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坎儿井 |
| 释义 | 坎儿井，是“井穴”的意思，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时称“井渠”，而新疆维吾尔语则称之为“坎儿孜”。坎儿井是荒漠地区一特殊灌溉系统，普遍于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吐鲁番的坎儿井总数达1100多条，全长约5000公里。 简介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是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 的喀拉乌成山，春夏时节有大量积雪和雨水流下山谷，潜入戈壁滩下。人们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 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坎儿并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坎儿井，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时称“井渠”。吐鲁番现存的坎儿井，多为清代以来陆续修建。如今，仍浇灌着大片绿洲良田。吐鲁番市郊五道林坎儿井、五星乡坎儿井，可供参观游览。 坎儿井的名称，新疆维吾尔语称为“坎儿孜”。伊朗波斯语称为“坎纳孜”(Kanatz)。苏联俄语称为“坎亚力孜”(k,lplItK)。从语音上来看，彼此虽有区分，但差别不大。 中国新疆汉语称为“坎儿井”或简称“坎”。中国内地各省叫法不一；如陕西叫作“井渠”，山西叫作“水巷”，甘肃叫作“百眼串井”，也有的地方称为“地下渠道。” 坎儿井是开发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很古老式的水平集水建筑物，适用于山麓、冲积扇缘地带，主要是用于截取地下潜水来进行农田灌溉和居民用水。 根据1962年统计资料中国新疆共有坎儿井约1700多条，总流量约为26米3/秒，灌溉面积约50多万亩。其中大多数坎儿井分布在吐鲁番和哈密盆地，如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约1100多条，总流量达l8米3/秒，灌溉面积47万亩，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70万亩的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建造条件在吐鲁番盆地大量兴建的原因，是和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分不开的。吐鲁番是中国极端干旱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发量可达到3000毫米，可称得上是中国的“干极”。但坎儿井是在地下暗渠输水，不受季节、风沙影响，蒸发量小，流量稳定，可以常年自流灌溉。 吐鲁番虽然酷热少雨，但盆地北有博格达山，西有喀拉乌成山，每当夏季大量融雪和雨水流向盆地，渗入戈壁，汇成潜流，为坎儿井提供了丰富的地下水源。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峰高达5445米，而盆地中心的艾丁湖，却低于海平面154米，从天山脚下到艾丁湖畔，水平距离仅60公里，高差竟有1400多米，地面坡度平均约四十分之一，地下水的坡降与地面坡变相差不大，这就为开挖坎儿井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吐鲁番土质为砂砾和粘土胶结，质地坚实，井壁及暗渠不易坍塌，这又为大量开挖坎儿井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 “坎儿井”是“井穴”的意思，其结构是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积水潭)四部分组成。在高山雪水潜流处，寻其水源，在一定间隔打一深浅不等的竖井，然后再依地势高下在井底修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水下流。地下渠道的出水口与地面渠道相连接，把地下水引至地面灌溉桑田。正是因为有了这独特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把地下水引向地面，灌溉盆地数十万亩良田，才孕育了吐鲁番各族人民，使沙漠变成了绿洲。 构造原理坎儿井是一种结构巧妙的特殊灌溉系统，它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四部分组成。总的说来，坎儿井的构造原理是：在高山雪水潜流处，寻其水源，在一定间隔打一深浅不等的竖井，然后再依地势高下在井底修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水下流。地下渠道的出水口与地面渠道相连接，把地下水引至地面灌溉桑田。 竖井先说竖井。竖井是开挖或清理坎儿井暗渠时运送地下泥沙或淤泥的通道，也是送气通风口。井深因地势和地下水位高低不同而有深有浅，一般是越靠近源头竖井就越深，最深的竖井可达90米以上。竖井与竖井之间的距离，随坎儿井的长度而有所不同，一般每隔20—70米就有一口竖井。一条坎儿井，竖井少则10多个，多则上百个。井口一般呈长方形或圆形，长1米，宽0.7米。乘车临近吐鲁番时，在那郁郁葱葱的绿洲外围戈壁滩上，就可以看见顺着高坡而下的一堆一堆的圆土包，形如小火山锥，坐落有序地伸向绿洲，这些，就是坎儿井的竖井口。 暗渠暗渠，又称地下渠道，是坎儿井的主体。暗渠的作用是把地下含水层中的水会聚到它的身上来，一般是按一定的坡度由低往高处挖，这样，水就可以自动地流出地表来。暗渠一般高1.7米，宽1.2米，短的100—200米，最长的长达25公里，暗渠全部是在地下挖掘，因此掏捞工程十分艰巨。 坎儿井始于西汉，而指南针在明朝时期才从中原传入西域，在开挖暗渠时，为尽量减少弯曲、确定方向，吐鲁番的先民们创造了木棍定向法。即相邻两个竖井的正中间，在井口之上，各悬挂一条井绳，井绳上绑上一头削尖的横木棍，两个棍尖相向而指的方向，就是两个竖井之间最短的直线。然后再按相同方法在竖井下以木棍定向，地下的人按木棍所指的方向挖掘就可以了。 在掏挖暗渠时，吐鲁番人民还发明了油灯定向法。油灯定向是依据两点成线的原理，用两盏旁边带嘴的油灯确定暗渠挖掘的方位，并且能够保障暗渠的顶部与底部平行。但是，油灯定位只能用于同一个作业点上，不同的作业点又怎样保持一致呢？挖掘暗渠时，在竖井的中线上挂上一盏油灯，掏挖者背对油灯，始终掏挖自己的影子，就可以不偏离方向，而渠深则以泉流能淹没筐沿为标准。 暗渠越深空间越窄，仅容一个人弯腰向前掏挖而行。由于吐鲁番的土质为坚硬的钙质粘性土，加之作业面又非常狭小，因此，要掏挖出一条25公里长的暗渠，不知要付出怎样的艰辛。据说，天山融雪冰冷刺骨，而工人掏挖暗渠必须要跪在冰水中挖土，因此长期从事暗渠掏挖的工人，寿命一般都不超过30岁。所以，总长5000公里的吐鲁番坎儿井被称为“地下长城”，真是当之无愧。 暗渠还有不少好处是，由于吐鲁番高温干燥，蒸发量大，水在暗渠不易被蒸发，而且水流地底不容易被污染，再有，经过暗渠流出的水，经过千层沙石自然过滤，最终形成天然矿泉水，富含众多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当地居民数百年来一直饮用至今，不少人活到百岁以上，因此，吐鲁番素有中国长寿之乡的美名。 