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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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序言(目录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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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百科名片

1931年， 蒋介石亲自组织成立“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戴笠负责，后来即发展为名噪一时的“军统”。

毋庸置疑，军统作为庞大而阴森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曾对我们的党和人民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作为热血的中国军人，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的。据沈醉先生记叙，军统局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正式在册人员就达18000人，而抗战结束时达到45000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他们有的是在潜伏敌营期间暴露身份，有的是在执行任务的当口被人出卖，有的是在激烈的枪战过程中死于非命……

那些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有的根本不为局外人所知，有的即便因事关重大而轰动一时，但事实远非全局真相。有的被歪曲，有的被神化，大都失去真实性。

如今，多半个世纪过去，那一代人都已经灰飞烟灭，唯留下一些“当事人”的“工作回忆录”，“把亲身经历的、记忆中抹不掉的，择其影响重大、惊险惨烈的案件，按时序分别予以记述”。即本书所属，“是为可读”。

基本信息

书名：《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1》作者：陈恭澍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书 号：ISBN 978-7-5057-2809-7

出版时间：2010年11月

定价：29.80

类别：纪实·军事人物

内容简介

抗战前后，多年动乱。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爆发“九·一八”事变，中日矛盾激化。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腹地硝烟顿起。

在这两大事件冲击下，戴笠领导的国民政府“特务处”开办了一个培植特务干部的训练班，即“洪公祠”特训班，正式招纳学员。经过几番明察暗访，时年24岁的陈恭澍第一批被吸收加入。经过一年的秘密训练，陈恭澍被派往华北地区任军统局北平站站长，不久后兼任天津站站长，正式开始了以刺杀日本人、汉奸、敌对势力为主要任务的“职业生涯”：

1933年5月，枪杀北洋皖系军阀、汉奸张敬尧；

1934年11月，刺杀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吉鸿昌；

同年冬，下毒谋杀臭名昭著的“倒戈将军” 石友三；

1935年至1938年，连续设计暗杀大汉奸殷汝耕；

1938年3月，袭击华北头号大汉奸王克敏。

这几个人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尽管陈恭澍策划的几起刺杀行动有成有败，但对于当时在中日关系间迷失、混乱的中国政界，却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作者简介

陈恭澍

1907年生，历任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第二处处长、上海区区长，为戴笠手下“军统四凶”之一。

陈恭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警政科，作为军统的骨干成员，他一生只负责一件事——“外勤”，即制裁、刺杀行动。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起行动案件，为军统服务期间，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大案。因此，他是当之无愧的“军统第一杀手”。

不仅如此，他还精通编辑，写一手好文章，晚年出版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因深入揭露军统内幕，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

因其杀人无数，树敌过多，即使在时过境迁的晚年，依然保持着杀手不得见光的习性，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其生死，至今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

目录序言

目录

自序

第一章?“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间，“三民主义力行社”成立，其重要部门“特务处”由戴笠负责。同年九月，国府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任命戴笠为“第二处”处长。论其性质，“力行社”之下的“特务处”，是政治性的秘密组织，“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则是正式的政府机关。表面上虽是各有隶属关系的两个单位，但在实际上却系领导特务工作的一体两面。

第一节?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第二节?吸收入“军会”与征召受“特训”

第三节?负有秘密任务的领班人

第四节?“国际大间谍”范行

第五节?情报活动中的政治运用

第二章?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四日，“军统局北平特派员”郑介民先生，连夜传达北平最高军政当局所下的紧急制裁令，并限期一周复命。三日后，由“军统局”所属的“北平站”、“天津站”通力合作，将利欲熏心，泯没民族意识，甘为日寇爪牙的前湖南督军、过气军阀张敬尧，诛杀于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

第一节?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

第二节?竭尽所能展开侦察部署

第三节?果然应验了天网恢恢那句老话

第四节?自诩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佳构

第三章?天津法租界枪击吉鸿昌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一月九日，发生在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内的枪击吉鸿昌案，是“军统局”领导下的工作单位在华北地区与共产党的初度短兵相接。这当然不是一件普通命案，也不是一次单纯的暗杀工作，实质上，这是一场旗帜鲜明的政治斗争。

第一节?“天津站”突生变故卷入“箱尸案”

第二节?“天津站”新任站长又意外亡故

第三节?搜寻吉鸿昌的踪迹总算有了着落

第四节?事情有变不得不重新部署

第五节?失之毫厘，刘绍勷做了替死羔羊

第六节?吉鸿昌之死

第四章?毒杀石友三失利被迫流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冬天，在天津日本租界，我奉命制裁反复无常、朝秦暮楚的过气小军阀石友三。本案的进行，因求功心切，操之过急而遭败绩。其结果：行动目标石友三安然无恙，而实地执行者先鸿霞、老褚二人，却当场失事。

