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与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拥护“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之间，围绕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货币论》和正在蓬勃兴起的前苏联经济模式，爆发的一场激烈的论战。

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根本不相信政府这个市场以外的组织能够掌握有效配置资源所必需的信息。政府怎么可能确切地知道所有消费者准确的需求和生产者精确的生产能力呢？像那些处在“价格漩涡”中的16世纪西班牙经济学家们一样，哈耶克同意“价格的确定和形成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观点。政府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足以使市场需求恰好等于供给的产品“出清”价格，更不要说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创造出一个不是由市场决定的“理想价格体系”了。

哈耶克在当时进一步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建立完全受政府计划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努力，也注定是要归于失败的。因为没有“经济概念”的政府计划，取代了“市场激励”对于资源的调配作用。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主要是通过政府意志的决定，而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时候，这些产品的供应者为什么要去考虑消费者的情绪和嗜好呢？

当生产厂家不能从优质的生产中获得必要的利润，当经理们不必为企业亏损或者产品的销路操心的时候，在国家和厂家的双重“预算软约束”下，市场中必然缺乏生产符合消费者消费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的动机，曾经在市场经济激励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竞争”也不复存在了。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哈耶克和他的朋友怎么也不相信政府的干预能够像市场社会主义者们所描绘的那样，政府对经济的“垄断”比市场的“试错”具有更少的盲目性，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福利的最大化。

而兰格则坚持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因此市场激励的核心部分——竞争和价格体系既不完整也不普遍。而且市场本身也具有极大的不平等性。由于市场本身的失灵，扭曲的市场经济原则根本不可能像古典主义经济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引导资源实现自发的有效配置。因为竞争是不完全的，因此形成的经济激励和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本身也是不真实的。这就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无药可救地深陷周期性的“癫痫”——经济危机，无法逃脱“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经济周期轮回。

市场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们相信，造成这种糟糕局面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因此得找一只“看得见的手”去从根本上解决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不治之症。办法是让这只“看得见得手”装成“看不见的手”——计划经济模拟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个模型中，兰格相信将来借助于“更好的计算机”，政府中的计划者是可以同时确定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数百万种产品的需求状况和生产制造能力的。因此精确地实现计算出来年所需要的数百万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投入必要的资源以组织生产，对于掌握了巨大经济资源，可以直接指挥政府企业组织绝大部分生产和销售的国家来说，是能够轻易完成的。

这种计划经济模拟市场据说要比哈耶克的自由资本主义优越而有效得多。在政府的计划制定者“理性的”管理下，精确计算出来的价格不管怎么说也要比“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价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供求双方的愿望和力量对比。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在产品定价时得到了全面的考虑；市场分配资源的“不平等”也由于政府的“大公无私”而被消除了。政府的经济学家甚至能做到比“第一时间”还要早就能够对社会生产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最细微的变动明察秋毫，了如指掌。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与该死的“经济周期”说再见呢？

在这场关于政府——这个被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是“理性的化身”，在市场——这个先天性的“瞎眼巨人”的活动中应发挥的作用的争论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刚刚结束没有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一场亚当·斯密式的古典经济学与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有效性的论战。

主张计划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们，是从关于市场经济有效性的严格假设入手，通过攻击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放纵和市场经济的“市场失灵”，来论证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模拟市场的优越性和可行性。根据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有效性的严格假设：市场中的各种资源，包括劳动者、机器、自然资源在内，甚至于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思维等等都不具有任何差别。一个通俗的比方就是：只要需要，种地的庄稼汉与大学教授之间可以自由转换；昨天还是生产婴儿手推车的校办企业，今天就可以制造奔驰牌轿车或者航天飞机。当所有生产资料的差别都不存在了之后，各种生产资源就可以在表示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在各个经济领域之间自由流动。当然，在这里，不存在来自于政府或者行会的限制，而改行转产的成本和时间都为“零”。而价格信号则是在全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通过市场进行的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竞争”来实现的。

