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济州河 |
| 释义 | § 简介 元在济州境内所开运河，即今运河鲁桥、安山段的前身。会通河完工后，济州河成为会通河的一段。济州河是元代为转输南方物资而兴建的水利工程。工程引泗水北流，并汇洸水、汶水作为水源，利用闸堰调节水势，连接大清河，为贯通大运河工程的关键步骤。济州河开通，推动了会通河的兴建，促进南北交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1]图示 § 修建背景 自唐朝中叶以来，北方持续的战乱和南方经济的不断增长，全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到两宋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继续发展，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最后完成。元朝平金灭夏，招抚吐蕃，统一大理，消灭南宋，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大统一，但是元朝政治中心处在北方，大都（今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于江南”。把南方物资转运到北方，满足官府和驻军的需要，是元朝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在当时交通条件下，陆路运输不仅代价太高，而且运输数量也受到限制，因而借助水上交通转运物资成为当时的最佳选择。 元朝之前，南北运河基本上还是隋炀帝时期开凿的那条迂回曲折的大运河。按照惯例，北上船只涉江入淮以后，逆流而上至盱眙（今属江苏），再折向西北，由汴水（通济渠）抵达开封。然而宋金之际，黄河多次发生决口而改道，形成长期夺淮局面。黄河改道以后，从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附近转东北至汲县（今河南卫辉），东向进入山东，又折向东南，与泗水会合，经徐州、宿迁、泗阳，至清口入淮河，沿着淮河干流进入黄海。而随着黄河河道的南移，御河（永济渠，今称卫河）也不再与黄河相通，其上游水源枯竭了。到元代以后，河南与山东之间的河道进一步南移：从河阴向东，历开封北，转向东南，经河南杞县后东抵徐州，再由泗水入淮。夺淮的交接点在清口。元初漕粮所经过的中滦旱站，在河道南移以后，正处在黄河北岸。 水系的另一变化是汴水的淤塞。宋金及蒙宋对峙时期，运河年久失修，南北之间的漕运也告断绝。宋金对峙，大运河被拦腰斩断，由于“堤岸失防，汴流久绝”。乾道（1165－1173）年间，南宋使臣北上，沿途所见“河益湮塞，几与岸平，车马皆在其中，亦有作屋其上”，“汴河底多种麦”。所以元初漕运无法沿旧汴水北上，不得不另辟新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 在涉江入淮之后，由清口逆黄河西行，至黄河北岸的中滦（今河南封丘南），然后陆运180里至淇门（今河南淇县东南），再转入御河，经直沽（今天津）转白河达通州（今属北京），陆运到大都。这条路线曲折绕道，而且水陆并用，劳民伤财。 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大举进攻南宋。因军事转输问题，元廷“议立水站，命（郭）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为图奏之”。都水监郭守敬考察后认为，“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至元十三年正月，“穿济州漕渠”。但当时对宋战争正在进行之中，没有力量从事这项工作，工程没有结果。由于两淮地区尚在南宋控制之下，南宋淮西制置使夏贵、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分别驻守庐州、扬州，当年六月元军主帅伯颜从海上将南宋图书典籍送往大都。“伯颜平江南时，尝命张瑄、朱清等，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南宋残余势力消灭以后，南方物资转运到北方成为当务之急，贯通南北运河的工程提到日程上来。元廷开始在今山东西部兴举开挖新渠、划直南北大运河的工程。 § 修建 《元史·河渠志》明确指出，“济州河者，新开以通漕运也”。 最初这项工作是由知尚膳院事河西人来阿八赤（即阿八赤）主持的。尚膳院是元朝宣徽院的前身，尚膳院下属机构尚珍署领有济州（今山东济宁）等处屯田，可能是从转运“济宁等处田土子粒”的原因出发，开始这项工程。工程于至元十七（1280年）年动工，当年即告结束。由于该项工程尚未完全与旨在沟通南北漕运的整体需要相联系，规模不大。 至元十八年底，元廷又派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者”一人，“给宣差印，往济州，定开河夫役。令大名、卫州新附军亦往助工”，负责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规划开凿，二十年初完工。新开河河道“自济宁开河至安民山，导汶水入洸，与泗沂会”。