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多尔衮 |
| 释义 | § 简介 睿忠亲王多尔衮 睿忠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大妃乌拉纳喇氏出，与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五子多铎为同母生。天命五年，由台吉晋和硕额真。十一年，封贝勒。天聪二年，晋固山贝勒。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睿亲王。三年，降郡王。六年，以功复亲王。顺治元年，授皇叔父摄政王。五年十一月，尊为皇父摄政王。七年十二月初九病死于喀喇城，年三十九岁。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祔太庙。八年二月，发多尔衮生前谋篡大位之罪，诏削爵，撤庙享，并罢孝烈武皇后谥号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官。乾隆四十三年复宗籍，还爵。 § 生平概况 少年时期 青年多尔衮 爱新觉罗·多尔衮是后金（清朝的前身）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元1612年11月17日）降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 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休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多尔衮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青年时期 皇太极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 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 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 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 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 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争夺汗位 多尔衮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 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清大臣索尼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 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 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攻占北京 李自成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 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 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 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请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统中原 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 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瓌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 开国定制 多尔衮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 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 发病而死 多尔衮因为在和明朝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中劳累过度，元气大伤，得了三种病症：第一种是怔忡之症，第二种是中风前兆，第三种是咯血症。入关后更是“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多尔衮“以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等猎于边外”。十二月九日，多尔衮因狩猎坠马，膝盖受伤，涂以凉膏，竟不治死于喀喇城。顺治追封为“清成宗”，谥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简称“义皇帝”。 身后清算 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诏 政治舞台的幕后，隐藏的是鲜血淋漓的残杀。以权力争夺为中心内容的宫廷矛盾，沉寂数年之后，又以多尔衮之死为突破口，犹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多尔衮弥留之际，他的同胞兄长阿济格当时在他身边，两人有过密谈。