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牙买加新民社 |
| 释义 | § 概述 牙买加华侨知识分子的组织。 § 内容 1924年创立。社址在金斯顿品士直街48号。创始人为吴挹光、曾自培、陈仲儒等。以交流知识及普及社会教育为宗旨。凡华侨不拘年龄,志趣与该社宗旨相同者,缴纳基本金一镑,即为社员,不收常费。下设演说、演剧、音乐、图书杂志、文艺、教育等部门。曾演出名剧《嫦娥奔月》、《箭中缘》等。致力于华侨教育事业,创办新民学校,全靠演剧筹款维持。时而举办演讲会,讲题着重有关国际、中国、家乡及各种公益事业问题。每晚排演粤剧锣鼓大戏,专请师傅教粤曲。吴挹光返国后,社务逐渐停顿。1933年力图招收青年入社,重振旗鼓,因内部意见分歧,终告瓦解。 § 社区起源 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劳动力的急剧缺乏，这种情况尤其出现在制糖工业。在经历了征募欧洲合同工和东印度苦力之后，中国劳工成为新劳动力的重要来源[3]。克里斯汀•何认为：“移民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华人是由中国向所有美洲国家巨大的人口流动的一部分。”[4]毫无疑问，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华人移民与美洲的华人移民紧密相关这个意义上，她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她忽略了从1800年到1925年超过300万的中国人作为契约劳工来到世界各地这一事实[5]。可以说，契约华工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为全球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第一批华人于1854年登上牙买加岛。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大约有200名华人来到牙买加，这些华人主要是来自其他殖民地的再移民。只有第三批直接来自中国。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1854年有多少华人抵达了牙买加？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里有三个常见的数字：195人（Olive Senior），200人（Tomes），472人（陈匡民；Lind）；人们通常认为首批移居牙买加的华人来自于巴拿马。修建沟通地峡铁路的巴拿马铁路公司急需劳动力，大约有709名华人被雇佣。他们在1854年3月30日到达巴拿马。在通往巴拿马的艰苦航行中，16人死在船上，另有16人在到达后不久死去。此后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超过80人在他们位于科隆（Colon）的马特秦（Matachin）[7]营地死去。几个月之后，他们大部分已经死亡，幸存的一些人作为劳工被转送到牙买加。 如此高的死亡率一方面是由于自然条件不适（气候、热病、缺少新鲜蔬菜等），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环境的恶劣（残酷的管理、医疗条件的缺乏）。巴拿马的条件如此恶劣，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只能以自杀抗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即有125名中国苦力上吊自杀，另有超过300人被发现死亡。露西•科恩曾将这种自杀现象置于一种心理—文化框架内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华人陷入了一种生理和心理压抑之中，这种压抑与招募形式、航海过程、巴拿马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工作环境一起，使自杀变成一种“抗议和使进攻内向化的文化模式。” 根据巴拿马报纸报道，6个月后，一位来自牙买加的华人绅士与铁路公司进行了一次交换，用体格健康的牙买加人换取同样数量的华工。一条载着195名契约华工的船于1854年11月从巴拿马抵达金斯敦[10]。然而，这一交换看起来并未使牙买加满意。主要因为华人身体不佳和经济窘迫，他们到达不久就流落街头，“‘衣衫褴褛，瘦弱憔悴，心已破碎，痛苦悲惨'，他们最终在金斯敦和圣•凯瑟琳的医院和救济院找到了落脚之处。在那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作为乞丐而死去。”[11]因此，传统观点认为第一批牙买加华人来自于巴拿马，这一结论得到了加勒比地区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广泛赞同。 英国档案却表明：第一批牙买加的华人直接来自中国。他们与一位圭亚那的英国移民代理商詹姆斯•怀特签订合同，乘坐的是埃普索姆号轮船（Epsom）。这艘船在1854年4月满载着310名乘客从香港驶往牙买加，有267人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这次航行被认为是“英国鼓励直接而自愿的雇佣合同移民的第一次尝试。”这些移民成为牙买加的第一批华人定居者。他们来到牙买加之后被安置在克拉伦登（Clarendon）和金斯敦附近的卡曼纳斯（Caymanas）庄园，并很快与来自巴拿马的“吸血鬼”(Vampire)和“特雷莎•简”（Theresa Jane）两艘轮船上的205名华工会合[13]。在这472名到达牙买加的人当中，267人是来自香港的合同工，而其余则是来自于巴拿马的契约华工。在第一批到达者中，只有很少人活了下来，比如陈八公（英文名Robert Jackson）[14]、张胜伯、何寿、凌三等。他们都在零售业开创了自己的生意，并成为华人社区的基础。例如，当黄昌(WongSam)刚从英属圭亚那抵达牙买加时，陈八公雇佣他作为店里的助手。 从1864年到1870年，大约又有200名中国契约劳工从其他加勒比岛屿来到牙买加，其中多为特里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种植园的契约华工。当种植园因自然灾害破产后，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三年合同期。与此同时，美国的农业公司正开始在牙买加投资。华工当时已经具有聪明、勤奋、坚韧和可靠的口碑。在当地劳工缺乏的情况下，美国公司曾专门到特里尼达和英属圭亚那招募契约华工。有些华人应募加入了农业工人的队伍，另外一些人则自愿从特里尼达、英属圭亚那、巴拿马或夏威夷来到牙买加。这些人共有200人左右[15]。在合同期结束后，有些人继续为大公司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开始从事零售业。 在19世纪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的中国移民潮发生在1884年，他们是直接来自于中国的契约工人。这批契约华工于1884年5月6日离开香港，在澳门登上“钻石号”，“最后一艘从中国驶往英属西印度的装载契约劳工的轮船”两个月后到达金斯敦。所有的成年人都是由香港代理商雇佣的合同工。这艘船共搭载了501名男性、105名女性、54个男孩、17个女孩，还有3个婴儿，总共680人。