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景教 |
| 释义 | 景教即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起源于今日叙利亚，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个活跃领域。唐朝时曾在长安兴盛一时，并在全国建有“十字寺”，但多由非汉族民众所信奉。今天在香港仍有其少量教徒。 中文名：景教 派系：聂斯脱里派 起源：叙利亚 传入时间：唐朝 简介聂斯脱里为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会，与摩尼教、祆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汉地景教的名称为教徒自己所取，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出资于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市碑林），内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数语，可能是既取“基督”的谐音，又取光明辉煌的含义。敦煌遗书中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也是景教在中国流传的宝贵资料。 唐贞观九年（635），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此教传入中国。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并命令在长安城中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许其传教。 唐高宗也加以保护。当时中国人亦称景教寺为波斯寺。唐玄宗即位之初，景教颇遭非难，但靠罗含等教士的努力和玄宗的保护，未遭厄运。唐天宝四年（745）玄宗下令改称为大秦寺。 景教的寺院不仅建于长安，地方府州也有。唐肃宗即位，在西北地区建立寺院，信奉者不仅是来华的西域人，也有中国人，并有翻译的经典。如阿罗本时代翻译的《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时被禁止。后来衰微，元朝再度传入，教徒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教徒并称为“也里可温”。元亡后，再次衰落。 起源景教始创人为聂斯脱里（Nestorius， 380年~451年），一说指他生于叙利亚，他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将她作为神灵膜拜。 428年，聂斯脱里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亚里山大主教奚利尔（Cyrillus of Alexandria）的猛烈抨击。公元431年，以弗所会议(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开后，多个教派的冲突虽被调解，但聂氏被革除主教职务，其教派亦被定为异端，最终客死埃及。5世纪末，聂派教徒迁往波斯，曾先后以Chaldea 或亚述教会名义传教，大本营一度迁往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盛极一时。此后，景教被传到中亚等地，至六世纪末，已盛行于突厥、康居等等。 当聂派传入中国时，以景教命名，学者相信“景”是指光明之意。说英语的西方人士往往把聂斯脱里教会归类于东方正统教派（Oriental Orthodoxy，不同于东正教的Eastern Orthodoxy，虽然在中文里字面意思相同），这是非常不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东方教派”（包含Oriental 和 Eastern）教会的基督论都和聂斯脱里教派相抵触。 神学争论引起东方亚述教会的分裂与聂斯脱里（Nestorius）有关，他就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结合”的神学问题提出“基督二性连接说”（英语：conjunction；希腊语：sunapheia），并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授予耶稣神性，因此反对将她的地位进一步的提升，因而产生对“天主之母”称谓的质疑。 辩诬与和解1539年宗教改革时，神学家马丁·路德在他撰写的《宗教会议及教会论》（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十分明确的否定聂斯脱里为异端。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的状况持续到十九世纪末，聂氏本人的著作《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被一名叙利亚教士发现后，它的学说再次重新被神学家广为探讨。1994年东方亚述教会和天主教会签署《在天主教会与东方亚述教会之间的共同基督论声明》，达成解除两派彼此之间嫌隙的协议。 景教传入中国之经过明朝天启五年（1625），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引起当时传教士轰动。现时景教在中国的早期历史，大多以此作为引证。 据石碑所载，唐贞观九年（635），大秦国（应指波斯，而非古罗马）有大德阿罗本带经书到长安，由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寺庙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中国发展极快。唐高宗时，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 武则天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击，幸景教教士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并得景僧阿罗撼将景教教义佛化，使武后大悦，得以继续发展。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 唐肃宗时，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命景僧伊斯效力中兴大臣郭子仪，遂使郭氏也受影响而敬信景教。 唐代宗、德宗亦弘护景教。