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棠（1870～1915年前后），字诏平，广东新宁（今台山市）人，是近代有民主思想、有远见的爱国企业家。

黄景棠介绍

黄景棠建造芳村长堤

黄景棠介绍

清朝末年在广州商界有一位思想激进的爱国人士，在南粤知名度极高的实业家，他就是被誉为大名鼎鼎的“羊城大亨”黄景棠。

黄景棠，字诏平，广东台山人，清同治八年(1870年)出生于南洋。其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著名侨商黄福。家有许多产业和种植园。生意十分红火，财力非常雄厚。黄景棠从小就在其父身边度过他美好的童年，由于家庭富有，在幼年就受到严格的教养，因而少年时就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容易接受外界的新思想，早就树立将来要干一番事业的意志。

青年时代，大约在188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他离开家庭回到祖国，在广州继续求学。此后便在羊城定居下来，1895年，方25岁的黄景棠便开始踏入社会，他不选择寻觅功名走向仕途的道路，而是积极致力于工商业，成为清末广州绅商中的活跃份子。1905年广州市工商界的绅士、实业家们筹备成立“广州市总商会”，在组建会议上黄景棠当选为坐办(即办理商会内部事务的负责人)。黄景棠起初很积极协助正副会长主持会务，但后来觉得总商会被一些思想守旧的大绅商把持，依附官府权势，忽视商界利益，从中谋私利。他便毅然站起来独树一帜，自己广泛联系一些具有学识、有新思想、办事公正的商人，于1907年组织成立了一个《粤商自治会》。

《粤商自治会》成立之后，为广大商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更令人瞩目的是，自治会同仁个个都积极代表商界参加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斗争。在广州一带的大小商人凡受到外国人或官吏欺负的，都愿意跑到《粤商自治会》来投诉，而《粤商自治会》也经常仗义执言秉公办理，挽救商人的损失，及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粤商自治会》的章程明确地表示了强烈的参与政治的要求，并规定该会有监督官吏之权而不必听命于官府。

《粤商自治会》的主张及行动必然获得广大商民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一反传统社会商人对官吏、官府毕恭毕敬的驯顺态度，经常对官府进行批评和抗议。1907年，英国借口西江航道治安不稳定，派出军舰深入珠江，游弋及横行江上，爱国人士对此非常激愤，黄景棠站起来领导商界同仁强烈反对英国攫夺西江缉捕权的斗争。

1908年《粤商自治会》在黄景棠的推动下，掀起一次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取得重大效果，打击了日寇企图利用经济手段入侵中国的野心，提高了广州市民抵抗外侮的爱国思想。在中日两国就东沙群岛的归属问题，及中葡两国举行关于澳门界址的谈判交涉时，粤商自治会召开大会，举行游行请愿，并通电中外痛斥清廷官吏，指责他们理政无能，丧权辱国，此事起了唤起民众觉醒起来的作用。粤商自治会的行为，在清廷官吏保守派绅商来看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经常对粤商自治会进行诸多刁难，控制及破坏。官府把黄景棠等人视为眼中钉，时时刻刻想把他们拔掉，清廷曾发布上谕，指责黄景棠等人《殊非安分》，命令广东官吏对他们《严加管束》以防后患。

黄景棠是一位很有理想抱负的人，他在从事商业活动和办实业方面很有成绩。他在清末广东创办近代企业的热潮中表现很积极，很活跃。1906年2月3日，广州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在总商会开会，黄景棠主持会议，向商界演说，鼓吹兴办铁路公司的必要性。在筹组铁路公司当中，他带头认购十万股，在他的带动下，商人们踊跃认股，很快就聚集了4400多万元，成为清末资本最雄厚的商办企业。

黄景棠当选为粤路公司的副办(相当于副董事长)，在这次会议上还制定了方案，反对清廷广东总督岑春煊对铁路实施独霸控制权的做法，并迫使清廷释放绅商代表黎国雄，洗脱其无理强加的《破坏路政》的罪名。由于广州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在广东社会以至海外粤籍华侨中有很大影响力，岑春煊从极力反对商办铁路转为大力支持。这是黄景棠在与清廷的经济斗争中的一次胜利，黄景棠还积极参与粤汉铁路和潮汕铁路的建设，对商办广东粤汉铁路公司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清末广东铁路的建设史上，黄景棠所发挥的作用，应当认真地为他记下重要的一笔。

黄景棠曾经以《家族合资》的形式，邀集同宗，同乡兄弟亲戚共同合资，开发原来是一片荒芜的广州芳村一带的土地。他购置了一大片地产建造货仓、码头、楼房、店铺等，使芳村成为一片繁荣的地区，变成了广州一处令人瞩目的后院。此外，他还在光绪末年筹建横跨珠江的第一座《海珠大桥》，但由于时局的动乱及其它的一些原因，这一设想未能实现，他认为这是一桩憾事。然而，他所首创的建设《海珠大桥》的构想具有重大意义，终于使后来人把它实现了，可以说《海珠大桥》后来的建成，黄景棠曾经起着启发作用。黄景棠为人正直，有正义感，思想开明，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他在广州及芳村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医院及多项慈善事业，为广大群众所热爱和拥戴，曾被人们誉之为《华侨慈善家》。