这次航程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只有一人死亡，另有三个孩子在船上出生。除了大约有20人来自广东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外，其余均为来自东莞、惠阳和宝安等县的客家人。船上的翻译名叫陈亚维，医生为陈平彰。正是这群人构成了牙买加早期中国移民的核心。后来的移民大都为这些客家人的宗亲，并且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移民到牙买加的。 他们是怎样抵达牙买加的呢？Ching Chieh Chang认为：“第一批于1884年直接从中国到达牙买加的华人是经由温哥华和哈利法克斯而抵达的。从那以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香港—温哥华—哈利法克斯—金斯敦航线就成为大多数移居牙买加的人所选择的路线。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走的是巴拿马运河一线。”[17]这一叙述值得怀疑。20世纪50年代末期，一位1884年的移居者记下了他在航程中的个人经历。当时只有9岁的温才（Wencai）随家人来牙买加。他们乘坐的“钻石号”轮船离开澳门后，在途中遭遇风暴，船桅坏了，不得不在加拿大改乘“亚历山大王子”号。这艘船运载他们于1884年7月12日到达牙买加。他们的航程走的是香港—澳门—新加坡—苏伊士运河—欧洲—百慕大—哈利法克斯—古巴—金斯敦一线[18]。这一说法显得更可信。首先，这是乘船者本人的回忆。其次，在1914年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前，对于一个贫困的移民家庭来说，从温哥华到哈利法克斯的路上旅程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花费上来看，似乎都是难以承受的。 至于牙买加华人的来源，应该注意他们中绝大多数并非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如三邑（南海、番禺、顺德）或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而是来自东莞、宝安和惠阳三县组成的区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主要是客家人，而不是本地广东人。下面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一点：李谭仁所著的《占美加华侨年鉴•1957年》中的人名录和华人墓地记录。根据李谭仁书中的资料，牙买加华人绝大多数人来自三个县：东莞（169人）、宝安（65人）和惠阳（57人）。其中超过70人来自于观澜这个位于东莞县的小镇（见表1）[19]。其他资料也验证了这一点。移民牙买加的华人出生地（侨乡）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这一特点也在位于金斯敦的华人公墓记录中体现出来。这个公墓是在20世纪早期由中华会馆为那些客死牙买加却不能重返故里的华人修建的。截止到1957年9月9日的公墓记录显示，在公墓中所葬的1436名华人中，陈姓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共303人，占总数的21%。前8位的姓氏（陈、李、张、曾、郑、黄、刘、何）加起来一共有1005人，占总数的70%（见表2）[20]。牙买加绝大多数的陈姓华人来自东莞县的观澜墟（主要是NFDA1湖人）；而大多数的曾姓和郑姓华人则来自于东莞县的塘沥；李姓主要来自宝安县的沙湾和惠阳的龙岗；何姓华人则大多来自惠阳的横岗墟。21] 社团建立：自力更生与谋求适应 牙买加知名华人作家李逢生（Eastern Lee）曾经说过，牙买加的华人“受到的外部压力越大，他们就越团结”[22]。这种对外部压力的反应，实际上是所有定居异乡的华人移民的一条规律。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以姓氏、贸易和慈善为基础而组织起来是最明智之举。以血缘关系或出生地为纽带的内聚力减轻了移居他乡的心理压力和实际困难，增加了经济成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自强自立是生存根本，适应环境是应变之道。在牙买加大致有三类组织：服务于全体华人的一般协会、以姓氏和出生地为基础的特殊组织和各种类型的贸易组织。 中华会馆（Chinese Benevolence Society）是华人在牙买加建立的唯一一个为全体华人移民服务的组织。根据口头流传下来的记载，最初有两个中华会馆。一个由陈亚维领导，该会馆因“侨胞不拥护，自行解散”。另一个则是存在至今的中华会馆[23]。这是由陈八、张胜、黄昌等人于1891年所建。该会拥有约500名会员，入会费为1英镑。会馆的维持与运转是由周期性的捐赠和诸如征收的赌博费等特殊收入支持。从那时起，中华会馆既在华人社区内部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又成为华人社区与当地政府的桥梁。它的基本功能包括组织集体行动保护社区利益、传播来自中国的各种新闻、相互援助、照料年长力弱者、制定相关规章以及协调不同集团的利益。中华会馆往往在处理华人社区重大问题时作用显著，如移民上岸问题、商业机会问题或内部冲突等。 从1928年开始，中华会馆发动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直到二战结束，这些活动一直是中华会馆的中心活动。中华会馆号召华人社区进行捐助以帮助受伤的士兵、为中国空军购买飞机。在抗日战争期间，牙买加华人共捐款200554英镑。这些行动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度赞扬[25]。战争结束后，由于出生于牙买加的新一代华人的增加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内战及大陆与台湾之间存在的冲突），逐步导致了华人对中国和牙买加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在形成华人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华会馆在其鼎盛期曾有五个下属组织：一所学校、一家医院、一家养老院、一块墓地和一份报纸。华侨公立学校的前身是由致公堂（英文有时译为Freemasons)于1920年创办，两年之后暂停。1924年3月，这所华人学校在中华会馆里重新开始招生。由于得到称为“新民俱乐部”的华侨戏剧俱乐部的资助，这所学校也被称为新民学校。1927年以后，一个名为“如意堂”的华侨俱乐部每月资助这所学校35英镑[26]。学校的主管均为志愿，每年学费为6英镑，贫困学生则可申请免费。1928年，新民学校被中华会馆接管，中华会馆将其重新定名为“华侨公立学校”，并且将其迁往由中华会馆花费2300英镑购买的校址。1944年，华侨公立学校公布新章程，在章程中表明它属于中华会馆（第一条），并且注明学校“遵循祖国教育部的制度”（第三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华文学校在牙买加各地出现[28]。随着中国国民党牙买加分支机构的建立，华人社区得以发展与中国政府正式联系的渠道，华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热情也不断提高[29]。