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张我军 |
| 释义 | § 人物简介 中国台湾作家，文艺理论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奠基者。原名张清荣，笔名一郎、野马、M.S.、废兵、老童生、剑华、以斋、四光、大胜、忆等。1925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文学系，次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教师。台湾光复后返台湾，先后任茶叶公会秘书、金库研究室主任。1925年，他的新诗集《乱都之恋》在台湾出版，是台湾第一部新诗集。1926年始陆续发表小说《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作品有力地揭露与批判了黑暗时代，不仅开创了台湾新诗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拓宽了早期台湾小说创作视野与领域。 张我军是台湾文学发难期的总先锋，被喻为“台湾的胡适”。 § 生平简历 张我军1902年生于台湾台北板桥镇（现板桥巿）一个佃户家庭，祖籍福建漳州南靖。少时家贫，1916年学习制鞋，1918年任新高银行工友、雇员，1920年随前清秀才赵一山读书学汉诗。1921年，他前往中国厦门鼓浪屿新高银行谋职，因此接触中国白话文文学，他一方面赴厦门同文书院接受中国新式教育，接触中国白话文文学，同时也跟着一位当地的老秀才接续古典文学的学习；在泰贤次的考察中，张我军正是在此时将原名张清荣改为张我军，而“我军”正是这位老秀才的笔名，张我军经由老秀才的推荐，在文社当文书，专事记录文社同人吟唱的诗文、互相品评的文字，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精进更易，在1920年代发表的二首古典诗《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咏时事》（均刊在《台湾》杂志），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1923年7月，新高银行结束营业，被遣散，年末自厦门乘船至上海，参加台湾留学生反日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1924年1月赴北京求学，1924年3月写第1首新诗《沉寂》送给未来夫人罗心乡，1925年1月1日担任《台湾民报》编辑，加入蒋渭水、翁泽生成立的“台北青年体育会”与“台北青年读书会”，1926年6月偕夫人自台湾到北京，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文系。1927年10月，他以自学资历，插班转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国学系；被推为“北京台湾青年会”主席，与洪炎秋、苏维霖等创办《少年台湾》，出刊9期。1928年参加北师大国文系文学团体“新野社”，1929年留校任日文讲师，且于北京大学兼课。 1927年，张我军与北京大学台湾学生宋斐如（原名宋文瑞）创办《少年台湾》杂志，由宋文瑞主编，张我军执笔，共出刊819期，并于同年插班转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27年于北平察院胡同自宅开设日文补习班，并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北京大学法学院以及中国大学任教，任职日文讲师。1935年任北平市社会局秘书，为北平市长泰德纯办理对日交涉事宜。张我军出生地 - 台湾台北县板桥市（车站新貌） 张我军在北京时受到周作人许多指导和提携，周作人亲自给他的日本文学译作写序（序文收进周的文集）。1937年相继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傀儡政权统辖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日本文学系，北京大学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文学系担任教授，并于1942及1943年以中国华北作家代表身分往东京参加第一、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战后曾被质疑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最终被国民党政府免以追究问罪。[1]1946年初应邀到北平与上海与人合作经商，6月返台并任职于台湾省教育编篡汇会教育组主任，1948年主编《台湾茶叶》季刊，1949年应谢东闵之邀任台湾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专员，后任合作金库研究室主任并编撰《日华字典》，1950年主编《合作界》季刊。但因赴台后怀才不遇,郁郁寡欢,整天以酒浇愁,加上烟瘾极大,结果患上肝癌,1955年因罹患肝癌退休，同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市。 张我军自1955年逝世后,其文学贡献20年来在台湾岛上竟毫无声息,被人冷落。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一些文化工作者,为倡导乡土文学,反驳台湾当局推行文化专制,抹杀台湾本土文学早已存在的事实,张我军和其他一些台湾老作家的作品,才像“出土文物”似的重返人间。 1997年，台北县政府“为乡里人杰塑像”，在其母校板桥国小立张我军石像，表彰他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2006年5月4日，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举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活动”，在党部大厅展出“五四名人书札”，并在风水墙悬挂五四名人胡适、张我军的巨幅照片。 § 创作简历 台湾新文学运动领袖 - 张我军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我军在厦门鼓浪屿高新银行工作，由于受到祖国新文学、新思潮影响，眼界顿时大开。1922年到北平求学，他认识了同班同学罗心乡，并与之相恋，但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挠。经过北平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的张我军，为此痛感摧毁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的必要。1924年10月，他回到台湾任《台湾民报》汉文编辑。他以笔为武器，开始了对旧文学、旧道德的讨伐。由此引发了一场新旧文学的论战，为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扫除了障碍，因而获得了文坛“清道夫”的美称。他陆续在《台湾民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当时依附于殖民当局，维护封建传统，专写古体汉诗，酬唱成风的旧文学界。他揭开旧文学的面罩，层层剥批旧诗界带来的种种危害和弊端，认为最严重的毒害是让青年养成了“偷懒好名的恶习”，因此他向青年发出警告：“诸君若长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显然，张我军对新文学的鼎力提倡，是基于对台湾社会命运的深刻关注。当然，这种对旧文学全盘否定的做法未免失之偏颇。但矫枉有时必须过正，张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了基本上沦为殖民者强权附庸的旧文学的灭亡，从而为新文学的登场铺平了道路。 在批判、摧毁旧文学的过程中，张我军也着手新的文学理论的建设。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诗体的解放》、《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艺上的诸主义》等文章中，他对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如：台湾新文学的属性，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语言建设，东西文化的关系等作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他的主张紧密地结合台湾文坛的实际，着力解决具体问题，从而使新文学理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发展。 § 第一首新诗 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张我军1924年3月25日于第一首新诗《沉寂》写到：“在这十丈风尘的京华，当这大好的春光里，一个T岛的青年，在恋他的故乡！在想他的爱人！他的故乡在千里之外，他常在更深夜静之后，对着月亮儿兴叹！他的爱人又不知在哪里，他常在寂寞无聊之时，诅咒那司爱的神！” 对张我军来说，“乱都”是日军铁蹄下的北京城，而诗人心中恋人的所在地，是遥远的故乡台湾岛。[2] § 台湾新文学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台湾文艺界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面貌为之一新。20年代，以张我军、赖和为代表的一批知名作家，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他们结成团体，用白话文创作了许多新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新文学发难期的张我军，在北京求学，身受五四运动的洗礼，于1924年9月寄回《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台湾民报》2卷7期上。呼吁台湾青年以“团结、毅力、牺牲”为武器改造台湾的旧文化。同年11月，张我军又在《台湾民报》2卷24期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介绍师姐文学的发展趋势，呼吁台湾把“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针对台湾文界的击钵吟，抨击旧诗人如守墓之犬，在那时守着几百年以前的古典主义之墓。张我军对旧文坛的尖锐抨击，击中了旧文学的要害，也打响了新旧文学论战的第一枪，一场新旧文学论战不可避免的到来了。张我军就学和教书的北京师范大学 面对旧诗人连雅堂对新文学的发难，张我军连发三篇文章：《为台湾文学界一哭》、《请合理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嬉笑怒骂，如匕首投枪，将台湾旧文学阵营搅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以决绝的姿态表示，为要“从根本上扫除清扫”“台湾的文学”，他愿“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 在新旧文学论战中，再次掀起了介绍中国新文学的热潮。张我军在《台湾民报》第3卷6期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介绍五四新文学革命，并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一节全文转载。张我军将内地的优秀作品、理论介绍到台湾。他对台湾的新文学作了定向和定位。他较为准确的阐释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内地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的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 张我军始终反对运用方言于白话文写作，曾指出：“我们日常所用的话，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没有相当的文字。