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日本变政记 |
| 释义 | § 日本变政记 又名《日本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晚清康有为辑。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字长素，后易号更生、更，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是当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生于南海县西樵银塘乡，一个世代官僚地主的大家庭中，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打下了中国传统的学问基础，他秉性豪迈，喜欢杂览群书，文章气概纵横，说服力极强。他十九岁时从师于九江礼山草堂的著名学者朱次琦，接受“济人经世”的实学，这对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但随后几年的连州水灾，民众困厄，祖父赞修遇难身死给他以沉重的打击。朱次琦辅导他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并诵《楚辞》、《汉书文选》及杜甫诗、徐陵、庚信的文章，这对他的著作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康有为目睹国家和民族遭到的厄难，深感旧学无法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对传统的封建文化产生怀疑，思想非常痛苦和苦闷，1878年，辞别朱次琦旧家。 1879年（清光绪五年），他在家乡西樵山结识了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他们俩“过从累年，谈学最多，博文妙解，相得至深”，在张鼎华的指引下，他开始接触到近代改良思想，同年又往游香港。看到英人治理的法度，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要比封建制度优越，从此开始了他大购西书，大讲西学，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他在家乡创办了“不裹足会”，制定会章条例，发动亲友参加，第一次张明旗帜向封建势力和传统陋俗进行冲击。1984年（清光绪十年）的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康有为受到极大的刺激，在愤世嫉俗的同时，他苦学研读形成“以三统论绪圣，以三世推将来”的历史进化观。形成资产阶级改良的思想体系，他不无自满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是康有为真正走上政治舞台，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一年同时也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日本要求割让台湾辽南，赔款二万万两，夏历三月二十一日，康有为得知刚刚签定的《马关条约》的内容后，非常震惊，立即派梁启超到广东籍举人中发动联名上书，请求拒绝签约，湖南省举人闻讯参加，接着各省举人纷纷上书，台湾举人更是悲愤地上书反对割让台湾，一时群情激动，康有为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用一天一夜时间起草了“万言书”，在上面署名的有十六省应试举人六百○三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从此成为众人瞩目的变法先锋。 此后，他曾四次上书，但大部分的命运都是遭到“拒呈”，但这些举动毕竟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并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891（光绪二十四年）夏历正月初三，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的西花厅去“问话”。当时有大臣李鸿章、翁同■、荣禄和廖寿恒、张荫桓等五人奉光绪帝之命向康有为询问变法的事宜。顽固派的骨干荣禄第一句话就是：“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并不为荣禄气势压倒，继续提出自己的观点“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时，李鸿章又质问说：“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又一一进行答辩，最后提出自己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法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考》，可以采鉴焉”，幸亏这次问话中的翁同■是倾向变法救国的，于是把康有为的回答一一向光绪帝作了汇报。光绪帝“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二书。这《日本变法考》即《日本变政记》。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康有为开篇即提出国势强弱的规律：“臣闻国无大小，民无众寡，能修其政则强，不修其政则弱。”随后分析了明之衰败、俄国、德国之强胜原因，然后说“若夫日本，地域比我四川，人民仅吾十分之一，而赫然变法，遂歼吾大国之师，割我辽、台，偿二万万”。先提出问题：为什么日本比中国实力小许多，而竟能对堂堂中国割地、索款？ 于是，康有为撇开近来的耻辱不谈，而平心静气地分析日本骤然间变强大的原因，指出日本变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最终胜利了，“与欧美语文迥殊，则欲译书而得欧美之全状唯；帝者守府，而武门握权，列藩拱拱，其孝明天皇欲作诗而无纸，则收权难拱，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则靖人心难；新政实变，百废需支，变乱频仍，兵饷交困，而国库乏绝，初创国家银行，资本仅得廿九万，全国岁入，仅逾千万，支至前岁胜我之后，岁入亦仅八千万，则筹款难。”康有为之所以这样分析，是为了突出日本变法之后的崭新面貌“豹变龙腾，化为霸国”，这样日本变法的措施就更应当引起重视。 康氏总结的日本变法的困难，是因为他觉得国内情形并不如日本当时那么糟糕，因此，他希望“鉴其行事之新法，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矣！”这也是为什么康有为编辑《日本变政记》这本书的目的，即改革中国时政，取法他国，使中国迅速强壮起来。基于这个指导思想，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记》中详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前经济的落后状况、幕府独裁情况以及新思想的传播情况，目的是为了说明“变则强，不变则亡”的道理，从而鼓励光绪帝下定决心实行变法。 因此康有为以积极的笔触肯定了变法的美好前景，“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法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康有为说：“今我有日本为向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他是以学习的精神来写本书的，通过日本之变政来摹想中国之变政，他的努力果然收到了效果，当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受到鼓励，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而“明定国是”这几字，也是由康有为“皆大明赏罚，定国是而后能行新政”，这句话得来的。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维新派没有估计到顽固派力量的强大，也没有团结更广大的群众，他们颁行新政发布的各种诏令在由后党顽固派控制的政府各部门中，都成了一纸空文，各级官僚都采取阳奉阴违的甚至是公开违抗的态度。 中国当时的情况毕竟与日本不同，康有为过于乐观描述的美好前景迅速变为空影，以慈禧太后为头子的顽固派，伺机而动，于九月二十一日（夏历八月初六日）发动政变，一举扑灭了新政，历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光绪帝被幽囚，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被杀害，康有为也在英国公使的帮助下，经香港逃到日本，开始了十五年的海外流亡生涯。维新变法失败了，《日本变政记》这本对变法起到推动作用的书也被查禁。八月丁酉，慈禧下谕，“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学术乖谬，大悖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畔道之言。著将该革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德宗实录》卷四二七）。从这个上谕发布后，一直到宣统三年（1911）撤销禁令，这本《日本变政记》一直是禁书。 § 相关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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