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张国焘 |
| 释义 | § 简介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成为叛徒。张国焘 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今萍乡市）上栗市（今上栗县）。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曾参加五四运动。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信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名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中国共产党人中惟一一个见过列宁的人）。1923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叛变自首。出狱后，隐瞒了叛变行为，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阻止南昌起义未逞，参加起义。后去苏联，在对右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初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以“肃反”为名，诬害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并于1932年和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为小金）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并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年9月，擅自率8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党中央。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7月初，他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初，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49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在他所写的《我的回忆》中，对自己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自我吹嘘，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许多歪曲事实的叙述。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 “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 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成为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以爱国救国为职志的知识青年。青年张国焘 真正把张国焘推上历史前台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讲演部是各校运动积极分子云集的地方，人数众多，仅北大就有800多人。张国焘把这些人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 在这场由游行最终演变为痛打卖国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6月7日，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们热烈欢迎张国焘等出狱。张国焘挺着胸膛，昂首迈步，走在队伍最前排，像个从前线凯旋的英雄。张国焘的能力和才华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为人心胸狭窄，虚荣心强，好强争胜，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反对。 6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会，他被推选负责总务工作，对此职务，张国焘十分不满。而此时，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之称的陈独秀和北京学联11位重要负责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传到上海，在沪的北京学生代表决定，派不愿在全国学联就职的张国焘立即返京，组织营救工作。当时北京学联正群龙无首，张国焘旋即被推为总干事。对于这个职位张国焘很满意，颇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积极。他不仅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还负责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学生意见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忙得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了，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但是一次次请愿的失败让张国焘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开始反对学生请愿，并申诉自己的理由说：“学生无后盾！”他转入北大哲学系，决定一心完成学业，以期将来功成名就。但是张国焘已经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上海，经历了短暂的流亡岁月。 如同许多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样，张国焘在灵魂深处有一种反叛家庭、反叛社会的欲望，这种欲望因着幼年时代洪江会的造反、因着少年时代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生长和发展。进入北大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平请愿的失败，国民杂志社和平民讲演团的工作，使他的反叛欲望得到升华，并注入了爱国主义的成分。这样，在周围一大批先进学生的带动下，张国焘也步入先进分子的行列。另外，张国焘自小聪明好学，上进心强，这使他养成了不甘居于人后的性格，愿意做些出头露面的事情。思想上的激进和性格上的特点，使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 通过这次运动张国焘得到了李大钊的关怀和支持，以至在40多年后，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对李大钊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说： “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3—64页。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斗争环境中，张国焘与李大钊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为了组织营救工作，张国焘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繁忙的一个时期： 主持各种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负责对外联络。他虽然感到紧张疲劳，却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1] §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楼成立，最初的成员只有三位：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李大钊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当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3000余名。张国焘经过调查，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这是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 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人乘火车来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和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张国焘口才出众，演讲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曾到学校讲课。这一时期，张国焘常常替李大钊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在张国焘的回忆里，中共一大时“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多年后，周恩来对要脱党出走的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南陈北李”因事未能出席,经众人推举,张国焘担任会议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一大”，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不久,他又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赴俄参加“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张国焘由此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受到列宁接见的领导人。历史继续青睐于他:中共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仍是仅次于陈独秀的“二号人物”。张国焘正沉浸于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张国焘能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与李大钊对他的看重有很大关系。但是1924年张国焘被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所写的供词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钊，这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国后，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解密后才真相大白。 [2] § 建设红四方面军，大搞“肃反”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张国焘 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竟然要阻止举行“南昌起义”，要求重新讨论起义。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谭平山甚至提出要枪毙张国焘。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张国焘‘假传圣旨’差点葬送南昌起义”成为国内史学界的常见观点，但是张国焘至死都声称他“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旨意”。68年后，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清晰地认定张不是“假传圣旨”。 