截止1944年，参加华侨公立学校的人数已增加到300人之多。1945年，华人社区决定修复和扩展这所学校。为了鼓励捐款，中国驻牙买加领事馆还特意发布一条公告[30]。学校在华人捐资1万英镑的基础上得以重新建立。华侨公立学校实行财政公开，每年在《华侨公报》（金斯敦）上公布其年终财政报告[31]。该校在经历了这种中文取向的勃兴之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学校应该如何运转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认识到了华文课程的实用性十分有限，因而建议教学应该进一步本地化，且更具英语取向。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化是华人社区唯一确切的象征，抛弃华文教育则意味着社区认同的根本改变。[32] 然而，出生于牙买加的新一代华人更多地认为自己是牙买加人，而不是华人[33]。即使他们学习汉语，除了在家里之外，很少有机会与外界交流。1955年，学校的9名教师中只有2人懂汉语；在10名在校生中，只有1人会说汉语[34]。既然这所学校是华人社区的公共财产，其资金也是来自于华人社区，那么在办学政策或课程设置等方面的任何重大改变都必须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学校章程（1944年）清楚表明在教学中“绝对以中国语言文字为主。外国语为副”（第3条）；“本校所任用之校长须为华人”（第4条）。然而，这两条均在1952年被打破了。当时，学校决定课程按照当地教育体制来设置，即以英语为主，汉语为副；一位具有硕士学位的西方人（以定）被任命为校长。随后，华侨公立学校经历了新一轮的兴衰。 另一个由中华会馆创办的社团机构是华侨留医所（即华侨医院或住院部门）。华侨医院是在社区领袖陈琼光、李天培、戴丁贵、陈云标、陈昌朋、陈泽生、郑永康、叶俊万、陈禄荣、郑锡荣、刘绍歧、李启桐、丘冠培和黄华勋等人于1921年2月发起、于1923年5月正式建立的。华人社区最终共捐款4000英镑。为了给当地华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医疗服务，这所医院24小时营业。病房免费，但是没有任何常驻的医师，病人不得不负担他们自己医生的费用[36]。由于缺乏捐款，最初这所医院被迫进行时断时续的经营。然而，在1944年，中华会馆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讨论筹措资金的问题，会议决定所有华人批发商、零售商和个人都应该捐助一定数额的资金来支持医院建设[37]。1952年，彭朝章被任命为院长，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想法并取得成功，即在医院围墙上出售广告空间。由于有了广告客户所提供的固定收入，这所医院最终经营得非常好，从而受到当地政府和公众的高度赞扬。 由中华会馆所经营的还有华侨颐老院，又称老人房，相当于华侨养老院。它是专门为贫穷和年老的华侨建立的。早在1877年，华人社区就购买了两处位于金斯敦的相邻的房屋作为老年华人的居身之所。加上后来又购买的相邻的两所房子以及如意堂所捐助的一所房子，这家养老院就有了五所赡养老人的房屋。华侨颐老院的规章中有一条规定，即任何年满60岁、失去工作能力和没有家庭的华人都可以申请生活补助和住在养老院里[39]。在1957年，约有60位老人住在华侨颐老院。他们的赡养费主要来自于华侨面包店、商店和个人的捐助。然而，中华会馆有时被迫采取强制措施来从华人社区获取捐助[40]。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中华会馆决定重建华侨颐老院，1961年秋季，一位名叫罗维松的华人建筑师捐助了1000英镑，从而使这一计划得以实施。 1904年4月，华人社区领袖陈连高和张胜等人在金斯敦的心平•阿西里路（Heart's Ease Ashley Rd）购买了12英亩土地作为当地华人的墓地。这就是中华义山（即华人公墓）的起源。在1907年的可怕地震中，华人商业和家庭遭受巨大损失。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英国殖民政府同意赔偿华人社区500英镑作为损失补偿。社区将这笔款项用来在心平•阿西里路修建正式的华人公墓。1927年，六位华人领袖（陈瑶光、谢祯华、何学蓉、吴挹光、陈达生、黄华勋）号召华人社区捐助以修葺公墓。这项工作进行了大约两年，一共收到了980英镑的捐助[42]。第二次修葺则是在30年之后，当时中华会馆在《中山报》刊登了一整页公告要求捐助[43]。中华会馆一共接收了4820英镑的捐款，其中3000英镑用于工程建设，1957年4月7日举行了公墓的揭幕仪式。1957年9月9日，1436名华人埋葬于此公墓。 牙买加华人社区发行的第一份报纸是《中华商报》，也就是《华侨公报》的前身，它由郑永康于1930年10月18日创立。1931年，郑永康将它出售给李谭仁和郑维玉。中华会馆于1935年接收了这份报纸，并将其改名为《华侨公报》。从此以后，《华侨公报》成为中华会馆甚至整个华人社区的主要代言人。作为信息传播的手段和讨论有关华人问题的平台，这份报纸在社区的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6年10月报纸停止发行，但在1975年重新开始发行。在本文涉及的时期，还有另外三份华文报纸。《民治周刊》是中国洪门民治党（即致公党）驻牙买加支部所办，宗旨是发扬党务与启发民智。最初出版的日期不详，但它也在1956年停止发行。《中山报》是在1953年12月1日作为中国国民党牙买加支部的官方报纸而正式发行的。因为它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所以其政治倾向多富争议，往往引起华人社区内部的冲突[44]。第三份报纸为《高塔》（Pagoda）英文刊，是唯一一份由华人创办的英语周报。它是由郑丁才（英文名为Charles T. Chang）于1940年3月16日创办的。郑丁才才华横溢，极富组织才能，也曾创办华人俱乐部。由于这份周报刊登的是有关华人社区的报道和在牙买加生活的新闻，因此成为华人融入牙买加社会的产物和媒介。 除了上述从属于中华会馆的社团机构和华人报刊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组织。这些组织通常属于三种类型：政治团体、娱乐组织和宗教社团。华人在移居牙买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作为契约劳工，他们必须为获得公平的待遇而斗争。在反抗种植园主的过程中，一些诸如洪门会的秘密社团的成员通常起到领导作用[46]。在1884年来到牙买加的华工合同期满后，他们逐渐在金斯敦聚集起来。杨亚壬、万迈、李宝记、林丙以及其他华人决定组织起来，成立了致公堂分部。这样，致公堂成为牙买加的第一个正式的华人组织，其主要成员为原来的种植园工人，但它在各个方面为华人社区做出了贡献，例如建立华侨学校、组织为老年人捐款以及为中华会馆购买办公室等。 另外一个政治组织是中国国民党的牙买加支部。中国驻牙买加领事馆是在华人社区向伦敦的中国大使馆以及中国政府长期呼吁之后才于1943年建立的[48]。建造领事馆的资金最初由中华会馆募集捐助。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国，所以大使馆自然成为中国国民党与牙买加华人之间正式的联系渠道。