黄景棠虽然是一位殷实商人、实业家，但他的素质与一般商绅不同，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很有文化修养，能说能写，能文能诗，并且酷爱艺术。他原来的住宅，位于现在的广州龙津西逢源大街，现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环境清雅、逸致、宁静，富有艺术特色。他亲自定名为《小画舫斋》，是清末广州文人雅士常来雅集的地方，他经常邀请一些著名文人和有识之士前来雅集。他与同代的广东著名诗人丘逢甲、潘飞声、邱菽园、黄永等经常来往，相互酬唱，吟诗作对，表现出一派风流倜傥的风度。他的诗作典雅而深沉，具有扎实的功底。著有《倚剑楼诗草》传世。黄景棠刻意研究杜甫，其诗作带有少陵风格，如他的五言律诗《丙申纪年》的诗句就有所反映，诗曰：

“俯仰一长叹，时艰力不支；

尚沿周礼乐，渐改汉威仪：

痛哭千时策，苍茫感遇诗；

辅轩献天子，全仗老谋施。”

清末诗人黄永称其诗：“规模杜陵，必以忠君爱国为主义。”而诗人潘飞声曾赋诗赞扬黄景棠诗作的豪放风格，诗曰：

“侠传苍虹贯，词坛疾骑惊，

千金酬壮士，五字峙长城，

燕市登搂酒，秦关出塞筝，

过江名辈少，此笔独纵横。”

可见黄景棠并不只是一位《羊城大亨》大商贾、大实业家而已，而且是一位胸有才华的实实在在的诗人，从《倚剑楼诗草》里可以找到研究晚清广东社会及文学史方面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作为一位具有爱国思想、为正义而斗争的有识之士，为广东近代作过贡献的商界名人。黄景棠在历史上是应有一席地位的。

1911年夏天，黄景棠由于鼓动广州商人抵制清廷宣布实行《铁路国有》的措施而成为清廷缉捕的对象。在官府的淫威压迫之下，商绅们都纷纷畏事退缩了，黄景棠为形势所迫，在危险的关头远走南洋，避开风势，直至满清皇朝的统治被倾复之后才重返广州。1912年他回到广州之后，不久便因病逝世(具体日月不详)，根据资料只写明黄景棠死于民国之初，时年仅四十余岁。

黄景棠建造芳村长堤

黄景棠（1870～1915年前后），字诏平，广东新宁（今台山市）人，是近代有民主思想、有远见的爱国企业家。他父亲黄福，是位侨商，故他的青少年时期在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度过。民间流传着一段关于黄景棠的传说：当时统治马来亚的殖民主义者，经常挑起排华活动。大概黄景棠十四五岁时，殖民警察又追捕华人，景棠也被追捕。他慌不择路，走进小巷避入一户人家的园中。这家只有两位老人，老人见他是一位少年，便把他留住，避过了追捕。景棠不忘老人救援之恩，经常到他家探望以解其寂寞。后来老人告诉他，自己是一个部族酋长，领地被殖民者占去了，族人也被赶离本土，只好来城市居住以度晚年。景棠非常同情老人的遭遇，以后更加关心他们。两年后，酋长夫妇相继去世，他无儿无女，感于黄景棠的照顾，临终前将自己的财产赠给黄景棠。这件事也使黄景棠深受启发：要有富强的祖国才能不受强权欺侮。

青年时期黄景棠已事业有成，他决心回国干一番事业，27岁时他考取拔贡功名，后又获得候选道衔。他最大的贡献是在铁路方面，参与了潮汕铁路的建设；1906年积极参与创办（商办）粤汉铁路公司。他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对广州九大善堂都积极赞助。1907年冬，他和一批爱国商人组织成立“粤商自治会”（属立宪派的政治团体），维护祖国主权及商人正当权益。

黄景棠敏锐地看到和广州一水之隔的芳村，必然会发展成为广州的卫星城，成为码头仓库区。1906年左右，他以“家族合资”的形式，购置了芳村地区白鹅潭边大沙地、二沙地的大片土地，在芳村上冲（今过海隧道口）至芳村下冲（今下芳村轮渡码头），兴建一条长1000多米的芳村长堤。建堤的石料为花岗岩，每块石料长88厘米，宽高各70厘米，表面平整，据说建造时还以铅汁灌缝。现在芳村大堤还存有“美商佐治洋行界”、“黄余庆堂界”、“黄余昌堂界”、“黄佐善堂界”等刻石。芳村长堤建成后，把芳村陆地向白鹅潭伸展了250米，并在堤边栽种了一排榕树。但后来发现栽下的榕树有大量白蚁，要彻底根治才能建筑仓库。由于时局不稳，黄景棠的计划只完成了大堤部分。

芳村长堤建成后，以白鹅潭为中心，芳村、荔湾、海珠形成三足鼎立的城市格局。而芳村的城市建设也由芳村长堤向纵深发展。

经90余年鹅潭风浪的冲击，芳村长堤依旧岿然不动。黄景棠对芳村建设所作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