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晋律 |
| 释义 | 概述晋律是晋武帝司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但在他的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解，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该律又名《张杜律》。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在损益汉《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础上，《泰始律》为20篇，计为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赇、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与诸侯律，共620条，27657个字。《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晋书·刑法志》称其“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特点一、篇章设置更加合理，法律条文简要得体篇目从十八到二十，体例的设置、条文的安排更为合理，用词也更确切。《晋律》将《魏律》的《刑名》篇分成了《刑名》和《法例》，放在首要位置，完善了《魏律》的刑法总则部分。 二、“纳礼入律”，“礼律并重”经西汉的春秋经义，到东汉的引经注律，儒家的礼越发受到重视，晋律则直接“纳礼入律”，将儒家的“服制”礼入律典，“准五服以制罪”，第一次将“五服制”引入法典。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西晋定律第一次把“五服”制度纳入法典之中，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亲属间相互侵犯、伤害的情形，也用于确定赡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五服制罪”的原则实质上是“同罪异罚”的原则在家族范围内体现，它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在民事方面，如财产转让时有犯，则关系越亲，处罚越轻。 “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以来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它不仅体现了晋律“礼律并重”的特点，也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自西晋定律直至明清，“五服制罪”一直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充实与完善。 《晋律》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三、制定了维护贵族特权的“杂抵罪”杂抵罪，是指以夺爵、除名、免官来抵罪的总称。此制为“官当”的雏形。 四、严格区分律令界限，提高正律地位《晋律》中的法律概念更加明确，而且第一次正确区别了律和令两个重要法律概念，将律解释为定罪量刑为主的法典，令则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法典。律是固定性的规范，令是暂时性的制度，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从此以后，令便成为和律并立的法典。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体系更加完备。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 五、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由于有律学家张斐、杜预的注解，《晋律》从整体上看，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规范和科学。 作用与地位《晋律》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 晋律以宽简著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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