那是因为我们的话是土话，是没有文字的下级话，是大多数占了不合理的话啦。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已是无可疑的了。”事实证明：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一位关键性人物.他将"五四"文学火种引入台湾,与日本奴役下的台湾旧文坛激烈交战;他最早明确指出台湾新文学与祖国大陆新文学的支流与主流关系,并且从文化归属与统一的角度提出台湾语言建设的主张.无论在理论倡导还是创作实践方面,他都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先驱者。[3]作家龙瑛宗赞誉张我军为“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4] § 写作风格 张我军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评论战及新诗创作和小说创作。 他关于新文学理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对旧文学的批判。第二，关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第三，对待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新文学的关系上。第四，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第五，关于“国语”与“方言”的关系。 张我军的诗作曾结集出版，名为《乱都之恋》，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至于张我军的小说，虽是其文学创作的副产品，但在台湾新文学的草创期中，实具有不可忽视的代表意义。其小说语言，不用台湾语文，完全以中国白话文来创作，以后并影响了郑登山，廖汉臣及朱点人等人，与赖和、郭秋生的台湾语文流派不同，也与杨云萍诸人带有日本风味的白话文流派截然有别，是草创期中小说语言的“三大派别”之一。 § 《乱都之恋》 1925年12月张我军自费在台北出版《恋都之恋》，1987年6月沈阳辽宁大学出版部重刊，是张我军的处女作，也是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部新诗集，作者标为“抒情诗集”。书宽9.5公分，长17公分，计56页（1987年重刊本增加3个附录，增为80页），除诗集序文1首外，收12篇55首新诗（〈沉寂〉1首、〈对月狂歌〉1首、〈无情的雨〉10首、〈游中央公园杂诗〉6首、〈烦闷〉4首、〈秋风又起了〉6首、〈前途〉1首、〈我愿〉3首、〈危难的前途〉1首、〈乱都之恋〉15首、〈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6首、〈春意〉1首），其中33首写于北京，15首写于回台的海上途程中，7首写于台北，部份曾发表于北京的《晨报副刊》、台北的《人人》杂志、《台湾民报》上，定价金30钱。除诗序作于1925年12月，其他55篇的创作时间为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诗作记录张我军恋情的心路历程，以当时军阀混战、人心惶惶的北京“乱都”为背景，抒发热恋、相思、惜别、怀念和结合种种情思，表现对纯洁爱情的执著、对人生的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憎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步趋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自然风格，感情细腻真挚，语言鲜明活泼，格调清新流畅，白描多于隐喻与暗示，表现出新文学草创期的单纯、素朴风格，不过诗作多数是散文句子的分行，诗的想像较为贫弱，表达的直露也使诗作缺乏耐读性。[5] § 《乱都之恋》的故事 张我军的老师周作人 张我军于诗集《乱都之恋》中所行吟的故事，就是作者来到北平求学时发生的。刚到北平时，张我军寄居在后孙公园的泉郡会馆，上课就在厂甸的高等师范所办的升学补习班。当年补习班的夜班部是男女共学，班上有两朵班花，一位17岁的少女叫罗文淑，肄业于北京尚义女子师范学校，为提高学业才到这所补习班补习功课，结果被少年英俊的张我军一追就追上了。开头的那首诗，就是诗人偷偷写给心上人罗文淑的。不过，那时候虽说风气刚开，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保守封闭的社会，男女恋爱，不仅要避人耳目，更要向家长隐瞒，所以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私约，对罗家没透半点口风。后来张我军手边的钱花完了，在北平无法生存，就暂时回到台北，在日本统治下的独家汉文报纸《台湾民报》当编辑。张我军连着给罗文淑去了好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原来女方的家长察觉此事，将男方的情书悉数没收，女方也不知道张我军的联系地址，弄得只有男女双方关山阻隔，梦萦魂牵。此时，有一个高等师范四年级学生庄某，对罗文淑心仪已久，见张我军返台迟迟未归，就通过媒妁向罗家求婚，除去说了不少张我军的坏话外，还说自己是大富商的弟弟，可以养活罗文淑的寡母幼弟。罗母正愁“女大不中留”，看到庄某即将毕业，家境也不错，于是就应允了这桩婚事。罗文淑虽说心中早有他人，但拘于旧礼教约束，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只能暗暗着急。紧急关头，张我军的挚友洪炎秋得闻此事，立即给张我军发去一封急电。张我军接到电报后，当即赶来北平，托付另一个女友将罗文淑约出家门，俩人决定离家私奔，共奔台湾，来争取自己的幸福。自此，罗文淑为自己心爱的人改名为罗心香。 