而当时教会已遍布全国，除两京外，灵武、成都、广州等地都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间，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 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他夷教。景教、祆教与摩尼教，当时总信徒约3000人，在会昌一役后趋于式微，由于景教传播过分依赖帝王庇护，故朝廷颁禁教令，遂使其逐渐衰落，但在华仍未绝迹。据史书所载，灭法时朝廷欲遣返外国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难返回本国，亦可能再度潜入中土，至唐僖宗黄巢起义，据阿拉伯《东游记》载，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杀，可见唐末内地仍有残余景教徒。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列惕（Kerait）、汪古惕（Ongut）两部族信奉景教，当时他们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叶尔羌、伊犁，江苏扬州、杭州、镇江，浙江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列班·扫马和雅八阿罗诃。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 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并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达两个世纪，直到十六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传教工作，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 现在全中国只有香港还有聂斯脱里教派信徒，都是1990年代末期由黎巴嫩或叙利亚来香港从商的信徒，人数并不多。香港的聂斯脱里教派主教除了负责香港的信徒以外，亦要同时兼顾东亚及南亚地区的所有信众。 中国化过程景教在中国演化时，大量参考佛教概念。其中较有趣的是，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可是摩距辞法王、约翰唤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上帝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道教规则以“天尊”称之者。 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景教有发展成综合主教（Syncretism）的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曾著有《志玄安乐经》，教导世人如何得到安乐。经文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格式撰写，渗入“无为”、“清净”等中国哲学概念，经文曰：“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净能净，则能晤能正。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中国化景教基本教义不承认玛利亚为天主之母。 不用偶像，但保留十字架。不承认罗马教派所谓死后涤罪说。但崇拜祖先。 反对化体说。 食素，教务人员不吃肉。 教务总管，由选举产生。 景教的教会组织在八世纪末，提摩太一世主教长在位时，即已奠定中世纪景教跨越亚洲大陆的发展基础。为了使得教会内部的组织更加清楚，而且行政穏定性更好，传教的工作更有效果，提摩太一世将主教团和总主教的上层结构重新组合，分别选出负责教会内部的都主教和负责宣教的都主教。 内部都主教负责教会内部的行政事物，但始终听命于主教长。当主教长去世之后，负责主导挑选新主教长的过程。 宣教都主教更准确的名称是“对外都主教”，他们负责对外方面的宣教事物，也因为他们位于一个较偏远的地区，在选举主教长时也都无法参加，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受波斯母会的影响。 在当时主要都主教位于雷尔，就是现在的德黑兰，而更早之前，因为提摩太一世的重组而经由选择产生变为负责宣教的位置，是在里维达沙（是通往印度的途中）和木鹿（是往中国的途中）。而提摩太一世也替西藏和沙巴蒒设立了新的宣教都主教。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沿着丝绸之路设置了五个都主教处：哈烈、撒马儿汗、喀什格尔、艾马力和位于畏吾儿境内的纳加夫，后者在喀什格尔以北。而最后在忽必烈统治期间，在中国的北京蒙右新都设了一所都主教处。而在那时宣教都主教有权力在自己的辖区内按立成新的主教，而宣教主教也可以选一个或几个会吏长来协助他，他们通常都是从当地的神职人员中选出。 中国景教文物福建泉州出土大批景教文物： 1619年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在泉州发现景教碑。 1940年泉州出土汉文、叙利亚文也里可温碑。1941年泉州出土回纥文景教徒墓碑。 1963年、1946年泉州出土叙利亚文景教墓碑。 1946年泉州出土景教徒墓档垛石。 1948年泉州出土八思巴文景教碑。 1953年泉州出土奉使波斯碑。 1975年泉州出土景教徒拱形墓碑。 1987年泉州出土管理泉州路也里可温碑。 此外在中国各地也出土不少景教文物：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发现景教写本《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 洛阳附近出土波斯人阿罗汉墓碑。 扬州出土四块景教徒墓碑。 新疆霍城出土叙利亚文墓碑。 新疆高昌《棕枝主日》景教壁画。 历史背景经济方面汉代，中国与波斯之间已经开辟了交通路线--丝绸之路，使外交使臣、负贩商贾或传道人员能够自西向东来到中国。开辟交通的目的虽有外交、通商和传教的不同，但无疑通商是最为主要的。当时的中外国际贸易是以丝绢为最重要的商品，据记载后汉时，安息(波斯)为了垄断与中国的丝绢贸易，曾一度遮断了大秦(叙利亚)与后汉王朝的交通。 至隋唐，中西交通以丝绸之路为主，盛行于西亚的三种宗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分别随之东传进入中国。沿东西往来的贸易通路上，多有景教徒聚集的地方，且驻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密布着一张交通网，与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都市相连接，而这以经济政治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交通网，也正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三种宗教的宗教网。 