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德事件（The Ward Case）指的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Augus I Ward，又译为瓦尔德）在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后不久，因拒绝交出电台以及涉嫌间谍活动等原因，被长期软禁，并于1949年11月受到审判被驱逐出境一事。

华德事件的整个过程，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后，毫无疑问，它是此后新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一系列严重冲突的开端，因而可以说是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页。同时，考虑到这一事件发生的复杂背景，以及事件发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一度尚未完全确定的情况，可以肯定，对于这一事件前后中共对美政策变化的深入研究，也是具体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后确定对美政策的关键一环。然而，迄今为止，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在国内几乎还处于一种空白状态。美国学者的研究虽稍具体，却又较多地侧重于介绍美国政府的反映，对中共方面的政策考虑则缺少深入了解和研究[①A]，但愿本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

一 1948年11月15日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向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发出了第二号公函和第四号通令，明确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36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华德最初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当天给军管会的公函中甚至提出：如果“本地当局仍希望敝总领事馆之继续存在与工作”，就请“准予继续使用该项电台”，因“敝领事馆之存在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①B]。看来华德相信，共产党不会采取过分的行动，只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与友好的态度”[②B]。 华德的乐观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自从解放军11月1日下午占领沈阳之后，一切迹象都表明，共产党对留在沈阳的美国外交及商业机构并没有持敌视的态度。不仅如此，新任命的共产党市长朱其文上任伊始，即于11月5日以官方身分正式召见了美、英、法等国驻沈阳的领事，表示将严格保护一切外国人和外国机构的安全，并愿意为外国机构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包括发放通行证、为机动车提供标志旗等。三天后，朱市长又对美、英、法领事馆进行了回访，明确肯定他们的领事身分，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美国新闻处设在沈阳的一个图书室，强调中美之间不仅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而且也需要进行文化方面的交流[③B]。这自然使受命留在沈阳以非正式的和私人交往的形式与中共地方当局“建立工作关系”的华德深感振奋，直到11月16日，华德打给美国国务卿和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的调子都是相当积极的。他乐观地等待着朱市长和军管会的召见，准备像前几次那样与他们友好地讨论关于保留美国领事馆继续使用电台的权利问题。他甚至断言：“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的”[④B]。 从15日10时开始的36小时期限过去了大约30个小时之后，华德的信心才真正有些动摇了。他预期中的与朱市长或军管会主任的会面，迟迟没有能够进行。虽然16日晚10时之后并没有出现他所担心的行动，但17日他继续寻求与朱市长接触的努力仍没有成功，直到18日上午才得到召见通知。而在下午2时开始的谈话中，负责接见他的军管会副主任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的态度。华德反复解释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一再说明交出电台后他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军管会坚持当日下午5时将派参谋人员前往领馆接收一切，美领馆对外联络方面今后重要电报可经军管会审查批准后由新华社代发。华德终于意识到，共产党方面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下午4时，华德匆匆忙忙地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通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大使，沈阳领事馆的电台将就此关闭并被没收。同时，他还草拟了一份明码电报交给沈阳军管会，请其代为发往华盛顿，以验证此种联络方法是否可行[①C]。 其实，事情才仅仅开了一个头。华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拒绝主动交出电台还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在18日下午5时的期限过去之后，又过了整整42个小时，沈阳军管会才正式派人前来没收电台。但这次不再是简单地没收几部电台的问题了。20日下午1时，即沈阳军管会开始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电台之后不久，华德得到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书面声明。声明不再承认华德的领事身分，而称其为“先生”，同时强硬地指出：“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事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随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其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在领事馆、美孚油行院和总领事私宅安息日院三处。并且，三处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被全　部切断。但直到这时，华德仍旧不能理解，中共政策上的这种180度的转变究竟是怎么回事[②C]。

二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阳军管会及市政府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态度，在11月上旬和中旬，有明显的不同。11月上旬，至少到8日朱市长回访美、英、法领事馆为止，沈阳市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希望保持和发展与美国人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合作的态度，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较为积极的。而在此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今天或者很容易找到某种答案。因为有资料表明，朱市长8日回访的某些说法次日就受到了中共东北局的批评，东北局并为此就接待外国人的问题作出了极为严格的规定[③C]。此后，沈阳市政府对各国领事馆的态度自然与前不同，变得极为谨慎。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11月15日军管会宣布没收一切电台之前，沈阳市政府仍旧以官方形式接待了领事馆的官员，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而15日递交给华德的关于送交电台问题的第二号公函，也仍旧继续承认其官方身分。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地步呢？