1986年,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罗心香在美国纽约寓所回忆这段恋情时,依旧是那样甜蜜缱绻,令人回味:“一天我开箱找衣服,突然从箱子上掉下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信上只是写了一首莫名其妙的白话诗。有—天,这个写诗的青年主动来找我攀谈,才知道他叫张我军。他说自己不是来这里补习功课,而是来学北京话的。就这样,我们彼此相识了。我在一个姊姊的陪同下,每星期到他住的泉郡会馆去一次,说些话,借几本杂志回来看。当时社会上青年男女还不能公开交往,我们只能保持这样的接触,他要求同我通信,我告诉他我家是封建旧家庭,不允许同男孩子来往。他说可以用女人的名字写信,于是就用‘娥君’的名字,每周给我来一两封信。还经常约我去公园,来去都各走各的路,躲躲藏藏地到没人的地方才说话。这样来往了大半年,他忽然不辞而别,接到信后才知道他回台湾了。就在这时家人要包办我的婚事。正当愁云密布之时,有人把这消息电告我军,他立即从台湾赶回北京,约我见面说,事至如此,只有一起去台湾避难,否则前途将遭厄运。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穿了一身学生服,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同我军一同坐火车到上海,再乘船到厦门鼓浪屿,然后写信给家人。他们接到信后,立即寄钱和衣物给我,并要我们尽快正式结婚。得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高兴,遂一同乘船去台湾,在台北江山楼摆了两桌酒席,举行了婚礼。” 张我军任教的北京大学 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把自己与妻子的这段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恋爱经历写成新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出版,成为台湾岛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这本诗集出版之际,正是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实行严厉的思想钳制、推行“皇民化”文化、禁止汉语传习的时期。《乱都之恋》出版后,台湾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张我军还甘冒大不韪,毅然宣称:“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张我军被人誉为是“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 介绍鲁讯 张我军，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不但写下了表现自己在北平与大陆姑娘相恋的爱情经验的诗歌集《乱都之恋》，在台湾报刊撰文介绍了鲁迅、郭沫若、冰心等的作品，掀起台湾新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他还在北平拜访过鲁迅，并且向鲁迅表示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它。这段话显然刺痛了鲁迅，令他难以忘怀：“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1927年夏天，鲁迅在《写在“劳动问题”之前》中记载了张我军的来访和上述对话，还特意指出，“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此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 § 日语教育 张我军主编的《日文与日语》杂志作为“民国以来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有影响的日语研究期刊”,对日语语言文学学科而言,具有重大的学科史意义;张氏日语系列教材大大推进了日语在中国各阶层普及;作为一位师者,他不仅以有中国特色的日语教学法培养了一批精英之才,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将日语教育引入正轨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研究者、编者、著者、师者"四重身份的重合、互动使张我军成为中国日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家。[6]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黄现璠就读北师大时（1926-1935），曾师从张我军习日文，结为师友。1934年黄现璠的日文译著《元代农民之生活——附奴隶考》出版前的原稿校定，便是他请师友张我军最终审定的。[7] § 交友 1920年代在北京求学的张我军（中坐者）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大批台湾人来到北平,在沦陷区艰难生活,并有自己的社区。他们想为故乡而战,却不能承认故乡。张我军除去任北京大学工学院日本文学系教授外,不担任任何伪官职。他在北平的台湾人圈子里很活跃,与连震东、洪炎秋、苏芗雨,被合称为“台湾四人帮”或“台湾四剑客”。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北平,有被称为“台湾三剑客”的作家,他们分别是张深切、张我军和洪炎秋。其中张我军偶有涉笔,少有创作,被人称为是“抵抗意识”最强的一位作家。当年一个日本学者曾在《非常时期的日本文坛史》中记载一个场景,最能说明问题:“一行人当中,只有张我军一个人扭过脸去,不向皇宫鞠躬哈腰,给我的印象很深。此人日本语讲得非常漂亮,也曾担任过翻译,但是像一个不好对付的人。” “七七事变”后为时局所迫，张我军也不得不和日伪方面的人物甚至是头面人物发生一些往来，但是他把这类活动锁定在教育、文学、日文翻译等方面，而尽量避开政治。