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概述 OER在中国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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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OER:公开教育资源

概述

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老早就说过，世界是平的。课堂也不例外。

83岁的玛丽安·戴蒙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解剖学已有50载。她授课的教室是学校最大的讲堂，能容纳736个人，学生们还是需要早作准备才能找到座位。但是有了网络视频，他们不再烦恼。

2005年以来，全球已经有150万人次在YouTube上浏览过戴蒙德教授的网络课程“综合生物”。除了她以外，还有许多世界顶级学校的大师 ——比如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代行为金融学主要创始人罗伯特·希勒、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幸福课”的讲授者泰勒·本沙-哈尔、耶鲁大学的哲学“大仙”雪莱·卡根等，都成了走出校园、走向世界的网络新一代学术明星。

“我看起来上镜吗？不然我们可没办法开始。”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欧文·辛格如此幽默地开始他的《爱情哲学》课。

麻省理工学院72岁的物理学教授瓦尔特·勒温同样因为网络开放课程成为千万学子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位身高188厘米，满头白发的教授，为了介绍钟摆的周期与吊挂物体的质量无关，曾躺在从天花板垂下的吊索上，让自己像钟摆一样摆荡。“各位请看，这可是钟摆之母。”接着他在讲台上荡来荡去，然后喊道：“物理学果然不假！”教室立时爆出欢呼声，这段画面也通过网络传遍全世界。

以欧美高校为主的公开课免费传播俨然成了一种时尚，分门别类的讲座录像、教学大纲、课堂笔记就这样大方地摆在各校的官网上，任人分享。而自从 2006年苹果公司开放了iTunes U(U代表University，大学)学习频道，把乔治·华盛顿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课程资料集中起来后，更像是开辟了一块新的知识自由市场，截至去年年底，iTunes U已经突破了1亿的下载量。

英国公开大学(Open University)的开放课程经常出现在iTunes U下载排行榜前五位中，课程依难度分为“导论、中级、进阶、研究”四个等级。该校名誉副校长玛丁·比恩说，公开大学的网络公开课程已经有1600万人次的下载量，其中英国以外的下载量占到89%。有6000名左右的学生在尝试了免费网络课程后，还购买使用了非免费课程。

有数据显示，麻省理工开放课程的使用者中，42%是在校注册学生，43%是校外自学人士。耶鲁大学的情况也类似，校外的资源使用者占到了69%。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威廉·博文所说：“越来越多的大学，包括那些最顶尖的学校，正使用新技术让世界进入它们的‘辖区’，再也不可能紧锁‘大门’了。”美国非营利服务机构Ithaka S+R专门帮助学术机构利用网络技术进行调研和教学普及，调研经理罗杰·斯科菲尔德更表示乐观：“如今大家都在搞OER(公开教育资源)。”

开放课程虽然免费，但打造这样一个平台却是耗钱的。OER运动主要资助者William&Flora Hewlett基金会在过去8年投入了逾1.1亿美元，有1400多万美元投给了麻省理工学院(该校另一资金支持者是Andrew W. Mellon基金会)。目前为止，麻省理工已经开放了1975门课程，其中33门课有网络视频版，另有百余门课程配有动画等多媒体教材，剩下的课程提供简单的文字版如教学大纲、课堂笔记、阅读材料、问题设置、课余作业等。

耶鲁大学网络视频课程制作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William&Flora Hewlett基金会，每门课的视频录制要3万到4万美元。这笔费用包括摄影师、字幕制作，还要确保“耶鲁公开课程”负责人戴安娜·科莱纳所强调的“高质量”——正是上乘的视频质量让耶鲁公开课成为特别受追捧的对象。明年秋季，耶鲁将实现36门课程数字化的目标，而且计划制作更多课程。

Ithaka S+R的斯科菲尔德估计，过去10年投在公开课程上的钱已经有1.5亿美元，还有更多的基金会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像比尔·盖茨夫妇创建的基金会就捐赠了 800万美元。当年从哈佛大学辍学的比尔·盖茨曾说，未来最好的大学就是互联网。在看了麻省理工的开放课《固态化学导论》后他留言，“我从这些讲座和课程资料中学到了很多，谢谢你们把它放到网上。”——这句评价让麻省理工也颇为得意。

