一些高规格的项目能够激发很多的创新,那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存在着人才、视界、观念、民情等等多方面的积淀和储备,所以大多的机缘就能够融入该地和获得推广,甚至创新、扩散和继续的突破。昨天有朋友要我拜读一篇思考山西发展困境的文章,我就在想,河南??多议,然而未知何日会有人切实关注各地民情的良化,应该说山西的一个“乔家大院”抵得上众多河南人的辩解,辩解本地的优秀就如大家已经厌烦的“中国是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一样俗套,河南人歧视问题太多的人在反驳和思索,然而这个事件最有意义的应该是使河南人意识到民情良化的历史任务,它比终于排在了GDP总量全国第5位的努力要重要的多。然而啊,思考问题最忌无的放矢,不知“河南人”如何细化!不知谁会为“河南人”的名誉切实努力!尽管未见民情之努力,山西已经有见于幼军和学者们很好的交流,但是山西的涅磐要比河南困难的多。 民情视界对于事业发展和管理创新的约制是最为人忽视的,然而在我的体会却是最为重要的,夏期里行走中山市和拜访中山先生故居,最令我震撼的就是中山人经历当中所体现出的民情,有着这样观念意识人才的地方不可能不发展,就象如今的韩国一样,那样的民族精神之下,创造奇迹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容闳、郑观应、孙中山以及他们身边的朋友,那都是四海为家努力治事之人,又能真正行走寰宇,哪里有先进观念和意识他们都是最为清楚的,夸张的说,也就是,他们都站在世界文明的顶端,人类历史当中的科学管理和正确观念他们都是蕴涵于胸的,一个有着中山先生和富兰克林先生的地方,我想不发展是不可能的。那样的宏富世界先进知识而又热心公共事务,在事业进步上,可以不恰当的说,他们是拔着头发上升,唯恐不高;而更多的地方,是拽着脚跟下沉,象笼子里的一群螃蟹一样,生怕有人爬出去,一是向后看,所谓落后的传统文化势力影响,一是对内,所谓的内讧内耗人事纠葛,这样当发达地区在西方文明学习成熟的时候,反过头来学习和经营传统文化的时候却也多见这些地区乏善可陈,当文化沙漠的深圳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力最强的城市的时候,我们才见到各地纷纷学习取经的身影。看出这些并不难,然而难为的是在所谓建立兄弟城市、友谊城市的时候,各地的公共人员是否思考过民情良化之途,真正的学习一个城市,那就在你的本地建立一个另地的博物馆,全面的展示其人文民情。当然这往往是长期的影响,所以追求显绩的政府鲜有人为。走在中山的各种公共设施当中,到处可见致富南洋的民众捐资建设的标记,其商业文化步行街的优秀建筑设计恐怕更少不了学外智源的功劳。 在深圳的时候曾经跟毛老师反映过我的苦恼,有时候容易激动,对一个事项产生很大的热情和寄予热切的企盼当时跟她说比如各地政府如今在积极推动的绩效管理与评估,其实关于中国的公共人员管理,就紧要的也的确就是责任追究机制问题,而如果靠了绩效管理在评估体系当中细化人员责任和政府治理目标,则无疑就可以扭转国人重做人轻做事的倾向、改变黑箱政治为透明的民意满意度指标,而靠了这一个管理工具就可以引领和激发中国公共治理的良性运行。所以越想越觉得应该好好研究和思考,而且信心倍增,然而,很快随着绩效管理思考的深入,很快碰到了有专家提到的绩效管理推行需要所谓的九大运行机制基础,不言而喻,其背后正式中国存在了多年的诸多问题的累积,这就相对于你兴奋地举起旗帜要起跑的时候,发现原来不是站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那透明无拦、“一马平川”、公平公开的跑道上,而似乎是山岭,是墙壁,是泥淖!于是你就想回头……你似乎要怀疑是否南辕北辙了,那你再回头,那将是人与制度的圆圈,和先前制度经济学的修习经历多么的相似啊! 至于公共人员的管理问题,由于中国整体的政制存在诸多问题,所以不得不令人多多思考公共人员务事的动力机制。前此读史思考清流物议和精干对策思维的时候,由于感慨历代死谏的文人,我曾触及到公共人员务事、为公的动力思考,然而终因千头万绪无从抓起,而且还想起了人与制度的困惑,想起了“线和圆”的思考,想起了“裹挟着进步”,想起了“行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等等。记得曾经和CFPA的廖女士和清华Ngo研究中心的韩先生都交流过关于“中国NGo生存状态的乐观状况”问题,尽管他们多鼓励我乐观看世,然而我不得不想起我的“人与制度”的困惑。在Goco和菲利普谈论合作申请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时候,我就曾经拼写过中国学界和国外机构组织联动引进走出的激动图景,可惜最终是“行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尴尬。如今再拼图“政治”的棋局,我已经不再顾及自己的情绪体验,而坚决地走向对策思维,可巧的是,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秘诀,那就是体现在机构编制问题上,若要推动一项事务,不用太过呼吁和要求,在编制上下功夫,改变或者重设机构,指向欲为的事业,则只要架子搭起来,就有人唱戏,有人愁事业的发展,有人去争事业发展的政策财政环境。在民意驱动渗漏于政制安排当中、政绩评估变革缺乏执行力的中国,社会事业的发达或许只能暂时寄托在观念冲击和组织编制驱动的奇巧之上,政治棋局的良化似乎也可以从小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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