政治方面波斯介于中国和欧洲之间，两国在政治上建立了亲善关系。当其受伊斯兰教势力侵扰之际，波斯人多来唐避难，且唐初有不少波斯人在朝廷中任高官显宦。 李唐氏族是否其他民族虽然尚无定论，但唐代对于外族采取宽大怀柔的政策，及其对西域文明之兼容并蓄的态度，则确是历史事实。由于唐王朝的民族政策绝不排外，所以他的声威远及外邦，当时侨居长安、洛阳的西域人人数最多。这使得来华传教者，得以久留中国。唐代的宗教政策也寓于民族政策之中，处理宗教事务的鸿胪寺，实际上无异于外交衙门。唐代因自称与老子是本家，故历代尊崇老子，保护道教；同时也继承隋代规模，利用外来的佛教来加强统治；而随各国人来华的各种宗教，都为王朝欢迎。 发展与衰微景教遗址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郊外，迎来阿罗本入城，并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638年)秋，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义宁坊建造一座教堂，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用于安顿景教教士。 高宗时，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在长安、洛阳、沙州、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此后二百余年间，景教基本上受到了唐王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与保护，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史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全国信徒多达20余万人。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唐肃宗时中国陷入安史之乱，当时一代名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帐下，就有一位名叫伊斯的景教僧人，他“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军功卓著，被朝廷封赏。 此外还应知道的是景净其人。景净，波斯人，一说来自波斯的叙利亚人，身任景教“省主教兼中国总监督”。他学识渊博，翻译了叙利亚文经书32卷，包括福音书、保罗书信、诗篇以及祈祷书等。对佛教、道教也有深入研究。 景净还是著名的景教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碑文作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分序和颂两部分，文中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其中包涵了三位一体、神造世界、原罪、救恩、道成肉身、福音使命、新约圣经、教会、宗教生活等内容。并叙述了景教自太宗九年至建中二年140多年的历史，尤其突出记载了伊斯辅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功和个人善行。颂词则是对上述景教历史的总结。 景教在中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唐王朝的政策。从贞观九年到会昌五年(845年)这二百余年间，虽可谓景教的全盛时期，但也非一帆风顺。其间至少出现过三次危机：其一为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年)佛教徒在洛阳逼迫景教；其二为玄宗先天年间(712-713年)长安士大夫诋毁景教；第三次更为严重，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士大夫对景教发动猛烈攻击，幸得皇帝干预，才使景教免遭厄运。然而好景并不太长，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祸及景教，寺院被毁，中国信徒被迫放弃信仰，外来宣教士被驱逐回国。景教经此一击，此后便一蹶不振，传教士两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只落得“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杨云翼句)的结局。此后，景教继续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如乃蛮族、克烈族、汪古族等部族都举族归依景教。 宣教策略及其得失上层路线景教初入中华，便与统治阶层发生了密切关系，体会到了获得皇室好感与支持的重要性，将上层路线作为传教的方针，尽心为皇室效力，竭力讨皇帝的欢心，进贡各种奇巧珍玩。这样的依附策略虽有其必要性，但超越一定限度就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一旦失宠于某个皇帝，就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其次，该教的圣职人员几乎完全是外来传教士，信徒也以来自西域及中亚的人为主体，如何让中国人理解并接受福音尚处于起步阶段，所译经文词句难懂，仅适合士大夫阶层阅读。 信仰本色化之先河唐代儒释道三教鼎立，景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和生存，便极力顺应，进行本色化的努力。 景教在教义叙述中采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语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称基督教之“天主”(《序听迷诗所经》)；形容其“真主无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经》“湛常存”)；“鼓玄风而生二气”；“浑元之性，虚而不盈”(“道冲，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应“无欲无为”，“能清能静”(《志玄安乐经》)。