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的意思、由来-中文百科全书

编辑推荐

高层智囊金一南，历时十五年倾注心智的力作。第一本把中共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的图书，第一本用战略思维、战略意识点评历史的图书，第一本可以作为大散文欣赏的历史图书。

《苦难辉煌》讲述20世纪在世界东方，莫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的大落大起。在这一命运形成之初，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以中国大地为舞台发生了猛烈碰撞。内外矛盾冲突空前尖锐，相互斗争局面极其复杂，各派力量的策略转换空前迅速；每一方的领袖和将领皆在较量中淋沥尽致地展现自己全部能量，从而在历史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外部的围追堵截，内部的争论与妥协、以及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大量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经历了如此的地狱之火，带领中华民族探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和时代宽度，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中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中国革命也由此成为一只火中凤凰，从苦难走向辉煌。

叱诧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为一笔巨大遗产，完整无损地留给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

作者简介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兼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进修，并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赴美国国防大学讲学。

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国防战略委员会专家委员，军队外事工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学习时报》专栏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节目主持人。

图书目录

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二章　东方之梦

第三章　岩浆

第四章　“围剿”

第五章　崛起

第六章　陷落

第七章　突破

第八章　湘江，湘江

第九章　烈火真金

第十章　瞩目大西南

第十一章　苦难辉煌

第十二章　大渡桥横铁索寒

第十三章　阴见多云

第十四章　福兮祸所倚

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第十六章　狂飙歌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庆初版。翻到第195页，见一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像，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 “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梭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 “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之时，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跛来到十字路口的。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日记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 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 (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8年共2920天。两个星期为14天。8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把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

该日深夜11时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生命不在了，民国三十一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

其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了。

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溶为了一体。

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

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以及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么？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 “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揉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么？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像。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 “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为一身的毛泽东。

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

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讯不畅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被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做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喻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么？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么？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么？

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相遇么？

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

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

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

……

读书心得

最近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的邱方明同志在读了《苦难辉煌》一书后，写出了一篇很好的读后感并发表在《北京市直机关党建》2011年第一期上，现根据原稿整理编辑如下：

红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情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很小的时候，我已经能够熟背毛泽东的《长征》。长期以来，这首诗虽不像山水画、田园诗那样简单，但从字面上看去，总是一种肆意挥洒、泼墨抒情的荡漾情怀，类似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好比是触景生情，把千言万语付与祖国的滔滔江水倾泻而出。

当我近在人生而立之年，被红军长征的纪实文学和影视资料沉浸了累月数日之后，再诵读那首《长征》，其间的千辛万苦、悲壮激烈、九死一生的场景叠现眼前，非任何一番苦难、任何一种险情、任何一出悲剧能够再现。近来，读《苦难辉煌》，又一次品尝到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那种感觉，这位有着军旅生涯的作者兼具学者、作家的优秀品格，以大量读者从未谋面的档案资料为素材，集中展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腥风血雨，其中最惊心动魄和最感天动地的就是红军长征。

长征一年多的时间，在建党、建军以来的整个革命战争史里，只不过倏忽而逝，但是如果把那一年中的行程、一年中牵涉的历史人物和作战集团、一年中经受的艰难困苦、一年中所决定的历史命运铺展开来，你会理解所谓历史长河究竟何其虚诞？到底是什么给了我们那种感受？为什么时至今日，从中随便捡拾一个片段，还是让人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无可否认，人们都有向善的本性，都有同情苦难者的情结，也都有感佩英雄气概的胸怀，当这些结合在一起交叉感染，的确让人心血澎湃，思绪万千。其实，还远不止如此，你个人的经历、遭遇连同你对当今社会的观感一齐放到那段岁月中品尝，个中滋味苦辣酸楚一拥而上，人生能得几许这般感触？

视死如归，这是贯穿长征始终的核心精神。无论是奉行王明路线，还是毛泽东路线，红军及其领导人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从未改变。遵义会议之前，主要是湘江之战，战斗的艰苦惨烈前所未有，很难想象一条江河途中死伤数万人是何等战况。湘江防线是蒋介石有生以来布防最严密的，也是欲置红军于死地、毕其功于一役的终结之战，而当时的红军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危局，渡不过湘江，红军可能从此消亡，渡过湘江，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情此景，红军的领导人、红军每一位战士当作何感想？唯有视死如归，才能解释当前的处境。