随着二战临近结束，牙买加的华人也盼望祖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中国国民党党员曾公义、李谭仁等人积极筹备在牙买加建立国民党分部。这一分部于1945年4月13日建立。然而，华人社区对中国政治冲突变得越来越不感兴趣，国民党的这一分部也逐渐失去其影响力。尽管如此，由当地国民党修建的带有游泳池和其他设施的运动场却成了华人社区休闲活动的公众场所。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不同的是，在牙买加只建立了很少几个同乡会，而且并不活跃[49]。这可以从移民来源的相对集中上来解释。既然社区的规模较小，而且主要来自于一些客家村落，这就使得社区在出生地基础上再进行划分变得没有意义。除了同乡会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娱乐性组织，如戏剧协会、舞蹈剧团、文学俱乐部和篮球队等，它们都是由出生于牙买加的华裔所建。建立这些组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摆脱老一辈人控制的需要。克里斯汀•何将华人中的老一辈称为“中国生”（China-born）。老一辈华人自1854年以来就建立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威。娱乐性协会为打破这一深深确立的权威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其次，出生于牙买加的华人仍然被排除在牙买加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圈子之外。因此，他们决定建立自己的组织。最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会馆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动员华人社区，戏剧和舞蹈是常见的形式之一，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娱乐活动的兴趣。 新民社是这些组织中成立最早的一个，它是由吴挹光在1924年建立的。这个俱乐部的目的是进行知识交流和发展华人教育。第一所华侨学校即由该组织建立。中华体育会是另一个吸引了很多牙买加年轻华裔的组织。1937年9月15日，年仅17岁的郑定原（英文名为Horace Chang）建立了这一俱乐部，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体育锻炼和娱乐休闲活动。俱乐部有各种设施，并且组织了不同的体育运动，如篮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桥牌和麻将等。1951年的地震毁坏了俱乐部的建筑，在华人社区捐助了土地和资金之后，一个新的俱乐部会所于1954年重新开放。这个俱乐部在华人队和当地“西方”队之间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竞赛，从而反过来加速了牙买加华人的适应和融合的过程。[50] 1937-1938年发生的两件事对牙买加的华人社区来说非常重要。首先，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日本侵华激发了全世界各地华人的爱国情感，并激励了他们的各种抗日活动，在牙买加情况也是如此。在同样的民族主义热潮中，牙买加在1938年发生了反华骚乱，大大损害了华人的生意。一种受害的感觉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应运而生。在骚乱之后，华人建立了商业行会和贸易协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例如在1938年11月建立的咸头行商会成立和面包炉商会。咸头行商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会员之利益，求商业之进步”（第1条）和“交换知识与商情”（第2条）。面包炉商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停止华人面包店之间的恶性竞争。面包炉商会建立之后，立即规定了面包块的平均重量，并确定了面包师可以得到的佣金数量。华人的面包行业获得了更加稳定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其他一些组织为了相同的目的被建立了起来，其中包括华侨零沽商会（1942年）和雪糕餐馆商会（1943年）[52]。这些组织为华侨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940-1950年代的困难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些贸易行会中，由叶运生建立的华侨零沽商会最受欢迎。它努力保护成员的利益，并在华商与殖民政府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例如，1945年，一些华人零售商被控告以高于殖民政府所规定的战时价格出售商品。实际情况是，那些看不懂英语的华人并不知道有战时价格限制一事。商会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政府，并在当地报纸《格兰勒报》（The Gleaner）上重新刊登了价目表。商会自己也发表了一份专门宣布价格的公告，为华人零售商复印了价目表，建议他们尊重法律[53]。1945年2月6日的零沽商会的记录表明在12个寻求商会帮助的人当中，有6个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其余的也正在得到处理[54]。1955年当地政府颁布了一项关于雇员待遇的法律，这项法律影响到了所有同类商业部门。零沽商会为此给政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解释了小零售商人所处的困难环境，从而得到了主管部长的积极回应[55]。零沽商会对于华人社区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称其为“华侨商业之堡垒”。 对于牙买加的华人来说，受到来自外部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或自然的压力越大，他们就越能团结起来；他们越被看作是外来者，他们就越能感到自己是中国人。换句话说，只有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才能真正感到自己的根在中国；只有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才能生存和发展。 社区巩固：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 当19世纪末华人开始去建立自己的商业的时候，他们用于投资的资金通常很少，一般不超过20或30英镑。他们的商店小，出售的商品不多，而且经常是小的数量，从而使贫穷的当地人能够小额而不是大量地购买一些大米和食糖。在这些华人零售业的先驱中有一些重要人物，比如最早到达牙买加的陈八公、来自英属圭亚那的黄昌、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林丙和来自美国的丘亚嘉(英文名Harris Carr)等。 