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宋朝[中国历史朝代] |
| 释义 | § 朝代简介 宋朝地图 宋朝从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到1279年被元朝灭亡，共存在了319年。宋通常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北宋是与辽、夏、金对峙时期，而南宋则是偏安衰亡时期。北宋在统一北方地区后，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发展，海外贸易也很发达。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能完全实现北宋的长期强盛，但也解决了一些社会矛盾。而方腊、宋江起义则从侧面反映了宋朝的内部矛盾已经加深。 金灭北宋后，南宋基本是偏安在江南地区，没有了北伐重新统一北方的雄图大略。岳飞的北伐在统治者看来也仅是为了更好地偏安，巩固自己的政权。南宋末年贾似道的贪权误国加速了南宋的灭亡。文天祥等人的力挽狂澜也无法阻挡其速亡的势头。最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勇壮烈多少掩饰了南宋灭亡的种种悲凉。 § 国号释义 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使，归德军驻扎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次年，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即位，因其发迹在宋州，故国号曰“宋”，定都汴梁（今开封）。靖康年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遂亡。徽宗第九子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 § 北宋前期 中央集权 建立统一建都开封的宋朝示意图 960年春，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谎报北汉和辽朝会师来攻，于是奉命带兵北上，到了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遂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回师都城，夺取了后周政权，定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北宋在建立后的第四年，就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北宋最高统治者认为，当时对辽朝还没有取胜的把握，只能在边境上采取守势；而南方割据政权统治区域大都是物产丰富的地区，这些政权的实力又较为薄弱。因此，其统一战略部署是先消灭南方的割据政权，然后北上削平北汉以及收复幽云地区，即所谓“先南后北”。 963年（乾德元年），北宋首先出兵灭掉荆南，接着陆续灭掉后蜀、南汉和南唐。在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祐相继归附，南方的割据政权全被消灭。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出征北汉，把“十国”中的最后一国灭掉，消除了五代十国分立割据的局面。 杯酒释兵权 961年（建隆二年），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措施，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的大权。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 分割宰相权力 不但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作为副贰，而且还把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 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合称“二府”。经过这番改革，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而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 削减长官的权力 规定州郡长官不能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且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是安抚使有时用武人。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无法与朝廷对抗。 发展科举制度 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 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仁宗在位41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数量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国家的忠顺臣仆，便巩固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军事部署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宋太宗曾这样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中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内外矛盾 边疆危机与议和政策 宋太宗灭北汉后，曾在979年（太平兴国四年）、986年（雍熙三年）两度出军攻辽，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可是全都失败了。从此，北宋对辽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以后，北宋对党项贵族的战争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当严重，边疆也不断出现危机。澶渊之盟 北宋与辽、夏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屈膝求和，并奉献出大量银、绢。如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河南濮阳县西南）。后来北宋虽然打了胜仗，但最后却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给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岁币”；北宋与辽朝确立为叔侄关系；双方开放边境贸易等。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方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庆历四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契丹乘机要挟，北宋又增加岁币银绢各10万，先后合计50万两匹。庆历和议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20多年，到1066年（治平三年），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又不断继续。长期的战乱使广大北方地区的农民遭受宋、辽和西夏统治者的重重迫害，生产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经济政策与阶级矛盾 北宋在土地政策上，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即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这一政策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减少了封建政府对土地的政治干预，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这一政策也表明政府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的土地。北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到北宋中期，更达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 (《宋史·食货志》)的地步。北宋政府控制的纳税土地日益减少，到英宗以后，纳税土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三左右，大部分耕地都被官僚、豪绅、吏胥及寺观地主所占有。 北宋政府通过科举制度、恩荫制度和其他途径，给予地主阶级成员以广泛的参政机会，因此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到1063年（嘉祐八年），官吏“十倍于国初”，而且中级以上的官员，待遇极其优厚。 北宋军队的数量更加冗多，宋太祖末年，禁军、厢军有37万多人，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达到116万多人。90年间，增加三倍多。据宋仁宗时人统计，军队每年军费支出总额达4800万缗，约占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六七。除大量军费开支外，随着北宋统治者腐化程度的进展，挥霍浪费也越来越严重。如郊礼之费，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岁支600万缗，宋仁宗时增加到1200万缗。 为了解决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加紧压榨。北宋的农业税，沿用唐朝后期以来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其税额本身并不很高，但在交纳农业税时，却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变”等苛法，遂极大地加重了负担。所谓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强迫北方农民把秋税各物送到沿边城镇去缴纳，人畜盘费全须自备。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改纳指定的物资或纳现钱。如陈州（河南淮阳）地区的夏税，原交纳大小麦，到宋仁宗时改令交纳现钱。当时当地的小麦市价，每斗50文，官府却定为100文，另外还有附加脚费20文，仓耗20文，共140文，农民的负担平白地加重了两三倍。 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 这两种杂税都必须随同二税输纳。而且也常用折变的办法，加重交纳者的负担。此外，还有“和买绢帛”与“和籴粮米”。在实行这两种办法的初年，虽曾按当地产量多寡而分别派定征购数量，也付与一些代价；但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甚至又把白取的绢帛或粮米折算为现钱而勒令民户交纳，变成纳税户的经常负担了。 宋朝的民户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和杂徭。其中杂徭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而原来由主户（主要是上三等户）负担的差役也因为地主的逃避，有的地区“下户半曾差作役”；有的地区甚至连客户也要负担差役。差役对当时农业生产的破坏十分严重。 宋代户籍 一般叫做“五等版籍”，列入其中的主户，指占有田地、承担赋役的人家。按照他们的财产（主要是田地）多少，分为五等。没有田地产业者被称为“客户”，他们主要是佃户，租种地主的田地，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压迫。 当时广大佃客的生活是极其痛苦的。有些地区，人身依附关系也非常严重，地主经常鞭打佃客，役使他们的家属；有些地区，佃户不但没有迁徙自由，而且连女儿的婚嫁和本人死后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预。 在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的政策推行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和反抗斗争越来越多。 王小波、李顺起义 993年初（淳化四年）初春，茶农王小波领导农民在青城县（四川灌县）起义。王小波向群众宣告：“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它反映了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取得初步胜利后，起义军转而北上，但在攻打江原县（四川崇庆县东南）时，王小波牺牲。起义军推举王小波妻弟李顺为领袖，继续坚持起义斗争。 这时，四川发生大饥荒，当地人民又遭到宋军的剽掠，李顺抓住这一时机，大力推行“均贫富”的措施，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起义军席卷川西各地，攻克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庆）、邛州（四川邛崃）、永康军（四川灌县）及其附近各县，很快包围了成都。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宋政府在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成都，李顺即位称王，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并发行“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这是中国农民政权铸造的最早货币。