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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

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

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

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

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

“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

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

“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

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

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

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1987年2月23日

整体把握

金岳霖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作者对老师充满敬爱的感情，本文即是这种感情真诚流露的见证。但是作者写作本文，采取了一种轻松活泼、幽默滑稽的笔法，让世人看到一个极其富于个性的活生生的金岳霖。

作者笔下的金岳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文章行将结束时有这样一句话：“谁也不会知道这位老先生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可以视做对老年金岳霖的特点的概括，也可以视做对他的一生特点的概括。

在本文中，关于金岳霖的行事大约有：

1?奇特的外貌。讲课时戴帽，帽檐压得很低；戴一副一白片一黑片的眼镜；穿一件其他教员很少穿的夹克。

2?奇特的行为举止。患眼疾，微仰着头；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在学生面前抓自己身上跳蚤；养一只大斗鸡，同一桌吃饭；搜罗大梨、大石榴，与小孩比赛。

3?独特的教学风格。有时一上课就宣布穿红毛衣的女生回答问题，致使女生们紧张而兴奋；面对学生们提的各种问题，他都回答；开选修课，师生平等对话，上课时与王浩探讨问题，旁若无人。

4?对专业理论的独特理解。学生觉得逻辑枯燥，但他觉得“很好玩”；沈从文给他出“小说和哲学”的讲题，他却得出结论说二者没有关系，可见他对专业理解的严格，又缺乏变通，不给学术沙龙东道主的面子。

5?对友情独特的珍惜。对学生很爱护，林国达死了，他在课堂上表现出悲哀；林徽因死后，别人都忘记她了，可他还记得林的生日。

6?对生活独特的热爱。喜欢与孩子相处，做孩子的游戏；老年时，坐在平板三轮上逛王府井大街，以示接触社会，观察生活。

总的说来，金岳霖具有特殊的性格、特殊的外貌、特殊的言行，他的性格较为复杂，在学术上聪明过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不谙世故，头脑单纯；他待人真诚、坦荡，但学生觉得他很可笑。他一心只想学问之事，以致对社会人事的感受理解与众不同，于是从内心到外表都特立独行，没有想到要从众从俗，也正是这种孤独精神和单纯心理，才使他静心做学问，成就了他的学问品格。

另外，本文语言也很有特色。汪曾祺是当代著名作家，其散文别具一格，经历了一辈子的写作训练，培养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平实而有韵味。这种韵味有点像巴金的《小狗包弟》，自然而然，少造作。本文的语句都很短，描叙性和议论性的语言都很精粹，辞达而已，不事夸张，但都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本来面目，表达了作者的本意。这样的语言粗看不见精彩，须细味才见功力，如描写金岳霖对学生讲《红楼梦》里的哲学时有一插曲：“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事件、情境本身就很有趣味性，作者只是照直说来，并没有过多的精雕细琢，但留有阅读品味的余地。又如描写金岳霖与朋友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这些语句中间没有可有可无的文字，也许老作家行文至此，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具有感染力的简洁而畅达的文风已经凝聚在字里行间了。

问题探究

1 作者为了使文章生动活泼，写人时用了什么笔法？

作者对金岳霖的描写是漫画式的。漫画笔法，可以是讽刺的，也可以是亲切热情的。本文表现为后一种，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幅夸张了的人物漫画，其实并不是作者想有意地或人为地夸张，而是人物本身就具有夸张性的特点，作者只要照直写来就自然生动活泼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只写直观印象，并不像平时见到的写名人的文章那样郑重其事，非写出人物的深刻性、崇高性不可；作者写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印象、感性、趣味的特点非常突出。

2 文章在剪裁布局方面有什么特点？

为了使文章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为了使表达生动活泼，本文在剪裁布局上似乎有一番认真思考。作者先写金岳霖的外貌，后写其行为；同时又先写课堂上的金岳霖，后写生活中的金岳霖。作者把最深的印象写在前面，把一般的印象写在后面；把最重要的材料放在前面，把次重要的材料放在后面。文章还隐约按时间安排材料，由远及近地描写人物，先写西南联大时的金岳霖，后写解放后的金岳霖，体现一种历史的纵深与跨度。

