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名称：寄刘孝叔

作品别名：刘孝叔会虎丘

创作年代：宋代

文学体裁：七言古诗

作者：苏轼

作品原文

作品赏析

作者简介

作品原文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 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 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 平生学问止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 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甒。 公厨十日不生烟， 更望红裙踏筵舞。 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 方将雀鼠偷太仓，未肯衣冠挂神武。 吴兴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补。 自従四方冠盖闹，归作二浙湖山主。 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弃簪组。 去年相従殊未足，问道已许谈其粗。 逝将弃官往卒业，俗缘未尽那得睹。 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云如白羽。 应怜进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作品赏析

刘孝叔即刘述，湖州吴兴（今属浙江）人。熙宁（1068-1077）初期任侍御史，弹劾王安石“轻易宪度”，出知江州，不久提举崇禧观。苏轼所谓“白简（弹劾官员的奏章）威犹凛，青山兴已多”（《刘孝叔会虎丘》）即指此事。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赴密州任途中与刘孝叔等六人会于吴兴，著名词人张先作“六客词”，成为文坛佳话。1075年（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苏轼作此诗，对王安石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并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1074年（熙宁七年）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扬子鳄）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聚集。“团未遍”，指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指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指手实法，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搜求挑取）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1069年（熙宁二年），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凤将雏》是汉代乐曲名。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比数”指相提并论）；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逝”通“誓”，表示决心之词）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初祖”指初传禅宗至中国的达摩。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嘉祐年间（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