这时起义军扩充到数十万，分兵攻下四川许多州县。 宋太宗得到消息后，于当年正月派宦官王继恩等率领禁军前去镇压。二月，加派雷有终等为副将，命令他们率领重兵分两路入川，主力从陕西经剑门南下，偏师沿长江西上。义军阻击失利，局势逐渐逆转，接着，成都又被攻陷，李顺下落不明。995年（至道元年）二月，起义军余部为宋军和地主武装所镇压。 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不仅使唐末农民起义处于萌芽状态的平均思想具体化、明朗化，而且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重大的影响。它是中国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标志。 农民起义和兵变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农民和士兵的起义，不但“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而且从以前北宋政府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发展到统治较强大的腹心地区。 在这些起义斗争中，影响较大的有京东的王伦起义、京西的张海起义、湖南桂阳监瑶族起义和河北的王则起义。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和兵变，使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了统治的危机。知谏院欧阳修在奏议中说：“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变法运动。 范仲淹大力推行新政 庆历新政 早在宋太宗、真宗时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两年后，范仲淹在应天府（河南商丘）掌教书院时，又有《上相府书》，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庆历年间，宋仁宗迫于形势，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见。 1043年（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内忧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他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召祸乱”，缓和社会矛盾。 同年，仁宗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所谓“庆历新政”。但变法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开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继被迫离职，变法随之流产。 §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 王安石的出身王安石 江西临川（江西抚州西）人，出身地方官家庭。他早在浙江任地方知县期间，就注意改革吏治，积极督修水利，在青黄不接之际，将官仓里的存粮贷给农民，减少高利贷的盘剥，又使官仓存粮“新陈相易”。 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他认为当时财政困难的症结，不在于官吏之多和俸禄之厚，而在于“理财未得其道”。理财应从增加社会财富入手，王安石把国家财政同社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以发展社会生产作为充裕国家财政的前提条件，比单纯强调缩减财政开支的议论，前进了一步，比范仲淹等人的变法主张也大大提高了。 这封万言书虽未被宋仁宗所采纳，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变法内容 富国方面 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1068年（熙宁元年），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1069年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订变法。概括而言，新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即“富国”和“强兵”。 富国方面： （1）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两次举行放款，听民户自愿借贷，第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过十五贯，第五等户和客户不得过一贯半，借贷期限为半年，出息二分。当时民间的利息很高，一年以五分为常，甚至有超过两倍到三倍的。 （2）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高下分派。凡单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在法令颁布之后的七个年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 （3）募役法。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募役的费用，由管辖区内的主户按照户等高下分担。原来有差役负担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及坊郭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也都得按照户等出“助役钱”，其数目比免役钱减半。 （4）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平价收购商贩不易脱售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商贩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即可成批赊购政府仓库里的货物到各处销售，半年出息一分。这个新法，后来又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实行。市易法是利用国家权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场上的控制和操纵，稳定物价和调剂市场的需求。政府也从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润，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5）方田均税法。为了保证封建国家财政收入，需要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实行清丈土地。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较了一些负担。 强兵方面： （1）置将法。针对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把禁军固定在一定辖区，由固定的将官，就地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当时称为“置将”。置将法的推行，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 （2）保甲法。这项措施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选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权。同时规定在农闲时集合保丁，练习武艺；每一大保须于夜间轮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农民进行反抗活动。 另外，王安石还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变法失败 王安石的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宋王朝衰败的局面。但是，由于变法的各项内容触动了官僚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后来加上改革派内部出现了分歧和对立，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辞去宰相之职。 此后，宋神宗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将抑制官僚地主的措施内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视增加赋役收入和加强军备的措施，试图改变对外被动挨打的弱势，取得对辽、夏战争的胜利。 元丰（1078年～1085年）时期，由于北宋两次对西夏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宋神宗遂于1085年忧忿而死。神宗死后，他年方十岁之子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废掉，变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史称“元佑更化”。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章惇、曾布为相，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激烈，新法只成为他们进行派系倾轧、扩大自己权势的一种工具。 到此时，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也就完全失败了。 § 北宋末衰亡 宋徽宗 宋徽宗统治的25年间（1101年～1125年），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徽宗荒淫腐朽，他最宠信的官僚是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 、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以及杨戬、高俅等人。他们骄奢淫逸，无恶不作，想方设法增加剥削。他们公开出卖官爵，官职各有定价，所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官吏数目，因此大增。为了修建宫殿、园林，宋徽宗命令在苏州、杭州设“造作局”，集中工匠几千人，制造各种工艺品，所用原料器材，都是从民间搜刮而来。又在苏州添设“应奉局”，专门从东南各地搜罗各种奇花异石，用船经由大运河输送到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叫做“花石纲”。蔡京及其书法 十多年间，东南人民备受荼毒。由于最高统治集团的肆意挥霍，一年的财政收入只能应付九个月的开支，因此滥发纸币，增加赋税，结果物价飞涨。为了增加实物的收入，又设法侵夺民田作为“公田”，时称“括公田”。 腐朽统治 “西城括田所” 从政和元年（1111年）起，宋徽宗设“西城括田所”，负责括田。 西城括田所设置十年之后，所夺民田达343万多亩。除了朝廷以括公田名义对民田大肆掠夺外，官僚、豪绅大地主也依仗权势兼并了大量的田园宅第。如蔡京霸占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万亩。 灾难深重的广大农民，对官僚地主恨之入骨。当时民谣称：“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喊出了人民要求造反的心声。 方腊起义 从1120年（宣和二年）十月到1122年三月，在江浙地区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方腊是睦州青溪县（浙江淳安）人，雇工出身。青溪及其附近地区盛产竹木漆茶等经济作物，造作局和应奉局每年从这里勒索成千上万斤的漆，其他竹木花石的数量也极为庞大。小生产者和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怨声载道。于是在1120年，方腊发动群众，宣告起义。他自称“圣公”，建年号“永乐”，设置官吏将帅。方腊利用当地秘密流行的摩尼教来组织群众，起义队伍很快便扩大到数万人。起义军所向披靡，三个月内，接连攻占了两浙首府杭州等地，共攻占六州六十多县，队伍扩大到近百万人，“东南大震”。方腊起义 当北宋最高统治者接到方腊起义军逼近杭州的消息之后，立即派童贯统率官军南下，镇压起义。接着，宋徽宗又“下诏罪己”，宣布撤消“造作局”、“应奉局”，停运花石纲。 童贯带领的宋军过江之后，分路指向杭州等地。这时各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出来配合官军进攻。起义军兵力分散，抵挡不住宋军的反扑。次年四月，方腊被俘，就义于开封。浙东的各支起义军到1122年以后也被镇压下去。 方腊起义失败后，宋徽宗立即恢复了苏杭“应奉局”，并在开封重新设置了“应奉司”，加紧搜刮“四方珍异之物”，宫殿、园林等巨大土木工程也照旧进行。 宋江起义 在方腊起义前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出没于河北、京东、淮南一带。 他们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贪官，除恶霸，把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武艺高超，作战勇敢，能以少胜众，屡败宋军，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121年夏天，宋军镇压了方腊起义以后，陆续移师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战斗，宋江等人投降，起义失败。