多尔衮刚一断气，阿济格立即派自己统帅的三百骑兵飞驰北京，颇像发动军事政变的动作。大学士刚林身为多尔衮的心腹，洞悉此中底细，立即上马飞奔进京，布置关闭城门，通知诸王做好防变准备。顺治帝听从王爷们的建议，将三百飞骑收容在押，诛杀殆尽。阿济格随多尔衮的灵柩进京时，立即成了囚犯，被送入监牢幽禁。他在监狱中企图举火，被赐令自尽。这个举动剪除了多尔衮的嫡派势力，清算多尔衮也从此开始。 顺治八年正月，多尔衮的贴身侍卫苏克萨哈向顺治皇帝递上一封检举信，揭发多尔衮生前曾与党羽密谋，企图率两白旗移驻永平(今河北卢龙县)，“阴谋篡夺”；又说他偷偷地制成了皇帝登基的龙袍服装，家中收藏着当皇帝用的珠宝。 这时只有13岁的顺治皇帝，第一次亲理朝政。他召集王爷大臣密议，公布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的奏折，抖数多尔衮的罪状，主要是“显有悖逆之心”。少年天子福临向诸位王爷宣告说：“多尔衮谋逆都是事实。”多尔衮被撤去帝号，他的母亲及妻子的封典全都被削夺了。 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说：“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1943年夏天，盗墓者曾将多尔衮陵墓的正坟挖开，只见地宫中摆放一只三尺多高的蓝花坛子，里面放着两节木炭。当时看管墓地的汪士全向盗墓者解释说：“九王爷身后被论罪，其中的金银圆宝都被掘去，据说坟地遭过九索(挖抄九次)。坛子是骨灰罐，是一个虚位(象征性的尸棺)。”彭孙贻笔记中有关焚骨扬灰的说法，当然是可以相信的。 顺治帝仇恨多尔衮福临对多尔衮是仇恨的，其中有多种原因。 多尔衮是想当皇帝的，暂时没当皇帝只是策略而已，这对小皇帝是个寝食不安的威胁。顺治五年十一月，他凭借自己的权力，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用皇帝的口气批文降旨。当时人写的《汤若望传》说：“他穿的是皇帝的服装。”顺治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他操纵追封自己的生母、努尔哈赤的大妃纳喇氏为太皇太后，他自己完全以皇帝的面目出现。顺治十二年，福临对诸王大臣回忆当时的事说：“那时墨尔根王摄政，朕只是拱手做点祭祀的事，凡是国家的大事，朕都不能参与，也没有人向朕报告。”多尔衮一旦机会得手，亲自登上皇帝宝座，没有任何理由排除这种可能。 逮杀豪格后强占他的妻子，是多尔衮引起福临愤怒的一个焦点。顺治元年四月，以往支持豪格的正黄旗头子何洛会，向多尔衮告发豪格图谋不轨，说豪格后悔当初在继位大事上有失谋算。其中有一句侵犯多尔衮的话说：“我豪格恨不得扯撕他们的脖子。”多尔衮以“诸将请杀虎口王(豪格)”为理由，企图谋杀豪格，由于他的同胞弟弟顺治小皇帝哭泣不食，才得以免死。顺治五年，反对毫格的人建议将毫格处死，多尔衮假装说：“如此处分，实在不忍！”便将豪格幽禁起来，等于判了无期徒刑。数月后，豪格就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强迫豪格的福晋(妻子)博尔济锦氏做自己的妃子，又害怕此事贻笑后人，秘密布置大学士刚林在史档中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娶皇嫂孝庄皇后，是福临痛恨多尔衮的难言之衷。孝庄皇后是皇太极的妃子、顺治皇帝的生母，蒙古人，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叫布木布泰。 历来关于多尔衮的私生活传说纷纭，多尔衮被描绘成一个好色之徒。理由之一是害死豪格后，他马上将豪格之妻霸为福晋。豪格论辈分是多尔衮的侄子，侄妻都霸占，可见其好色无耻之至！乍一看是这么回事，细考则不然。论辈分多尔衮虽然是豪格的叔叔，但实际年龄比豪格还要小三岁，豪格的大福晋想必年龄相当，霸占这么一个黄脸婆，多尔衮应当主要还是出于政治报复的目的,和好色无耻恐怕扯不上什么关系。除此之外，史书中并没有相关多尔衮私生活放荡的记载。我否定多尔衮生活放荡、沉溺女色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庄妃有关。如果多尔衮是好色之徒，断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放弃江山。 乾隆四十三年，弘历阅看实录，以为多尔衮“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明示平反昭雪，还其原爵，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从清廷爱新觉罗氏家族看，多尔衮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创建者，乾隆帝为他重新作出评价，是件非常正常的事。但乾隆多心，避免日后惹起宫廷是非，上谕中说：“为后世征信计，将从前关于此事之上谕，均不得载入国史。”于是有关多尔衮的档案概行销毁，以至《八旗通志》中的多尔衮传，记他死后的事也只寥寥数笔，后人很难弄清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事的本来面目。 多尔衮死后不到两个月被追罪，全面清算，削爵，擢宗室，籍家产，罢庙享，断其后嗣，掘墓，开棺，鞭尸。 多尔衮过继多铎的第五个儿子为己子，多尔衮获罪后,顺治命其归宗,即让他认回多铎为父,而让多尔衮死了,都没儿子送终.这也是实情。顺治勒令其归宗，是为着兵权。因为多尔衮掌握白旗，如果多尔衮死后无继承人，白旗就要收归天子掌管，这样收兵权就名正言顺。 