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前七子后七子 |
| 释义 | § 前七子 明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以李、何为代表；前七子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反对充斥文坛的台阁体、八股文、理气诗，主张廓清萎靡不振、陈陈相因的诗风。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前七子多在政治上敢与权臣、宦官作斗争。尽管诗文创作成就不等，但均有一些面对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 § 后七子 后七子是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以李、王为代表。他们相同的是提倡复古拟古，师唐废宋。 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这一方面，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1526—1590）显得更为突出。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一）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他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而“法”落实到具体作品的辞采、句法、结构上都有具体的讲究。 § 历史背景 弘治、正德间，土地高度集中，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搜括无度，广大人民破家失业，流浪四方，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时地方贵族藩王时起叛乱，外族侵犯频繁：明王朝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这时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学教条，通过八股文考试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精神上的连锁，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三杨的“台阁体”文风依然弥漫一时。这样在哲学思想上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在文学上出现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它们同时并起，显然要冲破程朱理学教条、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使哲学思想和文学更有效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何为最著名。 李梦阳 (1472-1527)字献吉，甘肃庆阳人；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河南信阳人。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敢于和残暴贪婪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进行斗争的人物。李梦阳曾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龄，与尚书韩文密谋尽除刘瑾等八虎，先后两次下狱。何景明也曾因上书吏部尚书许进指控刘瑾而被罢官。在文学上，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一时起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使人知道，在“台阁体”和八股文之外，还有传统的、优有的古代文学，提倡读古书，增长知识学问，开扩心胸眼界，对打击“台阁体”“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文风，扫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一味以模拟剽窃为能，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后来何景明认为模拟古人“法同则语不必同”，并批评李梦阳的诗说：“公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 ，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虽由此即曹刘，即阮陆，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也?”(《大复集·与李空同论诗书》)李梦阳也表示悔悟说：“余之诗非真也，王子(淑武)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李梦阳诗集·自序》)可见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但他们毕竟是关心现实的，因此也写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李梦阳、何景明都写过《玄明宫行》诗，揭露刘瑾穷奢极欲的罪恶。又如李梦阳的《秋望》： 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濠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道郭汾阳。 雄浑有气派，稍能摆脱模拟，直抒爱国感情。 嘉靖、万历间，外患更甚，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尖锐化，明王朝的统治日益腐败不堪。在文学上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一次发起复古运动，重复着“前七子”的错误道路。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历城(山东济南)人。王世贞(1528-1590)，字元美，江苏太仓人。他们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被称为“后七子”。李攀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底为宋学”(《明史·李攀龙传》)。他的诗文亦以模拟剽窃为能。诗如《古乐府》，篇篇模拟，句句模拟，恰如写字的“临摹帖”。但近体模拟盛唐，也还有一些可取的作品。如《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其二： 缥缈真探白帝宫，三峰此日为谁雄。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地敞中原秋色尽，天开万里夕阳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尔深知造化功。 该诗意境开阔，写景抒情，豪放而含蓄，颇能表现新颖的面目。文则生吞活剥三代两汉，“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佶屈聱牙，不能卒读。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声势更大。“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等名目。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持论和李攀龙完全相同。他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游，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对于诗，也是愈古愈好、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他的诗，自《诗经》而下，至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李杜诗，无不模拟，连篇累牍，令人生厌。但他往往用古词、古调写时事，比李攀龙的作品略有活气。他的《乐府变》更学杜甫的“即事而命题”。如《钧州变》，揭露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景，有一定意义。不过他始终不忘模拟，大堆的陈词滥词，不免淹没了它们的现实内容。王世贞学问广博，著作甚富。“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四库提要》)。他的拟古主义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 谢榛 (1495-1575)，字茂秦，山东临清人，是“后七子”的初期代表人物，后为李攀龙所排斥。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在理论上，他似乎并不主张以拟古为目的，而是要通过拟古以自成一家。他的推崇和取法的是李杜等盛唐十四家。“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个而画少陵也”。“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四溟诗话》)。他不主张盲目地拟古，而是要汲取盛唐诸家的创作经验来创造自己的诗，比之李、何是要高明一些的。但他忘记了“世”，即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而只强调从格调声律上去揣摩盛唐诸家诗，不知它们也正是“世变”的产物，因而不免依然是一种拟古主义或形式主义的理论。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在“七子”中名不显。他的《报刘一丈书》，描摹无耻文人奔走“权者之门”的丑态，揭露大官僚、大宦官、大贵族等统治集团的横行霸道，淋漓尽致，有深刻现实意义，无心拟古，却传诵至今。[1] |
| 随便看 |
百科全书收录594082条中文百科知识，基本涵盖了大多数领域的百科知识，是一部内容开放、自由的电子版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