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渭 1931年2月生，四川省西充县人。195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1986年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研究室主任。1988年被聘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1989年被中国军事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l992年被聘为本院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l99l年荣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从事历史科学研究工作42年。编撰《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资料汇编》（上下册）。主编并撰写《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主编百卷本《中国全史》中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思想、教育、科技、艺术、宗教、习俗等10卷。主编并撰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编》、《六朝史论》（论文集）、《中国军事通史》第八卷《两晋南北朝军事史》、《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合著）、《武候春秋》（合著，上下册）。主编《历代开国皇帝传》（上下册）。主编《中国通史图说》，精选历史图片6000余幅，200万字。生平或传略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卷（三）》、《中国专家大辞典》第二卷。此外，传略还被收入两部社会科学家辞典、一部中国历史学家辞典。

关于朱大渭的争议

1996年7月20日，朱大渭在《人民日报》第6版发表了《商潮中的“名人效应”与历史科学的真实性——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争论评说》一文，其中提到“国务院批准建设部、文化部公布襄樊为重点文化名城（国发[1986]104号文）及发布隆中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发[1994]4号文件中，都明确地指出襄樊市古隆中为诸葛亮躬耕地，同时还附有史学界专家论证书，我本人曾参加论证工作。由此可见，史学界对诸葛亮躬耕地的共识，已为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为决策的依据。”，其中出现了三处致命失误：

一、提前2年发明“建设部”

1986年，我国只有“城乡建设部”，而没有“建设部”。

1988年，“建设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撤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设立“建设部”；并把国家计委主管的基本建设方面的勘察设计、建筑施工、标准定额工作及其机构划归“建设部”。（详见《躬耕地之争“朱大渭造假说”真伪考》一文）

可见，朱大渭在引用1986年的“国发[1986]104号文”时，“建设部”还没有成立，朱大渭比国务院提前2年成立了“建设部”。

二、冒用“国发[1994]4号文”

朱大渭引用的“国发[1994]4号文”是关于“经济贸易体制改革”的一个国发文件，和诸葛亮没有关系。朱大渭用“经济贸易体制改革”作依据是什么行为？

和诸葛亮有关是一个函：“发布隆中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只是“国函[1994]4号文”。

那么，“国发”和“国函”有什么区别呢？国发，是国务院所发文件中的最重的字号，发文的范围广，涉及的事情重大，对全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国函，是就某一个重要事件所发的文件字号，一般发文范围较窄，与部分地区或部分系统的事情有关联。 一般来讲，“国发”规格明显高于“国函”，国发对全国的所有省市区部委办局都有约束力。“国函”只对上报报批的当地有效。

朱大渭把“国函”改为“国发”，到底是故意为之，还是“似是笔误”，那就只有朱大渭知道了。但是，在南阳说学者公布朱大渭这一“失误”之后，襄阳说在出书时改掉了其他错误之后，依然坚持用“国发”，依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文件”威胁其他学说！这是什么行为？

三、5处历史时间错误

朱大渭在该文中最不应该的是出现了5次时间错误，“建安元年”是指“196年”，但朱大渭错误注为“170”年，并由此又错推出5个错误年号（详见1996年7月20日人民日报）。襄樊在出版《诸葛亮躬耕何处——有关史料和考证》一书中，再次引入该文，只是偷偷的改掉了这5处时间错误。

那么，这些问题为什么没有公布于众？

是《人民日报》帮了大忙，针对朱大渭的文章，南阳说学者相继推出了〈历史的真实性与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专家到底有多专》等文反驳，但这些文章最终都没能在《人民日报》发表，只是改发在了《人民论坛》，而且删除了纠正朱大渭年号、文件等错误的重要内容，使人们至今都认为国务院文件为“襄阳说”撑了腰。（详见《襄阳说在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几次大的失误》一文，《诸葛亮与南阳学术研究文集》P199页）。

综上所述，朱大渭的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请全国人民公审，我方认为朱大渭是伪造“假年号、假文件、假部门”的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