第一节?争取到对方的亲信作为内应

第二节?枪击与毒杀两者之间的取舍

第三节?操之过急所造成的惨痛后果

第四节?处置失当、步调失常与进退失据

第五节?不敢面对现实作了一次边塞流亡

第六节?像石友三这种人自然不会有好下场

第五章?双管齐下制裁殷汝耕

制裁殷汝耕一事，上级曾三令五申“北平区”、“北平区直属行动组”及“天津站”各所属单位寻求线索，分头进行，并指定“北平区”联系协调，以免彼此间重复或抵触。几方联手，几经周折，本已成功了十之八九，可惜活捉到手的殷汝耕又被他兔脱了！

第一节?潜入通州一睹冀东伪政权真貌

第二节?虎口脱险的奇女子

第三节?秣马厉兵，准备再次行动

第四节?可惜我们没有女性行动员

第五节?活捉到手的殷汝耕又被他跑掉了

第六章?枪林弹雨狙击王克敏

民国二十七年（1938），我以“天津站”站长身份，奉命秘密潜入北平，相机制裁华北伪政权第一号头目王克敏。最紧张的时刻，适值天色灰暗，狂风怒吼，当两部汽车逶迤而来到达预期地段的那一霎间，顿时枪声大作，砂石飞扬，一场惊心动魄的拼斗，就此展开。

第一节?全凭一股不畏难险的冲劲

第二节?摸索中接触到一条路线

第三节?情势所迫决意拼个你死我活

第四节?掩蔽在天罗地网的缝隙中

第五节?功败垂成，怅然回津

自序

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纪实文学。

这本书是我的工作记录。我早就想写、早就该写了，但由于环境及个人的懒散，一直到民国六十六年（1977）才开始动笔。前后拖拖拉拉地写了好几年，写了又改，改了再写，自己也不记得校勘了多少遍，而且，还多方请教斧正过。于今虽已完稿，仍然觉得不满意，自知笔拙，不善修辞，内容平铺直叙，更无写作技巧之可言，好在本书只求记事信实，至于文字的工拙，也就无须自我苛求了。

完稿前后，我曾就教于几位权威编者，有的认为内容不够紧凑，影响到情节发展，我承认有些部分的确如此，但并非全般皆然。有的认为写得太真实了，反而显得特工人员过于平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事。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歪曲事实，夸大其词，或是添枝加叶、无中生有，把我们的工作同志都描绘成“007”型的神奇人物，漫说我笔下不能生花，纵然勉力而为，也有违我写这部书的本意了。也有人提议：不如请教高明，将原文改写成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或许更能吸引读者。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谁肯这么做？我想还是等到出版之后再说吧。

此外，另有一种见解，是顾虑到在本书中的五件行动案，全都弥漫着杀伐之声，血腥气味太重，似有宣扬“暴力”之嫌。这可要说明白：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暴力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懂得崇尚法治了。代表政府执行法律，这与党同伐异，使用暴力，乃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泾渭分明，切不可混为一谈。

再说这本书的性质。近些年，在台湾出版了很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大著，珠玉之论，各有春秋。那都是属于高阶层的、全面性的评述。倒不是自谦，拙著只能触及“二级作为”，仅仅写出戴先生领导下的地区工作实况而已。所以在内容方面并不一样。

还有一层，也要交代明白：有关当局现存的档案，应列为“公文书”类，自有其法定的地位，数据之引证，当然以此为据。不过，据我了解，其中也间有遗漏与缺失之处。因为戴先生亲自处理过的很多工作，除了他本人和少数有关同志外，根本就没有记录。其次是在抗战之前，军统局尚未完全制度化，所以也有许多事件登记得不完整，再加年代久远，多次迁移，以及旧有档案按期销毁等，乃至造成此一事实。因此之故，其根据档案资料所编撰的文集，和我亲身经历所写的这本书，必然不尽相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本书共分六章，虽各成单元，但仍不失其脉络的连贯和个中的因果关系。各节中，除记述全部案情之外，还兼容了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运用等各种作业，如果再加以充实编整，或将成为一部“情报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毛坯。

为了调剂行文，也是我的一项喜爱，文中还穿插了一些民间习俗和地方掌故，别看都是些鸡零狗碎，但如今不是早已面目全非，即已绝迹绝响，自有价值。

友人曾经提醒我：出版这本书时，不要忘记向“案中人”的家族及其后裔打一声招呼。对！我就此敬请有关者予以谅解为祷。其实，这也是公事公办，实话实说，其中绝无私人恩怨之存在。我想当不致因此而结仇。

再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和涉及的人也不少，未能一一趋前征询，统此敬祈原恕是幸！

最后，我谨以万分的真诚，感谢刘原深先生。我们是多年的同志、同事，私底下更是莫逆。为了这部书，他所付出的精力、智力与劳力，绝不逊于我。原深先生所给予我的助力，不只是文字上的修删润色和意见上的沟通，最可贵的还在于无间地砥砺与不断地鼓励。