3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西南联大怎样的校风、学风？

（1）宽容个性。教师们充分地保留了各自的个性，金岳霖只是“很多有趣的教授”当中的一个，他外貌、言行奇特，无人干预。

（2）思想自由。闻一多可以在公开场合大骂蒋介石。

（3）学术气氛很浓。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战事频仍，纷扰不断，但西南联大教学秩序井然，师生们致力于学问、学术，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后来许多联大毕业生学有成就，都应归功于联大的办学方针和校园学习风气。

4 如何看待文中出现的“闲笔”？

文章在描写金岳霖的穿着之后，展开联想，写到了闻一多和朱自清的穿着，以及闻一多大骂蒋介石的情景；再往后，写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展开联想，写到王浩“现在成了洋人”，与作者仍有来往。这两处描写，都是由“本事”言及“他事”，与金岳霖不甚相关，但又成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按梁实秋的散文创作法则来说，这种“闲笔”是犯忌的，但汪曾祺写散文常有这种“闲笔”，并无人提出批评，倒是显示写作的个性，表现了老作家特有的文风。

5 本文的当代阅读价值何在？

金岳霖是中国著名哲学家之一，学术界不少人都写文章称赞他的学术思想，肯定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汪曾祺则把生活形象、师表形象留给广大读者，留给历史，这本身就很有意义；再有，金岳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凭借老作家汪曾祺的写作才华，写出来自成一篇有特色有趣味的散文佳作，供后人长久阅读，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另外，文章涉及西南联大的一些人和一些事，也有史料价值。

有关资料

一、关于金岳霖（周礼全）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湖南长沙人。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六届委员，还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论道》和《知识论》

金岳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发表了几十篇哲学和逻辑论文，出版了《逻辑》《论道》《知识论》3部专著。1949年后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写过一些哲学和逻辑论文，但主要精力用在学术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方面。他的三部论著反映了他的逻辑思想和前期哲学思想。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认识主体同时又应用他已获得的意念、概念、意思与命题去规范和指导他对本然世界的认识。金岳霖认为，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推动了中国对现代逻辑的研究，并培养了许多逻辑学者。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二、我的世界（汪曾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可是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使船，走在乡下的架得很高的狭窄的木桥上，心里都很害怕。于此可见，我是个没出息的人。高邮湖就在城西，抬脚就到，可是我竟然没有在湖上泛过一次舟，我不大爱动。华南人把到外面创一番事业，叫做“闯世界”，我不是个闯世界的人。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

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这一段生活已经写在《逝水》里。除了家、学校，我最熟悉的是由科甲巷至新巷口的一条叫做“东大街”的街。我熟习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我每天要去玩一会儿的地方是我祖父所开的“保全堂”药店。我认识不少药，会搓蜜丸，摊膏药。我熟习中药的气味，熟习由前面店堂到后面堆放草药的栈房之间的腰门上的一副蓝漆字对联：“春暖带云锄芍药，秋高和露种芙蓉”。我熟习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我熟习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墩看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离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高三时江阴失陷了，我在淮安、盐城辗转“借读”。来去匆匆，未留只字。

我在昆明住过七年，1939至1946。前四年在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时，身上还有一点带去的钱，可以吃馆子，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后来就穷得丁当响了，真是“囚首垢面，而读诗书”。后三年在中学教书，在黄土坡观音寺、白马庙都住过。

1946年夏至1947年冬，在上海，教中学。上海无风景，法国公园、兆丰公园都只有一点点大。

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我住的地方很特别，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

1949年3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月，至汉口，在硚口二女中任副教导主任。

1950年夏，回北京。在东单三条、河泊厂都住过一阵。

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我和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比较切近的认识。

1961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

我在一个京剧院当了十几年编剧。认识了一些名角，也认识了一些值得同情但也很可笑的小人物，增加了我对“人生”的一分理解。

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

我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七十三年。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

1993年9月8日

（选自《逝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三、言传身教，春风化雨（张遂五）

从30年代起，我就是金先生的学生，亲侍讲席。金老对我言传身教，春风化雨。在各方面给我的教益，都使我终身难忘！

在旧中国时代，金先生就是既教书又育人的。他不仅传授知识，首先是在品德和人格方面给学生以感染。在当时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金先生一向关心政治，但不同流俗，对反动势力傲然不夺其志，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正像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金先生的骨头也是最硬的。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东北到华北强占了我大片国土。日寇强占北平后，先生随学校南迁，从湖南衡阳岳麓山下的临大，又转辗到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不辞辛劳奔波万里，坚守培育下一代的神圣职责。我也从北平流亡出来。感谢冯友兰先生来信告知，清华研究生院已在昆明恢复，这对我是一个吸引力量。1939年，我从四川赴昆明复学，继续在金先生的教诲下学习。先生在政治上丝毫不苟，对黑暗现实不屈服、不妥协的高风亮节，我作为学生看在眼里，是由衷敬佩的。这也增强了我在生活中抵制恶势力侵袭的勇气。