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参加了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活动，他也尽量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迷失大方向。就是与自己的恩师周作人他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划清了界限。周作人与张我军可谓“交情颇深”，早在张我军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两人就有了接触，作为老师的周作人还介绍张我军发表日文翻译的作品，并且为张我军翻译的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作序，后来师生二人也一直有来往。张我军对周作人一直十分尊重，对于周作人的学问一直十分佩服。在谈到翻译问题的时候对周作人十分推崇，建议想要练习日语翻译技巧的人可以拿日文原文和周作人的译文对照着看，因为周作人的译文是很好的范本，对于提高翻译技巧会有很大好处；在学生向他请教谁的译文最可靠时，他也只推荐了周作人一个人的。当自己的生活遇到困难时，他也曾去找周作人想办法，周作人也“以个人资格”介绍他翻译日文名著《黎明之前》，帮助他解决困难。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借发表《〈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一文与周作人划清了界限，他说自己“所求的是周老师，并不是周督办”，“而老人指周作人。也似乎深知我不是找他要官做的……”，[8]婉转巧妙地分清了公与私、学问与政治的界限。张我军的学友叶苍岑 张我军与在京的台湾乡亲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不仅在返回北京初期号召重组了北京台湾青年会，而且和许多台湾乡亲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据张我军的好友苏芗雨先生回忆，当时连震东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到北京游历，住在洪炎秋的家里，他们四个人每周必定要聚在一起，去洗澡、吃小馆、畅谈，十分快活。后来，游弥坚先生也来到北京住了几个月，他们五个人总是在一起玩，张我军当时手头宽裕，在该付钱的时候总是抢着付，非常慷慨。不仅如此，张我军的家人与苏芗雨、洪炎秋的家人也往来十分密切。当时苏芗雨和洪炎秋都先后成家，洪炎秋的母亲也来到了北京，这三家人经常轮流做东，不断在一起聚会，十分亲热。1934年，苏芗雨把妻子送回娘家，自己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间长达数年。在这期间，张我军不论自己境况如何，总是每月按时资助苏芗雨一部分学资，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于这样深厚的朋友情义，苏芗雨先生“终生不忘”！1941年才与张我军相识的苏子蘅先生也对张我军对乡亲朋友的热情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苏子蘅一家初来北京，人生地不熟，张我军及其家人对他们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与照料。在张我军的介绍下，苏子蘅先后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工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找到工作，得以在北京定居。当时，住在北京的台湾乡亲们每逢节日习惯于互相宴请，每逢这时张我军的家里总是宾客盈门，足见他交游之广。 张我军不仅和台湾的乡亲有着密切的往来，而且也有众多的大陆朋友。他们之间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张我军的大学同学叶苍芩老先生回忆，虽然他比张我军低两届，但是在1926年到1937年这十多年间，他们三天两头见面，一起到琉璃厂去“淘”古书，有钱的时候就买回来，没钱的时候就在那里翻看，十分快活。1931年张我军的次子出生时，叶苍芩还为他起了名字，叫做“光直”，足见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如此，张我军还和叶苍芩等大陆同学共十二人组织了文学团体，一起从事文学活动。同学们对他的组织能力和才华都十分欣赏。 § 照顾林海音 张我军与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一家的交往颇深。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她的父亲林焕文先生是台湾苗栗客家人，原籍广东省蕉岭，从林海音的祖父林台算起，移居台湾已经有七代了，被称为“西河堂林家”。林焕文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1895年日本侵略者割占台湾时他年仅七岁，亲眼目睹了台湾人民同仇敌忾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心中埋下了仇日和爱国的种子。青年时期的林焕文在老家台湾苗栗县头份乡教书。1917年带着已怀孕的妻子爱珍到日本去谋生。夫妇二人在日本的商业中心大阪定居下来，开设了一家卖网球拍和缝衣针的商店。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三年。林海音就是在他们到达大阪的第二年的农历三月十八出生的。可是教师出身的林焕文不善经商，在这三年里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就连从台湾带去的老本也差不多要赔光了。于是，他准备到祖国大陆去，由于他当时对大陆情况不是十分明了，便将妻子和女儿先送回台湾，只身前往北京去探明情况。到北京之后，他确信这里是一个适宜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1923年3月将妻子爱珍和年仅五岁的林海音接到北京。