但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力量仍坚持战斗，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 § 社会经济 农业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水车模型 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修筑堤堰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水稻的优良品种在北宋时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点是穗长、无芒、抗旱、早熟。它“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在江淮、两浙种植，后来又推广到北方。种植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北宋也有发展。 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 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比以前也有扩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广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种植，那里有许多“糖霜户”，专门种蔗制糖。扩大耕地面积 北宋农民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用各种办法扩大耕地面积。 他们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开垦，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北宋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明显超过唐代水平。佃农地位的变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两种形式：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封建国家的税户。 佃客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广大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于是封建隶属关系也就比较松弛了。 手工业 手工业生产的进步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宋瓷 制瓷业的突出成就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矿冶业的发达 矿冶业在北宋手工业中占有要地位。矿冶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开采冶炼规模的扩大以及产量的增加上。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造船业的进步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雕板印刷和造纸业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造纸供应流程图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都城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丝织业 纺织水平的提高北宋纺织业仍以丝织业占主要地位。 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绢有五十多种，绫有二十七种。河北定州的缂（刻）丝，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出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只有百株（四两）重，望之如雾。这些都是丝织珍品。麻织业集中在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都产麻织布。其中黄、宜、袁、吉等州的纻布，虔州的白攽，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畅销产品。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 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 商业繁荣 城市和市镇的兴旺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清明上河图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交子 白银和交子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 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 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 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商税和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 辽夏兴亡 辽 契丹社会的发展 契丹族是鲜卑族的分支，在4世纪前期已见于历史记载。唐太宗时，契丹归附唐朝，唐在其地设松漠都督府。 从武则天时开始，契丹逐渐强盛，但受到突厥和回纥的压制。唐后期，回纥衰亡，中原战乱不休，契丹乘机兴起，成为漠北的强大势力。 长期以来，契丹分为很多部落，其中主要有八部，各部的酋长叫做“大人”。八部大人又共推其中一人为可汗，作为最高首领。另外，还有一个负责军事的首领，称为“夷离堇”，他和可汗成为二头首长。这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独特产物。 唐末，北方汉人纷纷避乱北出长城，契丹贵族也乘机南下俘掠人口，因此，契丹境内的汉人越来越多。这些汉人带去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到9世纪后期，契丹已经有了农耕、冶铁和纺织等生产事业，并开始建筑房屋城邑。 与此同时，契丹把俘虏的大量奚族、其他族人当作奴隶。随着氏族首领财富和奴隶的不断增加，形成了显贵家庭和特权阶级，部落内贫富差别及对立逐渐显露。 辽政权的建立 耶律阿保机（872年～926年）出身契丹贵族家庭，从他的七世祖起便充当夷离堇。阿保机于901年继承夷离堇之位。907年，他又被推为可汗。 阿保机采纳汉族士大夫的建议，推翻了氏族社会推选可汗的制度，击败敌对势力，于916年自立为皇帝，国号契丹，建元神册。定都上京临潢府（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南波罗城）。 926年，契丹灭渤海国。这时，契丹军队已转变为对外掠夺、对内镇压的工具。军队的骨干是直属皇室的“御帐亲军”和“宫卫骑军”，还有由贵族将领统率的部族军和州县军。此外，还创制了契丹文字和成文法律。 辽太宗耶律德光辽的制度 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927年～947年）后，领土扩大至大漠南北和长城以内，“幅员万里”。境内人民大体可分为以农业为主的汉人、渤海人和以畜牧业为主的契丹、奚等族人民。 为了适应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生产方式，辽太宗取得幽云十六州后，在中央设置南面官（以其官署设在皇帝牙帐之南）、北面官（官署设在皇帝牙帐之北）的双轨统治机构。南面官依据“汉制”统治汉人及渤海人，杂用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契丹贵族；北面官以“国制”（辽朝制度）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机构比较简单，是根据契丹部落的传统建立起来的，一律任用契丹贵族。 辽的地方行政组织，还有一种“头下军州”（或作“投下军州”）。这种州，都是由辽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的人，以其所分得的或所俘获的人口设置的。被俘掠的汉人和渤海人大都被安置在适宜农耕的地区，有技艺的则从事手工业。这些从事农耕的人，一方面要向头下军州的贵族交纳实物地租，另外还须向辽政府交纳课税。城市里的商税，除酒税交给政府外，其他均归头下军州的贵族所有。这里的官吏，除节度使外，都由各州的贵族委派。头下军州的户口，一面依附本主，一面依附辽政府。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头下户逐渐演变为“二税户”，与农奴身份接近。 10世纪末以后，辽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已日益加强，以往建置的头下军州，逐渐被收归中央直接管辖。而且法制也更多地采取汉制，到这时，封建制的统治已全面确立了。契丹经济的发展 契丹政权建立后，统一了中国北边的广大地区，并利用国家权力把大量汉人、渤海人迁居到它的内地，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契丹地区各族的杂居局面，加速了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各族人民的融合。在契丹政权统治的二百年间，东北地区的社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畜牧业在契丹经济生活中一直居于首要地位。同时，农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上京临潢府附近“地沃宜耕植”，汉族和渤海等族农民被迁到那里从事耕垦。辽东一带适宜于农耕，在渤海、女真等族人民的共同劳动下，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至辽圣宗、兴宗年间，粮食丰足，有五十余城设立了“和籴仓”。 手工业以冶铁业较为发达。其境内首山（今鞍山）的铁矿早已开采，近来考古工作者曾在那里发现了辽朝矿坑两三处，深达18米以上。在山西大同一带辽朝遗址中，发现了包括相当多铁铧犁在内的许多铁制工具。 汉族的纺织技术也传到了契丹地区，灵河（大凌河）流域蚕织业发达，居民只向政府输纳丝织品而不交谷物，称为“丝蚕户”；上京临潢府也有丝织作坊。 陶器制造业也有发展，近年在辽宁境内出土的契丹陶瓷制品中，就有单色釉，有些表里都挂釉，还有三彩釉，它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陶瓷制造传统。 在商业方面，契丹不仅同南方各政权以及西北的西夏、高昌、于田、回纥等都有贸易往来，而且还与日本、高丽、新罗、波斯、大食等国通商。辽宋和战 五代时，契丹占领幽云十六州，并曾一度攻占开封，使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 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领兵灭北汉后，乘胜北伐幽州（北京市）。一路势如破竹，辽朝地方官纷纷投降。但宋军因连续作战疲乏，最后在高粱河一带大败。此后，辽兵时常南下骚扰。980年，辽兵攻打雁门，被镇守代州的宋朝名将杨业打败。 986年（雍熙三年），宋军再度分兵三路北伐。东路军以曹彬为统帅，进军幽州；中路军以田重进为统帅，攻打蔚州（河北蔚县）；西路军以潘美为统帅，杨业为副，进取云州（山西大同）。最初，中、西两路进军顺利，收复了不少地方，但东路军抵达幽州时，遇契丹主力，退到岐沟关（涿州西南四十里）时，被契丹名将耶律休哥率领的骑兵打得大败。宋太宗急令中、西两路宋军撤退，并命潘美、杨业护送云、应（山西应县）、寰（山西朔县东）、朔（朔县）四州人民内迁。杨业孤军奋战，身受数十处创伤，仍然英勇搏斗，最后负伤被俘，绝食三日，壮烈牺牲。长子延玉也战死。 在高粱河与岐沟关两次战役失败后，北宋放弃了收复幽云失地的计划，转而在北部国防前线步步设防，对契丹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 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军队大举南下，遭到沿途宋方军民的抵抗，只攻下少数城池。但因宋政府缺乏抗战的信心，又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各城孤军作战，使契丹军队乘虚深入，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附近。消息传到开封，宋廷惊惶失措，有的大臣主张迁都南方。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并劝宋真宗到前线督师以鼓舞士气。当宋真宗和寇准等人同往澶州途中时，契丹统帅萧挞览在前线中箭而死，契丹士气大挫。宋真宗抵达澶州后，双方议和，订立了“澶渊之盟”。从此，辽、宋之间基本上消除了战争。 西夏 党项的崛起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唐初，党项酋长拓跋赤辞率众归附，唐太宗赐其李姓。唐后期，党项族受到吐蕃的压迫，逐步移入今陕甘宁边境。居住夏州（陕西靖边县北）的部落称平夏部。 唐末，平夏部酋长拓跋思恭带领军队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军，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进爵夏国公，复赐李姓，据有夏、银（陕西米脂西北）、绥（陕西绥德）、宥（陕西靖边东）、静（陕西米脂西）五州。五代时，各朝都默认党项李氏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直到北宋初年仍保持这种状态。 8世纪中叶，党项族已经进入氏族公社末期。平时各部不相往来，遇有战事才聚集起来。宋太祖时，党项李氏曾经入贡。太宗、真宗时，党项酋长李继迁时叛时降，并和辽朝结成犄角之势，共同对付宋朝。1002年（咸平五年），李继迁攻下灵州（甘肃灵武），改称西平府，次年迁都于此。 1003年，李继迁死，子德明继位。