另外，令旨不得去给多尔衮扫墓祭祀，让其不能得享血食，这算是封建时代最为严厉的惩罚了。此后百多年间无人敢论及多尔衮，直到乾隆四十三年“平反”，命多尔博的五世孙淳颖承继睿亲王爵位。 至于掘墓鞭尸，这好象是古人的一种流传久远的迷信，认为可以使死人下了阎王殿也受到痛苦，才可以去投胎。这件事是在顺治默许下干的。到了顺治十年三月，顺治亲政也有段时日，估计是体会到了当朝处政的艰辛，也尝到了坐拥天下的绝妙滋味，推己及人，想起当年对其亲叔父所做的过份了点，就下了一道诏书，说是睿王当年犯罪自然是他咎由自取，但是其陵墓被平毁也处置太过，因此命内务府重新修葺，殿柱用黑色，由信郡王多尼派人看守。又过了几年，有大臣上书要求为多尔衮恢复名誉，顺治处以流放之罪。 官书上载，多尔博以及东莪被发往多铎长子、信郡王多尼府中，加以看管。这以后就没有什么记录提到这二人的命运了。不知所终。 多尔衮死后不足百日便遭到清算，他的墓地当然要被严重损毁。写靼鞑日记的传教士当时并不在中国而是身在罗马，他对多尔衮死后被鞭尸扬灰的记述并不是亲临其事，而是根据友人的信件。另外汤若望也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生前尊荣无比的摄政王死后，他的骨灰被扬弃一说。 对鞭尸一说仍有怀疑，并不是说顺治还顾念亲情，以他对多尔衮的成见，怎么处置多尔衮的遗体都可以想象的到。但是满人当时还保留着入关前火葬的习俗，所以多尔衮死后和被清算前应该按礼火化，以后他的陵墓被平毁，根据朝鲜的记录，装有骨灰的金棺也被取出换成是陶器，这中间骨灰必有被抛洒，留有其一已经是万幸。 不管顺治有没有毁多尔衮的尸，他的坟墓是被毁了几次。从这一点看得出两个人的风度天差地别。皇太极对多尔衮有杀母，占位，夺爱(该打个问号，这始终是个谜)之仇，但皇太极的昭陵是多尔衮一手主持修建的，气势非常宏伟，是关外三大陵之首，到顺治八年完工。皇太极对他老子的坟墓也不怎么的，整整十七年也没弄出个样来，是到多尔衮手中才真正完成，福陵的建筑风格独具一格，也是到顺治八年才完工。他还把洪承畴当初被囚禁的三官庙改建成孔庙。看来多尔衮的精力真是过人，一边是九洲干戈，打不完的仗，一边是开国定制，收拾前明的烂摊子，一边大兴土木，修紫禁城，太庙，皇陵，一边还有满汉两头的政治权力斗争。 § 个人年谱 零岁 公元1612年11月17日（明万历四十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出生于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 一岁 1613年2月，阿巴亥的母国即海西女真乌拉部被努尔哈赤所灭，所幸努尔哈赤对阿巴亥非但宠爱未衰，还更增了几分。 四岁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迁都辽阳。 九岁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分封八旗。多尔衮与弟多铎被合立为一个和硕额真，同掌一旗。这是多尔衮参与到后金政治架构中的第一步。 十二岁 公元1624年，娶蒙古科尔沁部十四岁的博尔济吉特氏为妻。 十三岁 公元1625年，后金国迁都沈阳。 十四岁 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足以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多尔衮晋贝勒；农历八月十一，努尔哈赤死；次日，农历八月十二，大妃阿巴亥生殉；农历九月一日，皇太极登汗位，宣布将多尔衮、多铎兄弟二人“恩养”于宫中，交由大福晋照看。 十六岁 天聪二年（1628），从后金汗皇太极征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获敖木伦（今大凌河上游）大捷，俘众万余，以功赐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的统帅），封固山贝勒。 十七岁 天聪三年（1629），从皇太极自龙井关（今河北遵化东北）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围攻北京，败山海关援兵于蓟州（今天津蓟县）。 十八岁 天聪四年（1630），还师先行，再败明军。 十九岁 天聪五年（1631），初设六部，受命掌吏部。参加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之战，率先冲击，勇胜明总兵祖大寿部。与贝勒阿巴泰等奔袭锦州，击败出城明军。 二十岁 天聪六年（1632），与贝勒济尔哈朗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西南黄河岸俘蒙古部众千余。 二十一岁 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问进军方向，力主以征明为先，奏言乘机入明边、围北京，被采纳。 二十二岁 天聪八年（1634），纵掠山西等地。 二十三岁 天聪九年（1635）二月，任统兵元帅，贝勒岳托、萨哈林、豪格等为副帅，以正黄旗固山贝勒纳穆泰为左翼，以吏部随政图尔格为右翼，统兵万余招抚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子额哲，深入青海却只围不攻，秋毫无犯，怀之以柔，耗时半年，而终使察哈尔十万兵马投诚，获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随率林丹汗的众后妃与其子额哲班师还朝。回军途中掠山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斩六千余人,俘获甚众。