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之后，临时住在珠市口的谦安客栈。不久，林焕文通过考试被录取到收入丰厚、工作稳定的北京邮政总局工作。他们一家也从客栈搬到了租赁的房子里居住。此后，林焕文的两个弟弟也从台湾迁到北京居住和生活。他们一家与当时在北京的台湾乡亲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其中与张我军一家的关系更是十分亲近。张我军和林焕文不仅是意气相投的朋友，还有点亲戚关系。林焕文的妻子爱珍是张我军的故乡台北板桥人，她是一个乐天知命、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十五岁就与林焕文先生结婚，生有五女一子。据说幼时曾经许配给张家，男方病故，才嫁给林家。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张我军的孩子们都称她为姑妈，林海音和自己的弟妹们则称张我军为表舅。两家人往来很是频繁，甚至林海音留在台湾的二妹林秀英也是由张我军的母亲带到北京来的。林焕文一家和许多台湾同胞一样十分讲究民族气节。当时，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在名义上是日本侨民，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籍贯写成自己在大陆的祖籍。林海音该上小学了，林焕文没有把女儿送进北京的日本侨校。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不是所谓的日本侨民，中国人的孩子就应该进中国人的学校读书，学习中华民族的文化知识。于是他把林海音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林海音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北京”。1931年林家发生重大变故。林焕文最小的弟弟林炳文暗中做地下抗日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这次，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日活动，他以自己在北京邮局工作为掩护，把一批抗日经费送往朝鲜，不幸在走到大连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逮捕入狱，在监狱中被折磨致死。林焕文从北平赶到大连去收尸，受到了严重刺激，又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染上重病，吐血不止，病逝在北平，年仅四十四岁。当时作为长女的林海音只有十四岁，下面还有五个年幼的弟妹，一家人生活十分艰难。由此，他们对日本人更加仇恨。林海音曾经写信给在台湾的祖父林台先生，在信中写道：“自从叔叔在大连被日本人害死在监狱之后，我永远不能忘记，痛恨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还有爸爸的病，也是自从到大连收拾在张我军关心下成长的名作家林海音 叔叔的遗体回来以后，才厉害起来的。爸爸曾经给您写过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报告叔叔的事。我记得他写了好多个夜晚，还大口吐着血。而且爸爸也曾经对我说过，当祖父年轻的时候，日本人刚来到台湾，祖父也曾经对日本人反抗过呢?所以，我是不愿意回去读那种学校的，更不愿意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就受那种教育的(日本在台湾办的学校)。”古继堂：《林海音——台湾女性文学开山人》,《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第7页。张我军一家对林家既同情又敬重，从各方面给予了林海音一家很大的帮助，张我军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林家的父兄的角色。林焕文去世以后，林海音一面尽力维持家人生活，一面到福州人办的明春中学读书，毕业后，便考取了张我军的学生成舍我在北京创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来分配到当时的《世界日报》当编辑，与同事夏承楹相恋并结婚。夏承楹出生于北京一个大家族里，他家是京城旧官宦人家，他的父亲夏仁虎，是前清的举人，后来曾经担任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财政部次长以及国务院秘书长，于20年代末退隐在家。夏仁虎有八个子女，夏承楹排行第六。1939年，林海音和夏承楹在北平协和医院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的证婚人是旧文学家赵椿年，男方的介绍人是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女方介绍人就是张我军。不仅如此，张我军还充当林家的操办婚事的主事人，为林海音的婚礼奔忙。现在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手里仍然保存着林海音赠送的当年的结婚照：新郎夏承楹着燕尾服，新娘林海音披白色婚纱，左右有伴郎伴娘。男主婚人着长袍马褂，女主婚人着晚清妇女大礼服，作为介绍人的张我军着西装站在后排。此后张我军还一直给予他们以无私的帮助，两家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他们的后人也多有来往。 § 作品简介 《张我军诗文集》 1975年8月，林海音邀请张我军次子张光直主编《张我军诗文集》，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张我军诗文集》增订并改名《张我军文集》；1985年张我军长子张光正于北京编选《张我军选集》，并由时事出版社出版；1993年，台北县立文化中心特约秦贤次编《张我军先生文集》多册，收于《台北县作家作品集》。张我军全集 《张我军全集》 集结张我军许多作品的《张我军全集》，内容包含诗、小说、散文与评论，由张光正主编的2002年繁体本，全书552页，约四十万字，繁体本补遗〈为台湾人提出一个抗议〉、信件11封。