1928年，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六大之后，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张国焘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担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3] 肃反起源 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信，内容是国民党大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书。许继慎当即连人带信交给了徐向前和曾中生。二人认为，这是国民党的反间阴谋，将信上报给了中央分局。张国焘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对许继慎展开调查。不久，保卫局“破获”了一个兵变阴谋，在严刑拷打下，当事人供认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人都牵涉其中。张国焘立即命令逮捕一切与“此案”有关的人员。 很快，许继慎、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1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原红33师政委姜镜堂、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红12师政委庞永俊、继任政委吴荆赤、红12师副师长肖方、红10师副师长程绍山、参谋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28团团长潘皈佛、28团副团长丁超、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人相继被捕。 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营、连级将领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全苏区审查整肃 在清除掉这批“反革命”后，张国焘又命令全苏区审查整肃。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逮捕杀害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12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28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34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第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12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之后，张国焘继续扩大肃反，并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1933年6月，旷继勋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时年36岁。1935年，胡底红军长征途中他惨遭张国焘杀害，年仅30岁。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时年35岁。 § 另立中央：跨出背叛的第一步 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为小金）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并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年9月，擅自率8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随之张国涛拟定的“中共临时中央”委员名单出炉了。长征途中的张国焘 1935年10月5日,红军在卓木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 张国涛当众宣布一个他自己拟定好的“临时中央”名单, 包括中央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军事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名单如下： 主席： 张国涛； 政治局常委：朱德、张国涛、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 政治局委员： 任弼时、陈绍禹（王明）、项英、陈云、朱德、张国涛、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 政治局候补委员： 何长工、傅钟； 中央委员： 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涛、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陈毅、李先念、何畏、何长工、傅钟、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苏、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萧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 中央书记处成员： 朱德、张国涛、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 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 朱德、张国涛、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 另：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由于消息闭塞，有几位也列入其中： 陈绍禹（王明）、李立三在苏联， 吴焕先两个月前已牺牲， 徐彦刚一个月前被俘遇害， 曾洪易四个月前叛变。 后来在中央的多方劝说和共产国际的反对，而且在军事上也很不利的情况下，他才不得不收摊了事，同意北上。但对中央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4] 走上不归路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泽东仅不足一万人马，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1937年的11月，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12月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接受审查，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 叛变的起因——西路军的失败 李特、黄超之死直接导致张国焘的叛变，而李特、黄超为什么会被枪毙？西路军 事情起因是“西路军”的失败，然而西路军是怎么一回事？ 西路军的组建是为打通国际路线。1936年10月下旬，天气开始变冷。21800多名将士，奉中央军委命令，正在甘肃靖远地区渡黄河。2万多战士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来自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三十军、九军、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他们渡黄河是为执行旨在打通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的宁夏战役计划。 随战局变化，1936年11月上旬奉中央军委命令，这支部队改称西路军，奔赴河西。徐向前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围剿”。 在随之而来的日日夜夜，西路军与反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十几万凶悍之敌进行了历时半年之久、大小百余阵之多的浴血苦战。其间，虽有攻关夺隘建立政权及先后歼敌25000余人的战绩，但终因孤军深入、缺粮少弹、寡不敌众等因素，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山。 李特作为西路军的参谋长，黄超是西路军军委秘书长兼五军政委，兵败之后来到新疆，由于反对批判张国焘，甚至扬言要到共产国际去告状，被中央下令枪决。有文章说是王明下的令，其实不符，因为枪毙他们是38年初，此时王明早已离开新疆到了延安，旋即去武汉长江局（南方局）主持工作了。何况王明、康生途径新疆时只是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这样的权利，邓发也不可能不请示中央就执行他的命令。如果说王明、康生认为李、黄二人是托派，要求对他们进行审查还是说的通的，但是下令枪毙这样重大的决定，没有中央的点头恐怕是不可能被执行的。西路军幸存女战士 自37年西路军兵败前就已经定性为：西路军的失败是“西路军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驯服工具，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的失败”。从此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人遭到中央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导致一系列的恶果：四方面军4军付军长刘世模不堪批斗开枪自杀；许世友等数十位四方面军的高级军官要逃离延安事件；抗大副校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原四方面军9军军长）脱党逃跑；李特、黄超被枪毙；张国焘的叛逃等等。都是因这个“罪魁祸首”：西路军的败亡引起的，所以西路军几十年来始终得不到公证的待遇，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经过多年的调查取证，终于在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的一致努力和证明下才给西路军平了反，大量事实证明西路军的行动完全是听从中央的指挥，并不是张国焘的“驯服工具”，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失败的责任就要归于中央，可是这个责任在张国焘身上背了五十余年没人敢为他说话，如今归还了中央，很多学者思想转不过来，因而引发不少的争议。 西路军烈士陵园 而张国焘始终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徐向前的责任，他们不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如果一直往西去了，肯定不会被消灭，他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和部队一起过河，否则历史将改写。 张国焘损失了西路军，政治资本基本损失殆尽，因为四方面军的总部也在西路军里，很多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都是中央委员或军委委员，他失去了在中央的支持者；军事方面四方面军损失了一大半，他更失去了和中央抗衡的本钱。从此他便一蹶不振，不仅要接受批判，还撤消了很多职务，只保留了政治局委员一职去管边区政府。 此时心灰意冷的张国焘得知李黄二人被杀，更使他惊恐万状，促他走上不归路。[5] § 叛变始末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借机出走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朱德和张国焘的指示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当时的蒋介石政府驻地。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 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晚年张国焘么，只是坚持不肯去。