这当然不简单是因华德拒绝主动交出电台所致，而是另有背景。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苏联驻东北外交人员的态度。 据目前查阅到的资料，可以肯定，沈阳军管会11月14日正式签发的没收电台的通令，主要还不是针对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而采取的一个外交行动。它只是根据中共中央在部队进入沈阳之前就已经下达的关于必须注意收缴城市中一切电台以确保部队军事行动的指示，向所有中外机关和个人发布的一个泛泛的通告。导致事态向后来方向发展的，是军管会宣布没收电台第二天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给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一个电话。马里宁在电话里明确要求中共立即派人没收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并说明“这是关系到苏联的很大的事情”。高岗当即答复说：驻沈阳卫戍司令部已经通知各领事馆必须于36小时之内交出所有电台，而我们对美、英、法留在沈阳的领事馆的策略，则是“挤走”的方针。马里宁当即对此表示欢迎，并称苏联领导人将会因此感到高兴。一旦美、英、法领事馆不再起任何作用，人民也憎恨他们，他们最后就只好滚出东北。显然，把没收电台的行动直接同反对美、英、法领事馆在东北存在的方针联系起来的，确实同马里宁的这个电话有关。 从上述资料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事态的发展同中共中央的态度也有密切关系。因为高岗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我们对美国等国留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态度是已经决定了的，这就是“挤走”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挤走”方针，还在沈阳市政府决定没收当地所有电台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11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东北局提出对坚持留在沈阳不撤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领事馆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曾发出指示：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①D]。不难看出，正是苏联的态度，使得这次没收电台的行动迅速同中共中央内定的“挤走”美国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外交行动联系起来。17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所取挤走沈阳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使沈阳军管会把没收美国领事馆电台升格为封锁与孤立美国在沈阳外交人员的行动，只是，如何具体实施这种封锁与孤立，还颇费了一些周折。 沈阳军管会在发出没收电台通令时，完全没有估计到可能引起外交纠纷，因此，当美国总领事华德表示拒绝主动交出电台之后，由于不了解卫戍部队是否有权力进入外国领事馆强制执行，他们迟迟未能采取行动。对此，毛泽东自然颇不满意。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明确提出：既然美国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就应派队入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凡驻在该旧领事馆的人员因其蔑视中国人民政府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将禁止其与外界自由往来。如有需要须经市政府特许，方准外出（在核准其外出后，应有武装随行保护）。你们如此办理，可达到我们内定之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的方针，而形式上则以双方无正式外交关系并实行军事管制，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 由于美国领事公然违抗命令，“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无疑是中共中央实施“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方针的一种策略。但沈阳方面在实行时却又忽略了这种策略上的必要性。他们不仅将美国领事馆的人员，而且还将英、法两国领事馆的人员也都统统软禁起来了。而全面切断领事馆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并非受命于中共中央，纯粹是考虑到东北主力部队即将入关必须设法封锁消息，参考了苏联在沈阳的商务代表的建议的结果。显然，对于刚刚进入大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他们在外交方面是欠缺经验的。正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情况才多少有了改观。沈阳方面的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必须区别对待英、法人员，而以主要力量对付美国人了。

三 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沈阳领事馆所采取的带有敌视性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与美国全面对抗，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问题在于，基于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和意识形态特点，他们这时很少幻想西方国家，特别是积极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会迅速承认中国的革命政权。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上所出现的种种变动。特别是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政治局会议，会上人们多半相信：“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五年左右”，因此会议没有谈到外交问题，只有毛泽东简单地提到一句：一旦我们成立中央政府，至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会跟我们合作的。当然，一旦这种外交承认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共产党中许多人未必不会对西方国家抱以某种希望。事实上，注意到中共部分领导人第一次开始在沈阳处理与美、英、法等国领事馆的外交接触问题时，一度极力争取后者的好感，积极主动地去做联络工作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存有这样的希望。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东北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应该怎样做了，因为东北毕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在那里的苏联人十分明确地反对任何美国人继续留在这一地区。他们尖锐地指出，美、英、法领事馆坚持留在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东北地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中共方面必须“提高警惕”[①E]。 在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威胁的情况下，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只有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强大阵营中去，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苏联的意见，因此，毛泽东在得知苏联的态度之后，明确表示：“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①F]。