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崇祯纪略 |
| 释义 | § 崇祯纪略 记载明朝崇祯年间军政要事的史书，共四卷，明末清初李逊之辑。 李逊之，字肤公，江阴(今属江苏)人。是明代天启年间遭党祸为魏贤所害的御史李应升的儿子。明亡后，李逊之自称为“江左遗民”，素以明朝遗民自居，专心治史。关于《崇祯纪略》的写作缘由，据作者自称，是因为当时野史丛出，他有感于“国政乱于朱紫，欲语流为丹青，缘饰爱憎，增闻易见者有之矣，党庇奸逆，抹杀忠义者有之矣”，于是辑录成《三朝野纪》，记述明朝泰昌，天启、崇祯三代之事。《崇祯纪略》又名《崇祯纪事》，便是《三朝野纪》卷四至卷七的单行本。 就内容看，《崇祯纪略》记载的是明崇祯一朝的军政要事，上自天启七年（即公一六二七年）明熹宗去世，崇祯帝继位；下迄崇祯十年（即公元1644年）三月，京城陷落，崇祯帝自缢身亡。应该说，崇祯帝刚刚继位时，恭勤俭让，励精图治，是想有一番大的作为的。他从前辈手中继承来的明朝，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危机、行将灭亡的烂摊子。朝内政治黑暗、混乱，社会上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边境地区对后金的作战每况愈下。为了支撑和加固行将倾覆的明朝大履，崇祯帝自十七岁继位起到死之止，一直是奋斗不息，锐意进取的。他勤于政事，常常召见大臣，“面决虑政”，为了批阅奏章处理政务，常常废寝忘食，不曾不辞劳苦的步祷求雨。为了不拘一格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提出了“济变之日，先才后守”的主张，为了打破用人唯重进士的局面，他“重保举”，并任用“外僚”入阁，使翰林以外的人也可以成为内阁大学士，协理政务。 为了保证阁臣的质量，他还下令“择知（县）、推（官）治行卓绝者入翰林”，以克服其“儒绥不习吏事，无以理纷御变”的缺陷，所有这些不拘一格用人的主张，都使当时朝政有了极大的改进。另外，对于前朝弊政，他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他一即位便首先除宦官魏忠贤一党，销毁《三朝要典》，平反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重新起用东林党人钱龙锡、倪六璐等，使得朝野上下有正义心者人人称快。对于边关战事，他派袁崇焕等名将镇守辽东边界，军备得到休整。自从中叶以后，政治上昏庸腐败之风日盛，积弊太深，崇祯帝虽然想有所作为，实乃回天乏力。崇祯帝继位后，虽铲除了魏氏，从新起用东林党人，但王朝内部的党争并未消灭，相反，却更加激烈。各派系之间不断地勾心斗角，互相排挤，争权斗利，搞得朝无宁日，崇祯帝在位仅十七年的时间内，内阁大臣就换了五十多位，边关将吏更是不知被调换了多少次，搞得人人自危，直接导致了政治的败坏。 作为一位少年天子，崇祯帝颇为自负，遇事喜欢自作聪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听不进逆耳之言。同时，他所面临的复杂局势和他的急躁脾气，又使他往往因急功近利而头痛医痛、脚痛医脚。在处理棘手的政务难题时，他往往迁怒于文武百官，怪他们不尽职尽责，以至于造成了“重典绳下”的局面，搞得“上下嚣然”。刚愎自用和虚荣心使他听不进逆耳之言，只喜欢听相同的意见，遂给善于奉迎的大大小小奸佞之徒窃官大开了方便之门，窃居高位的温体仁便是一例。另外，崇祯帝为人多疑，好猜忌，总是不信任各位文武大臣。刚刚继位时，他对宦官进行约束，不加重用。但自从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兵进入内地骚扰，京师戒严后，崇祯帝便公开表露了他对百官不信任的态度，开始重新起用宦官。 他先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七日，“遣太监冯元升核军，毕，诏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诸军”。十二月，又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自开此或后，宦官派出的越来越多。除去监督军饷外，宦官们还被派去督察钱粮税务、恭马，司法等各项政务。宦官们对文武大臣政务的监督，名为“督”，实为“监视”侵夺了官吏将领的职权，也影响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和谐秩序，因此遭到朝臣的反对。而崇祯帝对此置之不理，一昧宠信宦官，凡是与宦官发生冲突者，他在处理中总是偏向宦官的一边。宦官干政，不仅引起了文臣武将与宦官们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文臣武将的积极性，而且由于宦官们的恣意妄为大大干扰和败坏了军政事务，更加剧了崇祯政权的政治危机。 贪官污吏，是封建僚政治体制的一大痼疾，整个明代，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并且日益发展。在万历、天启年间它已十分严重，进入崇祯年间，则更加厉害。