龙口龙口是坎儿井明渠、暗渠与竖井口的交界处，也是天山雪水经过地层渗透，通过暗渠流向明渠的第一个出水口。 明渠涝坝暗渠流出地面后，就成了明渠。顾名思义，明渠就是在地表上流的沟渠。人们在一定地点修建了具有蓄水和调节水作用的蓄水池，这种大大小小的蓄水池，就称为涝坝。水蓄积在涝坝，哪里需要，就送到哪里。 历史简介汉代尤其是汉武帝的主要功绩之一是开发了广大的西北地区。当时把移民实边和修渠屯田作为抗击匈奴侵扰的组成部分，这时西北地区成为仅次于关中的水利重点地区，水利工程技术也大大提高。新疆特殊的水利工程型式——坎儿井也创始于西汉。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宣帝时 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三国人孟康注解 卑鞮侯井 说： 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可以看出，这个工程有6个竖井，井下通渠引水，显然是近代的坎儿井。坎儿井是新疆特有的灌溉取水工程型式。 在新疆一些冲积扇地形地区，土壤多为砂砾，渗水性很强，山上雪水溶化后，大部渗入地下，地下水埋藏也较深，为了将渗入地下的水分引出，供平原地区灌溉，开挖井渠是比较方便的。而井渠技术已在龙首渠的施工中应用，新疆劳动人民大约吸引了井渠法的施工经验，并将它引用到新的地理条件下，创造出新型的灌溉工程型式。 历史记载清代萧雄《西疆杂述诗》云：“道出行回火焰山，高昌城郭胜连环。疏泉穴地分浇灌，禾黍盈盈万顷间。”它说出了“疏泉穴地”这吐鲁番盆地独特的水利工程最大特点。 坎儿井是干旱荒漠地区，利用开发地下水，通过地下渠道可以自流地将地下水引导至地面，进行灌溉和生活用水的无动力吸水设施。坎儿井在吐鲁番盆地历史悠久，分布很广。长期以来是吐鲁番各族人民进行农牧业生产和人畜饮水的主要水源之一。由于水量稳定水质好，自流引用，不需动力，地下引水蒸发损失、风沙危害少，施工工具简单，技术要求不高，管理费用低，便于个体农户分散经营，深受当地人民喜爱。 古老传说的坎儿井坎儿井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盛弘之《荆州记》中记述：“隋郡北界有厉乡村，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神龙所生林西有两重堑，内有周围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神农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则众井水动，即以此为神农社，年常祠之。”九井自穿相通，一井牵动众井，这与地下暗渠相通的坎儿井结构相同。神农是我国农业和医药发明的传说人物，把穿井与他连在一起，可见其历史悠久。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舜穿井时，就挖了一条从旁出的“匿空”(地道)，这与坎儿井的挖掘方法极其相似。如果：“匿空”为水平地道，就是坎儿井，这是公元前21世纪的史迹，比传说波斯于公元前8世纪有坎井，要早1000多年。 《庄子·天地》篇云：“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子贡向其介绍当时的先进灌溉提水工具桔槔，而圃者答以“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他害怕使用机巧工具而乱了思想，坚持遵古法凿隧取水。可见在春秋时期凿隧取水已是一项古老技术，而这种技术运用于坡度较大地段，就可挖成坎井。《庄子·秋水》篇的“埳井”，即“坎井”。蛙“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这类井似同于壑，应是流水深沟或地下暗渠。(苟子·正论)又云：“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坎井之名，正式出现在先秦典籍之中。人们相信波斯地下暗渠起于公元前800年，却没有认真考究中国史籍中有关坎井的记述，不无偏废之嫌。虽然这些记述没有指明坎井的具体形成时间，却充分显示出产生坎井的文化背景渊远流长。 汉代中原井渠法与坎儿井吐鲁番坎儿井是由地下暗渠、竖井、出口涝坝、引水渠等工程组成的自流灌溉系统。利用地形特点，通过地下暗渠，将埋深几十米乃至百米以下的地下潜流，引至农区或居住区。首先对吐鲁番坎儿井起源作解释的人，是清代光绪年间的陶葆廉。他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记述鄯善连木齐(沁)西面的坎儿井时说：“又西多小圆阜，弥望累累，皆坎尔也。坎儿者，缠回从山麓出泉处作阴沟引水，隔敷步一井，下贯木槽，上掩沙石，惧为飞沙拥塞也，其法甚古，西域亦久有之。今人动云林文忠所创，非也。”他在夹注中指出：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与《汉书.沟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之法相同，《沟洫志》载：“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陨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今陕西澄城县北头村附近有一段引洛水入渠的遗迹，南流十余里进入永丰境。其第一段井渠共发现竖井7个。这是将河水通过地下暗渠引至山岭，吐鲁番坎儿井大都是把高远处潜流通过地下暗渠引至农田，也有少数引河水的坎儿井，其工程原理一致。“井渠之生自此始”，是指其广泛推广而言，并非说其工程原理与技术经验形成于此时，否则，何以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汉武帝就发卒万人立即动工。这说明早已有成熟的穿井技术可资应用。《汉书·沟洫志》明确记述井渠之法的推广情况；“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重修肃州新志》记述明代肃州千户曹斌“凿石为洞，引水渐上”，就是井渠之法的推广与继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儿宽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汉武帝云：“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儿宽所建以溉高卬之田的六渠，即是“通沟渎”、“畜陂泽”。《风俗通义·山泽》释“波”云；“陂者，繁也，言因下钟水以繁利万物也。”今山东省桓台一带所称洞子井，海南岛所称“陂”，是与坎儿井类似的水利工程。后汉永平十二年(69年)夏，明帝“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河南荥阳)东至千乘(山东利津)海口干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溪涧，疏导雍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在这项大型水利工程中，凿山阜引水修渠、即是坎儿井式暗渠。