德明鉴于对宋长期战争，内部力量不足，并为了向西发展，便于1006年与宋议和，此后，对辽朝也照旧维持臣属关系。德明在位期间，先后向西攻占了回纥的甘州（甘肃张掖）和凉州（甘肃武威）。 1032年（明道元年），德明死，子元昊即位，继续向西用兵，又攻占瓜州（甘肃安西）、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泉）。这时，党项族的领土已东尽黄河，西界玉门（敦煌县西），南接萧关（宁夏固原县西南），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西夏建国 本图为西夏武士的铠甲和戎服复原图。 元昊即位时，党项族在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已经向封建制转化，但尚保存军事民主制的遗风。 元昊是党项族的杰出首领，他精通汉文，熟悉宋朝典章兵法，以至佛经。他对蕃、汉各族情况都很熟悉，注意吸取汉族的统治经验，并多方争取宋朝境内失意的知识分子为他所用。 元昊模仿宋朝制度，建立了中央、地方组织。西夏的骑兵很精锐，人数在十五万以上。元昊又命大臣仿照汉字创造西夏文字，又设学校培养人才。 1038年（宝元元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府（宁夏银川市），史称西夏。 “庆历和议” 从李继迁开始，西夏和宋不断发生战争。德明继位后，改变策略，与宋和好，要求宋朝承认其在西北诸州的统治权，每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物资，取消对其青白盐的禁令，开设互市榷场。宋朝答应了这些要求，当时在陕西保安军（延安境内）设有榷场。西夏以驼、马、牛、羊及土产品，交换宋朝的丝织品以及香药、瓷器、漆器等，贸易十分频繁。 元昊称帝后，宋夏关系又破裂。北宋剥夺元昊的官爵，又关闭榷场，双方矛盾因而激化。从1040年（康定元年）开始，元昊不断发动对宋的战争，多数战役都以宋朝的失败而告终，宋军损失惨重。宋在多次失败后，采取知延州事范仲淹的主张，对西夏实行清野固守政策，并争取边境各族人民，共同对付西夏，守卫边境。 西夏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伤亡也不小，又得不到实际的果实。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军费，又失去了宋朝每年给予的岁币；西夏境内又不断发生灾荒，物资缺乏，赋役不断加重，人民厌恶战争。西夏统治者在各族人民的压力下，终于又向北宋提出议和的要求。 1044年（庆历四年），宋、夏订立“庆历和议”，重开边境榷场，恢复了民间商贩的往来。 西夏的经济 党项族人民迁移到陕甘宁地区后，仍然以畜牧业为主。甘州和凉州两地，水草丰美，有利畜牧经济的发展。河套地区是党项族和汉族人民杂居的地区，以农业为主，“地饶五谷，尤宜稻麦”。他们的祖先很早就在灵州修建了不少“支引黄河”的古渠，提高了抗旱和防涝的能力。 党项族人还大量开垦荒地，甚至连宁夏边界的闲田、禁地，也冒着危险进行开垦。西夏境内，制盐业最发达。盐州（宁夏盐池北）境内的乌池和白池所产的青白盐，制作精良，价格低廉，是西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西夏还设置文思院，搜罗各族工匠，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其中毡毯业最著名，产品销往各地。 此外，西夏设置了“铁冶务”负责铁器生产，冶铁技术也有进步。西夏境内产铁数量虽不多，但制作精良，制成的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不可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随着贸易的发展，西夏设立专门铸钱的机构──通济监，铸造了大量的钱币，以供市场上的需要。 大理 建立“大理”政权 9世纪末，建都在云南大和城（云南大理县南）的南诏，改国名为“大礼”。902年，南诏权臣郑买嗣灭南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927年，权臣杨干贞杀郑氏，灭大长和国，拥立赵善政为王。928年，杨干贞又废赵氏自立，改国号“大义宁”。杨、赵两家都是白族大姓。杨氏统治“贪虐无道”，于是爆发了以白族段思平为首的广大奴隶、农奴和部落百姓联合的大起义。937年，段思平攻入大和城，推翻了大义宁政权，建立了“大理”政权。 大理政权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境内主要居住着白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它承袭了南诏的一切制度，进行封建剥削和统治。 大理统治时期（937年～1253年），农业和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在兴修水田、开辟梯田、利用山泉灌溉方面都有很多的创造。畜牧业有驰名中外的大理战马和绵羊、长鸣鸡等畜产。冶铁、制毡、织绫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大理刀和剑，锋利精美；象皮制造的甲胄，绵羊毛织成的披毯，都是名产，为内地人民所喜爱。境内已出现定期的商业贸易市场。 大理实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同四邻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因此社会经济逐渐繁荣，在商业上和北宋王朝以及南海诸国均有密切交往。 § 与金和战 女真兴起 女真族是中国东北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10世纪初，女真人大多附属于契丹，其中居住西南部编入契丹户籍的称为熟女真，居住东北部不编入户籍的称为生女真。生女真人数最多，包括几十个部落，其中以完颜部为较大，建立金朝的阿骨打就出身于这个部落。 在10世纪末年以前，完颜部还过着“迁徙不常”的渔猎和畜牧生活。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酋长绥可统治时，才定居在按出虎水（阿什河）的旁边。这时，女真人逐渐学会“刳木为器，制造舟车，种植五谷”。这时，他们过着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 11世纪中期，乌古乃当酋长，接受辽朝的官职，声势更盛，从长白山、图们江、雅兰河到黑龙江下游的五国部，都听从他的命令。完颜部已成为统一女真诸部的核心。 由于女真人民的辛勤劳动和铁器的使用，女真族的生产早已有了剩余，它同邻国和辽朝的贸易很频繁，阶级分化已很明显，富有的贵族和家族已占有奴隶。奴隶除用于劳动生产外，还用于陪嫁或殉葬。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抵御辽的欺凌，到完颜阿骨打（乌古乃的孙子）时，便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 金朝建立 1113年（政和三年），阿骨打担任了女真部落联盟的酋长，开始从事反抗辽朝奴役的斗争。 当时，辽朝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天祚帝”）在位，荒淫暴虐，对女真人的勒索压迫更加凶狠。辽派驻东北的地方长官，到任后迫使女真各部奉献礼物，并肆意摊派，女真人不胜其骚扰。特别是所谓“银牌天使”，以钦差大臣名义到处敲诈，奸污妇女，更激起女真人的愤怒。 阿骨打顺应了女真民族反抗奴役的要求，在1114年秋，正式举起反辽的旗帜，带领少数军队先后在宁江州（吉林扶余县东南）等地大败辽兵。接着，陆续攻占辽朝边境州县，军事力量更加强大。 1115年，阿骨打称皇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按出虎水旁的会宁府（黑龙江省阿城县南）。阿骨打称帝后，扩充和整顿了军队，推行了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原是女真人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组织，阿骨打对此加以发展。对归附部族的首领，一律给以猛安或谋克的称号，对其部众则和女真本部族战士一样进行军事编制，规定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由于实行了兵民合一的制度，猛安谋克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在其管辖之下的各户壮丁，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应征出战。 辽宋灭亡 “海上之盟” 辽朝在天祚帝统治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的实力因内讧而大为损耗。当金人逐渐强盛向南扩张时，辽境内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女真人、渤海人和汉人纷纷起义，使得辽朝实力更加削弱。 当辽兵屡败后，宋朝君臣便想借助金人的力量收复燕云地区。从1117年（政和七年）起，先后数次派人从登州（山东蓬莱）渡海到金国，相约夹攻辽朝。 1120年（宣和二年），约定双方出兵，各以长城为界，金攻辽的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宋攻辽的燕京析津府（北京市）。灭辽以后，燕云诸州归宋，北宋原来每年给辽的银和绢照数转献给金朝。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之盟”。辽的覆灭 1122年正月，金兵攻下辽的中京，天祚帝逃往夹山（内蒙古萨拉齐西北）。三月，金将粘罕又攻破辽的西京大同府。五月，宋政府派童贯、蔡攸（蔡京之子）等领兵北伐，辽将萧干、耶律大石率兵应战，宋军十五万狼狈溃散。十月，童贯又派兵十万北伐，宋军攻入燕京，又被辽兵逐出，驻扎于卢沟以南的宋军，烧营南逃。十二月，金兵由居庸关南下，不战而得燕京。 1123年中秋，金太祖死，弟吴乞买立，是为金太宗。1125年（宣和七年）二月，辽天祚帝被金兵俘获，辽亡。辽朝立国凡九帝，210年。 在天祚帝被俘前一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兵到伊犁、锡尔两河流域间，凭借回纥的力量，建立了国家。中国史书上称其为西辽，后来蒙古人称其为哈喇契丹，即黑契丹。它在传播中国文化，开发当地资源，沟通中西经济文化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 靖康之变 北宋对辽作战的失败，对金交涉的软弱退让，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性。女真贵族占领燕京以后，就不承认宋金两方议定的条件。经过反复交涉，北宋才得到燕京及其附近的蓟（天津市蓟县）、景（河北遵化）、檀（北京市密云县）、顺（北京市顺义县）等四州土地。以徽宗为首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还认为金主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遂撤除了边境的防御，陶醉在所谓“复燕云”的“胜利”之中。 1125年十月，金兵两路南下，宋徽宗急忙把帝位传给儿子赵桓（钦宗），自己逃往南方。金西路军因受到太原军民的坚强抵抗，无法前进，但东路军很快包围了开封。 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北宋统治集团分化为抗战派和投降派，两派在和战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宋钦宗和宰相李邦彦、张邦昌等主张屈辱求和，答应赔款、割地，企图用这个办法来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抗战派首领李纲坚决反对屈辱求和，他亲自督战，开封军民坚决守城，士气旺盛。这时河北、山东地区的义军也起来打击金兵，因此孤军深入的金军考虑到形势不利，被迫撤退。 金兵北退之后，投降派又得势，李纲被迫离开首都，各路勤王之师和民兵被遣散，边防空虚，北宋统治集团仍然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不到半年时间，1126年（靖康元年）秋，金兵又分东西两路南下。西路金军攻克太原后，乘胜渡河，与东路金军共同围攻开封，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封城破。 金因为兵力有限，所以在占领开封四个多月，大肆勒索搜刮以后，于1127年农历四月初一日，撤兵北上，带走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开封及其附近州县又惨遭一次浩劫。史称“靖康之难”。北宋的统治到此结束。 南宋建立 金兵在撤出开封之前，册立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让他替金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伪楚政权很快为人民所唾弃，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于1127年五月即皇帝位于应天府（河南商丘），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后来高宗又定都临安（浙江杭州）。史称此后的宋朝为南宋。 南宋政权建立初年，由于金兵的严重威胁，不得不起用抗战派代表人物李纲为左相。那时，河北、河东的军民纷纷组织义军抗敌，多的几万人，少的也有上万人。李纲认为应该支持沼帔强大的武装力量，收复失地，并且推荐宗泽留守开封。但是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就被投降派黄潜善（右相）、汪伯彦（知枢密院事）挤走，他所苦心经营的抗金措施，一概被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先后上书请留用李纲，罢免黄、汪，还都开封，竟被高宗杀害。接着，高宗和黄、汪等逃往扬州，再也不提抗战的事了。 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 宋政府南逃以后，金朝又分路向山东、河南、陕西进攻。这时北方义军在敌后更加活跃，到处打击金兵。 其中著名的有河南的八字军、河东的红巾军，此外，还有河东中条山区的义军，河东吕梁山区和太岳山区的义军、河北庆源五马山的义军、山东梁山泊的水上义军等等。