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只能亦步亦趋地根据苏联的意见去做，还在周恩来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挤走”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方针的文件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再度发出指示，即使在外交斗争中，也要注意策略问题。 为了孤立美国，毛泽东主张“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和缓些”[②F]，在沈阳不必禁止其出入，过一时期更应准其修复电灯电话。由周恩来拟稿的中共中央11月23日的指示，更进一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的说明：我们目前坚持不承认国民党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为了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领事馆的一般方针……并不一定在东北以外的解放区都实行，而且对英法和对美必须有所区别”[③F]。 周恩来起草的11月10日和23日这两封解释中共中央“挤走”方针的指示电，有一点显著不同，那就是，在10日最初提出“挤走”方针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在政策上做任何区分，而在23日的指示电中，则不仅提出了区别美、英、法，而且宣布说“挤走”的方针在东北以外的地区并不一定要实行。要了解这种改变的背景，还必须注意到11月中旬毛泽东对革命胜利时间估计的改变，因为恰恰是这种估计的改变，使得中共中央此前此后对于未来外交的前途有了颇为不同的认识。 10日的电报，中共中央仍旧是以9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五年左右胜利的　估计为依据的，因而它对早日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抱多少希望。但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即改变了形势的估计。11月11日，他在给各方面负责同志的电报指示中，明确指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显然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正是从这种新的估计出发，23日的电报对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英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较前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而毛泽东对此似乎更乐观，他明确提出，即使是在东北地区，是否挤走英法也还要看那个时候的具体情况；即使是“挤走”美国，最后的决定权也必须操在中央手里，况且就是挤走也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与美国建交，因此做事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电台所有权可仍属美方，由我代管，“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退还”[④F]。 一方面没收电台，封锁美驻沈领事馆，软禁其人员，一方面估计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同美国建交而主张留有余地，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固然对美国颇不信任，但并没有根本否定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为此，中共中央很快电示东北局，对美国领事馆的封锁也不宜像监禁一样，分别软禁在三处的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应该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但这样一种相对积极的做法，突然被25日收到的一份东北局的电报打断了。 这份电报报告说，沈阳方面于软禁美国总领事华德等人之后的次日，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案，全部系美国特务，直接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供各种收发报装置、经费并领导，任务是刺探并递送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①G]。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恢复沈阳美国领事馆三处人员自由来往的指示暂时停止执行了，对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的性质估计迅速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再度不加区别地提出“逐步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阳外交人员的主张，并且提出：“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获悉，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分化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抵抗共产党。毛泽东指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决不允许”那些心怀鬼胎的外国人到解放区来[②G]。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很快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③G]。

四 1949年初，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外交问题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成了人们议论的重点，外交承认问题反而被放在一边了。由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还带有联合政权的性质，政权内部还包含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存在程度不同的幻想，这使得刚刚得到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人的阴谋极其反感和担心。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作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他这时有过一句很形象的说法，叫做“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而他亲自起草的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则向全党明确宣布了对美国的这种强硬态度[①H]。 战争时期，军事胜利就是一切，既然注意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及其记者都可能同帝国主义阴谋有牵连，那么，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不加区别地限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自由，也是理所当然的。1月19日，中共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②H]。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几天之后，即1月25日，中共中央又很快下达了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提出对原指示中的两项内容须暂时变通办理。