两汉时期暗渠开凿技术已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元朝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记述宋朝大中祥符七年修复龙首渠的情况，勅书中有“矢引顷首之清渠，实唐就北之旧迹，克修废隧，深副倚毗”之句，证明这一汉代的穿隧水渠经唐宋，仍然发挥效益，直到元朝成宗元贞二年(1296)骆天骧修志时才废弃。黄盛璋先生认为汉代井渠法，在汉以后“没有发展下来”，“也没有传到关中盆地以外”，与史实不符。 王国维认为“所言与汉井渠之法无异，盖东来贾胡以此土之法传之彼国者，非由彼土传来也。”暂且不论中亚井渠法的起源，关于吐鲁番坎儿井技术是由汉代屯田兵卒传入的中国旧法的论断，至今还没有人能提出具有充足理由的反证。《西域井渠考》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伯希和在其《评王国维遗书》一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末西安一带就有坎儿一类渠井，但又说“谓为纯粹汉人发明，似乎言之太早。”伯希和的疑虑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在春秋以前就有凿隧取水的古老传统所致。 钱伯泉已撰文批驳，他阐明波斯语“卡赫莱兹”(Kahrez)是指芦苇，波斯语称坎儿井为“anat”，并非"Kahrez”，它与维吾尔语称坎儿井为"Kariz”的发音绝不相同。 坎儿井一词，与《庄子·秋水》篇中的“坎井”十分相近。“坎井”一词屡见于典籍。《初学记》把井分为天井、坎井等名目，可见“坎井”早就是井类家族的正式成员。坎井在汉语中是一个开音节和闭音节组成的词语，容易儿化为坎儿井，翻译成维吾尔语自然会嵌入一个“儿”音节。维吾尔语Kariz是直接从汉语音译“坎井”而来。钱伯泉以坎儿井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称“井渠”，而山东桓台县民间多称其为“洞子井”为据，考证维吾尔语坎儿井(Kariz)的语源是汉语“洞子井”的意译。维吾尔语称“洞”为كارئز〃olar〃，在它后面加上“子”的音译ز(Z)，则须在ر(r)和ز(Z)这两个辅音字母之间增添一个元音字母ي(i)，于是“洞子井”译为维吾尔语(olariz)，غ“oI”这个后颚磨擦音与“k”音相近，就读成“ka—riz”了。《重修肃州新志》记述明洪武中，肃州干户曹斌在“肃州城南二十五里修东洞子、西洞子两渠，凿石崖为洞，引水渐上者也，甚为奇异”。接近新疆地方的肃州民众也把坎儿井称为洞子渠，维吾尔语Kariz或是汉语洞子井的意译，可备一说。不论坎儿井(Kariz)是汉语音译或意译，都表明它源于中国。 晋唐时期胡蔴井渠与坎儿井唐代诗歌有关于井渠的生动描述，如李群玉《引水行》云：“一条寒玉走秋泉，引出深罗洞口烟。十里暗流声不断，行人头上过潺湲。”它可以借来形容吐鲁番坎儿井。 (一)胡麻井渠 1990年，笔者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找出“胡麻井渠”以当坎儿井，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肯定或否定者都有。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有多处记载“胡麻井”、“胡麻井渠”。《唐显庆四年(659年)白僧定赁契》有“将五年马塠口分部田壹亩，更六年胡麻井部田壹亩”。以五年马塠口分部田更六年胡麻井部田，必须付出4斛麦，说明胡麻井部田优于马塠口分部田。《武周载初元年(690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有“一段一亩(部田三易)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渠酉麴文泽南渠北曹粟塠”。同件还有一处“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荒西荒南荒北张阿桃。”“它展示胡麻井渠是在城西五里由东而南，此段地亩处于该耕作区南部边缘，其东、西、南三面都是荒地。 大谷一二二一号文书有“屯头渠，东胡麻井西白海祐南胡麻井北至渠”。大谷二三九二号文书“一段壹亩(部田)城西五里屯头渠东渠西赵仕义南渠北荒”，这是处于同一方位的两处耕地，一二二一号文书中的“□□”缺文，是二三九二号文书“城西五里屯”字样，其“东胡麻井”、“南胡麻井”，应是二三九二号文书中的“东渠”、“南渠”的水源，它说明“胡麻井”附近有渠，即坎儿井入农田的灌溉渠。但这不能成为胡麻井是地名的理由，而是表明井和渠是结合在一起的。 又《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有“西五里胡麻井渠东张花西左延海南荒北荒”。大谷二六〇四号文书有“一段贰亩(三易部田)城西五里胡麻井渠过永寺南”。大谷二三九二号文书有“曹善八一段叁亩(部田)城西五里胡麻井西张龙(住)南张钦北田种欢”。大谷二八六六号文书有“一段贰亩(三易部田)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尚宽西渠南高规北张师”。这四块耕地，除第一块没有标明亩数，余三块共七亩，加上上述已列靠胡麻井灌溉的田地，共计约十亩。从文书年代相近而这些地块大都不相邻接来看，由这口胡麻井 来灌溉的面积，远不止此数。如果这口胡麻井是竖井，即使水源充足，用人工和畜力提水，根本满足不了生产用水的需要。 吐鲁番出土文书有“井渠东渠西刘师南张因前有缺文，不知是什么名称，“井渠东渠”一语，证实吐鲁番井渠的存在。假若把“井渠”当作胡麻井的渠，那紧接的“东渠”，就完全成了赘文了，于文理不通。胡麻井、胡麻井渠都是指坎儿井而言。在没有自动化提水机械的年代里，在吐鲁番这样自然条件下，不可能靠一口竖井而形成渠系灌溉。 此外，大谷二八六七号文书有“四里胡麻井渠”，和“一段贰亩(部田)城□四里胡麻井渠”。大谷一二四三号文书有“亩(部田)城北五里胡麻”。除城西五里有胡麻井渠外，城北五里和城□四里均有胡麻井渠。这说明以“胡麻井”当地名的观点不符情理，人们总不能把高昌城外方圆几里路的小圈子内的多处地方都叫“胡麻井”。如果把上述文书中的“胡麻井渠”理解为在高昌城西北部的一道坎儿井，就顺理成章了。 (二)泉井与暗道遗迹 唐代吐鲁番坎儿井的存在，还可以从其他文献和古遗迹找到线索。《唐忠武将军行 左领军卫部将裴沙墓志》云：“奏拔四镇，公仍按以戎律，导以泉井，百战无死败。”吐鲁番在唐安西四镇区域之内，其“导以泉井”的“泉井”，应是指坎儿井。这句话颇为准确地表述了坎儿井工程的基本原理，坎儿井就是疏导地下泉流而成。 交河古城内，有一段凿于地面以下3米左右深30多米长的地下暗道，至今保存完好，尚可过人，虽然尚无法断定它修建原由，但此类暗道开凿技术与坎儿井工程相近。据新疆水利厅原厅长维吾尔·米努甫《新疆坎儿井研究》一稿，“在今吐鲁番胜金口水库西坝端有一古居民遗址，在水库附近曾挖出两个陶罐和一个陶碗，经鉴定是魏晋时期文物。还有一条长100米的坎儿井，出口处距古居民遗址仅有30米，有7个竖井，每个竖井相隔约10米，现已干涸，出口处有一段已坍塌成明渠。可以肯定自魏晋至隋唐时期，这一带必定有坎儿井。 (三)知水官与掏拓所 唐代吐鲁番经济有较大发展，与之有密切关连的坎儿井相应增加。管理水利官员，县一级设有知水官。吐鲁番出土《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文书，其知水官杨嘉恽负责堤堰修整。