尽管最初遭到了敌对的和不友好的对待，这些华人却先后在零售业及其他领域取得了巨大发展。他们首先聚集在金斯敦和圣安德鲁，但很快就四散到各地的农村教区之中。据殖民政府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881年，99个华人中有84个生活在金斯敦；而在1891年，在482名华人之中，则只有295人生活在金斯敦。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华人逐渐地扩展到了岛屿的其他部分。 华人绝大部分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零售业。几乎所有研究牙买加华人的学者都注意到华人控制了牙买加零售部门的命脉[58]。1954年，在1250家华人经营的商行中，有1021家是零售店[59]。然而，华人的商业技巧并不仅仅局限在零售业，在批发业上也是如此。在1946年牙买加的14个主要的批发商中，有10个是华人。在1954年，岛上的46家批发商店中有38家是由华人经营。大的批发商店向农村的零售商店和小的批发商店提供商品，而后者则向遍及全部农村教区的更小的零售商店提供商品[60]。这一网络既与资金有关，又与人员有关，从而为牙买加华人发展商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既然华人在牙买加的零售业和批发业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华人的扩展反过来也就带来了华人零售商店的扩展。这种向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小规模扩展本身即孕育着社会融合进程。 为什么华人能够在牙买加的零售业中获得成功呢？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成功归之于四个因素：机遇、品质和服务、社会网络以及有利的政策。第一，华人开始经营零售业的时候正值当地存在一个急需填充的经济空间[61]。当他们到达牙买加的时候，在零售部门的竞争并不激烈。来自非洲的奴隶刚刚获得解放，还没有发展出必需的商业技巧，而其他种族集团则认为开商店有损他们的身份。第二，华人享有节俭和勤劳的美誉，而且他们注意在商业入门方面对孩子进行实践教育。此外，他们还提供了比其他商人更好的服务，这帮助他们建立和扩展了自己的生意[62]。第三，他们所建立的社会网络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他们提供了一个充裕的和有效的劳动力后备军队伍，这些劳动力大部分是他们在中国的亲戚，可以在农村商店里从事长时间的工作却只要求低工资。此外，在批发业和零售业的华侨中存在的联系便利了他们的经济扩展[63]。最后，殖民政策在他们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大环境中没有有利的政策，华人就不会取得同样的进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华侨若是为了进行商业活动的话，他们移居牙买加便没有任何限制。这一政策吸引了有经验的华商到牙买加来开创自己的事业。然而，我们不能据此推断华人是在一块友好的土地上生活工作。困境和不公正的情况时有发生，在20世纪早期更是如此。1933年殖民政府颁布了一部外侨限制法，其目的是为了限制中国移民。这部法律“是由一院制议会颁布的，这一议会代表了商人阶级的利益”。这里的“商人阶级”当然是指当地的商人。更有甚者，当时的牙买加社会存在着一股很强的反华潮流，发生在1918年和1938年的反华骚乱即是这股潮流的具体表现。与此相对照的是，类似的敌对情绪在特立尼达或英属圭亚那则并不明显。 我们还应该注意早期中国移民的特征（农民）、境况（贫困）和目标（挣钱回家）。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农村，而且这些地区条件都较差。移民的家庭情况都很穷，他们也缺乏正式教育或专业训练。早期移民往往是一种被迫的举动，为生活所迫，贫苦农民走向海外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和发财致富。然而，在契约劳工期间，他们辛苦劳作，只留下一点微薄的积蓄。种植园主往往设置一些骗局来诈取他们所剩不多的一点积蓄，如果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强，能够摆脱各种骗局的引诱，那么，在合同结束后，他们可以带着自己赚取的微薄工资返回故里[65]。然而，这并不是他们离开中国时想要的东西。相反，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光宗耀祖。 当时的牙买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一种机会，又是一种需要。数额很小的一笔钱就可以作为资本来开一家零售店，这也不需要高层次的职业技巧，而中国高度商业性的农村经济多少已经使华人有了初步的商业知识。有些人还通过运用他们的农业技巧来尝试进行土地投资，但是他们在与种植园主的竞争中受到压制，而且从长远来看投资农业也不如投资商业有利。此外，农业需要长期投入，这显然对于那些试图尽快赚取足够金钱以衣锦还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除了零售业和批发业外，华人在其他行业也有所发展，如食品制造业和轻工业（面包业、冰淇淋生产和肥皂业等）以及食品进口业等。面包业几乎全部为华人所控制，比如位于金斯敦的陈学贤的“钻石面包店”和廖锡钦的“廖氏兄弟面包公司”。陈禄谦在1939年建立的“钦摩雪糕制造厂”经过1954年的修整和扩展，成为牙买加最大的冰淇淋制造厂家。20世纪50年代早期，金斯敦开始出现超级市场。华人立刻意识到超级市场潜在的商业优势，并且感受到了来自当地竞争者对华人小商店日益增长的压力[66]。在很短的几年内，出现了多家由华人经营的超级市场，其中包括在北金斯敦地区最大的一家以及由陈炽昌创办的自选市场“陈马秀父子公司”。知名华人领袖陈英豪(Rupert Chinsee)先生的夫人胡竞先女士(Helen Chinse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体现华人商业敏感性的绝好例证。 胡女士曾于193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为了更新她的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当地适合制造业的原材料上面”，1955年她决定到俄亥俄州的安提克大学学习。当她的申请被拒绝后，她向安提克大学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请求信。在学校名誉校长亚瑟•摩根教授的帮助下，她的请求被学校接受。华人报纸《中山报》发表了一篇特别社论“勉胡竞先女士”以赞美她的勇气[67]。在她完成学业之后，胡女士和她的丈夫陈英豪采纳了摩根教授的建议，在牙买加开始铝制品特别是炊具的生产。在牙买加政府的帮助下，他们在法尔茅斯建立了嘉立铁器工厂（Caribe Metal Works）。“从最初非常少的资金开始，他们现在经营着一家价值4万英镑的工厂。从最初生产粗糙的物品开始，他们现在生产70种以上的高品质商品，其中包括掌盘和有色铝制品。”两位政府官员参观了他们的工厂，对其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牙买加总理的曼雷（Manley）对他们的成就表示祝贺，媒体也称赞他们“已经改变了古老的北部沿海城市法尔茅斯的工业和职业面貌”。 