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总找借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因为张国焘还没被罢免，周恩来不好拒绝。16日上午，陪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敷衍了几句，就结束了接见。回到办事处，张国焘态度消极地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里饭还有得吃。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当天下午，张又找借口外出，周派吴志坚随从。张国焘在街上转到天黑，又提出要过江去。在轮渡码头，当客人走完要关铁栅门时，张突然跳上船，想摆脱吴志坚。吴志坚早有防备，紧跟张国焘上了船。张国焘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个旅馆住下。吴志坚乘张国焘休息，赶紧打电话通知长江局。办事处正四下寻找张国焘，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张国焘拉回汉口。这次张国焘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住下来。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同来到饭店，与张国焘作最后的谈话。周对张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要求考虑两天再答复。周恩来等走后不久，张国焘就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饭店谈话，表示了投靠国民党的意向。军统很快派来两辆车和几个特务，两个上前抱住看守张国焘的丘南章副官，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等张国焘走了，才把丘放开。丘南章回到房间，看到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死心塌地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张国焘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毛泽东与张国焘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晚年张国焘一家 靠出卖中共要人情报生活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总领事先后20余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知，以满足他们。通过出卖关于中共要人的情报，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乞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回忆录。张国焘答应了。4年之后，张国焘完成了100万字的《我的回忆》。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付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后来，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此后的10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张国焘大为惊慌，作为一个共产党叛徒，他不知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冲击。为躲避灾难，他决定远赴加拿大。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张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冻病交加魂丧异国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亲人们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他，给他一些安慰。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张国焘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有时还眼泪涟涟。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脱口而出：“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 松山墓园的张国焘墓地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当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张国焘率10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觑视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毛泽东率领的一万多中央红军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晚年是这个样子，不会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张国焘三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 § 个人评价 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斗争一开始便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他开始是以为中央大权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大员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领导。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便已基本是言听计从了。于是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己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显然轻视了这一点。张国焘以为凭借他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 1938张国焘逃离延安能为所欲为，就能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都是以中共名义号召和领导而起的家和壮大的，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中共及其中央。如果还没有握有中央大权，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忍耐与等待。任何明目张胆反对中央的做法，都只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反对，而不会跟着走。在这里，道理上的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 意气用事，在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则摆出了一付固执已见的架势，不去多多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己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做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执意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一九三七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只不过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霸气。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失策，拒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其结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己，堵死了自己在中共内的政治前途。 转而投靠国民党，是张国焘政治生涯与人生的最大败笔。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仅仅“出走”离开中共，还只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回来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坏事。但他再投靠国民党，就是他做人的一个重大失败。这样，他就丢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仅中共永远看不起他，就是国民党也视他为一条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戴立、沈醉等就经常这样评价他），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待遇（一个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因为，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张国焘竟也扮演了这种角色，当然是他人生的一个大失败。 § 个人著作 在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只有张国焘写了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说明其真实性受到一定重视。 § 张国焘故居 张国焘故居 张国焘故居位于离萍乡上栗县县城20公里的金山镇山明村桎木山下，座南朝北，前朝笔架山，后临桎木山，视野开阔、山青水秀。始建于清康熙59年（1720年），2004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张国焘出生豪门望族；因其父张觐王光系清末拔贡，又曾任浙江省审判厅推事等职，权倾一方，鼎盛时期故居曾十分繁荣，是当地著名的富豪之家。其胞弟张国庶为中共江西省省委第一任书记，1930年被反动派杀害，1989年被追认为烈士。张国焘故居占地约26亩，建筑面积约6800平方米，共有108间48个天井，平面布局紧凑，门楼 张国焘塑像平展开宽，是典型的围屋形式，张国焘家庭大都居于其中。 整栋建筑为单层瓦房，以中庭为主轴线向两侧发展。由于中庭进深较大，为解决采光，中部设有40余平方米的采光天井。 大门正对中庭大厅，大厅专供全家操办喜事和过年过节时的聚餐之用。大厅后部设有祖堂，供全家祭祀之用。中庭大厅两侧基本对称，各住三兄弟（张国焘父亲有六兄弟）。每户都有自己的客厅、厢房、厨房。户与户之间由砖墙隔而不断，由48条里弄和48个天井把整栋建筑连为一体，各房间内天井采光和通风。 整栋建筑外观质朴，结构简炼，除中庭大厅由于跨度大采用了木柱、木梁的木构架结构外，其余均为砖基砖勒脚，土坯砖墙到顶，山墙搁木檩条冷摊瓦。由于大多房间内天井采光和通风，所以多采用木门和木雕花格窗，有些做工还比较精细。 江西上栗县投资近千万修复张国焘故居说明：现在人们开始正视当年的历史，公正对待张国焘的功过是非。 在四川巴中市南郊的南龛风景区，张国焘的雕塑，竖立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中。 碑林建于1997年。为张国焘竖碑的意见，在2002年才得以通过。 碑林中，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塑像，均向北而立。唯有张国焘雕塑与他们相向而立，面向南方，印证了其1935年私自率兵南下另立“中央”的历史。 在张国焘的塑像基座上，刻着湖南刘剑文先生为他撰写的一副对联：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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