OER在中国

OER最早在中国大陆发展是以一个项目的方式落地的，就是现在的CORE（中国开放教育资源联合体），2003年，由美国IET基金会和美国Hewlett 基金会共同资助，26所中国著名大学共同在北京成立的。

CORE发展至今，从美国引进了3000余门国际开放课程到中国，此过程中，近百所的中国大学及国外大学参与了CORE课程交流项目，这些课程在CORE网站免费向中国学生展示，中国学生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零距离接触了国际一流大学的课程，感受到了国际教育资源带来的震撼力。

网络公开课在中国的走红可以借鉴这样一个例子：今年3月19日，复旦大学邀请哈佛大学的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迈克尔·桑德尔来讲讲《什么是正义》，结果据到场的学生讲，“场面从来没有这么火爆过”，能挤进讲堂站着旁听的同学已经是极其幸运的了——现场版如此爆棚，更不难推断网络版的受欢迎程度。

由于OER运动起自美国，大多数公开课程都是以英语形式传播。iTune U、YouTube等国外资源平台固然给力，但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习者来说，只有英语够好的人才能先行尝到甜头，英语水平较低的网民则不免望“课”兴叹。

字幕组，让语言不再是传播的障碍。按照那些名校的版权解释，使用者只要遵循CC版权许可协议，即Creative Commons(创作共用)协议，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再创作和相同方式传播(即基于CC产品产生的新产品仍遵循CC协议)四个条件，作品就可以免费传播。

如果说朱学恒的OOPS计划是华人界翻译海外公开课程的先驱，让网友们开始了解和接受这样一种学习方式，那么大陆的互联网资源分享平台VeryCD与美剧字幕组的合作，就是第二个里程碑，让网民有了更多选择。

从今年4月份开始，VeryCD开始筹备这个新的教育频道。夏宏毅找到著名美剧翻译人人影视YYeTs字幕组，寻求长期合作——VeryCD提供课程资源和发布平台，字幕组负责翻译。起初，人人影视有些犯难，虽然这是个好东西，但翻译难度比美剧大得多，非常耗时耗力。

在夏宏毅的软磨硬泡下，人人影视终于答应“做一个试试看”。

5月28日，由人人影视翻译的耶鲁大学教授卡根的《死亡》课程出现在VeryCD首页。一时间，网友的反应出于字幕组的意料——下载量远远超过热门电影。人人影视开始大量招募一批精兵强将，专攻公开课程翻译。不久，TLF字幕组、OOPS(提供部分翻译，并与国外院校沟通)、内地的超星大学堂 (负责提供国内院校课程)等也加入了协作的行列。

7月9日，VeryCD U正式上线。夏宏毅在公告帖中写道，“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课程的整理、发布、翻译能够带动起网上学习的热潮，如果还能自下而上的推动国内院校的积极响应，更是我们乐见其成的。”“2010年7月9日，我们回望1919年5月4日，会不会与有荣焉？”

中国网民的热情被一下子激发了，从浏览量看，VeryCD U上各热门课程的浏览量都突破了百万，尤其是人文类课程，而且“很大一部分使用者是在读大学、研究生”。论坛里好评如潮：“有了这个等于免费无偿的在家上国外名校啊！如果我们的大学也能做到那么开放就好了！”“我也是超级支持，毕业后我就在这里继续充电，继续我的‘后大学’时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开源与开放对教育的帮助！”

中国的知识渴求者一直对国内教育的种种缺失有苦难言，而若大学教育的知识与互联网开放的精神融合，势必会在教育界掀起惊涛骇浪！

专家观点

在世俗化的今天，如何建设所谓的“大学精神”？对此，《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

“教育是有普世价值的”

《新民周刊》：总体而言，英美这些名校的课堂还是思辨的。但是我们的多数老师有时还是单方面的传声筒，学生是被排除在外的。

葛剑雄：其实我们并不缺少这种传统。上世纪30年代，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在燕京大学做研究生时，他就曾经指出他的老师顾颉刚在课堂上的错误，顾先生跟他写信，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最后顾先生非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把他们的往来信件当作补充教材在课堂中分发。

我在课堂上也会鼓励自由探讨。其实，中国有很多教授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问题是如何在体制上保证他们教学的自由。我想，教育是绝对存在着普世价值的，严格地讲，就是塑造一个“人”字。要鼓励他去追求真理，有时也意味着，他要挑战一个现有的真理。