编辑推荐

目前为止，内地唯一货真价实的军统元老回忆录。

具有200次行动经验的“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用事实解密“被误读”的军统，是非功过重新评定。

文摘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做个别谈话。

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校长在他办公室内，单独和我面对面地说话，这是第一次。当时，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

校长着中山装，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双目炯炯有光，威仪凛凛，令人不敢逼视。

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父母存殁、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边问边听，一面核对名册，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我大胆也是由衷地回答说：“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其他性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

这次召见，前后大约有三分钟，也只问过三几句话，因过程简单，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过后猜想，校长或许是在看仪表、听谈吐，在观察中做一次遴选，至于标准如何，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过了三四天，接获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个人，开班受训。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的一个。

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定名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鄷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书。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

这个训练班冠以“特别”二字，而实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第一，它没有班址，因陋就简地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凳，就这么凑合了；第二，不规定制服，着中山装、西装都可以，只要不着长衫短褂就行了，因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此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不必按时上下班，迟到或早退，并不会受到干涉。可以说当局给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至于课程方面，除特约讲授之外，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

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就是读不通的一个。

在受训期间，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规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工字食堂”集体会餐。“工字食堂”在当时是新式建筑，可容纳数百人，布置整齐，收拾干净，一排排的餐桌，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铺着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话，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称为“工字食堂”。

蒋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体起立、坐下，一声“开动”，然后一齐用餐。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

进食时间，约十分钟，大家陆续放下碗筷，摆放整齐。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长讲话。

在校长面前，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当校长讲话完毕后，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回答问题。能够侃侃而言、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大家都担着一份心，惟恐点到自己当场出丑，可也有跃跃欲试的人。

开班后的第二个月，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呈请校长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都以个别不同的原因，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校长以毛笔批示：“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签署“中正”。日期大约在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间。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仲锦）保管。不久，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军余”字党证一张；另外，负责“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分别予以“注记”。

这一件校长的批示，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张，几十年来，天南地北，东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哪里去了。仔细想想，可能因为要保密的关系，自动毁掉的成分居多。

我们十四个人，以我的年纪最小，期别也最低。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们是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徐会之和刘季文，第二期的两位是张炎元、曹勖，第三期的没有，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郑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我本人。

十四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是按期别高低发给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十元，递减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其实，那个时候的四十元，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带小的话，应该是很够用了。

他们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面，我们几个单身汉，则住在军校职员宿舍里，两个人分配到一间房，我和谢厥成住在一起。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受训到第四个月，有两位同学突然不见了，起初还以为请了事假，过几天就会回来的，殊不料一直过了两个月，我们都结业离校了，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这两位同学都是广东人，一位是吴乃宪一期老大哥，一位是受训期间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五期同学韩继文，又名尚英。

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同学们也未加谈论。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了一件机密大事。既称“机密”，虽已年代久远，事过境迁，但仍以“保守”为宜。不过，可说的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政党活动史中，亦占有一页，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几个人都已去世了。

再说我们这十二个人的际遇。

六个月训练期满，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校长蒋公手谕，分发我们十二个人向中央党部报到。报到后，等待了许久，却不见下文，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究竟为了何故，迄今不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多蒙黄雍（剑秋）、张炎元（炳华）两位老大哥关爱，叫我搬去同住。他们都没有带家眷，在花牌楼忠义巷一家楼上，分租到一间房子，原来就有家具。当时，两位老大哥睡一张挂着蚊帐的大铁床，我一个人，晚上搭地铺，早晨再把铺盖收拾起来。

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吃顿饭，有时候，也去买点鱼肉回来，打气炉上一烧，三人据案大嚼，倒也香甜。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依然觉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访。来客首先和剑秋、炳华握手寒暄，接着又面带笑容地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戴雨农。”五期的称“小老弟”，六期的称“老大哥”，这句介绍辞有点奇怪。

看上去，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显得很厚重、很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这第一印象，相当深刻，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同学们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迹地谈论开来。四个人所操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但黄剑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乡音都嫌太重，话却十分投机，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

剑秋兄提议，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出了忠义巷不远，有一家本地小馆子，字号是盈丰酒楼，格局不大，只有一楼一底。点了几样菜，叫了一壶酒，吃下来不到两块钱，大家都认为还不错。

自此之后，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戴雨农又来了，他看是我输，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叫我站起来，替我打了几副，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

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告诉我，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职。我又不解地追问，他既然在官邸任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他不跟了去？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就算了。

后来，我们相处得更熟，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地问我：“恭澍兄，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我回答说：“岂止认识而已，我们俩同连入伍，同排又同班，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我只不过念到中学，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入伍的时候，他连绑腿都打不好，我还取笑过他呢。”