除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外，华人还积极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宗教活动是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另一条途径。绝大多数华人精英或皈依罗马天主教，或皈依基督教圣公会。两位著名的华人教士是段卓贤和段方济（英文名Rev. Father Francis和Rev. Father Vincent），即弗朗西斯神父和文森特神父。两位神父均来自中国的河南省，以前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传教。他们于1957年来到牙买加，成为华人天主教社区的领袖[69]。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皈依基督教，华侨公立学校的前校长何儒俊于1954年在牙买加发动了一场运动，以增加华人基督教徒的数量。这一运动吸引了很多华人参加[70]。20世纪50年代华人大量皈依基督教表明牙买加华人正在逐步融入当地社会。 老一辈华侨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创立了家业，他们理所当然地主宰着一切。这种情况到1940年代开始出现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逐渐适应了牙买加社会。身为华裔的年轻一代开始视自己为牙买加人，而不是中国人。曾经在华人社区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华会馆也逐步退化为老一代之间相互交往或了解遥远故乡最新消息的地方。可以理解，人们参加中华会馆活动的积极性正在逐步减弱。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华会馆的年度选举大会和普通会员大会由于缺乏法定人数，经常被取消，或者被推迟。 新一代华裔已日趋成熟，思想感情的重新定向显而易见。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逐步提高相适应，华裔为牙买加做贡献的思想也在加强。团结仍然是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但已经不再是华人社区内部的排外行为。当地一份名为《焦点》（Spotlight）的杂志评论新的一代说：“第二代华人只是因为长得像中国人才被称作华人。他们按牙买加人的方式思考，牙买加是他们的家，他们从来不错过一个展示他们对这个生育和养育他们的国家的爱戴之情和爱国之心的机会。从心理上来讲，他们比那些出生在牙买加的欧洲人后裔更加牙买加化。” 确实，随着日益增长的商业成功，华裔开始与现代牙买加的出现不可动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将自己看作“牙买加人”的过程仍然不断变动。克里斯汀•何已经分析了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圭亚那华人克里奥化（creolization）的过程以及三者之间的不同[73]。然而，笔者更倾向于用“融合”一词来描述发生在牙买加华人身上的这一过程。下面将重点论述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卷入和政治参与。 § 身份变化 投身社会与政治参与 牙买加老一代华人移民在三个要素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了一个团结和统一的社区：种族-文化优越感、经济专业性和社会孤立性。然而，这种“团结和统一”受到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的挑战。在20世纪50年代，安德鲁•林德描述了金斯敦郊外农村教区相当大的混合华人的出现。与那些农村地区不同，这些教区具有作为华人认同中心的小“唐人街”地位[74]。即使在那些存在很多华人的城市里，比如在金斯顿，华人中的异族通婚也在逐步增加，并且引起了老一代华人的警惕。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出生于牙买加的华人并不看重他们“父辈的民族中心论”。年轻华裔甚至看不起华人女孩，宁愿与其他肤色的女孩交朋友。他们不愿自己被描述为单独的群体，而宁愿被当作牙买加人来平等对待[75]。结果，华人社区卷入本地社会的过程变得越来越明显，无论这种融合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华人认识到自己现在是牙买加社会的一员，无论是老一代的还是新一代的华人都变得更加关注当地问题，如他们在牙买加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在殖民统治时期和殖民统治后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地位。 一些华人精英逐步进入牙买加主流社会。《英属西印度牙买加名人录•1951年》一书中所列举的绝大部分华人都深深地融入了牙买加的社会生活之中。这一融合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首先，大部分著名的华人或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或皈依了基督教圣公会。在《英属西印度牙买加名人录•1951年》一书中所列的27位华人中，6位出生于中国，他们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来到牙买加[76]。其中有13位华人是罗马天主教徒，8人是基督教圣公会教徒，2人是新教教徒，4人没有提及他们的宗教信仰。 其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名人录的自我陈述中，一般都介绍自己喜爱的娱乐活动，而每位华人都至少有一种特别喜爱的休闲活动。从牙买加华人移民的来源看，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中国传统的农民一般无暇从事娱乐休闲活动，而移民他国的首要任务是养家糊口。从名人录提及的休闲活动看，出生在中国的华人通常提及的都是那些不需要很多技巧的大众运动，比如游泳、散步以及听音乐。相反，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提及的是一些更加专业的运动，比如网球、跳舞和生物学，以至“所有户外活动”等。这表明，那些急于为牙买加社会接受的华人试图通过参与或表明自己参与各种活动（包括体育休闲活动）来增加自己融入当地社会的可能性。 在华侨定居的早期历史中，华人对牙买加社会并没有太大兴趣，这部分是由于语言障碍和对当地政治不感兴趣的传统所致。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这种情况得到很大改变。牙买加华人变得越来越关注当地社会与他们自己的联系。在商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待遇和平等成为一个共同的原因。