《新民周刊》：确实如此，什么样的教育产生什么样的人才。

葛剑雄：是的。不过，什么样的社会，也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这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都是循环往复的。

从晚清以来，不少寻找真理的人，最后都想把自己的真理普及他人。所以，毛泽东当年说，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还加了一句，“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可能他年轻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跟他的这个方针并不符合，因为他的地位不同了。

《新民周刊》：学生们说，那些欧美的教授能把问题直接切入生活的横截面。而我们的不少高校教师要么就是照本宣科，要么就是不着边际。

葛剑雄：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中美两国缺乏可比性。据我所知，欧美混日子的老师还是有的，还得放到不同的教育体制下来考察。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我们还在编写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英美有这个吗？

我们有些课是硬性规定要上的，但是老师、学生其实心里都明白，这些课是毫无意义的。我校也有个老师想开一门课，后来被禁止了。那这是教授的问题么？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真正能落实教育传授知识、培养一个“人”的宗旨，那么很多问题，只是个技术问题。

现在学生逃课，也有些是根本不愿学。我就收到过一封学生的来信，说他根本不想上那个专业，是家里逼着上的。不上也不行，现在社会不公正，如果他爸不是李刚的话，拿不到大学的文凭，就找不到工作。

《新民周刊》：相比那些网课中的欧美教授，现在国内高校，有个性的名师很少。

葛剑雄：这个也要分开来看的。有个性的老师，那个中学教师袁腾飞，他的有些话我是反对的。他说“拿破仑绝对是个爷们”，这是给高中生上课么？“爷们”具体内涵是什么？大学的选修课可以，但是基础课，如果我是系主任，我是不允许这么上的。

在普通高校，有个性、有才华的老师注定不可能出现。要么他被更好的学校挖走，要么他所在的那个土壤也未必容得下他。这是毫无办法的。我们学校的3208教室以前是发布各种新奇观点的，现在还有吗？

在这个体制下，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无论是学术腐败、学风不端，真正的弊端在于权力对学校的干预。权力比金钱更加容易腐蚀大学。光是金钱，大学还不至于这样，大学经费增加，老师稍微有点骨气，还能抵挡得住。但是权力和金钱一结合，老师们就没有办法了。

《新民周刊》：您对中国的教育是十分悲观的。

葛剑雄：根本原因就是行政控制一切、腐蚀了高校。

比如说，中央党校的学历，教育部都不承认的，但是中组部承认。一些官员动不动就党校学历，有本事你去念个正常的学校？重视这个学历，一是没有自信，二是权力控制一切。我们学校中文系的陈思和教授，谁都知道他就是个本科学历，谁敢嘲笑他？

“我们从没有过大学精神”

《新民周刊》：现在我们的高校除了教育的逻辑，还流淌着官场的逻辑。

葛剑雄：现在，行政机构掌握的钱或资源不受制约，以至于它的权力凌驾在学术之上。根源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泛行政化”。

现在的教授如果没有行政职位，还不如一个科长。现在一个小小科长都指手画脚，因为他掌握着资源。去行政化，是怎样保证学校有经费，有学术自由。

有些人成天谈这个问题，我笑他们太天真了，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你看朱清时去深圳创办南方科大，难得不得了呀！动不动就要去求当地政府部门，行政化只是换了个手段而已。如果这样，那还不如给他个行政级别算了。

《新民周刊》：跟欧美大学相比，我们的高校也存在着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您怎么看？

葛剑雄：现在都在大惊小怪，说你们大学有钱，其实资金也没有增加到该增加的程度。我们的图书馆，英文书不如哈佛也也就算了，连中文书都输给人家，这说明我们其实没钱。所以，你给我几个亿，我也用得完。

现在大学的经费条款分割，国家财政拨款只占到了总经费的1／4左右，其余3／4来自各个项目和学校自筹经费。这个项目最后落到谁手中，你以为是评委么？在评委之前首先是一批行政官员。如果这些钱无条件发到学校，校长要去教育部“跑部烧香”？如果校领导无条件地分发到各个院系，我要去跟你磕头、拍马屁吗？

《新民周刊》：国外的私立大学也各有特色，但是我们的大学是被包办的。

葛剑雄：现在有的孩子，从幼儿园就送到外国去，每年几百亿、上千亿的钱就流到外国。如果是能够花钱在中国得到非常好的教育，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