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后，分手到现在，始终没有再见到过。”

戴雨农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

我说：“那我就马上去看他。”

接着我又反问一句：“他真的是到了南京？”

戴雨农摇了摇头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

戴雨农之有此一问，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傍着胡汉民搞“新国民党”，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

再往后，我才悟出来，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性质。

没过多久，校长回京重任艰巨，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的次数减少了，每次来，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

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恒，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有时候甚至于整夜都不回来，回来休息的时间也不充分，转一下就又走了。我猜，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

此刻，正值日寇侵入上海，我军奋勇抗战的“一二八”。

近一向，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他都会提到：“有报告呈给校长，可以交给我转上去，比较方便。”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什么请求，也没有什么条陈，不敢麻烦校长。”我这样说，自己觉得非常得体。其实，我太木头了，他所指的“报告”，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狭义，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

“一二八”事件末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校长蒋公驻节徐州，戴雨农留在南京。

这一天，戴雨农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面还打着火漆。说是“托付”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要当面交给侍从参谋戴颂仪。

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给我两张乘车证，以及少许路费，行前，他又告诉我：“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无论问谁，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信件送到，请他签收就可以了。”

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他翻来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就叫我回来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云南人，后来一打听，原来也是军校同学。

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进门后，弯弯曲曲地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考究的人家，地上铺的是地毯，他这里铺的是草席。因为地上反潮，没办法，只好穷对付。

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算是完成了他的“付托”。我看他忙，正待辞出时，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学？”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

我介绍他们见了面。

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从以上两件事判断，戴雨农任务何在？当可思过半矣。

三月间，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馆里。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又一说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乃宪）。当我们惜别时，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可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

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对我表示过，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工作，宁愿居于协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

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以此为轴心，附近一带的小旅馆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办登记，一时搅和得非常热闹。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办登记，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多留意同学们的动态，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分活动。看的单纯些，这是他委托我办的一点小事情，换个角度说，也等于是交付我任务。我当时也不太了了——这就是所谓的“情报工作”？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说，我尚在客串阶段。

据一般记载，在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底，戴雨农已被圈定为“特务处”处长。这个“特务处”，并非政府机构，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之下。经过筹备，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所以尔后的“军统”订“四一”为成立纪念日。

戴雨农于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七日空难殉职，特将“四一纪念”改在“三一七”合并举行，简称为“三一七纪念大会”。之后，“三一七大会”年年举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先总统在日，每年均莅临讲话。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戴雨农原已负有“联络”任务了。

那个时候，是否有一个称为“联络组”的单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农先生年谱”中看到的记载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蒋公为促成团结，共赴国难，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离京返乡。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联络组，主要任务为团结以黄埔学生为中心之革命力量，侦察敌情，镇压反动。于是，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

于此可见，戴雨农此刻负有“联络”任务，自是无疑。不过，所谓的“联络组”，可能不是正式编组，而是一个暂用的名称，用以代表此项活动而已。

至于说：于二十年（1931）十二月，就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一节，也不尽然，别的地区不敢说，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十一（1932）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

这是一个证明，编写历史性的文字，实在是大不易呵。

戴雨农之任“特务处”，也有许多传说，因为他在“力行社”高级干部中的期别、地位，都比不上别人，此一重任，怎么会交付给他呢？根据戴雨农自己所说：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在南京中山陵园，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令，领袖支持我，固然绝对负责；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现已出国，名字我不便说了，要来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次日，我就报告领袖，请求辞职，结果没有准，及至一年以后，领袖告诉我，仍有人来攻击我……

从这一段话，可知他之出任“特务处”，完全是校长蒋公的支持与赏识。这是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成绩卓著的工作经历了。

除了在《戴雨农先生全集》、《戴雨农先生年谱》、《戴笠传》以及其他著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迹，不再重复外，我听一位不许我提他姓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者对我说过许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行谊，因为这是耳闻，姑且一记，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轶事好了，或者对戴先生前期的工作经历有所参证。

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至十九年（1930）之间，戴雨农、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诸位先生，就曾在河南开封组织一个“三民主义大侠团”，一方面联络、吸收爱国志士，一方面也能作为情报触角。

又如某年，包藏祸心的冯玉祥，用金钱雇佣了一批亡命自称叙利亚籍的中东人，潜入南京，意图行刺，戴雨农于事前获得消息，因而破案。

又如在上海，有一伙帮会中人，意在借故寻衅，向当局提出条件，大讲“斤头”，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也是戴雨农他们出面化解的。

戴雨农先生从来都不炫耀他自己，像以上所举的这一类的事，想必还多。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戴雨农的斗争性特强，他要战胜一切横逆，但并不执拗，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他有一套适应任何环境的超人本领。至于他的知人善用，已经是识者皆知，尤其为常人所不及者，多少名噪一时的铁金刚，到了他手下，也会成为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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