这些义军的抗金活动，牵制着金兵的南下，也使金朝在北方的统治不能稳定下来，因而帮助南宋政府保住江南的半壁河山。 此时，东京留守宗泽不但逐步加强了开封的防御工事，而且还积极联络北方义军。宗泽前后二十多次上疏劝说宋高宗回东京，可是高宗和黄、汪等人没有信心抗战，而且担心义军的力量壮大，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因此，对金采取屈辱投降的政策。 宗泽的多次要求，一直得不到宋高宗的采纳，终于忧愤成疾而死。 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 1129年初，金兵又分路南下，宋高宗等人仓皇渡江逃往杭州。十月，金将兀术领兵十万分两路渡河，长驱直下。宋高宗又从临安（建炎三年升杭州为临安府）奔越州（浙江绍兴）、明州（浙江宁波）。 1130年初，高宗再从定海（浙江镇海）乘船逃往温州。金兵下海追赶三百多里，遇大风雨被南宋水师打败，才引兵遁去。大江南北许多繁华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金军南下的过程中，各地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中金兵北退经过镇江及建康（江苏南京）东北的黄天荡时，受到宋将韩世忠水师的拦击。激战时，韩夫人梁氏亲自击鼓助威，相持四十八天，金兵才逃脱。抗金名将岳飞也率领一支军队，在建康附近多次给金兵以打击。在陕西的张浚部队也向金兵发动进攻，以减轻金兵对东南地区的压力。 金兵北退后，宋高宗才北返越州。1131年改元“绍兴”。1132年正月，南宋朝廷才在临安府安顿下来。1138年，南宋决定与金议和，正式下令定都临安。 1130年九月，金立南宋叛臣刘豫为“大齐”皇帝，统治河南、陕西之地，建都大名（河北大名），后迁开封。 宋金和战 南宋军民的抗战 在1130年（建炎四年），兀术南侵失利后，金朝统治集团改变战略，把重兵集中到陕西一带，攻下了陕西南部的一些州县，准备由这里进入四川，控制长江上游，用大迂回的战略包围南宋。西路宋军在吴玠、吴璘兄弟率领下，在陕西的和尚原（宝鸡西南大散关之东）和仙人关（大散关西南）打败兀术的主力军十万人，粉碎了金兵南下的企图。 1134年夏秋之间，中路宋军在岳飞的率领下击败了伪齐的主力军，收复了襄阳府等六个州郡。同年十月，东路宋军在韩世忠的带领下，于扬州西北的大仪镇打败金兵，一直追到淮河南岸，驻军楚州（江苏淮安）。 1136年春，刘光世、张俊继韩世忠之后，从江南移屯淮上，岳飞从鄂州（湖北武昌）进驻襄阳，南宋各路军队发动多次反攻，与北方义军相呼应。韩世忠越过淮河，曾经一度攻抵徐州东南；岳飞派兵深入伪齐境内，收复洛阳西南一些州县，与太行山义军取得联系，后因粮食不足撤回。 1137年，金朝重臣粘罕失势死去，挞懒一派掌握大权，金对宋的军事、政治策略也因而改变。他们取消伪齐，对南宋政府采取“以和议佐攻战”的诱降策略。 1137年（绍兴七年）年底，宋高宗得到金朝愿意议和的消息后，立即再度起用秦桧当宰相兼枢密使，不顾许多武将文臣的反对，于1139年（绍兴九年）与对方订立了和约。 岳飞蒙冤 1140年，金朝又发生政变，挞懒一派被推翻，兀术一派掌握大权，立即撕毁和约，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但南侵的金军遭到各路宋军的英勇抗击，刘锜指挥原八字军近两万人在顺昌（安徽阜阳）击溃兀术带领的精锐部队“长胜军”十万多人，取得了大捷。淮东韩世忠部北上克复了海州（江苏连云港市），淮西张俊、王德部先后进入淮河以北。东西各路军的胜利，对中路岳飞部队的北伐很有利。 六月二十二日，岳飞从德安府（湖北安陆）大举北伐。他不顾高宗要他班师的命令，先后收复了蔡州（河南汝南）、颍昌（河南许昌）、郑州、洛阳等地。 大军逼近金朝战略要地开封，双方在郾城（河南郾城）会战。岳飞亲率骑兵参战，大破金兵。给金方以重大打击，创造了收复中原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黄河以北的义军纷纷响应，到处牵制金兵的活动。这时，宋高宗认为自己已有力量守住淮河，如果继续打下去，将促使大将久握重兵，造成尾大不掉的局势，于是就同秦桧商定，命令各路军队“班师”。 宋高宗、秦桧等人又准备签订和约，恐将帅反对，便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明升其官，实则解除他们的兵权。不久，秦桧捏造岳飞谋反的罪名，逮捕岳飞及其子岳云、部将张宪等。绍兴和议 1140年十一月，南宋与金签订了和约，史称“绍兴和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其二，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二州及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市）二州之半予金； 其三，宋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和议签定不久，十二月，宋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和岳云、张宪，制造了宋代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金兵南下 南京秦桧墓绍兴和议后，金统治者开始准备迁都，把女真猛安谋克户大量迁到两河及中原，分给他们大批从民间掠夺来的土地，称为屯田军（或屯田户），用来监视和镇压各族人民。这个措施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以及女真人的封建化过程。 1148年，兀术死，海陵王完颜亮当右丞相。次年，完颜亮杀金熙宗，自立为帝（1149～1161年）。1153年，宣布燕京为首都，命名为中都大兴府。 为了南下掠夺，完颜亮又着手经营开封，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夏，再迁都南京开封府。九月，便以号称百万的兵马，分为四路，大举南下。金兵南下后，仅一个月左右，就进抵长江北岸。十月中旬，高宗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淮西、淮东的宋军虽然节节败退，但在淮东海滨的宋水师将领李宝与义军魏胜部相配合，不但收复了海州，并几次打败了金人的进攻；荆襄一线的宋军，收复了唐、邓等州县；西线的宋军，收复了秦、洮（甘肃临潭）、陇（陕西陇县）、商州等地。 在金兵南下之前，北方各地的反金武装已经风起云涌，契丹诸部也纷纷起来反抗。在金兵南下途中，金东京留守完颜雍乘机自立为帝，改元大定，下诏宣布完颜亮的罪状。完颜雍就是金世宗。十月底，完颜亮攻抵长江北岸。不久，金从采石渡江。 这时，虞允文以参谋军事的身份担负起指挥责任。他派水军堵住北岸杨林河口，截击金兵。金方船小兵多，运转不便；宋方的蒙冲舰（车船）却往来如飞，又使用“霹雳炮”轰击，把金兵打得大败而逃。采石渡江失败后，完颜亮被部将射杀，金兵北归。十二月，金世宗迁都燕京。 隆兴和议 1162年夏末，宋高宗传位给他的过继儿子赵昚，是为孝宗。孝宗起用抗战派张浚为枢密使，主持北伐。但北伐很快失利，1163年（隆兴元年）金兵大举南下，宋军损失惨重。 此后，主战派人物又陆续被排斥出朝，以秦桧的党徒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又得势。宋金双方进行和谈，到1164年签订了和约，史称“隆兴和议”。 其主要条款如下： 其一，南宋不再向金称臣，世为叔侄之国； 其二，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银绢各五万两匹，仍支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其三，疆界与绍兴时相同（宋放弃新收复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嘉定和议 宋朝瓷器 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休战了四十多年。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晚期，金朝北边受到蒙古族的侵逼，内部又有各族人民的反抗。南宋重臣韩侂胄便趁机对金用兵，进行北伐。 1206年（开禧二年）五月，宋分道进兵。初时收复了一些地方，不久，金援兵大量南下，宋军大败。金人要求惩办战争祸首，主和派礼部侍郎史弥远等竟杀死韩侂胄，函其首送给金人。1208年（嘉定元年），双方重定和约，史称“嘉定和议”。 其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 其二，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其三，疆界与绍兴时相同（金放弃新占领的大散关、濠州等地）。 南宋另给金军犒军银（赔款）三百万两。此时，蒙古势力已在北方兴起，并不断南下攻战，而金和南宋则渐次衰落下去。 § 南宋经济 南方经济 农业发展宋朝仕女服饰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 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 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 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丝织技术 宋朝爵 南宋时，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 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来。宋人《木棉》诗中有“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积妇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以及所用铁铤、弹弓、纺车、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 由于新的纺织工具的出现，已能织出带有细字、小花卉的花布。1966年浙江兰溪县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条随葬棉毯，说明江南地区不仅能织布，而且还能织毯，反映了棉纺织业的新发展。 造船业与制瓷业 南宋时期，造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明州、泉州、广州等造船业中心，仍然制造大型海船。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据其长、宽、深计算，载重量当在二百吨以上。这艘船的造型和结构都与宋代文献记载相吻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船舱竟多达十三个。 南宋时还普遍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 南宋制瓷业的规模宏大，有的窑址堆积面达二十亩，高二十米。临安凤凰山下的修内司官窑，所烧瓷器，“极其精制，釉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景德镇是著名制瓷中心，产品远销各地。浙江龙泉所产传统青瓷，仍为当时上品。 其他如造纸、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等业，也都相当发达。 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宋朝服饰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区使用称为川引外，还发行了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大量纸币投入流通领域，造成币值下跌，通贷膨胀。 社会矛盾 土地兼并 南宋时土地兼并极其激烈。宋室南渡后，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将纷纷在南方掠夺土地，建置家业。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战乱兼并土地。再加上官商大贾采用以末求富、用本守之的办法，大量购买土地。从而掀起了兼并狂潮，使南宋土地集中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北宋。 南宋土地兼并最明显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如南宋初期的大将张俊，每年收租米60万斛，淮东土豪张拐腿，每年收谷70万斛，以每亩收租一石计算，他们的田地都有六七十万亩。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的也迅速增多，因此南宋客户的比例超过北宋。 南宋时期，地租仍是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但佃户所受地租剥削及额外负担，比北宋更苛重。特别是许多地区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比北宋严重，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很少有退佃的自由。 黑暗统治 南宋控制的地区比北宋小，可是统治集团的挥霍并不减少，加上巨额军费及输纳给金朝大量岁币，财政支出反比北宋增加，对农民的剥削也更为厉害。 北宋时财政岁入最高额为6000多万贯，南宋时达到8000万贯。土地减少三分之一，税收却增加四分之一，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南宋征收的二税，从表面上看，税额变动不大，但附加税很重。除正税外，还有苛捐杂税。如“经总制钱”、“月桩钱”、“曲引钱”、“卖纸钱”和“折纳牛皮、筋、角钱”等。地主阶级又往往利用政治权力，把赋税负担转给农民，造成“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局面。土地集中，赋税繁重，农民生活极端困苦。这种状况不能不迫使农民走上反抗道路。 南宋时期，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士兵、茶贩、盐贩、少数民族的各种武装起义，大小约二百多次。其中主要有南宋初期的钟相、杨么起义，和中后期的赖文政、李元砺、陈三枪领导的起义。各地区农民起义的不断出现，沉重打击了南宋黑暗统治。 