耐人寻味的是，国民党参战军阀各怀鬼胎，固守地盘，先是陈济棠的粤系秘密与红军谈判，又是白崇禧的桂系秘密转移主力，湘江门户洞开，为红军突破封锁线有意无意地提供了便利。可见，红军能够绝处逢生，也是天理未泯之故。

有这样一幕直叫人生死感叹。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后，中央苏区周围剩下红十军团，共辖3个师。在谭家桥战役中，因为军团长刘畴西轻敌，加之部署失误，以致兵败。在这次战斗中，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这位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壮烈牺牲。紧接着，怀玉山一战中，红十军团全军覆没，刘畴西和方志敏被俘。蒋介石费尽心机劝说两位红军战将投降，徒劳无功，最后他们都慷慨就义。今天回头仔细品味那段历史，我们可以指责刘畴西刚愎自用、优柔寡断，但在敌人以友情、以官爵、以监禁、以死亡的利诱和威胁面前，我们只有衷心叹服刘畴西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

艰苦卓绝，这是红军钢铁长城永不褪色的风格。红军并不是生来就带着耀眼的光芒，他诞生在一个形势极其严峻、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前身是南昌起义后溃不成军的零散队伍，在遭遇了连续的失败，军至天心圩时，士兵们的情绪跌落到零点，将士相继逃离，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的境地。朱德，为什么永远是不可撼动的“朱老总”？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稳住了队伍，保留了火种，他对大家讲的话很简单，要点是，革命自愿，不勉强，黑暗是暂时的，俄国十月革命前也是黑暗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这些丝毫没有鼓动性，看似出于无奈的话，在那个环境里，不偏不倚，刺痛了每一位将士，这就叫力挽狂澜，这就是艰苦卓绝。若干年以后，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灭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粟裕，1927年10月就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人队伍中。

今天，我们所谓的艰苦在哪里？不想想红军在长征中的艰苦，你会觉得锻炼身体很艰苦，读书学习很艰苦，吃不好睡不香很艰苦，写文章很艰苦，当不了官很艰苦……你能体会到山穷水尽中那种绝望的感受吗？你能体会到围追堵截中的九死一生吗？你能体会到食不果腹还要日夜兼程的辛劳吗？你能体会到亲密的战友在你身边一批批倒下的惨状吗？你甚至都不能体会翻雪山、过草地那种纯粹在自然环境中的艰苦跋涉。什么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过江无船，过桥无桥，硬是过江，硬是过桥。泸定桥担任敢死突击的是红二军团四团一营二连，这是红军中著名的英雄连队，是主力中的主力，22名勇士冲在最前面冒着枪林弹雨，掩护着后面的战士铺桥，最后的胜利属于这些勇士们，但他们恰恰没有活到胜利，而且只有3个人留下了姓名，他们是连长廖大珠，三连支部书记刘金山，红小鬼刘梓华。我们应该世世代代记住这些开路先锋和沙场英雄们。如今13根铁索依旧，游客络绎不绝，都要攀一攀、摸一摸那历史的锁链，可是你能体会那冰凉的铁索之上发生的故事吗？