“同墓所出另一件《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西州都督府致游弈首领骨逻拂斯关文》，高昌县派知水官杨嘉运(即场嘉恽)前往与突厥首领商议，令其派出一定数量的人员，长期从事灌溉劳动，交与多少粮食。《唐勋官某诉辞为水破渠路事》记述有人“过乘开水，渠破墙倒”，“水破渠路”、“桃木满逸”，与之“论理不伏”，为此向官府提出控诉，“今请迫过处(分)”。所言“合修理渠后始合取水”，是维护井渠工程的一条原则。 水渠维护修理由受益人合力承担。出租土地水利责任，一般在租佃文书中有明确规定。1964年阿斯塔那10号墓出土《傅阿欢租田契》云：“田中租殊佰役，仰田主承了。[渠]□(中缺)讁，傅自承了。”中间缺文应是“渠破水讁”。从伴出其他文书分析，应是贞观二十三年立契。这项唐初租佃双方义务规定，是高昌王国时期租佃义务的沿袭。《高昌□污子从麴鼠儿边夏田，鼠儿从污子边举粟合券》云：“赀租佰役，□不知：若渠破水讁，麴郎悉不知”。对“谴”字解释不一，影响对当时租佃和水利状况的正确领悟。 （四）高昌时期 高昌王国时期设水曹管理水利事宜。唐朝西州设掏拓所各县有知水官、堰头、渠长，渠长还配有专人负责用水监督检查。 笔者1988年参于编修《吐鲁番市志》时发现1份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吐鲁番厅的历史文献记载了关于坎儿井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料，并收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吐鲁番市》中，该书于2002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资料摘录于《吐鲁番市志》第138页、第三编“绿洲水利·第三章水利管理”中记述：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吐鲁番厅资料记载：吐鲁番二、三堡乡约、胜金木头沟庄头等，曾集股设立水利股份有限公司开挖泉井。这份文献充分证实清朝光绪年间吐鲁番地区对古老的水利工程——坎儿井管理体制的表白。而这时期正好是吐鲁番坎儿井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 时至民国年间，到了坎儿井发展的第三个高潮期，她的管理体制如何呢？笔者又于2005年从民间征得一份关于坎儿井管理体制珍贵文物——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吐鲁番县署征收官坎租银的收据，现摘录如下： 今收到 木子牙甫伯克 雅尔湖官坎租户银叁拾两正 水租 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吐鲁番县署会计长徐 该贴上除吐鲁番县署会计长条印外尚有吐鲁番县署印和在今收到上盖有吐鲁番县署印的齐封章子一枚。 通过该官坎水租收据的研究可知坎儿井在清朝和民国年间就有官坎和民坎之分，民坎是谁修建谁所有，政府保护其所有权。另据普查记载，吐鲁番还有“皇家坎”、“义学坎”、“官涝坝”等。 林公井与坎儿井清代施补华有诗一首的序云：“伊拉里克河水利林文忠公遣戍时所开，所谓四十八坎儿也。”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六日从乌鲁木齐赴吐鲁番，十九日在根忒克台东20里(今吐鲁番市西20公里)看见坎儿井，他的《日记》中写道：“二十里许，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此处离雅尔湖仅5公里，正是吐鲁番坎儿井分布区域之一。林则徐由乌鲁木齐到吐鲁番时，与当时督垦伊拉里克的官员黄南坡同行，两人交情甚笃，林则徐必对开垦伊拉里克有所建议。他赴塔里木盆地周边后返程时，又同伊拉里克官员龙士赢、王嘉谟有来往。和林则徐同时负责勘垦事宜的全庆在奏章中谈到引托克逊西阿拉沟水灌溉伊拉里克土地，设“人，寿、年、丰”四处垦户，承领耕种。全庆还提到“吐鲁番为南北枢纽，应安置内地民户，户领地50亩。农田以水利为首务，并拟定经久修治章程。”其中林则徐有其功劳。但在伊拉里克主持水利工程，开凿坎儿井的人，应是督垦官黄南坡和吐鲁番同知福致堂等人。据民国初期当地百姓传说，林则徐在伊拉湖西北90公里处开办大渠一道因工程大，用款甚巨而中止。道光二十五年刚接任伊犁将军的萨迎阿十分重视吐鲁番水利建设，他说：“吐鲁番掘井取水，地中连环导引，浇灌高田，以备渠水所不及，名曰闸井，旧有三十余处，现因伊拉里克户民无力，饬属捐钱筹办，可得六十余处，共成百处。”后来施补华记述伊拉里克48道坎儿井，应是指萨迎阿所说捐钱筹建的60余处官坎。所言旧有30余处，亦是指官坎而言，民坎不在其列。 道光年间民坎状况，从维吾尔四苏木吾守尔于光绪六年三月的禀帖可见一斑。“道光二十六七年，段吉福或(合)缠民拉则胡儿半一同开渠，坎井水出，段吉福为业，将地亩和与缠民拉则胡儿半，二人和(伙)种地亩数年。有(又)段吉福与田兴永，将坎井写与田兴永为业，有(又)和与拉则胡儿半二人和(伙)种四五年。”段吉福在伊拉里克开掘坎井，即为自己的产业，当时执行谁开谁有的政策。 据《新疆水利会第二期报告书》称；承平时(指阿古柏侵占吐鲁番前)，即清朝同治年间，吐鲁番(包括托克逊)就有坎儿井800余道，鄯善有坎儿井360道。 近现代近代文献中明确提到新疆坎儿井的存在见于和瑛《三州辑略》卷3，记载了嘉庆十二年(1807年)吐鲁番地方有人“情愿认垦雅尔湖潮地一千三百四十亩，请垦卡尔地二百五十—亩。潮地每亩缴纳租银四钱，卡尔地每亩缴纳租银六钱”。所谓“卡尔地”即指坎儿井所浇灌之地，因其灌溉可靠，收益大，故租银高于潮地50%。 另据雍正十二年(1734年)傅鼎及阿克敦使准噶尔时随行人员记载：“自哈密起身，住苏门哈尔灰城，此站约七十里，路平易走，路傍俱依田亩、放水池子”，苏门哈尔灰城，住喀托博克地方，此站约百里，路平，亦有田亩、放水池子”。上文两次提到的“放水池子”，当即“涝坝”别称，是坎儿井出口的蓄水塘。以此推断，坎儿井出现时间应更早。 新疆坎儿井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乌鲁木齐都统廉敬建议：“在牙木什(即雅木什)迤南地方，勘有垦地八百余亩，因附近无水，必须挖卡引水，以资浇溉”。但无进—步实施记载。 在近代提倡和推广坎儿井最有力和影响最大的人物则首推林则徐。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林则徐遣戍伊犁途中，在距吐鲁番约40公里处看到坎儿井，当时十分惊讶，询问后知其利益便极为主张推广。这在他的日记中记录十分明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九日，……二十里许，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才棉无算，皆卡井之利为之也”。 当时的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在筹划伊拉里克开垦事宜的《经久章程》中写道：“查吐鲁番境内地亩多系掘井取泉以资浇灌，名曰“卡井”，……其利甚至，其法颇奇，询为关内外所仅见。此次垦地不无高卑之田，难令渠水逆流而上，应听该户于盐卤空间之处自行出入挖井”。这段文字一是 说明坎儿井的利益很大值得推广，另外也说明坎儿井可以浇灌“高阜之田”的重要作用。在林则徐到新疆办水利之前，坎儿井限于吐鲁番，为数30余处，推广到伊拉里克等地又增开60余处，共达百余处。