教育不能包办，只能依靠市场。现在我们的收入差距这么大，应该容许增加学校，这实际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有利于穷人上学。有的国家规定，私立学校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经费让穷人也入校接受教育，或者拿出办学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捐给教育工程。这样，私立学校完全可以办成最好的学校。

对这些学校，国家只有监督的权力，没有管理的权力，比如监管它们的教育质量有没有达标。我们现在就莫名其妙地去限制民办大学的学费，这是不应该的，你给补贴了没？

《新民周刊》：现在国内不也在讲“教育家办学”吗？

葛剑雄：这又是一个空炮。现状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这到底为什么？！

我曾跟中央领导提过，请他们明示一下，到底哪些权归党委、哪些归校长？现在模式不一，得有个条文和规矩。

《新民周刊》：您怎么看“重建大学精神”这个话题？

葛剑雄：不是“重建”，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那会儿，清华的教授拉帮结派，你轰我，我轰你，也是经常的事，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么美妙。所以说，即使是教授治校，也要有好的体制保障。

我们现在连“教授治校”也不可能达成，最多就“教授治学”吧，各尽本分。

朱清时：中国高校硬伤在哪儿

我们做的这些实际上很多还是行政化的形象工程，无论从内容到讲课形式，并没有受到学生的热爱。所以光是宣布它是“精品课程”，这是不够的。“精品课程”是不是精品，应该由学生跟社会来评价。

从担任了10载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之后，朱清时依然壮心不已。去年，63岁的朱清时从2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以全票当选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也成为中国首位由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大学校长。而按照深圳的设想，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是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

办一所“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大学，一直是朱清时的梦想。在他看来，这其实是回归教育的本原。现在，他正走在实践这个梦想的路上。

深圳的冬天很暖，在他居住的繁华一隅的一家政府宾馆套房中，朱清时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位“南下”的大学校长，将以此为家。这位中科院院士、国际知名化学家，川音浓浓，在直陈有关当下大学教育问题与弊端之际，常常眉头紧蹙，又总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清时担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不断呼吁终止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而在其他学校负债大兴土木时，中科大没有建新校园，同时也成为2000年以来中国唯一没有扩招的高校。对于教育体制的思虑，对于教育改革的探索，朱清时并不囿于某些纷繁现象的表层。而如果理性地认识到中国教育的积弊所在，也许更能清楚地了解在一片国际名校的“公开”浪潮中，中国的高校所处的位置，我们的“硬伤”问题，以及我们的办学方向。

“敢公开课程的学校，一定是很有自信心的”

《新民周刊》：现在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网课族”，学生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学习耶鲁、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些最好的教授的课程，包括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主讲的、受哈佛学生多年追捧的“公正(justice)”，也成为网络开放式课程之一，而我搜索了一下我们中国高校的相关网络开放式课程，发现寥寥无几，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朱清时：我觉得，这是国际化的一个大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就开始把他们的教材公布在网上，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教材是可以共享的，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密或者说这是学校的专利，他们认为教学的成果应该是全社会共享的，所以他们乐意有更多的人看到。他们敢这样公开他们的课程，也是出于他们有很大的自信心，他们觉得他们的教材、课程好，他们才敢这样做。而如果没有自信心的学校，把教材、课程放到网上，别人看了以后挑出很多毛病来，那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所以，敢这样公开课程的学校，一定是很有自信心的。而且，把课程放到网上，也是对学术的一种监督，别人也可以提意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

哈佛大学的那门关于“公正”的课程，我也知道，我希望我们南方科技大学学生的全面教育也有这样一些课程。我们会请到一些优秀的学者来讲课，我很想让学生去听这些课程，比如，关于“幸福”的课程，或者是关于“兴趣”的课程，我都愿意给学生讲。因为我一生中间，对很多事情我都很有兴趣，比如看文物、书画、陶瓷，我想要告诉学生：生活中间多一些兴趣，你的生活将更丰富，而且智力可以开发得更好。

这些课程是过去大家不太重视的，大家过去以为只有知识才重要，实际上还有比这个知识更重要的，那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我觉得，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和他们现在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当然他们这么做，我很欣赏，但这还是教育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它。我们现在首先是做招生、建立我们的教学大纲这些工作，等到学校的工作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考虑这种开放式课程，现在我们是想改革教育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新民周刊》：几年前，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华裔退休教授向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推荐这种开放式课程计划时，一些人上来就质疑他，“为什么这样做？不会是有什么目的吧？”你觉得这跟我们的接受心态有关系吗？