至于报出家门之“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经》“道常无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的语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称：“宗周德丧，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分明是说老子于周朝末年骑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东来，则含有老子之教再兴之意。 来华的景教士不但附会道家之言，更借助于当时极为兴盛的佛教的术语：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经形式，用语也多与佛经相仿；并以“佛”代称“天主”、将希伯来文之Eldhjm 译作梵文之阿罗诃A-rhat ；且景教人物的汉译多称为“僧”，如僧景净、僧业利、僧行通、僧灵宝；约翰译为瑜罕难法王、路加译为卢伽法王、马可译为摩矩辞法王、摩西译为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净也曾参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 另外，景教在中国还非常强调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极力宣扬帝王功德，赞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赞美高宗“人有康乐，物无灾苦”；玄宗“皇图璀灿，率土高敬”；肃宗“止沸定尘，造我区夏”；代宗“德合天地，开贷生成”；德宗“武肃四溟，文清万域”。并大力提倡上层宣教路线：“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帝王从圣教，上行下效，而异端邪说，不能而阻之也”。还宣称讽颂景教《志玄安乐经》能够安邦定国：“行吾此经，能为君王安护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国人无不睹者，君王尊贵，如彼高山，吾经利益，同于大火。”另，该教从敬畏神顺势又导引出忠君孝亲即尊君事亲思想：“为此普天在地，并是父母行据。此圣上皆是神生，今生虽有父母见存，众生有智计，合怕天尊，又圣上，并怕父母。”；“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序听迷诗所经》)。为了顺应中国国情，景教甚至开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称：“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既为生者祈求息灾延命，又为死者祈求冥福。 影响景教就是五世纪由叙利亚人纳斯释领导，并于厄弗所大公会议上被判定为异端的纳斯释主义 (Nestorianism)，传入中国后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The Luminous Religion of Ta-chin)。根据景教碑，景教一名的来源，实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唐贞观九年(六三五)，「大秦国有上德日阿罗本(Alopen) 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之后，公元六三八年唐太宗下诏日：「详其教旨……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零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公元六九八年至七00年间，因为武则天偏袒佛教，压抑其他宗教，景教遭受第一次打击。不过在玄宗时，景教开始进入佳境，公元七三二年有教士名及烈和一个波斯特使团到长安朝贡，十二年后又有一个景教士佶和到长安传教，玄宗还为景教的寺院封号。公元七八一年德宗在位时竖立景教碑。 从武则天以后到公元八四五年间，是景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依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会昌五年(八四五) 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八月制……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瞍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祓三千余人还俗 ，不杂中华之风。」 景教到了宋代已经衰落了。不过，宋人宋敏求着长安志还记载说：「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一胡僧阿罗斯立。」可见此时景教仍未改名，寺院也未被毁。不过，我们从苏东坡的一首「五郡」诗( 约作于一O六二年) 看来，宋代景教在盩屋的大秦寺已易主。到南宋国宁宗庆元五年(一一九九) 与嘉秦元年(一二O一)间，金杨云翼任陕西东路兵马总管注长安时，曾赴盩屋参谒大秦寺，发现寺院已完全变成废墟了。直到十三世纪元朝兴起后，在边疆地区的景教徒蒙朝廷之助，再度进入中国本土活动，一直到明朝为止。 十七世纪中，利玛窦也曾在中国找到几个景教徒，但他们对自己的宗教，除了十字记号外，一无所知。 综观景教在中国，从盛行到衰落，也不过短短四、五百年。我们不禁要问 ，以景教备受唐代几朝皇帝的保护，既为它建寺院，题字甚至立碑以资久远，为什么竟在四、五百年后就销声匿迹，几乎完全从中国的历史中消失。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景教依附政治的关系。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它的命运，完全操纵在帝王手上。 固然，依附政冶，是景教衰败的主要原因，但是，景教过份汉化，以至失去它自己宗教的本色，也是它在中国失败的主因之一。我们知道，景教的传教士，不但彻底吸收儒家的思想，更大量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成语，翻译基督宗教的经典。他们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冒险的，尤其在中国，儒释道合流的风气一向很盛，试看唐太宗的诏书，不正是这种各种宗教合流的观点表露无遗吗？诏日：「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见龚天民着唐朝基督教之研究附录二)景教过度本地化的结果是完全丧失它自己的特色，变成三不像的宗教了，不但不能吸引中国知识份子反而遭到他们的遗弃，这是意料中的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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