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林则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另一次新疆兴建坎儿井的高潮便是光绪六年(1883年)左宗棠进兵新疆以后了。光绪九年(1886年)建新疆行省，号召军民大兴水利。在吐鲁番修建坎儿井近200处，在鄯善、库车、哈密等处都新建不少坎儿井，并进一步扩展到天山北的奇台、阜康、巴里坤和昆仑山北麓皮山等地。 民国初年，新疆水利会勘查全疆水利，重点对吐鲁番、鄯善等地坎儿井工程进行了规划提出开凿新井和改造旧井的计划，以吐鲁番县、鄯善县、库车和阜康县为重点。以吐鲁番为例，当时调查结果：“河水居其三，坎水居其七”。查吐鲁番旧有坎儿井800余道，实有水600余道，鄯善约360道，库车100余道。这与1944年调查数字有较大差距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吐鲁番地区311.33公顷土地中，有50%是坎儿井灌区。到1957年前共有有水坎儿井1237条，流量为17.86m3/s灌溉22667公顷。当时各公社(乡)均有挖坎专业队并制定了“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定质量”的“五定”制度。常年对坎儿井进行捞泥、维修、延伸，保证坎儿井出水量逐年增加。 考证起源关于新疆坎儿井的起源问题，根据目前调查了解到的资料，基本上可分为“传入说”和“自创说”两类学。在“传入说”中又可分为“国外传入说”和“国内传入说”两种，现分述如下： 传入说(1)国外传入说 这种学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在17世纪由波斯(现伊朗)传入新疆的，其根据为： ① 名称基本相同：维吾尔语称“坎儿孜”波斯语称“坎纳孜”，语言基本相同。 ② 人物有证：远在1780年(清朝、乾隆)波斯人苏里曼(Solimen)前来吐鲁番，修筑砖塔(现苏公塔)可以为证。 但这种学说存在下列问题： ① 名称虽然相同，但也可能是新疆传入波斯的。 ②人物虽然有证，但距今仅有180多年而我们在1962年访问当地五星公社老坎儿匠阿休木(当时86岁)，他认为早在300一400年前就有了坎儿井。 (2)国内传入说 这种学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由今陕西大荔经敦煌传入新疆白龙堆沙漠地区，然后传入吐鲁番的，其根据为： ① 根据历史记载：史纪上有公元前109年西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前87年)时代，在今陕西大荔就有了井渠，和汉书西域传上有西汉屯军敦煌攻打乌孙时，在今白龙堆沙漠东南土山脚下有取用泉水的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 此外，西汉攻打大宛(今苏联中亚细亚萨马尔旱地区)时，当地人尚不会凿井。元朝以前历史均无坎儿井的记载文献，直到1262年(距今700多年)元朝刘郁所写的“西使记”才有了“井渠”的记载为证，说明国内早有井渠结构，中亚很晚才有水井。 ②根据老坎儿井名称和挖坎儿井的工具名称以及发现古坎儿井中古物作证：如不少坎儿井是汉人名称：钱生贵坎，西门坎，东门坎，大长水坎……；工具名称如单辘、马辘和在鄯善二堡修水库中发现地下埋没很古的，坎儿井中有铜制水烟袋等，说明坎儿井是汉人先来开挖的。 ③根据苏联专家调查评论，苏联水文地质专家B·H·库宁1957一1959年来新疆考查后认为吐鲁番的坎儿井与苏联中亚和伊朗一带的坎儿井的结构上和经营方式上均有所不同。 因此，认为新疆坎儿井是两千多年前由汉族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并经由新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发扬光大的。它的老家在陕西大荔，自西汉时代起便在新疆安家落户了。 但这种说法有如下疑问： a．陕西井渠是输送地面水的工程，不是开发利用地下水的工程，尚有一定区别。 b．汉语名称的坎儿井工具，只能证明在挖坎儿井中是汉人参加了制造工具，不一定能证明坎儿井的历史，汉人姓名或名称的坎儿井也不一定是最早的坎儿井。 c．埋没的坎儿井仅以铜制水烟袋证明历史较早且为汉人所开挖的，也不够充分。因为吐鲁番风沙大，埋没的时间早，也不一定就是最早的坎儿井。 此外，与这一学说类似的，还有人认为是林则徐(1785一1850)发明坎儿井的，同样存在着时间问题。因为林则徐距今仅有100多年的历史，只能说明他对坎儿井倡导有功但与起源关系不大。 自创说自创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当地各族劳动人民在发展农业生产与干旱作斗争中，经过实践逐步创造而成的，其理由为： ① 劳动人民开始是利用泉水灌溉，在掏挖和延伸泉水的过程中，发现能增加水量，愈长愈深形成明渠，明渠再深则土方过大，且冻结坍塌易为沙埋没，故又发展为钻洞延深取水，形成最早廊道，将廊道延伸后出土运土又感困难，继而又产生出土的竖井，从而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坎儿井。 ② 当地自然条件极为干旱、地面水源又非常缺乏，客观条件迫使着人们必须重视地下水源的开发利用，才能保证农业生产发展和居民生活用水的要求。而在天山南北其他地区则在这方面没有吐鲁番突出。同时也没有像吐鲁番地区地面坡度这样峻陡，有利于用坎儿井的方式开采利用地下水。 ③ 认为吐鲁番的坎儿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汉朝(公元前206—220年)以前当地就有了坎儿井。 这种学说存在的问题是： a.两千多年的历史尚缺乏必要的证据(因比陕西井渠还早且无文献资料证明)。 b．为什么坎儿井的名称与中亚一带相似? 根据以上所述坎儿井的各种起源学说，各自均具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对坎儿井的起源提出以下几点初步体会和认识： ① 从坎儿井的名称上看：新疆、苏联、伊朗都有近似语音。似乎是彼此相似，互有联系的。 ② 从坎儿井的结构上看：新疆、苏联、陕西、都有些各自的特点，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互有区别的。 ③ 从坎儿井的分布上看：新疆吐鲁番盆地确实是较为干旱的地区，如果坎儿井是传入的，为什么在南疆或甘肃的其他传入路过的干旱地区，却没有很早采用坎儿井呢? ④ 从坎儿井的工具设备上来看：可以证明各族劳动人民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并以汉人为主，进行了凿井工具的制作。 ⑤ 从自然条件上来看：吐鲁番确属最为干旱缺水的地区，又是地下水非常丰富的地区。，同时地面坡度又是最峻陡的地区。有利于坎儿井的开挖。 根据以上的初步认识和体会，我们认为： 自创说似乎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也不能否认传入说的一定作用。(如坎儿井的名称，使用的工具和凿井技术的传入等)。 根据历史条件来看，吐鲁番是古代欧亚交通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地区，东西方文化技术的传入对坎儿井的形成是会起到一定重要作用的。故我们认为坎儿井是在综合条件下形成的，但倾向于自创说为主，传入说为负，即：内因为主、外因为副。 