金朝经济 女真族的封建化 宋朝帝王与皇后的服饰 金政权刚建立时，女真族尚处于奴隶制阶段，而它所控制的宋、辽地区，封建经济早已高度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女真贵族的统治不得不适应当地的情况，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女真族的封建化，大约从金太宗时开始，在世宗、章宗之际完成。 封建的租佃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剥削方式。原来使用奴隶生产的猛安谋克户，这时“往往以田租人”，“取租而已”。女真贵族则转化为地主，同时，奴婢及二税户获得解放。 行政制度改革 随着女真族的封建化，金统治者在行政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 他们仿辽、宋制度，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在中央设尚书省，下分六部。在地方沿袭宋朝的路、府、州、县制度。财政方面也大体依照宋朝制度，对土地收二税，对人民按财产征物力钱。还吸收一批汉族和契丹族的上层分子进入政府机构，以扩大金政权的统治基础。 北方经济的恢复 从金熙宗到金章宗的半个多世纪里，北方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社会经济比辽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冶铁业有明显进步。 1961至1962年，在黑龙江省阿城县五道岭地方发现金朝中期铁矿井10余处，炼铁遗址50余处。矿井最深达40余米，有采矿、选矿等不同作业区。根据开采规模估计，从这些矿井中已采出四五十万吨铁矿石。 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在东北广大地区内，都发现了金朝的铁器。其中有大量铁制农具，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形制与中原地区相似或一致，这表明已改变了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 金朝金银业和陶瓷、玉器业也相当发达，近年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出土。商业活动逐渐活跃，东北地区的金朝遗址和墓葬中，发现大量宋朝铜钱，可见与南方贸易的密切。宋朝船只中原地区恢复 中原地区在金朝初期遭受严重破坏。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劳动，逐渐得到恢复，并有不平衡的发展。 农业生产方面，不少土地抛荒，但某些地区耕地又有扩大。如中都、河北、河东、山东等“人稠地窄”的地方，都是“寸土悉垦”。由于水田收获超过旱地几倍，人民重视水田生产，提高了土地利用的程度，单位面积产量大致与北宋时北方水平接近，南阳上等水田亩产高达五石。 手工业生产如陶瓷、矿冶、铸造、造纸、印刷等都有了恢复和发展。山西稷山的竹纸和平阳的麻纸，闻名一时。刻书蔚然成风气，其雕板技术，可与南宋比美。熙宗时，原来的北方名窑如陕西耀州窑和河南均窑也陆续恢复生产，临汝等新兴窑址，工艺各具特色。 各族的反抗斗争 金统治者不仅大量强占农民土地，而且对人民的赋税剥削十分繁重，于是，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 金朝中叶以后，就不断爆发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后，女真贵族的贪欲日益增大，作战费用不断增加，财政危机严重，对各族人民的剥削更为残酷，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愈加激烈，其中红袄军起义的声势最大。红袄军活动于山东、河北等地，有的还建立政权，设置官员。 直到1225年（金哀宗正大二年），起义才最终被蒙古军镇压。 § 中外交流 海外贸易 海外贸易的发展 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孔道主要是西北陆路。到两宋，因战争关系，西北陆路交通时断时续，于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赖东南海路交通。 北宋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及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早在971年（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朝版图外，其他五处市舶机构仍继续存在，又增设温州、江阴军两处市舶务。 宋朝衣物市舶机构 宋代的市舶机构类似近代的海关，但权力更大。 商船出海，必须向它申请、具保才能通行。否则货物将遭没收，人员被惩处。外国商船到达中国港口后，必须立即向市舶机构报告，由它派员上船检查。一般征收其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入口税，叫做“抽解”。并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创办外商招待场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等，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 由于两宋政府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加上当时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使海上交通极为便利。当时，亚非各国与中国通商的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及大食等。 朝鲜交往 两宋时期，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918年～1392年）。北宋统一后，两国关系密切。高丽曾屡次向北宋馈赠良马、兵器、弓矢、金器、铜器、大布、人参、硫磺及药材等等，还多次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文化和技术。宋朝也厚待高丽来使，并派使臣去高丽报聘。 1123年（宣和五年）出使高丽的徐兢，受到高丽政府的隆重接待。他回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调查和访问所得，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北宋政府还多次向朝鲜赠送礼服、乐器、银器、漆器、锦、绢、茶、酒、象牙及钱币等等，还屡次派太医到朝鲜传授医术。 两国间的大批贸易，起初是由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的，后来民间交易也渐渐频繁起来。两宋时，每逢春末夏初，山东、两浙、福建沿海的港口，特别是明州，港岸边便挤满了由高丽来的船只；到夏秋之间的南风季节，高丽由贞州到开京的水道上，也不断地行驶着从中国各个港口来的商船。 两宋时期，到中国求法和留学的高丽僧人非常多，他们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礼遇和照顾，在两国文化交流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的影响下，朝鲜很快学会了雕板印刷技术。两宋时期出现的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初传入朝鲜，朝鲜人改铸成铜活字。后来，这种新兴的印刷术被朝鲜政府所采用，为称誉于世的李氏朝鲜铜活字打下了基础。 中日交流 在宋代，中日交往相当密切，明州一直是双方交通的门户。 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手工艺品。中国黄金的价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黄金大量输入中国。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制造的宝刀和纸扇，素负盛名，输入后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爱。输住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 北宋初和神宗时，准许铜钱出口。特别是日本镰仓时期（1185年～1333年），商业发达，而其国内币制紊乱，铜钱质量低劣，所以对中国钱币需求十分迫切。南宋理宗时，日本政府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十万贯。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28处出土的中国铜钱，自唐至明共为55.3万余枚，其中北宋钱占82.4%。至于书籍，也不断传入日本。如北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本《大藏经》等大型书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国商船带归，藏于京都法成寺。雕板书的大批输出，对日本的印刷事业，也影响颇大。 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僧徒的频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名僧荣西，曾于1168年和1187年两次来中国，他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带回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二卷，对茶叶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越南交往 两宋时期，越南存在了几个王朝，有时称安南，有时称大越。他们都和宋朝保持了密切的交往。 宋代输入占城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及铅锡等，越南人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由宋朝输入的。而越南的木棉（棉花）、占城稻等，同样受到宋朝的欢迎。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的文字对越南有很深的影响，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在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称为“字喃”。“字喃”是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来表达越南语言。此外，中国的医药对越南也产生很大影响。 印尼交往 两宋时期，中国和印尼的交往非常密切。成书于1225年（宝庆元年）赵汝适的《诸蕃志》，对于来中国贸易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新拖（在爪哇西部）、苏吉丹（在中爪哇）、三佛齐等，都在今印尼境内。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铁器和农具等。对方主要输出的商品是沉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等。 此外，两宋时期，中国和亚洲南部的柬埔寨、缅甸和印度等国，也都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宋朝服饰 西亚交流 两宋时期，中国和西亚地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由他们先后传播到非洲和欧洲，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非洲交流 在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腊伐、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等地，都不断发现唐代和宋代的钱币；在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基尔瓦群岛，也曾不断发现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这些都是中国和非洲海上交通的历史见证。 由于和非洲接触的增多，中国对非洲有了较多的认识。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两书，对于非洲几个国家的记载都有较丰富的内容。 § 社会文化 哲学思想 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在两宋时期，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是理学。 理学又称“道学”，它是佛、道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学说。从南宋以后，理学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 两宋理学的奠基人是周敦颐（1017年～1073年）。周敦颐，湖南道州濂溪人。他提出了关于宇宙万物起源的学说，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太极的动和静产生出阴阳，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它们的互相推移转变，造就了气象万千的物质世界。他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也”。这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周敦颐还把思孟学派提出的“诚”解释为人的至善的本性，是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的根本，是符合封建社会秩序的各种行为的渊源。 “二程”哲学 北宋对理学发展起突出作用的是，即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兄弟。他们在少年时代同受业于周敦颐，是北宋理学家的代表人物。 二程哲学体系的核心是“理”或“天理”。“理”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是永恒存在的； 第二，理不仅是自然界的，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把君、臣、父、子这些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全部归结为“天理”的体现； 第三，理先于气（事物）而存在，理是第一性的，气是从属于理的； 第四，“一物须有一理”。这是说每一物都由理产生，每一物也都体现了完全的理。这样的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只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提出这样一个总括天地万物的理，其要害在于用精神世界支配物质世界，把自然界道德化。他们把一切封建的伦理道德都说成是“天理”，从这一论点出发，他们提出了“灭私欲，则天理明”的命题。为了保存“天理”，程颐还竭力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妇女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毒害极大。 朱熹哲学思想 在理学发展史上，南宋的朱熹是一个集大成的人物。朱熹（1130年～1200年），祖籍徽州婺源。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并利用了北宋思想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他是孔子以后在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其著述有《朱子语类》、《晦庵文集》及《朱子遗书》等。 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是“理”。他认为“理”是万物生成的本源，而“气”则是构成万物的材料。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他肯定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但就具体的事物来说，他又认为理与气是同时存在、密不可分的。他利用唯物主义的概念来弥补其唯心主义的漏洞，使其学说显得更为严密。 朱熹强调事物的对立和差别，认为这种对立和差别是不能改变的，并以此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永恒不变。朱熹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是“理”的表现，是先验的。他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理是纯善的，故天命之性也是善的；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故有善有恶。“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的，就是圣人；“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的，就是愚者和不肖之人。朱熹把人欲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以天理来克制人欲，要“去人欲，存无理”，完全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陆九渊思想 南宋时，还产生了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陆九渊。 陆九渊（1139年～1192年），江西金溪人，他把儒家思孟学说和佛教禅宗思想结合起来，并承袭和发挥了二程“天即理，即心”的观点，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陆九渊把空间和时间说成是人心的体现，完全否认人的感觉之外的客观实在。 1176年，陆九渊和朱熹在江西信州（上饶）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史称“鹅湖之会”。朱熹说伦理纲常是客观存在的天理，而陆九渊则反驳说伦理纲常是人所固有的本心。陆九渊提出了“存心”、“去欲”的德道修养方法。他把所谓良心与物欲对立起来，主张去欲、存心，认为一个人一旦恢复了本心，“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亨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 张载的思想 在两宋理学唯心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张载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张载（1020年～1077年），关中郿县横渠镇人。他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哲学思想和后来成为理学正宗的程朱学派有根本的不同。张载特别强调“气”，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一切存在都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其代表作有《正蒙》等。 反理学思想家 在南宋，与唯心主义理学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有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这两个学派的学者，不仅交游甚密，相知很深，而且观点一致，都反对空谈义理性命。 他们的学说，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史学发展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自1066年（治平三年）开始编纂，至1084年（元丰七年）书成，历时19年。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时期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在编纂这部书的过程中，邀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为主要助手。他们吸取纪传体的优点，避免编年史的弊病，每遇重大历史事件，不再分见于多处，因此它赋予编年史体以新的生命力，对后来史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通鉴》取材丰富，考证详密，修书时根据的材料，除正史外，杂史多至322种，往往一事用三四种资料纂成，史料的真实性胜过许多正史。司马光写该书的目的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历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对于文化等方面则较少记载。 宋朝私家史书 私家史书由两宋史家私人编写的当代史书，数量更多，其中比较杰出的巨著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该书专记北宋九朝史事，原书已佚，今本五百二十卷，是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重新编次分卷的。《长编》取材广博，考论详悉，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著作。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此书是为续李焘《长编》而作，原书已佚，今本《要录》也是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李心传还有另一部与《要录》互相经纬的著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专记南宋前期的典章制度，史料价值也很高。 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诸事，书中广泛地搜罗了有关宋金交涉与和战的言论和记述，其中引用的史料，有多是由对金和战的决策人、使臣以及当事人亲手记录的，故价值很高。金石学 宋代学者开辟了金石学这一领域。金石学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搜集， 二是对古器物的鉴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释，三是以古器物及金石文字来考订历史记载。 主要的金石学著作，北宋时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南宋时有赵明诚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洪遵的《泉志》、洪适的《隶释》和《隶续》等。类书 北宋人编纂的类书，重要的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号称四大部书。另外还有南宋王应麟编纂的《玉海》等。 文学艺术 词的发达 两宋时期，中国文学的主流是新兴的词。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而盛于两宋。在宋代，由于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生活的更加繁华，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坊”，在较大的城市中都有歌楼伎馆，有些贵族官僚豪绅的家里也有歌伎舞女，为可以歌唱的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词在宋代文坛上遂占统治地位，与唐诗前后相辉映。宋词数量巨大，据近人唐圭璋编的《全宋词》著录词人1330多家，作品有19900多首。 戏曲 在宋金时期，为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戏剧艺术也盛行起来。 从1959年在山西侯马金代董氏坟墓里发现的一座戏台模型看来，当时舞台设置已相当完备，上边五个角色正在“作场”，末、旦、丑、净全有，神态逼真，可以说是相当成熟的舞台艺术。在宋统治区域内流行的有傀儡戏、影戏和杂剧。傀儡戏即木偶戏，种类很多。影戏最初是用纸剪成的，后来用皮（驴皮或羊皮），所以也称皮影戏。杂剧是从唐代的参军戏发展演变来的，唐代参军戏的角色只有两个，主角叫参军，配角叫苍头，情节一般比较简朴。宋代的杂剧，继承了参军戏讽刺现实的精神，但情节比较复杂，角色也增加到四五人以至七人之多。 宋代还有一种以歌舞讲唱为主的戏曲，例如有人用《商调蝶恋花》一调，填写十二首词，咏述《会真记》中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故事。这种用许多首曲词前后连贯合叙一事的歌舞剧曲，已经具有了后代戏剧的雏形，也是金元时期套数杂剧的鼻祖。在南北宋之际，南方各地则流行着各种唱法的地方戏，总称“南戏”，尤以浙江温州、海盐的南戏最为著名。南戏原是由顺口可歌的村坊小曲发展起来的，没有严密的宫调。 诸宫调 在金统治区域内流行的是以讲唱为主的一种戏曲，叫诸宫调。诸宫调可以说是唐末说唱文学的总汇，它不只用同一宫调中许多不同的曲调组成套数，而且许多不同宫调、套数编缀成一个长篇故事。 书画家 北宋初年，在宫廷中建立翰林图画院，征召大批画家到画院供职，为宫廷服务。宋徽宗时，画院发展鼎盛。北宋的李成、范宽、郭熙、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以及南宋的李唐、马远、夏珪等人，都是闻名于史的画家。李唐好作长图大障，风格雄伟有气势。他作山水画，先施墨色，再著青绿，他的这种画风对于南宋一代山水画家的影响很大。 宋徽宗虽是一个昏庸的亡国之君，但酷爱书画，是第一流的书画家。他在绘画方面无所不能，而以花鸟画最为上乘。他画的《柳鸦芦雁图》和《芙蓉锦鸡图》，都是精炼的笔墨，达到形神俱妙的境地。 北宋中期的李公麟，初以画马得名，后来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画宗教画和人物故事画方面，而尤以后者最为杰出。他是北宋最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南北宋之际的风俗画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幅画描写了开封汴河沿岸店铺林立、市民往来的热闹场面，反映了宋代商业、运输以及阶级关系的某些侧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南宋一代的人物画家，最著名的有李嵩、刘松年等人。 科学技术 著名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对科技史来讲，唐朝不如宋朝有意义。宋朝也着实是中国历史上科技进步最快的时代，所谓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都诞生于宋朝。不过，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指出，由于宋朝的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导致科学技术无法系统的演进。庆历年间，布衣毕升在 宋代科技 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种印刷术成本较低，省功省力，快速就得到了推广。不久就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指南针的系统应用也是在宋朝，特别是用于航海导航“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22]。