1954年4月18日，胡竞先女士通过当地的《格兰勒报》给税务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抱怨自己在经营中所遭到的来自政府官员的不公平待遇，她建议税务部应在商品注册和清账以及程序方面有明确的指示可以遵循。她的意见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华人的狭隘观念，也得到了政府的适当回应[77]。胡女士通过牙买加人的报纸来引起所有牙买加人关心同一问题的能力预示着华人精英不断增长的融合于主流社会的倾向。 早在这件事情之前，当地报纸发表包含对华人社区歧视性描述或诽谤华人社区的文章已经很普遍。即使在早期岁月，华人对那些文章中的种族主义言论就已经很敏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加以反对。这一方面是因为华人都不愿意去批评作者，以免引起麻烦；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的英语还没有好到可以在报纸上进行反驳。此外，中国人一般坚持“和为贵”的信条，认为和平相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恰当的方式。对于一个定居异国他乡的华人社区来说，他们更坚信这种观点。然而，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华侨公报》在1940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称赞了新近所取得一场对反华态势作斗争的胜利。1940年6月，当地一份周报对华人社区进行了丑陋的描绘，描述了金斯敦唐人街外来的和“外国的”气氛，并突出了赌博和吸食鸦片。这篇文章一出现，一位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即刻写信给该报编辑，指出这篇反华文章是在捏造事实，并对此提出抗议。周报的编辑非常重视这一抗议，并在7月27日报纸的头版刊登了道歉信。《华侨公报》的编辑为这一结果感到兴奋异常。“我们相信在这封信之后，周报再也不会如此猛烈和放肆地诽谤华人社区了，他们将会小心谨慎地对待反华言论，再也不会像这次那样放肆了。”这封信的作者还责备老一代华人总是屈服于侮辱。无论遭到多么粗暴的对待，老一代华人都宁愿吞下这份羞辱，从未大胆地进行抗争。即使诉诸法律，华人也从来不敢出庭作证，从而也就自动放弃了他们的权利。这篇文章号召华人不要再屈服于反华歧视，要对此进行坚决反击。 显而易见的是，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正在逐步融入牙买加后殖民时代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掌握了语言工具，理解牙买加人的价值观并且已经掌握了处理社会政治事务的能力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拥有为获得公平待遇而斗争的勇气。当地新闻界的评论展示了他们的成功。以前对华人社区抱有偏见的报纸逐渐改变了其报道内容。当几家华人商店在1954年遭到抢劫的时候，当地一家报纸发表文章批评了这种侵袭华人商店的倾向，称赞了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并表明牙买加社会应该对华人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华人热情回应，将这篇文章翻译出来并发表在《华侨公报》上。 融合是一种双向的过程。除了牙买加人改变他们对于华人社区、组织和机构的态度之外，华人也正在改变他们的会员政策，使其更加具有包容性。1954年12月，华侨零沽商会提出了改变商会名称的问题。其主旨是删掉“华侨”这个词，通过吸纳“西人商店”来使商会得以扩大。据认为这种改变将会带来三个好处：“一，力量增大，地位随之提高；二，对外交涉，更为有效；三，对内组织，可收中西合作之功。”可以看出，华商组织考虑到吸收更多的店主并扩大商会的范围这一点，并认为这也是一种与其他种族集团相互交往的更加便捷的方法，还可以促进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在一篇题为““华侨零沽商会更换名目”的社论中，作者认为，“名称应以占美加零沽商会JamaicaRetailersAssociaion为佳；但应考虑三个问题：会址之所有权，会章之修改，会议时之语言。”[80]很明显，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华人也试图通过采取当地价值观以及与牙买加社会相适应的生活和经营习惯来融入当地社会。 体育、娱乐与教育是另外一些得以融合的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起，华人社区开始组织自己的华人小姐竞赛，这种竞赛对于老一代来说简直不可想象。这一盛会每年举行一次，它不仅引起了华人社区的关注，而且引起了所有牙买加人的广泛兴趣。此外，华人篮球队与其他地方队也举行了越来越多的友谊赛。为了鼓励高等教育，一位名叫叶俊万的华商于1957年在西印度大学的医学系设立了一项奖学金。这项奖学金为期五年，总额为1500英镑[81]。20世纪60年代对牙买加来说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因为西印度群岛的未来将通过公民投票来确定[82]。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华人社区开始设法加速融合于当地社会的进程。 就在独立前的1961年末，有四件事情展示华人正在将成为牙买加社会一员的希望转化为行动。第一，英属洪都拉斯于1961年10月遭到“哈蒂飓风”的袭击，这场风暴给洪都拉斯首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导致了数百人的伤亡。刚一听到关于这场灾难的消息之后，中华会馆的主席黄土生带头号召华人进行捐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华人积极投入到捐助活动之中，他们在11月份先后送出四份不同数额的捐款[83]。第二，“为一个更好的牙买加公民委员会”（The Citizens Committee for a Better Jamaica）在12月份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有关庆祝牙买加独立的计划问题。中华会馆与其他80多个组织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同意在庆典游行中组织一辆彩车[84]。第三，作为一项战略性举措，中华会馆号召华人社区进行年终捐款来资助老年贫困者。与以往不同，此次捐款并非仅仅为了资助华人年长者，而是为了资助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牙买加人。会馆还为这次捐款活动建立了一个负责相关事项的委员会。这些行动的目标是明确的：“如果我们想要减少针对华人的歧视性犯罪的话，我们就必须采取一种和平相处的战略，必须与每一个民族都结合在一起，必须与其他人友好相处，必须帮助穷人，必须毫无偏见地平等对待他人……”[85]。第四，中华会馆还允许非华裔牙买加人进入华侨公立学校学习，而且其他原来排外的华人社团也开始接纳克里奥人。 