形成条件新疆坎儿井的形成条件，根据调查资料分析约有下列三个方面： 自然条件的可能性吐鲁番盆地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天山东部的一个典型封闭式内陆盆地。由于距离海洋较远，且周围高山环绕，加以盆地窄小低洼，潮湿气候难以浸入，降雨量很少，蒸发量极大，故、气候极为酷热，自古即有“火州”之称。 根据1952—1958年7年的资料统计，多年的平均降雨仅有19.5毫米，最大为42.4毫米，最小为5.2毫米，多年平均蒸发量为3608.2毫米。多年平均气温为14℃，最热的七月份平均为33.6℃，最冷的一月份平均为一9.8℃。年内最高气温为47.6℃，1 953年7月曾达到48C，最高地面温度可达75℃。 该盆地常年多风，最大风力一般为7—8级。1961年产生了吐鲁番50年来不曾有过的大风灾，全年仅8级以上的大风就有56次，其中5月31日的那场大风，风力曾达12级以上，延续了17个小时之久，造成田园破坏、林木折损，使得那片美丽的绿洲一时黯然失色，其惨状令人触目惊心。 根据上述数字来看，已利用的泉水和坎儿井水的水量加上湖面蒸发的水量远远超过了地面径流量。即使以泉水作为回归水论，可以不计，而坎儿井开采水量和艾丁湖的蒸发量之和也是大于天山水系的地面径流量。由此证明，地下水的补给来源，除了河床渗漏为主以外，尚有天山山区古生代岩层裂隙水的补给，所以说吐鲁番盆地的地下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加上地面坡度特大等情况，从而构成了开挖坎儿井在自然条件上的可能性。 生产发展的需要性从生产发展条件来看，吐鲁番盆地远在古代汉唐时期就是欧亚交通的孔道、经济文化交流的要地，虽然该地区气候干旱且地面水源非常缺乏，但却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源和充沛的天然泉水、致使冲积扇缘以下的土地尽是肥美的绿洲。气候非常炎热，热能资源丰富，无霜期长达2 30天以上，实属农业发展的理想地区。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利用天然的泉水进行着农业生产，不但种植着一般的粮食、油料作物，而且发展着棉花、葡萄、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 这里的农业生产不仅具有着经济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着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因此，农业生产上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人们开发出更多的地下水源，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发展历史，就是劳动人民开发利用地下水的历史，通过千百年生产劳动的实践和内外文化技术经验的交流，人们终于逐步地找到了一种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最好形式——坎儿井。 经济技术的合理性吐鲁番盆地虽然埋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等矿产能源，但直到今天尚未大力开采利用。因此不仅对在古代开挖坎儿井的经济技术条件上有着很大的限制，就是在今天，开挖坎儿井中的动力机械设备仍然是十分缺乏。电力供应也很少，钢材水泥也是远地运输而来。这些条件给修建地面水的水利工程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坎儿井的取水形式，既可节省土方工程，又可长年供水不断，且当地人民在炎热的地区久居生活，素有修窑筑洞的习惯和经验。另外人们在掏挖泉水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发现坎儿井形式的地下渠道，不但可以防止风沙侵袭，而且可以减少蒸发损失，工程材料应用不多，操作技术亦颇简易，容易为当地群众所掌握。这对克服当地经济技术上各种困难有很大方便，因此，远在古代经济技术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各族劳动人民群众采用坎儿井方式开采利用地下水，就更加显得经济合理了。 综上所述，坎儿井在吐鲁番地区的形成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即： ① 在当地的自然条件上，由于干旱少雨，地面水源缺乏，人们要生产、生活就不得不 重视开发利用地下水。同时，当地的地下水因有高山补给，所以储量丰富。地面坡度又陡，有利于修建坎儿井工程，开采出丰富的地下水源，自流灌溉农田和解决人畜饮用。 ② 在当时的生产发展上，由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要求，以及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传播，逼使人们必须进一步设法增大地下水的开采量，扩大灌溉面积来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对引泉结构必须进行改良，采取挖洞延伸以增大其出水量。这样就逐步形成了雏形的坎儿井取水方式。 ③ 在当时的经济技术上，尽管经济技术条件水平很低，但坎儿井工程的结构形式可使工程的土方量大为减少，且施工设备极为简单，操作技术又易为当地群众所掌握，故坎儿井的取水方式在当时经济技术条件水平上是比较理想的形式。 考证物证坎儿井定向灯葫芦有缘，在于1990年8月撰写《从考古学及出土文书中可见坎儿井文化之一斑》出席中国乌鲁木齐市和吐鲁番市召开的“干旱地区坎儿并灌溉国际学术研讨会”。又于1993年2月，与钟兴麒先生合作编撰出版了《吐鲁番坎儿井》一书矗上述文稿中均未谈到定向灯葫芦及坎儿井定向专题。笔者与1995年5，6月又在吐鲁番旧货市场，从一位维吾尔族摊位处发现并购得坎儿井挖凿所需用的铜制专用工具一定向灯葫芦(残缺)，为典型的新疆红铜质。(附图2)可谓笔者与定向灯葫芦有缘，约莫过了十几天后又在该处发现与上述形制相同，但较完整的黄铜的定向灯葫芦。为研究新疆坎儿井起源的悠久历史增添又一佐证。 1995年7月28日适逢“新疆坎儿并新闻发布会”召开，笔者向与会的国家领导人铁木尔·达瓦买提、自治区水利厅领导及地、市领导，各新闻媒体记者、中华江河体育游乐促进会领导及各地的水利科研和坎儿井研究的专家学者展示了新发现的两只铜制坎儿井施工的专用工具一定向灯葫芦。 定向灯葫芦的形制与功能上述两只定向灯葫芦，为铸糊砂制成，其中一只黄铜定向灯葫芦上制有专供定向用的箭头，另一只紫铜定向灯葫芦形状与黄铜定向灯葫芦完全相同，只是设在定向箭头的位置灯壶上留下了残缺痕迹。在黄铜灯葫芦箭头的背面发现刻有古察合台文铭文：汉译为：依玛目坎孜，即：依玛目坎儿井。因察合台文字是维吾尔族800年前使用过的文字，故当即有人初步认定，该定向灯葫芦的历史距今约800年的时间。并由吐鲁番报记者撰文在该报发表了该信息。 定向灯葫芦功能1、可供深井、暗渠开凿时照明： 2、用于两竖井间凿通暗渠定向(取直)： 3、可测定暗渠顶部、两侧和渠底的平直： 4、在深井坎儿并开凿、掏捞、延伸施工前，先将灯点燃，用绳子放下去或在施工匠人进入深部暗渠时测定是否有瘴气存在，以防施工人员伤亡： 5、“更班”计时功能等。 定向灯葫芦一坎儿井历史渊源的佐证。