国民党曾无数次惊叹于红军飘忽不定的行军风格，可是你知道“飘忽不定”四个字来得是何其艰辛？背着枪，在茂密的丛林和崎岖的山路，昼夜兼程一二百里，是什么概念？连李德，这位红军早期的军事顾问回忆说，一边走着竟能睡着。那个时代，将士除了命令与服从，真正不分贵贱，不分你我，一样的受难，一样的生死。还记得红十军团覆没的怀玉山之战吗？红十军团一共3个师，师长寻淮洲、刘畴西分别战死、就义，还剩一个师长胡天桃被俘，战胜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将领王耀武曾经叹息于不能一睹寻淮洲、刘畴西的风采，这次他要亲眼看看红军的师长到底是什么模样。当他见到胡天桃，他惊呆了。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这位红军师长上身穿着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着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之外，再无他物。王耀武与胡天桃进行了一番对话，最后问道，“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胡天桃说，“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今天，我们更多地记住了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红军最耀眼的辉煌来自长征，以后伟大的胜利起始于长征，然而红军最深重的苦难也在长征。今天我们来看，长征的战略转移英明果断，长征中的战斗出其不意、体现了红军战术中所有的光辉，然而做出长征的决策是何其被动，何其偶然？长征中红军历经了多少回失败，遭遇了多少回被包抄、分割、打垮的危险？外部的环境如此恶劣，红军内部还在不断斗争，不断选择着最适合带领这支队伍的领导人，即便如此，最终还是分裂了，多少次要分散了去打游击，又多少次被凝聚了不离不弃？红军不是神仙皇帝，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他们也不是菩萨观音，遵义会议很伟大，但是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也在一直变动，从黔北到川西北，再到川滇黔边区，最后才确定陕北根据地，这种变动正是红军的灵魂。客观来讲，红军在长征中的战争胜败参半，国民党也不是锦囊饭袋，以少胜多的战役绝非今天想象得那般从容应当，没有体面可言，只有最后的胜利属于谁。也不会因为谁弱小，战争的结果就偏向谁，国民党“剿共”绝不比抗日更惜力。即便是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斗争的艰苦复杂程度从未改变过，鲁班场几乎成为毛泽东的“街亭”，他差一点再次丧失领导权。“四渡赤水出奇兵”，也绝非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神机妙算，若不是穷尽红军统帅们的智慧，穷尽红军将士顽强的意志和耐力，四渡赤水后的“柳暗花明”又怎能不期而遇？

今天，反观那段历史，有人说是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拯救了红军。比如，前面提及的湘江战役就是例子。这的确是当时红军可资利用的重要条件，可惜的是红军还没有最充分地利用好这个矛盾。问题是，国民党为什么就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这种内部矛盾比阶级矛盾还要严重。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相反他大部分的时间在激化这个矛盾。蒋介石总是希望一举多得，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长征中的红军外无援助，内无救兵，反而修成正果。国民党战将如云，大多数都接受过正统的军事教育，武器装备也都是国内最先进的，从来不存在供给中断，从来不存在饥寒交迫。但是他们缺少只有胜利才能换取生存的信念，他们缺少在围追堵截、忍饥挨饿中所激发出的抗争和求生本能，他们缺少对这个万恶的旧世界刻骨铭心的仇恨，他们缺少的东西太多，他们看似富有，实则贫穷；看似强大，实则胆怯；看似功成，必然失败。每位红军将士除了当天的口粮，再无可以牵挂和惦念的了。在到处都是敌人的无休无止的征程中，除了服从指挥、除了紧紧团结，除了奋勇杀敌，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看到生的希望？统帅离不开将士，将士也离不开统帅，彼此都格外珍惜，格外动情，身边的战友就是生命的寄托，看得比泰山还重。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换回死的光荣，这种无比高贵的人格在那种特殊条件下一遍一遍地演示，直到山河为之动容，天地为之颤抖。