工程从济州（治任城，今山东济宁）西南鲁桥开始，直到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全长150多里，接通古济水（即大清河，今黄河下游河段）河道。当时把这条新开河道称为“东平府南奥鲁赤新修河道”。济州河主要是引汶水、洸水和泗水作为水源而开挖新的河道，时人也称之为济州汶泗相通河、济州泗河。工程对今山东中部各河流上原有的闸堰进行改建，“于兖州立闸堰，约泗水西流，堽城立闸堰，分汶水入河，南会于济州”。在奉符（今泰安）堽城筑坝拦截汶水进入洸水，往西南流入任城；又在兖州城东修建滚水石坝拦截泗水往西，在任城与洸水汇合，然后南北分流，形成元人所说的“兖泗支流鲁山麓，会济分河向南北”，南入泗水，北边汇入大清河。为了保持河流水量和蓄水，根据地势高下，在任城南北沿济州河设置六座闸坝，定时启闭。 济州河开凿以后，漕路由淮河进入与黄河合流的泗水（今中运河）北上，经济州河直抵安山下的济水。从此可由两条路可达直沽，一条是走水路，由济水至利津入海，再渡海到直沽；一条由济水（大清河）北岸的东阿旱站陆运二百里至临清入御河，进而转运到大都。《元史·食货志》记载，“后又开济州泗河，（运漕）自淮至新开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入御河”。济州河以下两条漕路并不理想，前一条仍不免海洋风波之险，且利津海口受到潮汐的影响，常为泥沙淤塞；后一条途经茌平县一段地势卑下，遇夏秋霖潦，牛车跋涉其间，艰苦难行。为此，元朝再派阿八赤“开胶、莱河道通海”，但是胶莱运道成本太高，“劳费不赀，卒无成效”， 至元二十六年，根据寿张县尹韩仲晖建议，元廷派遣漕运副使马之贞调集民夫三万人开凿会通河，“起自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以逾于御河”。 工程起点在安山西南、古济水北岸的东阿，直到临清，全长250余里，沟通济水与御河之间的联系。会通河水源主要是引汶水北流以及吸纳济州河水，与济州河水源大体相同，所以后人往往以会通河概括济州河，有时也把济宁到徐州之间的多闸河段包括在会通河内。如《元史·河渠志》“会通河”条记载，至治三年四月都水监官员称，“会通河沛县东金沟、沽头诸处，地形高峻，旱则水浅舟涩，省部已准置二滚水隁”。至元二十八年，元朝凿通了直沽到大都的通惠河，至此大运河全线贯通。江南物资通过大运河直达大都，从杭州到大都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 § 管理 从漕运方面考虑，元朝非常重视对于河道的保护河管理。 其一，设立漕运司管理河道和漕运事务。至元二十年八月，济州新开河通航后，设置济州漕运司，管理运河河道以及漕运事务。 到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元朝进行整体规划，在淮河以北设置京畿、济宁两都漕运司，撤销济州漕运司，由济宁都漕运司“并领济之南北漕，京畿都漕运司惟治京畿”。 元朝“每岁省、台差人巡视”， 解决河道上出现问题。 其二，修筑河堤，建立河闸以调节水位。为保障运河的畅通，元廷在河堤、水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济州河是有名的闸河，河段地形起伏较大，元朝多次修筑堤坝，增建闸堰、斗门。济州“临齐鲁之交，据燕吴之冲”，元朝在这里“道汶、泗以会其源，置闸以分其流”。在济州河水源汶水、泗水、沂水、洸水等河流上游及济州城南，置会源等八座闸臿；济州河南济宁到沽头（今江苏沛县境）地势相差116尺，置闸10处以调节泗水中游河段的水量。 东阿至临清地势相差90尺，立闸16处，调节会通河水量。至元二十八年，改建了济州闸城坝，并将兖州城东门外土堰改为永久性石坝。延祐四年（1317年），又在兖州滚水石坝上开闸门，建成金口坝。经过这些后期工程，水源得到改善，各处闸臿根据运河水量及两岸水流情况定时启闭，调节水位，便于通航。 其三，保护河堤，疏浚河道。元朝非常重视保护运河两岸的河堤，专门派人巡视、防守和维修。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至治元年（1321年）。时任都水监丞的张仁仲来到济宁，主持对济州河道疏浚，“凡河之溢者辟之，壅者涤之，决者塞之。拔其藻荇，使舟无所底；禁其刍牧，使防有所固。隆其防而广其阯，修其石之岩陁穿漏者，筑其壤之疏恶者，延袤赢七百里。防之外增为长堤，以阏暴涨，而河以安流。潜为石窦以纳积潦，而濒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种。又募民采马蔺之实种之新河两涯，以锢其溃沙。北自临清，南至彭城，东至于陪尾，绝者通之，郁者斯之，为杠九十有八，为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无不夷矣”。 其四，限制超大船体通行。济州河水量有限，特别是在枯水时期，水源更为紧张。为了使河道能够正常运行，除了以闸门调节水位外，元朝限制大船通航。最初“止许行百五十料船”，但“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官民舟楫”。延祐二年（1315年），中书省及都水监差官经过勘察以后，于“沽头闸上增置隘闸一，以限巨舟”，又在临清河道上“亦置小闸一，禁约二百料之上船，不许入河行运”。 § 作用 元人对于济州河的开凿给予很高的评价。延祐二年二月，中书省官员称，“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皆由会通河以达于都”。