正文分6部份，第一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有〈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请合力折[1]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等14篇[1]；第二为“论著”，有〈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孙中山先生吊词〉、〈《少年台湾》的使命〉等26篇；第三为“文学创作”，诗歌有新诗14篇57首、古典诗4首、小说有〈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元旦的一场小风波〉4篇（第4篇实为散文，被归入小说类），散文有〈南游印象记〉、〈采茶风景偶写〉等10篇；第四部份为“序文与编语”，有〈《宗教的革命甘地》引言〉、〈《中国文艺》一卷三期编后记〉、〈《在广东发动的台湾革命运动史略》序〉等35篇；第五为“日文与日语”，有〈《日文与日语》的使命〉、〈日本罗马字的问题〉等18篇；第六为“书信”2封。 § 旧体诗作 仆仆燕尘里,韶光逝流水。 逢君如隔世,携手共登楼。 痛饮千杯酒,难消士载愁。 他日归去后,极目故园秋。 § 子女 张我军育有4子：张光正、张光直、张光诚、张光朴。大儿张光正参加中国共产革命没有回台湾，其他3个儿子在台湾读完书都留学美国，次子张光直(1931-2001)为世界知名考古学家，生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9] § 评价作品 *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 ，台海出版社，2002年2月。 *田建民著：《张我军评传》（台湾作家研究丛书之一），作家出版社，2006年7月。 § 年表 1902年10月7日，生于台北县板桥镇，原名张清荣。评价张我军的作品-《近观张我军》 1914年，板桥公学校毕业。 1916年，经林木土介绍，入新高银行当工友。 1918年，升任新高银行雇员。 1921年，由新高银行调往厦门分行。 1922年，因父亲去世，回台奔丧。 1923年，新高应行结束营业，初冬由厦门搭船到上海寻找新的工作。 1924年，加入“上海台湾青年会”，一月十二日，出席该会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后由上海转赴北京。 1924年3月25日，在北京写下第一首新诗《沉寂》。 1924年4月21日，短评《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七号。 1924年5月11日，新诗《对月狂歌》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八号。 1924年7月11日，新诗《无情的雨》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十三号。 1924年8月16日，新诗《游中央公园杂志》（共六首）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 1924年10月14日，新诗《烦闷》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 1924年10月下旬，回到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编辑。 1924年11月21日，短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四号 1924年12月1日，短评《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五号。 1924年12月11日，短评《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欢送韦博士》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六号。 1924年12月28日，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在台北出版印行。 1925年，加入蒋渭水、杨朝华、翁泽生、郑石蛋等人发起的“台北青年体育会”与“台北青年读书会”。 1925年1月1日，短评《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櫼中的破旧殿堂》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一号。 1925年1月11日，短论《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二号。 1925年1月21日，短评《揭破闷葫芦》、《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三号。 1925年2月1日，短论《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办法》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四号。 1925年2月21日，短评《复郑军我书》、短论《文学革命运动以来》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六号。 1925年3月1号，短论《诗体的解放》、杂感《研究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新诗《烦闷》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七号。 1925年4月1号，短论《生命在，什么事都做不成？》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十号。 1925年4月21日，杂感《随感录》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十二号。 