九月五日，凯旋大军班师过辽河，皇太极亲率众福晋、贝勒及文武群臣出迎数十里。 二十四岁 清崇德元年（1636），晋封和硕睿亲王。为配合武英郡王阿济格进关攻明,受命与多铎率兵攻山海关,以牵制明军。继从皇太极进兵朝鲜（今朝鲜、韩国）。 二十五岁 清崇德二年（1637），同肃亲王豪格进克江华岛（今属韩国），迫使国王李请降。 二十六岁 清崇德三年（1638），监筑辽阳、都尔鼻城（今辽宁彰武）,治盛京（今沈阳）至辽河大道。旋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四旗兵与扬武大将军岳托所率右翼军大举入关攻明，越北京至涿州（今属河北），分兵八路，乘虚掠山西及保定（今属河北）地区，击败明总督卢象升部。继破济南，掠天津等地，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座，俘掠人口二十五万余。 二十八岁 清崇德五年（1640），率兵参加松锦之战，与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轮流充任前方统帅，以筑城屯田、围城打援之策，进围锦州，败明军于宁远（今辽宁兴城）、杏山（今凌海西南）、松山（今锦州南）间。 二十九岁 清崇德六年（1641），以私遣甲兵归家罪，降为郡王，被罚银万两。后两次围锦州。 三十岁 清崇德七年（1642）二月，参加松山决战，大败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所统八总兵十三万人，俘洪承畴。三月，迫前锋总兵祖大寿献锦州城降，获松锦大捷。 进克塔山（今葫芦岛东北），歼明军七千余人，再破杏山。师还复亲王爵。 三十一岁 清崇德八年（1643），在皇太极卒后，立年幼福临为君（是为顺治帝），与济尔哈朗联合辅政。旋称摄政王，实掌军政大权。 三十二岁 顺治元年（1644）四月，以奉命大将军率阿济格、多铎等统满、蒙、汉军十余万攻明。在山海关东威元堡诱降前往乞师的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约十万（一说六万）。五月攻取北京，确定迁都于此，以武力统一全国。制定了先攻农民军，后灭南明政权，联合汉族官僚地主势力，以汉治汉的方略。六月，分遣部将抚定山东、河南、山西、天津等地，拱卫京畿地区。遣辅国公吞齐喀等赴盛京奉迎顺治帝至京。致书南明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劝其削藩称臣。十月，受封叔父摄政王。旋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合击大顺军于陕西。 三十三岁 顺治二年（1645）初，命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为统领，率准塔、谭泰等代豪格征山东。三月，命多铎分兵三路南下，四月屠扬州，五月占南京，于芜湖（今属安徽）俘弘光帝朱由崧，相继灭亡弘光、隆武等南明政权。晋封皇叔父摄政王。六月以剃发令激起江南各地民众的反抗，相继派兵镇压。闰六月，命兵部尚书洪承畴等经略江南及粤、赣、闽、湖广、云贵等地，以攻抚之策相继平定江南。 三十四岁 顺治三年（1646），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攻四川大西农民军。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征闽、浙。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师征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同耿仲明等率师征湖广。十一月，部将豪格部于四川西充凤凰山射杀大西农民军首领张献忠。 三十五岁 顺治四年（1647），修成《大清律》，命颁行全国。七月，罢济尔哈朗辅政，独专朝政。 三十六岁 顺治五年（1648），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征讨降而复叛的原明将领、江西总兵金声桓。调户部侍郎额色率兵协助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镇压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命吴三桂镇守汉中。为排斥异己，迫害豪格致死。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禁民间养马及收藏军器。命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大顺军将领李过、高一功部。十一月，晋封皇父摄政王。 三十七岁 顺治六年（1649），两次率师亲征降而复叛的大同总兵姜?，克浑源（今属山西）等地。同年，弟多铎、嫡福晋、长嫂孝端相继去世。 三十八岁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年12月31日）病卒于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先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不久，追论生前谋逆罪，削爵。 乾隆四十三年（1778），复睿亲王封号。已距其亡128年矣。 § 得祸缘由 多尔衮得祸的原因，史书归罪为他想当皇帝。乾隆帝以为，这是“诬为叛逆”。他明白，中国历史上那些当了皇帝的人，包括他的父亲雍正帝在内，在他们没有当皇帝之前，有谁没有想当皇帝的念头和动作？