随着牙买加的独立，一个新出现的名词将生活在牙买加的华人描述为新岛国多民族舞台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华裔牙买加人（Jamaicans of Chinese origin）”。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华人在牙买加社会的政治参与。早在20世纪40年代，华人精英就步入了政治参与的进程。在殖民统治时期，“地保官”（Justice of the Peace）是一种荣誉，这一荣誉只是“适当地授予本地人或华人，并且特别为人们所珍爱”，华人有时也会被任命这一职位。戴桂昌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头衔的华人，他于1943年在圣安德鲁获得，后来成为一名国会议员。在此之后的第二年，创立《宝塔》杂志的郑丁才的哥哥郑丁发（英文名Sidney Chang）也成为同一地区的地保官。上任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社区的服务之中，“通过签署文件、提出建议以及给予指导，他使这一职位成为一个积极为下层牙买加人服务的地方，而这些牙买加人绝大部分都不是华裔。”[88]1945年，华商陈华福被任命为金斯敦的地保官，他是第一个在首府获得这一职位的华人。在接下来的10年间（1946-1955），又有9位华人在不同的地区被任命为地保官。 在20世纪50年代，华人社区对于中国和牙买加的形势变化都很敏感。海峡两岸之间持续的冲突意味着华人不得不在牙买加呆上一段时间，或许永远呆在那里。对于华人社区来说，最佳的生存战略是改变他们传统上在当地政治中的低姿态，在牙买加政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1954年4月15日《中山报》的一篇社论认为，华人不应该忽视他们在当年选举中的作用。然而，对于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华人来说，他们能起到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选举的胜负，时常会因极少数的票而决定的。我们如果参加选举，无论那(哪)一方，那(哪)一党都会来争取我们。”这篇社论还提醒华人，“我们要注意，就是参加选举的行动，只管积极，但是，对外的言论，却要谨慎。这是我们因应环境的最好办法。” 我们可以通过牙买加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地位的上升来感受他们思想的转变。对于华人移民来说，特别是在他们移民的早期，在客居国保持低姿态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牙买加的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希望充分利用当地政治为华人社区的利益服务。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是前进的一步，但仅仅走出这一步还远远不够，因为政治行为仍然被限制在一小群华人精英的圈子里。要使绝大部分华人都开始将牙买加看作是自己的国家，还需要一段时间。 随着牙买加逐步走 华人远离当地政治的原因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之中，它与当地人对华人的态度紧密相关。换句话说，当你不被当地政治所接受的时候，你通常就难以进入这一领域。牙买加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不愿意接纳华人进入牙买加议会。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改变。戴丁贵于1959年被提名为一院制议会委员。他在职业和社会生活中的成功清楚地表明：他既应该受到尊敬，又应该负有责任。戴先生出生在金斯敦，作为牙买加的第一代工业家中的一员，他是加勒比制造厂（Caribbean Products）的常务董事，是多家制造业公司的董事（如Motor Owners Mutual Assn. Ltd、Tai Ten Quee Ltd.、Pagoda Ltd.、the Caribbean Atlantic Instrument Company）。他同时也是中国驻金斯敦领事馆的顾问，还担任了多项社会职务。他是华人体育俱乐部的倡导者，在华人社区中深得人心，被亲切地称为“戴先生”。 向独立，那些总是将中国作为其祖国的华人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们想呆在牙买加的话，他们就不得不“首先学会做牙买加人”。在1961年牙买加人面临着投票决定牙买加前程的时候(或是继续作为西印度群岛联邦的一员，或是独立)，华人精英号召华人社区表达自己的意愿：为了履行你的义务，请投出你神圣的一票[92]。华文报纸要求华人在投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不要聚集和参加任何游行，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的选择，不要按别人的要求投票。 当牙买加于1962年获得独立的时候，陈英豪成为新国会的议员。在他的事业生涯中，陈英豪对华人社区和牙买加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前所述，他与妻子胡竞先女士建立了嘉立铁器工厂并改变了小城法尔茅斯的面貌。工厂建立4年之后，从只有6台机器和6个工人发展到1960年的25台机器和30个工人。“古老的港口城市由于陈这位未被埋没的天才而变得更加美好。”[94]陈英豪出生于牙买加，他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为华人社区服务多年，并在他聪明的妻子胡竞先女士的帮助下成为了一位工业家。 “来自多元，一个民族”（Out of Many,One People）成为牙买加独立后的座右铭。独立以后，在总理的推荐下，郑丁发被总督任命为海关的代理检察员。《焦点》（Spotlight）就此事发表评论：“虽然这一职位只是代理性的，然而它却再次表明了政府和牙买加对牙买加华人社区的尊重。”这对于牙买加的华人或华裔牙买加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这对于一个生活在曾经是“异国他乡”的社区来说，是其发展的顶点。从契约劳工到胆小的零售商人，从外来者到国家公民，从华人到牙买加人，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旅程。 这就是牙买加华人起源、适应和融合的历史。“融合”在这里的意思是居住在牙买加的华人希望和试图成为牙买加的一员，而且他们成功了。牙买加《焦点》杂志的记者在独立后第二年这样描述牙买加华人的融合过程：“今天，最初谨慎、缓慢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融合过程正在接近终点，将不会再有诸如华人社区之类的东西，有的只是全部的牙买加华人。对于第二代或第三代华人来说，牙买加已经是他们的家，他们的祖国；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按牙买加人的方式思维，按牙买加人的方式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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