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明初文字狱 |
| 释义 | 朱元璋出生穷寒，文化水平甚低，又因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故深怕别人揭其老底，时生猜疑，屡兴无中生有的文字狱。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一概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当作「早失太平」，作笺者也被处死。苏州知府魏观在元末豪雄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修衙门，并请名士高启写〈上梁文〉，内有被视为帝京专用的「龙蹯虎踞」四字，明太祖知道后大怒，魏观和高启均被腰斩。类似文字狱对明朝的文化发展，有极大的破坏性。 中国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明文字狱始见于洪武七年（1374）。时苏州知府魏观将新府衙建于张士诚宫殿旧址，高启作《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字，因此触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讳而被杀。洪武十七年以后，又先后发生多起因上贺表、谢笺引起的文字狱。据载因当时勋臣不满于朱元璋重文轻武，遂进谗言“文人善讥讪”，朱元璋从此对天下章奏动生疑忌。洪武二十九年礼部颁行谢表式后，才不再发生以贺表、谢笺获罪之事。但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进试卷中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认为讥讽朝廷，有凶恶字而获罪。明初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 清代文字狱，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明史》案为起始，亦有追溯到顺治五年(1648)毛重倬等仿刻《制艺序》案的，下限则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贺世盛《笃国策》案。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而且愈演愈烈。清代前期文字狱大致有3种情况：①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段史事讳莫如深，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②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士大夫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思想就势必要用暴力加以打击。③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雍正帝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此外，尚有皇帝滥施专制淫威而出现的文字狱。文字狱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措施。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严重历史后果；它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是历史发展中的浊流。到乾隆末叶，一方面清廷已经通过文字狱达到了预期目的，另一方面，隐伏着的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清代统治者面临着比反清思想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字狱遂趋于平息。 明初何来文字狱 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朱元璋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说朱元璋炮制“表笺之祸”，……并由此而给朱元璋下结论：‘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 但经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字见心），蒋清高，守仁，德祥。 徐一夔，满清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事实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八十多岁，当然就不可能死于什么文字狱。《始丰稿》跋说“……考陈氏善万历《杭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如果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来证明------ 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以后。徐一夔写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 释来复，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僧来复（见心）的诗句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 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事实又如何呢？早在明末清初钱谦益就已经加以辩正过了“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样，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欣笑隐，旋释之”“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事，而笑隐为全室之师，入灭于至正四年。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 来复（也就是见心）真正的死因是牵连在胡惟庸党案内，明朝的释明河写的《补续高僧传》中卷二五说“……时山西太原捕得胡党僧智聪，供称胡惟庸谋举事时，随*季潭、复见心等往来胡府。二公于是得罪”。在释元贤《继灯录》卷五中说“二十四年，山西捕获胡党，举师等往来胡府，坐罪入灭。” 再看蒋清高， 还是《闲中今古录》,说他“系元末遗儒，国初任本县教谕，以表笺误注被斩于京师”，按《闲中今古录》作者黄溥的说法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而按照象山县志录的《蒋氏谱》的记载蒋清高“生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无罹表笺祸被斩”。 接下来是王春瑜考证的明初二高僧守仁和德祥的事迹，按照郎瑛《七修类稿》中的记载，守仁因为《题翡翠》一诗，德祥《夏日西园》一诗，“被太祖罪之，不善终”。而事实上，守仁根本没有做过《题翡翠》，“是好事者，附会到守仁名下”，“守仁佛教事业上，与朱元璋合作得很不错，彼此关系融洽，最后‘示寂于寺’，善终天年，所谓不善终云云，实属无稽之谈”。至于德祥，和所谓的不善终，更是沾不上边，他“一直活到永乐中，有题倪云林，周履道书画云：‘东海东吴两故人，别来二十四番春。’又有为王驸马赋清真轩诗，有和御制赐赤脚僧诗”，他在永乐中“谈笑而逝”，“郎瑛说他因《夏日西园》诗被朱元璋‘罪之而不善终’是无稽之谈。” 这些记载有几个明显的疑点： 首先根据这些大肆渲染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野史所说“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也就是说明太祖在那以后开始留意天下所进的表笺，因此文字狱大兴。“意谓此时之前 ，太祖不甚注意诸司奏章，亦不晓儒臣所进表笺有讥讪之意”。然而根据历史事实，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事实上，“太祖在登基以后，即亲理政事，勤劳不懈，天下奏章，多亲自阅览批答，有‘一日数百件’之说”。也就是即便真有所谓的文字狱，那也绝不可能是直到洪武十七年之后才开始，应该是从洪武初年就有的。其次，从这些所谓的文字狱的模式来看，几乎完全是同一个类型，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光是这两个简单雷同的谐音就占据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要么，是这些所谓的文字狱中的当事者同时约好似的使用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没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后的同一年用这些字，然后就导致了所谓的文字狱，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要么这些案例是有先后的，而且从记载来看，也确实并非是同一个时期，但这又导致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此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说是因为捉摸不定，才先后触网，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案件的模式实在雷同的近于小学生做练习一样，“生”谐音“僧”，前面有人因为用了“生”倒霉，那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会至少五六个案子雷同的都是这样？再次，根据这些野史的记载，因为这些文字狱，所以“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王传布天下”，似乎礼臣为了避免文字狱的发生，避免再有人触犯文字忌讳，就让朱元璋制定表笺格式，让人们遵守。但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确实制定过表笺格式，但是和所谓的文字狱却是半点关系都扯不上，而是为了遏止文辞华丽，但内容空洞繁冗的文风。 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一共有五次。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为看见上书贺表里“多用四六骈偶，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于是就从唐宋名家的表笺，里挑了柳宗元和韩愈的两篇作为范例，“颁布天下以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陈，写了一万多字，说的事情却只有四件，“文繁词冗”，浪费时间，于是就制定《奏对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个序言，然后“颁示天下诸司”。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觉得“官府文移案牍繁冗”，不是多年经验的老吏不能通晓，可能导致“佞人借机玩法，殃及百姓”，于是命令“廷臣减去繁文，奏定成式”，让“诸司有所遵守”。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笺不能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了凶恶字样以外，没有其他应避忌讳”。 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认为表笺里，“仍多务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于是让刘三吾等人“撰表笺成式，颁于天下有司”。很显然，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完全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改革不切实际的文风，和所谓的文字狱避讳风马牛不相及。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野史说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导致文字狱。这一点恰恰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事实是朱元璋从来就没有隐讳过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无隐瞒毫无讳饰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 大明皇陵碑现在还在凤阳明皇陵内，碑上原原本本记述了朱元璋的家世出身，悲惨经历。兹摘录开头部分为证: “大明皇陵之碑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兴建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饬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 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 其辞曰: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傍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廓，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 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并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醴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 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飚,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而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显然,朱元璋对自己的贫贱出身，没有丝毫讳饰,对当过和尚的经历,也没有丝毫隐瞒。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那些可以具体考证人物事迹的案例，还是那些无从考证的案例，都漏洞百出，破绽重重。可以断言，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基本上是捏造虚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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