想当皇帝的人，为什么当了皇帝就没有罪，没有当上皇帝就有罪呢？问题就在于做皇帝的怎样对待反对派。彭孙贻以为，多尔衮“初称摄政，次称皇父，继而称圣旨”，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没有称谓的皇帝。但多尔衮 “无成谋，拥戴者骎骎，骑虎难下。”这是认为，多尔衮不是毁于政敌，而是拥戴者拍马招摇所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一件当年审问多尔衮心腹刚林的档案，其中说：“刚林昼夜不断往默尔根王处阿谀奉迎”。多尔衮死后，他在以往的一片“皇父之恩浩荡”的呼声中败下阵来。对于反对派，如果多尔衮能像李世民收用魏徵那样，那就称得上胸有成谋了。或者退一步说，他生前能在反对派的挑剔监视下，严于律己，谨慎从事，与朝廷大臣之间的距离不要拉得太远，反对他的人就不会那样蜂拥而上，以至于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造成全局的败亡。 § 个人评价 豪格曾评多尔衮是「有病无福」之人，多尔衮身材细瘦，素患风疾，壮年猝死，大抵跟纵欲有关。嗜色与嗜杀，是早期满清贵族的特色。民间野史有“太后下嫁”一说，即多尔衮按照满人入关前的妻寡嫂的风俗娶了皇太极永福宫庄妃，即顺治母孝庄皇太后大玉儿，同时孝庄皇太后也为了稳住多尔衮，避免其权势野心膨胀危及福临的皇位。此一观点在近代史学界里虽有人正面认同，但更多学者认为此乃当时汉人为抹黑满清而造的谣言。 多尔衮是满人能统一中国的重要功臣之一，但一般认为他有“六大弊政”[1]，剃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2]。顺治十年豪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3]。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暴著称，终有清一朝，满汉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根除，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仍是在高喊“驱除鞑奴，恢复中华”。 § 妻妾子嗣 正福晋，成宗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吉桑阿尔寨之女。死后原本被多尔衮私谥为“敬孝忠恭元妃”，后因多尔衮被追谥为皇帝而得到皇后封号。 继福晋，佟佳氏。建州女真本部出身，尚书蒙格图之女。 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扎尔莽部落出身，根杜尔台吉之女。 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拉布什西台吉之女。 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部落出身，索诺布台吉之女，孝庄文皇后族妹。原为豪格之妻，因豪格与多尔衮政治斗争失败，在豪格死后被多尔衮娶之。 继福晋，李氏。李氏朝鲜出身，朝鲜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多尔衮十（十一）位妻妾中，只有李氏为他生下独生女−爱新觉罗·东莪。 侧福晋，公齐特氏，察哈尔部落出身，民族及父亲记载不明。 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出身，部落名称及父亲记载不明。 侧福晋，济尔莫特氏，出身记载不明。 侧福晋，李氏。李氏朝鲜出身，李世绪之女。 女儿: 爱新觉罗·东莪，多尔衮亲生独生女，生母为继福晋朝鲜李氏。据说其名−东莪为多尔衮为纪念同父异母姐妹−东果格格而取。 养子： 爱新觉罗·多尔博，弟多铎第五子，母为多铎继福晋博尔吉济特氏，顺治七年袭爵，八年被革归宗，顺治十四年封多罗贝勒，康熙十一年去世，年30岁，乾隆四十三年复爵 子苏尔发，母为刘氏，康熙四十年去世，年38岁。 § 和硕睿亲王世系表 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为第一代和硕睿亲王，死后追谥“忠”。 多尔博：多铎五子，出为多尔衮嗣，和硕睿亲王（后削爵），追封； 苏尔发：多尔博子，追封和硕睿亲王； 塞勒：苏尔发子，追封和硕睿亲王； 功宜布：塞勒子，追封和硕睿亲王； 如松：功宜布子，追封和硕睿亲王； 淳颖：如松子，出为多尔衮嗣，和硕睿恭亲王； 宝恩：淳颖子，和硕睿慎亲王； 瑞恩：淳颖子，宝恩弟，和硕睿勤亲王； 仁寿：瑞恩子，和硕睿僖亲王； 德长：仁寿子，和硕睿 亲王； 魁斌：德长子，和硕睿亲王。 § 兄弟姊妹 爱新觉罗·褚英，长子，皇太子（后来被废，清太宗即位后封其为广略贝勒）。 爱新觉罗·代善，次子，礼烈亲王。 爱新觉罗·阿拜，三子，镇国勤敏公。 爱新觉罗·汤古代，四子，镇国克洁将军。 爱新觉罗·莽古尔泰，五子，原封贝勒。 爱新觉罗·塔拜，六子，辅国悫厚公。 爱新觉罗·阿巴泰，七子，饶馀敏郡王。 爱新觉罗·皇太极，八子，清太宗。 爱新觉罗·巴布泰，九子，镇国恪僖公。 爱新觉罗·德格类，十子。 爱新觉罗·巴布海，十一子，已革镇国将军 。 爱新觉罗·阿济格，十二子，原封英亲王。 爱新觉罗·赖慕布，十三子，辅国介直公。 爱新觉罗·多尔衮，十四子，睿忠亲王，后被清世祖追溢为成宗。 爱新觉罗·多铎，十五子，豫通亲王。 爱新觉罗·费扬果，十六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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