朱清时：是的。这个公开是：第一，学校有自信心才敢公开；第二，它公开是因为希望它的成果能够被全社会共享；第三，它公开是因为它希望大家能帮它提意见，如果有人能够挑出毛病，它就可以改进，所以公开实际上是一个提高教学质量的好办法，并且让它的教学成果能够被更多的人分享。所以，认为“有什么目的”之类的，这种观念很狭隘。

《新民周刊》：比如，耶鲁大学教授谢利·卡根的“哲学：死亡”一课，让很多中国的学生感到新鲜，这位教授盘着腿坐在讲桌上大谈哲学。现在我们教育部也设立了一个“全国高等院校精品课程建设”，为什么在实际效果上它比较少受到学生的追捧呢？

朱清时：我们做的这些实际上很多还是行政化的形象工程，无论从内容到讲课形式，并没有受到学生的热爱。所以光是宣布它是“精品课程”，这是不够的。“精品课程”是不是精品，应该由学生跟社会来评价。

《新民周刊》：对于这种免费的网络开放式课程，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就曾经投了很多钱进去，MIT时任校长查尔斯·威斯特直接推动了这个计划。在你看来，大学应不应该从经济成本上考虑这件事情？

朱清时：其实大学都是要考虑钱的问题。但是，这个公开，对MIT也很有利益的，能够提高他们学校的知名度，这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他们的眼光更长远。

“整个中国大学的风气都是崇尚研究而轻教学的”

《新民周刊》：事实上，如果想要公开，现在中国的高校并不缺这个技术。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一个学生感叹，“当哈佛、耶鲁将最受欢迎的课程主动放到互联网上时，我上学期却有一门课的老师连电子版讲义都不愿拷贝给我们，这种差别太鲜明了”。

朱清时：1994年，我从国外回来，回到中科大，1998年我担任中科大校长，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大学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比起国际一流大学来都非常落后，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就是缺包括我们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怎么讲课这些技术，当时我就组织学校的很多人到国外去考察，我带了一些人考察了欧美很多一流大学，想引进他们的这种教学方法，包括你说的他们大学的这种公开课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发现，推不动。

《新民周刊》：为什么呢？

朱清时：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个表层问题。因为教授们没有积极性，没有制度驱动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往往都喜欢做自己熟悉的事情，或者少费力气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高校教育想要上去，首先是人才，所以我就开始引进各种各样的人才，花了大概七八年时间，中科大跟中国其他一流的高校差不多了，教师队伍基本上都是有国外工作、留学背景的。我当时以为，只要有了这些人才，他们自己会琢磨这个课程应该怎么上的问题，比如，这个课程是不是应该公开？老师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他才会想；而水平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老师，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而且他也没有积极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发现，这些国外的人才虽然回来了，但是渐渐地，他们也不太关心怎么教学了，而是关心上级有什么意图、关心当官了……这些有国外工作、留学背景的老师也很快就被国内的文化给同化了。

所以，在老师并没有去动脑筋教好课的情况下，你讲的这些技术问题，都是白讲。他们的心根本就不在那儿，他们还要去竞争项目、竞争经费、提职称。他们要提职称跟竞争项目，首先是SCI论文要发表多少、或者是要多少成果奖，于是他们就要去寻求多发表一些论文、成果奖多一些，为此他们就要去做很多社交工作、做很多研究以外的工作，他们的心思就不在如何把这个课程教好或者把效果教到最好上了。很多老师就已经并不是热衷于教课，而是热衷于搞科研发表文章了，而且搞科研也不是他们自己去搞，他们招了一帮学生来搞，然后去发表文章、申请项目、运作这些成果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像你说的这个问题，还是表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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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Optimized Edge Routing

Cisco Optimized Edge Routing (OER) automates routing in order to select the best path based on cost minimization, load distribution policy, and overall network performance. Cisco OER enables intelligent network traffic load distribution and dynamic failure detection of data paths at the WAN edge (for example, multihoming to the Internet or for intranet connectivity). Unlike other routing mechanisms, which use static routing metrics, Cisco OER makes adaptive and dynamic routing adjustments based on criteria such as response time, packet loss, jitter, mean opinion score (MOS), path availability, traffic load distribution, and cost minimization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