笔者自从有缘集得上述两只铜制定向灯葫芦后，首先到自治区人大、送给德高望重的水利专家王鹤亭先生鉴定，王老总认为该定向灯葫芦应是新疆坎儿井悠久历史的佐证。此后，又到新疆水利厅科教处和吐鲁番地、市水科研机关，请有关专家学者鉴定。其后笔者亦曾走访了吐、鄯、托一市两县的知名坎儿并匠，向他们请教后略知其一般的坎儿井开凿施工程序，但尚无人会使用上述定向灯葫芦，连年过80的吐鲁番原种场的坎儿井“巨匠”阿不都斯木老人他也说“从未见过此种定向灯葫芦”。但经他细心观察后，他认为可能会与近现代使用的灯葫芦功效相仿。 笔者为搞清楚坎儿井历史渊源，力图从该挖凿坎儿井的专用工具一定向灯葫芦的历史来探索坎儿井的起源，并带上它到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博物馆及自治区考古所、博物馆请教过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得到的答案是未知数。但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得到该局副局长马国玉的提示：可刮些灯垢去做碳一14测试，方可知晓为此，本人曾向地区主管旅游文物工作刘伦策副专员，申请做碳一14测定的经费，刘专员批转到地区文物局，可地区文物局说经费紧张困难等退拖了伍年未能实施。后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博士生巫新华先生带去了灯垢，又因经费没有落实等原因，两年未实施。直至2001年，笔者自筹资金2000元交原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肖博士，连同灯垢在他来吐得知此事后主动帮助带回北京，转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郭物先生，将“油垢”交请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AMS)碳一14测试室、实验室(亦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与2002年2月27日测得黄铜定向。灯葫芦为：380±60年，红铜定向灯葫芦为：现代的笔者认定其结果应为明末、清初康熙年代之物。 坎儿井匠的眼睛一灯葫芦吐鲁番坎儿并开凿、维修、延伸时使用的首选工具，俗称：坎儿井匠的眼睛一灯葫芦。吐鲁番坎儿井施工过程中使用过的灯葫芦，可谓形态各异，多种多样，别具一格。笔者曾2000年在《新疆画报》(第三期)刊发过“古老的坎儿井灯葫芦"一文，其中：1，计时更班灯葫芦(青铜)；2、双肚异型灯葫芦(陶瓷)；3、定向灯葫芦(铜质)；4、最古老的铜、铁制敞口灯葫芦；5、古老(沿用至今)的大小各异的陶制灯葫芦。更可喜的是笔者在上文刊发不久又从吐鲁番的坎儿井故乡，现在有水坎儿并最多的地方一亚尔乡的一位坎儿并匠祖传世家的后裔，现任亚尔乡坎儿井．施工队队长尕依提匠人家，征集到一只吐鲁番坎儿并悠久历史的又一佐证一一仿唐三彩台灯式坎儿井灯葫芦。亦可称：高杆灯葫芦。所谓仿唐三彩台式灯葫芦即是由吐鲁番古．代陶艺工匠参照挖凿坎．儿井时用的灯葫芦下面制一高杆和一托盘合-为一体，仿照唐三彩的生产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高贵、典雅而叉独具特色的照明工具。该仿唐三彩台式灯的发现，目前尚未查到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故历史待考，然而该灯上部的灯葫芦至今仍在吐鲁番盆地开挖，维修坎儿并的过程中使用。该仿唐三彩台式灯葫芦应是吐鲁番坎儿井历史悠久的又一佐证。 综上所述，小小坎儿并灯葫芦，真是妙不可言，除铸造工艺复杂多变，不仅功能多样，而使用方便、灵活、简单易行，是古代吐鲁番各族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不朽的科技之光。笔者遗憾的是太贫困了，如果经济富裕，则应将收藏的六大系列的20余只挖坎儿井用的灯葫芦都送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科学考古与文物保护室去做碳-14测定，到那时可得出吐鲁番挖坎儿井用的灯葫芦的一系列科学数据，至此，吐鲁番坎儿井的悠久历史，则是不言喻了。 总而言之，上述形状不同、功能各异的灯葫芦的发现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科学考古与文物保护室实验给定向灯葫芦科学测定年代的确定数值，尚还不能肯定该定向灯葫芦-是吐鲁番开凿坎儿并的第一只灯，该灯是普通灯葫芦经过漫长历史使用后由简单改造发展成较为科学的定向灯，它们的经历给当今研究坎儿并历史渊源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否定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研究员对新疆坎儿并研究论文中认为吐鲁番坎儿井历史不超过距今两百年论点的“铁证"。 水系形成坎儿井的起源和传播是科学家们，尤其是地理和历史学家探讨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原因可能是坎儿井分布广泛并与干旱环境密切相关。自1956年以来，作者从前人那里分享了有关坎儿井的兴趣，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他主张首先实地观察不同地区的坎儿井，并尽量加以综合，从1977～1990年，作者主持了一项对古老大陆的干旱区的法加拉绿洲进行对比研究的课题。 有人认为坎儿井是由阿拉伯人或西班牙征服者发明和传播的，这一说法证据不足， 例如，坎儿井是何时由波斯引入中国西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是18世纪传入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公元前2世纪传入的。对这一问题，作者1981年及后来曾和当地的水利工程师交谈过，我们认为仍有需要从吐鲁番的坎匠那里收集口头传说。 研究困难由于以下原因，综合研究坎儿井系统的困难是 ①坎儿井的分布区域辽阔，要想全面研究它们，对任何一位科学家都是不易的：②对西方学者来说，中国的文献难于评估，与东方学者也难于评估阿拉伯和犹太文献一样；⑧在分布有坎儿井的国家，居民对它们如此熟悉，以致很少关心其技术来源和早期历史； ①除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外，实地考察也是很重要的。然而目前仅进行一些简单技术和水理观察，而对绿洲和坎儿井关系的综合研究还尚未开展。 解决办法尽管存在上述的种种困难，作者仍希望提供坎儿井起源和传播研究中的以下关键问题。 (1)它们可能起源于亚洲中部地区，非常可能起源于亚美尼亚或波斯高原。 (2)有关此项技术发明的历吏记录模糊不清，所谓的Aihaemenid(阿舍门尼德)起源，可能是可接受的，然而需要进一步的史料证实。 (3)坎儿井传入除新疆以外其他地区可能是随历史上波斯帝国的扩张或波斯匠人的移居传播开来，然而关于波斯人的影响与阿拉伯人(例如Shria)的罗马入侵(如对叙利亚)之间的年代关系尚不清楚。 (4)此项技术在特定地区的改进有赖于当地的环境条件，尤以水分配的技术因地而异，如在撒哈拉，那里的坎儿井(叫作费嘎拉)表现出对于旱环境极强的适应能力。 (5)水权以Sharia(沙里阿)为基础．甚至在民法已实施的大陆国家，有关水权的传统uranic(乌兰尼克)法仍在使用。