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徐佛苏 |
| 释义 | § 详细经历 曾任长沙学堂教员。1904年参加华兴会，进行反清活动，因万福华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案被捕。不久获释，东渡日本，转投康有为的保皇会，任《新民丛报》撰述。1907年1月，受梁启超委托，企图调和保皇党人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被革命党断然拒绝。民国后历任大总统府顾问、南北议和代表、币制局总裁、北平(今北京)民国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07年1月，受梁启超委托，企图调和保皇党人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被革命党断然拒绝。曾任《新民丛报》主要撰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加入梁启超等在东京成立的政闻社，参与出版《政论》杂志创建工作，鼓吹君主立宪。次年春政闻社本部迁往上海，任常务员。清宣统三年（1911年）任宪友会常务干事，并主办北京立宪派代表报纸《国民公报》，辛亥革命后，该报成为进步党的喉舌，他仍担任主编，言论主张接近梁启超等人的进步党和研究系。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受到革命党人的痛斥。1919年10月24日被北洋政府以所刊评论违反出版法为由查封。徐先生民国后历任大总统府顾问、南北议和代表、湖南省宪起草委员、币制局总裁、北平(今北京)民国大学代理校长等职,著有《国难歌史及诗史》一书，1938年发行。 华兴会的创立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次事件发生在当时刚刚成立的湖南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于1903年（清光绪29年），始名明德学堂，是湖南省最早的近代新式教育学校。胡元倓先生（字子靖，1872-194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从日本回国。夏秋之交，返抵湖南长沙，受聘为明德学堂教员担任速成师范部主任并兼体育、地理、博物等课程教学工作。真实意图是找一个工作和落脚点作为掩护，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同年11月4日，他以过生日为名，约集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议决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对外伪托兴办矿业，称华兴公司。 1904年2月15日，在明德董事龙璋的住宅（今西园1号，明德围墙边）借除夕宴聚作掩护，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到会一百多人，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会上，黄兴发表了著名的“一省发难与各省响应”战略决策。会后，就积极策划长沙起义，黄兴在明德学堂化学实验室制作炸弹泄密，黄兴由学校避走西园龙宅。 华兴会没有留下政治纲领性文件，但从事后各种记载中表明，其主张主要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黄兴在与周震鳞等印发《血泪书》中号召“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而就华兴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陈天华、杨笃生、章士钊等人当时思想言论来看，也都显露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倾向。 1904年初，黄兴亲赴湘潭，会见洪江会首领马福益，商洽起义计划。相约当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万寿”前，于长沙皇殿埋置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事。随即派宋教仁、胡瑛赴鄂，设华兴会支部于武昌；派陈天华、姚宏业赴赣，游说防营统领廖名缙届时响应；派周维桢赴四川联络会党。同时，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设爱国协会，作华兴会外围；两湖留日学生刘道一、田桐等组织新华会，拟相机回国参与华兴会起义。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黄兴亲往联系，商定湘省发难，湖北响应。稍后，又设同仇会，专门负责结纳会党；更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东文讲习所，借教授日语、算学为名，作为培训会员和秘密联系据点。各方联络工作，日益频繁。 九月初，华兴会起义计划泄露，湖南官厅即着手戒备。至中旬，长沙城厢内外差弁密布，搜查起义据点，缉捕首事诸人。黄兴化装逃离长沙，抵上海，旋赴日本。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也相继东渡。马福益逃他省以图再起，次年在萍乡被捕，解长沙遇害。 1905年夏，孙中山到日本，会见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商洽联合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筹备期间和成立以后，华兴会员绝大多数先后加盟入会；不少人成为同盟会的领导骨干。 早在1906年11月梁启超就通过同党朋友徐佛苏向革命党人传递了停止论战的意向，声称：“以前和《民报》辩论的很多事情也是出于无奈。如果可以调和的话，我也不愿意如此。..能否和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徐佛苏名应奎，字以行，湖南长沙人。他曾经和黄兴等人一起在国内策划起义，是革命党的一员。流亡海外后，在日本 徐结识了梁启超，并深为佩服梁启超，因而转而投到梁的旗下。梁启超早在国内时就很欣赏徐佛苏的才识，在给徐的一封信中梁启超说：“您的大文我诵读一遍，真是心悦诚服。” 梁启超之所以请徐出面，是因为徐曾经在革命党内部有一些关系，希望能借助徐佛苏的影响迅速停止双方的论争。于是徐佛苏以“佛公”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劝告停止驳论 意见书》，将梁启超的停战意图大加发挥，提议双方停战。并且徐还和革命党的重要人物宋教仁接触，传达了梁启超的意思。宋教仁遂将此事告诉了孙中山等人，而孙中山等人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要彻底根除保皇派的影响，就不能停止论战，要坚持到底：“一驳不胜则再驳，再驳不胜则三驳，至于十驳，至于千驳。”《民报》第10号。[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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