金先生对科学和真理不知疲倦地追求，他的这种精神给青年时代的我指出了一条人生的道路。我对哲学发生兴趣，并且以之为终身事业，要感谢金先生的启蒙。初进清华，我学理科，也对哲学有些兴趣。后来读到金先生在《哲学评论》上的文章，如《论自相矛盾》《外在关系》等，使我觉得自然科学固然包含着真理，但似乎还有更高的真理值得我们去追求。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要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进一步去探讨那种带有更大普遍性的问题，才能理解到关于这些知识的所以然。这样想法当时虽很幼稚，很朦胧，但金先生的这些文章确实开拓了我的眼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新的世界图景。于是，我转到哲学系。到哲学系后，金先生给我们讲课，有时约物理系的周培源教授讲课。周先生结合主题给我们讲一些物理学上的新成果，并从哲学上给以评论，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当时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提一提：一是现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教授给我们讲量子力学的哲学意义。冯友兰先生主持会，周先生、金先生都发了言，同维纳教授展开了讨论。使人感到，要讲哲学，离开科学寸步难行。二是法国的世界知名物理学家、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出身的郎之万来清华讲学，吴有训教授临时担任翻译和解说。郎一上讲台，就在黑板上写下普朗克常数。从这里说起，如数家珍地大讲微观物理学方面的新成就，把人带进一个神奇的世界，令人惊奇，令人神往。金先生讲的“哲学问题”一课，经常选印一些外国杂志上新发表的有关哲学的文章作教材。记得当时美国物理学家布里治曼写了一本《近代物理学的逻辑》，主张所谓“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前不久还有人评述他的学说，可见他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有一定影响）。为了弄清其哲学意义，金先生就选印了有关文章，在课堂上，师生们各抒己见加以讨论。我们平时阅读的大都是罗素、怀特海、伯罗德等人的著作。后来到了昆明，金先生还把他在外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周先生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教授时和爱因斯坦讨论过的文稿，给我阅读。总之，在当时清华哲学系养成了我一种倾向，就是要通过自然科学的途径达到哲学。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有关现代科学的时空学说的。在论文的答辩会上，周先生问的问题最多。他提出的富于启发性的问题，大大加深了我对问题的理解。现在我教的是欧洲哲学史，我觉得自然科学史对哲学史的关系和影响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在当研究生期间，除第二年用一部分时间写作毕业论文外，两年中其余的时间都是听金先生讲述他的哲学专著《论道》和《知识论》。这两部书中虽不无可进一步研究之处，但我觉得在学术上它们是具有居于第一流地位的自成一家之言的体系。解放后，金先生严格要求自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连续写文章，自觉地展开自我批评。这说明金老虽已年近古稀，仍积极要求进步。金老终身不渝的追求科学和真理的精神使我深受鼓舞，总觉得金老高大的身影在前面指引着我。

金先生无论在谈话或讲课时都善于启发，用提问的方式把问题步步引向深入。无论是讲专业课“知识论”，还是开休谟的《人性论》、布拉德雷的《现象与实在》、刘易斯的《心灵与世界秩序》等课，金先生都是有计划地先读几段，然后提出问题，用指名或示意的方式让学生谈自己的看法，再展开充分的讨论。当时班上的同学不多，但总是显得空气十分活跃。金先生善于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让学生循着矛盾对立的自然开展而达到解决。如果说古希腊有所谓苏格拉底对话式的辩证法的话，那么金先生每上一次课就是苏格拉底式对话的一次生动的辩证法实习课。他这样做，完全符合人们思维发展的具体实际，使课堂教学收到很好的效果。

今天，金老桃李满天下，后辈们仰之如泰山北斗。我国哲学和逻辑学界以有金老这位当代的大智者，感到骄傲和自豪！他在各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选自《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