这样一支队伍之所以是真实的，因为他同样具备所有可能存在的要素，有彷徨，有逃离，有叛徒，有分裂。即便在正义的一方，也有太多的模糊、抱怨、失误、错误，有些甚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红军作为一个整体是光芒万丈的，但不排除其中存在污浊和丑陋的个体，顾顺章、龚楚、孔何宠……仅仅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你就能列举一连串反目成仇的人员名单。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危难的时期，他们的叛变显得格外致命，也显得格外让人心寒。为什么肃反经常扩大化、严重化乃至最终走向残酷无情的极端？有叛徒是一个重要因素。所谓“降将可纳，叛徒难容”，红军里面的叛徒到底是怎样一种心理？是不是骨子里就这样？即便本质如此，内心深处有没有对革命的同情，对战友的情义？特别是当这些叛徒能够活着看到革命的胜利，他们将作何感想？龚楚叛变之时的职务是中央军区参谋长，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相当一段时期，“朱毛龚”是齐名的。1929年，广西百色起义后，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就是龚楚。他的叛变直接造成“北山事件”，后来又使湘粤赣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龚楚亲眼目睹势单力薄的战友一个个倒在血泊里，自己却做起了“剿共游击司令”，在国民党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韶关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韶关解放，他又被迫投诚。后来他逃亡香港，一直过了40年之后，他才回到故乡广东乐昌。60多年前，他曾经在故乡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面对眼前这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不知他作何感想？他当年的红七军政委如今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给邓小平发了一封电报，邓亲自给他打了电话，已经双目失明的龚楚听到话筒那边的声音，心中可否忆起70年前与亲密的战友一起肩并肩作战的情景？龚楚愧对红军，百身莫赎，所谓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段历史的主角逐渐告别历史的主舞台，而且无一例外地走向了人生的暮年。可叹的是，当初在国民党、日本人面前从容不迫、岿然不动的英雄队伍，在时间面前，在政治漩涡里，青春的风采、沙场的情义，再也不能如从前挥洒得那般酣畅淋漓。那段历史的一些风云人物在共和国新的历史舞台出现了新的命运转折，先前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成了有意无意的敌手，历史的悲情和无情正在于此。让我们把目光回转，看一看岁月是如何蹉跎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当年，湘江战役里，走在红军最前列的红一军团侦察队，探知全州守备空虚，队长刘忠当即建议对岸一军团二师五团从速过江，占领全州。谁占领全州，谁就在湘江战役中占据主动。可惜的是，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待命行动，贻误良机，结果未能坚决抢占全州，湘江之战损失巨大与此很有关系。刘忠晚年，写了本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提及50年前李棠萼贻误战机、失去控制全州的机会，仍然感叹不已。令他动情的不仅仅是个人失误，更是在这一失误背后付出了多少战友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九一三”事件后，刘忠受到林彪问题牵连，当年林彪的红一军团是长征先锋，刘忠的便衣侦查队是先锋的先锋。后来，他把这本书送到国防大学图书馆，布满老年斑的手一遍遍抚摸着封面，用难懂的福建口音反复叮嘱要好好收藏。望着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背影，你能想象出，他曾是走在红色狂飙最前面的人吗？

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说过存在“陈毅主义”，自己要和大家一起打倒“陈毅主义”。但是陈毅还是写了《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如实反映了朱、毛领导的别开生面的革命斗争，这些材料奠定了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肯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早基础。后来，陈毅又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信里提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从路线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后来，毛泽东真切地感受到了陈毅那颗坦荡的心，谈到陈毅今后的工作安排，毛对陈毅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若干年后，这位开国元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无声无息地拉开了序幕，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前往参加，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去世。陈毅去世前仅仅还保留一个“九大”中央委员，而且还是“右派代表”。很多人不明白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参加这样一个人的追悼会。对此时的毛泽东来讲，跑了林彪、死了陈毅，从井冈山一路走到天安门的毛泽东内心之凄凉，恐怕是簇拥在身边只会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的。在轿车驶向八宝山的路上，他眼前可曾飘过当年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情景呢？

人类的历史何其漫长，个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暂。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没有一个人老态龙钟，没有一个人德高望重，没有一个人不承受惊涛骇浪，更没有一个人不是在烟波浩荡中历尽沧桑、历尽浮沉。要说这样一个时代，你能记住什么，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最具有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的，只能说是具有这个时代最鲜明特点的人类精神。比如，你可以忘记工农红军纵横十一个省区，行程两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有一点你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再过一个时代，再过很多时代，你或许可以抱怨，那支队伍的身影越走越远，那些故事烟消云散，但你不得不惊叹，我们拥有过如此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我们锻造过如此一种气贯山河、感天动地的长征精神。

社会影响

这是一部把党和军队的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描绘的著作；这是一幅用战略意识点评历史的画卷。作为众多高层领导争相阅读的一部优秀作品，作为中宣部、中组部向全体党员干部推荐的重点图书，作为社会各界和当代青年读者群反响十分热烈的畅销读物，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创作的政治类长篇纪实《苦难辉煌》“叫好又叫座”，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6月12日，国防大学召开“我与《苦难辉煌》”座谈会，来自军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各抒己见，不仅让人们获益良多，更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