泰定四年，御史台一份奏章中也提到：“自世祖屈群策，济万民，疏河渠，引清、济、汶、泗，立闸节水，以通燕蓟、江淮，舟楫万里，振古所无”。 济州河的开凿对于南北交通以及周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济州河的开凿和南北大运河的贯通，大大便利了全国物资的转运，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南方粮食和其他物资大量输往北方。至元后期，通过济州河的江淮漕米每年多达三十多万石。至元二十三年，元廷“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 此后，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数目不断上升。南方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地区，通过运河，“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贸迁，毕达京师”， 海运兴起后，朝廷漕粮主要依靠海船解决，但民间所用粮食则主要通过运河转运。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御史台一份文书中提到，“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有。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当时南北大运河上十分繁忙，交通十分拥挤。元朝后期，两淮转运使宋文瓒还说，“世皇开会通河千有余里，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充的。明清漕运主要借助大运河，通过运河漕运粮食数量超过元朝官方漕粮的十倍以上。明人陈邦瞻说，会通河（包含济州河）为“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为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国朝益修理而扩大之。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石焉，盖十倍之矣”。 济州河的开通，推动了会通河与通惠河的兴建，从而彻底改变了大运河迂回曲折的河道。新开通的大运河全长3000余里，比隋代大运河缩短900公里，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通。济州河通航后，元朝随即调整驿路。至元二十年八月，开通了大清河北岸东阿到御河到的驿道，“立东阿至御河水陆驿，以便递运。徙济州潭口驿于新河鲁桥镇”。 到达安山以后可转入东阿到御河的驿道，而从东阿过大清河以后可以转入济州河沿岸水驿，继续沿运河南下。十月，元朝规定前往江南地区人员，一律从由鲁桥乘船南下，“使臣无急务者，从此一站令由水驿”。 此后，元廷在运河地区增设驿站，添置船只和马匹，以供官员和使臣往来。据《永乐大典·站赤》记载，至元二十三年九月，中书省委派“兵部员外郎添置宿迁、吕梁、沛县、济州至东阿水站，每一大站，置五十料船五十艘，递运物货，远者相去二百余里。两大站之间，又立二小站，各置二三十料船六七艘，远者相去八九十里。近者六七十里”。济宁路就设有驿站十处，其中马站七处，有马三百四十七匹；水站三处，有船二百四十四只。济州站有马九十匹，鲁桥站有马六十匹。特别是济州成为当时交通枢纽，“当水陆要冲，侯藩朝觐，要甸贡赋，舟车相望”。 运河沿线交通极为方便，“自大都给驿至通州倒换站船，经由清州、长芦、陵州、临清、济州等处至于建康，仅及月余”，“通惠、御河、会通等水南北通贯，江淮河海达乎京城”。 当时运河交通便捷，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济州河的通航，促进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繁荣。济州治所任城，很快成为运河上繁华城市。元人赵孟頫作《济州》写道：“旧济知何处，新城久作州。危桥通去驿，高堰裹行舟。市杂荆吴客，河分兖泗流。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 曾经沿运河南下到扬州做官的意大利马可波罗在其“游记”描写了济州沿岸以及济州河周围地区的繁盛景象：“离开济南府，向南走三日，沿途经过许多工商业兴盛的大市镇和要塞。这里盛产鸟兽等猎物，并出产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接着他又写道：“第三日晚上便抵达济宁，这是一个雄伟美丽的大城，商品与手工艺制品特别丰富。所有居民都是偶像崇拜者，是大汗的百姓，使用纸币。城的南端有一条很深的大河经过，居民将它分成两个支流，一支向东流，流经契丹省，一支向西流，经过蛮子省。河中航行的船舶，数量之多，几乎令人不敢相信。这条河正好供两个省区航运，河中的船舶往来如织，仅看这些运载着价值连城的商品的船舶的吨位与数量，就会令人惊讶不已。[2]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594082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