当然，这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竞争还必须满足一系列的严格前提：首先，所有的商品都能够自由流动——既不存在“国家保护主义”，也不存在“地区保护主义”；而且流动的成本都为“零”。其次，所有的生产者生产的同种商品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大小、颜色、功能、寿命、质量、品牌、包装、销售条件、甚至连女售货员的长相衣着以及谈吐举止、服务态度都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除了价格之外，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选择的因素，或者说不存在任何导致某种“消费偏好”形成的因素。否则就必然会导致某种意义上的“垄断”的产生。第三，所有交易活动的交易成本，包括因为交易发生所需要支付的路费、精力、体力、时间的机会成本等等，要么全都为零，要么全都相等。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个讲斯瓦希利语的土人从赤日严严的赤道非洲出发，在进行了周游世界考察之后，决定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涮羊肉”所花的全部成本和时间与在自家楼下的连锁店里品尝同样的美味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个活动中，不用考虑机票、关税、时间、语言障碍、或者任何可能影响这位土人做出决定的因素，包括全球旅行、货比万家所花费的时间。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条件是，“理性人”和“信息充分”，也就是说交易者拥有和交易活动有关的全部信息，并且能够及时准确地、合乎“理性”地、根据任何细微的价格波动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来不会犯错误，干蠢事。

根据古典经济学鼻祖的看法，以上这些比佛门清规戒律还要苛刻的条件，只要有一条不能被满足，竞争就是不完全的，交易和生产就会存在盲目性，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是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进一步推论，在市场中，由于存在各种形式的垄断、过度竞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没有被价格反映出来的外部性等等因素，因此价格规律和市场都会严重失灵。而失灵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源配置失调和分配不公——周期性的“发酒疯”，以经济危机这样极端的形式来矫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理智”。

市场社会主义从现实出发，在一举抽掉了亚当·斯密主义信徒安身立命的理论基础之后，又成功的引入了价值判断，证明了在市场经济下，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平等是对立的，而且甚至不可能在牺牲社会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效率，其结果必然就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价格信号的形成上是虚假的；在资源配置上是无效的；在社会道德上是丑恶的。而兰格等人的计划经济模拟市场则是“理性的、理想的”——既讲究效率，又能够确保公平的合理选择。其关于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来实现对于全社会数百万种商品的“合理定价”的思想，更是令一个世纪前的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们望尘莫及的天才创举。

不难想象，尽管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声称；“市场经济办不到的事情，兰格所构思出的计划经济模拟市场同样办不到，而且还会办得更糟”；但是面对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所取得的成功，信奉古典市场经济原则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在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中所表现出来的束手无措，实在是太明显了。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了几个世纪、对市场的缺陷和金钱的“丑恶本性”有着充分认识的西方知识界，在当时公认兰格取得了论战的胜利。事实上，与其说哈耶克们的失败是由于兰格的高明所造成的，倒不如说是被经济周期折磨得不胜其烦的人们对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太过于熟悉了的结果。

被兰格和大萧条搞得丧失了一流经济学家地位的哈耶克于1931年移居英国。由于自觉在经济学界已经无法容身，这位具有苏格拉底式辩才的学者转向了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成为了一个著名的“自由意志论者”。而随着哈耶克的主要敌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1936的问世，主张政府必须通过需求管理，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正式取代了崇尚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正统主流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1974年，已经加入了英国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因为他“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而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在40多年前愤然脱离了“正统经济学”的老人，一下子被授予了“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颁奖典礼上，这位75岁高龄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的傲慢与偏见》的著名演说。在他多少有点儿令同行和主人尴尬的演说中，哈耶克不客气的宣称：“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已经把事情搞糟了”。哈耶克相信，“使经济学家认识到他的知识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确实应该教育研究社会的人谦逊一点，这可以使他不去参加人们控制社会的不幸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