(6)一般而言，坎儿井灌溉正趋于衰落，但现代工程技术能够挽救这一传统技术，在一些国家，坎儿井仍是经济的(7)坎儿井作为一种典型干旱区．灌溉系统，应就其与其他传统的老灌溉技术关系重新评估如serir．Shaduf和Saqija。这些技术的分布差异，尤以Saqiya(波斯轮），相似于坎儿井。 (8)坎儿井的水文地质学和地层学背景因地而异，当地的改进反映出人娄对且然环境的探索改造。 近年现状近年来，吐鲁番的坎儿井呈衰减之势。全疆坎儿井50年代多达1700条，随着不断的干涸，80年代末已降至860余条。吐鲁番地区坎儿井最多时达1273条，目前仅存725条左右。 究其原因，首推吐鲁番地区绿洲外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据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表明，该地区强烈发展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总面积的46．87%，而非荒漠化面积仅占总面积的8．8%。水资源日渐短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坎儿井水流量也逐年减少。 随着吐鲁番地区经济发展，机井得以广泛使用。机井投资少效率高，开采极其随意。全地区已有的几千口机井从地下大量抽水，而全区11亿立方米的可利用水资源中，地下水仅占两个亿。比较而言，坎儿井造价高，维护难，导致使用率不断下降；在地表水利用上，一些河流上游修建水库，大坝截流后，下游水源便捉襟见肘。已建的柯柯牙水库和坎儿其水库，就对其下游近百条坎儿井直接造成生存危机。 此外，吐哈油田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光一个吐哈油田，每年就用去吐鲁番500万立方米水。油田用水量非常之大，加之打井极深，地下深水被大量抽走，坎儿井水源间接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坎儿井附近钻油井，使坎儿井面临着被污染的危险。1997年，吐哈油田就曾发生坎儿井上游的油井与坎儿井交汇，导致油渗水现象。由于缺乏深一步的监测手段，目前油田对水质的深层影响尚难判断。 对于坎儿井的日渐式微，各方看法截然不一。一种观点认为，从纯经济角度看，坎儿井已无生存必要。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坎儿井未免过于落后，夏季易干涸，冬季水多时又易白白流走，无法蓄存。而水库可蓄水，随时进行生态调节。应该任坎儿井自然消亡，优胜劣汰，由水库等水利设施取而代之。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坎儿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留下的不可多得的珍贵人文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尤其在强调生态开发的今天，坎儿井具有不可比拟的旅游开发价值。如果因为今天的短视让这份人类遗产消失殆尽，我们将愧对子孙后代。 是生存还是毁灭？坎儿井的命运悬而未决。在吐鲁番地区工作长达30年的行署副专员蔡炳华痛心疾首：“任其下去，不出30年，坎儿井将不复存在。” 当地人士的态度是：水库要建，机井要打，坎儿井要保护。据悉，目前吐鲁番地区除将坎儿井列入农业水利的一部分进行维修保养外，还组织了“坎儿井研究会”，并将成立“坎儿井监测站”，随时观测坎儿井水位水质等的变化。为将坎儿井的保护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吐鲁番地区早在3年前就已起草了《吐鲁番坎儿井水资源条例》等有关法规，报请自治区人大批准实施，但至今未见批复。据了解，该地区还准备报请国家及自治区建立坎儿井自然保护区，以避免在新的开发建设中造成新的破坏。 评价吐鲁番坎儿井如同其盛产的葡萄一样，闻名中外，坎儿井曾是吐鲁番盆地农田灌溉和日常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时至今日，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有其重要作用。 坎儿井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之一，它可与长城、大运河相媲美。吐鲁番坎儿井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吐鲁番的各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的结晶；坎儿井水，是吐鲁番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血汗换来的“甘露”。勤劳勇敢的吐鲁番人民自古以来不但为开发大西北，巩固祖国边疆建立过“汗马功劳”，并为神奇的“火州”大地留下了一道道地下长河——坎儿井，给方兴未艾的“吐鲁番学”留下了一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坎儿井文化史”。 坎儿井是吐鲁番各族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开发大西北、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大功绩。坎儿井的开凿工艺是吐鲁番人民世世代代口授心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引用文献1、张瑞苓、高强：《陕西蒲城永丰发现汉龙首渠遗迹。，载《文物》1981年第1期。 2、应劭：《风俗通义·山泽》篇，吴树平校释本第392页。 3、《后汉书·王景传》。 4、陶葆廉：《辛卯侍行记》。 5、《王国维遗书》第二册。 6、王鹤亭：《新疆坎儿井》、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7、钱伯泉：《新疆坎儿井的历史及其渊源》，载《西北史地》1990年第4期。 8、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译》，载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一书。 9、《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6、7册。 10、《大谷文书》第1、2、3册。 11、马雍：《麹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是土地问题》，载《文物》1976年第12期。 12、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载《文物》1962年第7-8期。 13、《清史稿》第289、382卷。 14、新疆水利会第二期报告书，该件存中央水利部水利史编辑室。 15、《干旱地区坎儿井灌溉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发行。 16、《吐鲁番坎儿井》钟兴麒、储怀贞合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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