指南针的使用方法在当时据记载有四种：一是水浮法，即将指南针放到盛水的容器中指示方向；二是置指爪法，即将指南针放到针尖上指示方向；三是置碗唇法，即将指南针放在碗边上指示方向；四是缕悬法，既将指南针用线腾空指示方向。后来第一种方法演化成水罗盘，第二种演化为旱罗盘，而第三、四种由于精密度低而被淘汰。火药发明于唐末。北宋初年，曾用以制作火箭、火球等。后来又出现了带爆炸性的霹雳炮。南宋时期更出现了铁火炮、突火枪、火铳等新式武器。这些武器威力巨大，被广泛使用在对蒙战争中。《武经总要》是仁宗时期官方编修的一部详细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巨著，其中就有大量的火器介绍与火药的配制方法。后来在蒙古西征时，火药又被传到西方。活字印刷术 自唐后期以来，雕版印刷术对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提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又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昇的这种发明，在印刷史上是个划时代的技术创新，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指南针的广泛应用 在北宋，指南针的使用已很普遍，当时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体进行人工磁化的技术。人造磁铁的磁性比天然磁体要稳定得多。同时，在指南针的装置上也有很大的改进，即将磁针穿在灯芯草上浮于水面和放在指甲上、放在碗沿上、悬在丝线上。著名科学家沈括还发现磁针所指方向正南稍偏东的现象。这是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 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为了克服远渡重洋的困难，保证航船安全，不但造船技术有显著的改进和提高，而且至迟在北宋末年已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之中。火药及火器的应用 在宋代，随着采矿、冶金等部门手工业的发展和抗击辽、夏、金战争的频繁，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宋时，在汴京有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宋仁宗时，由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记载了以硫磺、焰硝（硝酸钾）、松脂以及其他不同物质按一定比例和操作程序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和工艺程序的记载。 北宋时，利用火药制造的火器，主要是燃烧性的，随后爆炸性的火器也大量地制造和应用。到了南宋，更发明了管状火器，如1132年（绍兴二年）军事技术专家陈规守德安（湖北安陆）时创造了火枪，把火药装在竹筒内点火喷射，这是射击管状火器的鼻祖，1259年（开庆元年），宋军和蒙古军在淮河一线作战，寿春府（安徽寿县）军民创造了一种叫“突火枪”的火器，在竹筒内放置火药后再安上子窠，用火药的力量把子窠射出去，子窠类似子弹性质，用石子、铁块等制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步枪。后来把竹筒改为铁管或铜管。 宋朝建筑技术的进步 宋、辽、金时期，在建筑技术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宋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就是这一时期建筑技术经验的总结。 李诫（约1060年～1110年），字明仲，郑州新郑人。他曾在北宋政府的将作监任职十多年，主持过不少土木工程，积累了丰富的建筑经验。同时，他又“考究群书”，钻研历代文献中有关建筑工程的记载，集中建筑工人的智慧，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在北宋初年著名的工匠喻皓《木经》（三卷，已佚）的基础上，完成了《营造法式》这一部建筑学上的巨著。全书三十四卷，分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四部分。这本书对大木作的叙述特别详细。书中还配合文字说明，绘出各种图样。《营造法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已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它是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的珍贵文献。 宋代的开封铁塔是当时建筑的杰作。铁塔的前身是一座木塔，叫做“开宝寺塔”，由喻皓设计。这座木塔八角13层，高120米，时人号称“京师之冠”。1044年（庆历四年），因雷击烧毁。1049年，又照木塔式样，重建铁色琉璃砖塔，俗称铁塔。铁塔气势雄伟，还具有防震、防潮、防碱、防雷电等性能，因此能够经受近千年来多次地震、河患、雷电的袭击，巍然屹立，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水平。 医学的发展 两宋医药学在唐代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外国药物大量传入中国，因而在宋代官私编纂的医药书籍中，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宋太祖时编刻的《开宝本草》比《唐本草》增加新药133种；仁宗时所修《嘉祐补注本草》又增加新药82种。到北宋末年所编印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新增药品达628种。 南宋人宋慈（约1186年～1249年）所著的《洗冤集录》，系统地论述了检验尸体的各种方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曾被译成法、英、荷兰、德、朝鲜、日、俄等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对法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两宋时期，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针灸学的发展。中国针灸学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因长期传抄，其中所载经络俞穴部位很紊乱。宋仁宗初年，针灸学家王惟一总结了历代针灸医家的经验，统一了针灸穴位，并在铜匠师的合作下，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刻划经穴，标注名称，为针灸教学之用；同时写成《新铸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三卷，不久又把《图经》刻石流传，使此后学习针灸的人对俞穴部位能有正确的知识。 天文学及数学成就 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吸取前人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和齿杨辉三角轮应用技术上的成就，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结构复杂、自动运转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写成了一部图文并茂的详细说明书──《新仪象法要》，记载了水运仪象台的全部结构。反映出11世纪中国在天文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高度成就。 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在著作《数书九章》中，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和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当时叫做“大衍求一术”），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一解法的人。 传统数学在宋朝取得了很大成就与进步，贾宪、秦九韶和杨辉都是出众的数学家。著名的成果有“杨辉三角形”等，数学著作则有《数书九章》和《杨辉算法》。 沈括与《梦溪笔谈》 北宋时期，产生了著名科学家沈括（1032年～1096年）。沈括，字存中，北宋杭州钱塘人。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著作多已失传，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他晚年所写的名著《梦溪笔谈》三十卷。 在《笔谈》中，作者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十分广泛的领域，受到国内外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沈括的科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天文历法方面。他在兼管司天监期间，曾破格选拔平民出身的天文历算家卫朴到司天监任职，主持编修《奉元历》，以365.24358日为一回归年，虽比今天实测的365.2422日稍大些，但比当时通行的历法要精密得多。同时，他还提出了彻底改革旧历法的主张：按节气定月，以立春为元旦，不管月亮圆缺，只管时令节气；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大小月相间，不置闰月。这种把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的历法，适于农业生产的需要。 沈括的成就，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 社会生活 宋代元宵节 由于到了宋代士族门阀经唐末五代之乱没落，科举考试制度真正得到广泛应用，对社会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科举制度使大量过去贫寒的读书人一跃成为士大夫阶级，使政府与社会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打开了平民入仕为官的管道。透过科举入仕的知识阶级在宋朝时已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优势地位，在法律上也拥有许多特权，因而社会大众以中举任官做为读书的首要目标，社会也就衍生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 高”的风尚。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透过社会、乡约、族规、家礼等各种方式深入民间，推广于全社会。中国自宋代以后也得以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普及的文化社会族群。而基层知识分子，构成基层乡绅，并成为村镇百姓与官府的桥梁。他们指导公共工程、支援学校与书院、编纂地方地志、参加地方祭典、纠集赈灾工作、招募地方自卫武力、提供村镇行为规范。宋、元、明、清时期，透过科举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阶级，是一个同时拥有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学术文化素养的新兴族群。优势条件的结合促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普遍发达的时代。因此，总体而言，到了宋朝，经济上除了一些皇亲国戚、富商大贾外，社会已无明显的阶级之分。 清明上河图局部，描绘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的繁华和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宋朝的都市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有四十多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临安（杭州）、大名、应天（今商丘）、镇江、平江（苏州）、江陵（今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了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了夜市与晓市。南宋首都（称“行在”）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多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宋朝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瓦舍 瓦舍（也叫瓦子、瓦肆、瓦市）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东京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十座。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 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妇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了发扬，在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出卖肉体的工具，且花样繁新，也象征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空前下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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