官吏升迁，全靠贿赂，部队的武官，则靠”虚冒”、“吃空额”来贪污军费，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吏要维持自己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必然要搜刮民脂民膏，残酷地剥削人民的血汗，另外，由于崇祯一朝政局不稳，战争频仍，崇祯政权外要对付后金，内要镇压农民起义，必然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军政的腐败，又使靡费军饷数额甚巨，劳动人民身上被强加了沉重的赋税负担，农民不仅饱受战乱之苦，没有条件休养生息，反而要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极端困苦。不堪忍受的农民终于起来反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从陕西起来后迅速席卷全国各地。 同时，早就野心勃勃想入主中原的清廷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明王朝，一有可乘之机即会挥师而来。外有强兵压境，内有农民起义，明朝的江山已是危在旦夕，明王朝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这时的明王朝本该戮力同心，上下团结并奋起御敌，但他们仍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大兴冤狱，无暇也无意理会风起云涌的战争形势。在前线抗敌的将领得不到朝廷信任，被杀、被撤者比比皆是，将士们人人自危，即使不被杀、被撤，也无力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抗敌事宜。朝廷内部，更是“相率自愚，莫有以贼在意者。”农民起义军攻击襄阳地区后，内廷重臣张凤翼竟以为“贼走南，已入绝地，此贼不食大米，贼马不识稻草，行自毙矣”，迂腐僵化，自欺其人到了可笑的程度。在这种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局势面前，崇祯帝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只好寄希望于神的保佑。他拜天祭地，希望列祖列宗能帮他保住明朝基业，用尽了种种办法；比如，他先是崇信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后又改拜佛教，用术士率兵抗敌，还派人去南京勘察龙脉。可惜，诸位神灵既不能阻挡农民起义军前进的步伐，更无力挽回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北京城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崇祯帝叛亲离，只好在煤山自缢，明王朝在全国的统治至此结束。 就体例看，《崇祯纪略》系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书中往往是先记载每年历史事件之概要，然后对其进行详细的注解，而对于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如钱龙锡、孙承宗等人，书中附有简单的小传，这使该书在编年纪史中又有了自己的特色。至于该书的史料来源，据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无非来自邸报抄传耳闻目睹，诸家文集，以及稗官小说、杂缀小品等。在取材上，作者较为严格，据其自叙是“毋偏毋循，勿伪勿讹，若夫传疑未确者，宁阙而不滥，庶几窃附识小之义，存一代之轶事乎？”这一方面使得《崇祯纪略》所载史实大都证实可言，另一方面，又因为其材料多不出《明史》所载，无法补正史之不足，使其史料价值并不是很高。 另外，由于李逊之系党人之后，其父李应升本为天启年间御史大夫，为阉党魏忠所害，所以《崇祯纪略》对于党祸情事的记载非常详尽。同时，由于李逊之痛恨魏党，所以在记述中对于党祸情事的记载也难免会执其一端，不够客观，这是我们在阅读该书时所应该注意到的。虽有以上不足，但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称赞该书为“见闻质实，议论亦平允”的概括仍符合该书实际。李逊之自称为“江上遗民”，以明朝遗老自居。在《崇祯纪略》中凡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处，皆以“贼”呼之。而对于清朝政府。他在写《崇祯纪略》时，还是颇有顾忌的，并不想公然与之发生抵触。这表现在他在涉及清廷忌讳处，都一律以空格表示。但这并没有使《崇祯纪略》摆脱被禁毁的命运。乾隆五十三年，军机处以该书所记事属传闻失实，且多悖碍之语为由，奏清禁毁此书。 《崇祯纪略》今存《荆驼逸史本》、《常州先哲遗书》本以及其它各种抄本。 § 相关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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