1925年6月，后记《“亲爱的姊妹们押分歧努力”后记》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七号。 1925年7月19日，新诗《弱者的悲鸣》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一号。 1925年8月26日，短论《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一号。 1925年9月1日，与罗文淑（后改名心乡）在台北江山楼结婚，证婚人林献堂、介绍人王敏川。 1925年10月18日，短论《至上最高道德——恋爱》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五号。 1925年10月25日，短论《中国国语文做法导言》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六号。 1925年11月至1926年1月，论文《文艺上的诸主意》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七、七十八、八十一、八十三、八十七、八十九号。 1926年12月13日，杂感《看了警察展览会之后》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八十三号。张我军的二子张光直（青年时代帅照） 1926年12月27日，序文《“乱都之恋”的序文》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八十五号。 1926年1月，短论《危哉台湾的前途》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九十至九十六号。 1926年6月，张我军夫妇再度前往北京，准备求学深造。 1926年7月25日，杂感《“弱小民族的悲哀”的译者附记》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05—115号 1926年8月11日，拜访鲁迅寓所，赠送四本刚出版的《台湾民报》（第113—116号） 1926年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就读一年。 1926年9月19日，小说《买彩票》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23—125号。 1927年3月，与苏维霖、洪炎秋、宋斐如、吴敦礼等人共同创办《少年台湾》 19275月1日，小说《白太太的哀史》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50—55号。 192710月，以日本国学院大学高等师范科毕业之学历，插班转入北师大国文系三年级肄业。 1929年4月7日，小说《诱惑》发表于《台湾民报》第255—258号。 1930年，自北师大毕业，与何秉彝、叶凤梧、俞安斌等人筹组文学社团“星星社”，后易名“新野社”。 1930年9月15日，《新野月刊》创刊，仅一期。 1931年，被北师大延揽为日文讲师，后又在北平、中国两大学兼教日文。 1932年，《日本语法十二讲》、《日语基础汉本》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4年，《高级日文进修丛书》、《现代日本语法大全》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5年，《日语基础读本自修教授参考书》、《高级日文星期讲座》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6年11月上旬，担任北平社会局秘书。 1936年，《日文自修讲座》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9年，《日语模范读本》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9年9月，散文《秋在古都》、杂文《关于“中国文艺”的出现及其它》、《京剧偶谈》、《代疱者语及编后记》、《评菊池宽的“日本文学案内”》，发表于《中国文艺》创刊号至一卷三期。 1940年，短评《须多发表与民众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作品》发表于《中国文艺》一卷五期。 1940年，杂文《病房杂技》发表于《中国文艺》二卷一期至三期。 1942年，由北平前往东京参加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2年，短论《日本文学介绍与翻译》发表于《中国文学》创刊号。 1942年，《关于岛崎藤村》发表于《日本研究》一卷二期。 1943年8月25日，自北平参加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3年，短论《日本文化的再认识》发表于《日本研究》二卷二期。 1943年，《武者小路宝笃印象记》发表于《杂文》一卷二期。 1943年，《关于德田秋声》发表于《艺文》三卷一期。 1945年8月，旅平台湾同胞组织“北平台湾同乡会”，张我军担任一个服务队队长，协助台胞返乡。 1946年夏秋间，携眷返台 1946年7月1日，担任“台湾省教育会”编纂组主任。 1948年春，回台北担任“台湾省茶业商业同业公会”秘书，主编《台湾茶业》季刊，杂感《采茶风景偶写》即发表于该刊第一期。 1949年8月，担任“台湾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专员。 1949年12月，调研究室专员，主编《合作界》季刊，杂感《山歌十首》、《在台岛西北角看采茶比赛后记》、《埔里之行》发表于该刊第二、三期。 1952年，杂感《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发表于《合作界》第三号。 1955年11月3日，因肝癌逝世于寓所，享年五十四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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