其一是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所有的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其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同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并可考虑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后，令所有外国记者重新登记，对其中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③H]。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是同苏联的意见有关，也是同国内政治形势突然出现的重要变化有关。 还在1月上旬，南京政府就积极谋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1月10日斯大林向毛泽东通报这一情况，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最初断然予以否定。但考虑到强硬地拒绝和平谈判，可能会给美国干预中国革命带来借口，斯大林一再劝告毛泽东务必在策略上做出某种姿态，包括对美国也不宜采取过于激烈的敌对态度。在反复考虑了斯大林的建议之后，毛泽东最终同意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既包括策略上赞同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也包括在外交上避免采取过于生硬的作法[①J]。斯大林的态度表明，苏联这时并非一味地有意要使中共与美国之间保持紧张关系。 在此之后，蒋介石突然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及白崇禧等又积极密谋和共反蒋，政治和军事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这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保持一种较为积极态度，对于影响和分化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势力，包括美国的势力在内，益显出其必要性。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就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表明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就连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通过其秘书傅泾波辗转送来密信，转达两点希望：“（一）伪府因迷信武力，失却民心，致此田地，希中共以收挽民心为先决条件；（二）美所望于中国者，为主权独立，政治、经济、文化能达自由”。而后，又有情报显示，即使南京政府决定撤往广州，美国大使以及多数西方国家的大使仍将继续留在南京，准备与共产党方面进行接触[②J]。紧接着，美国国务卿也就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一事，通过在北京和香港的总领事向中共最高当局提出书面询问[③]。所有这些在中共中央看来，意味着美国政府确实有曲折承认未来共产党政权的可能性。 虽然共产党自1月下旬以来在外交上表现出了某种灵活的态度，但在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人仍旧再度重申了在1月会议上提出的那些观点，并高度评价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这表明，不论这时共产党人的外交政策是否变得多少灵活一些，他们仍然是把美英等国，特别是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问题仅仅在于，即使把美国当成敌人，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同美国等国发生外交关系呢？1949年4月，来自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和来自上海陈铭枢将军那里的一则信息，终于促使中共中央重新考虑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了。 4月中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正式出面谋求与中共方面疏通和解。从上海来的陈铭枢将军的代表雷仲仁报告称：几个月来，美国方面一直极力寻找途径与中共疏通。为此，“司徒大使偕傅泾波于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冒恶劣天气乘专机抵沪在友家与陈先生会见密谈三小时，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又密谈三小时。并要求陈先生为中国及世界和平计往北平一行，向中共中央解悉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大使表示美国顾虑中共者二：“（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中国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大使称：美国希望中国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清除贪官污吏，希望中共真正实行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联合政府，同时并希望中共能够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如此，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①K]。紧接着，毛泽东又收到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政府建立及其有关政策问题意见的回电。斯大林建议：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②K]。 司徒雷登的主动和斯大林的建议，无疑给了中共中央一个适当的机会表现其灵活性。毛泽东很快将司徒雷登的要求通知了斯大林。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向美国方面传递某些积极的信息和在可能条件下与之发生外交关系的问题了。 4月6日晚，中共中央收到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电，报告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介绍来华的索尔·密尔斯（Saul Mills）已经到达香港，要求前往华北解放区。由于华莱士是力主消除美苏分歧、结束冷战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苏联方面自然大开绿灯。但最初，像以往一样，中共中央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在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才批准密尔斯进入华北解放区，访问天津和北平。毫无疑问，密尔斯是得到这种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尽管这位美国前纽约产联理事会总书记、纽约州美国劳工党副主席，名义上是代表美国近10家公司前来中国与中共领导人谈生意的。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宣布让这位具有重要政治背景的美国人到北平来，其政治意义远较双方对生意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③K]。 一度关死的门打开了。由于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共产党人不再需要像几个月前那样把向外国人封锁军事消息放在外交考虑的重要位置，当务之急是避免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和尽可能快地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为此，毛泽东首先通知前线领导人注意不要在外交上出问题，并提出：鉴于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但“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①L]。

五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而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为首，多数国家的使节都留在南京没有动。为了设法了解美国对自己及对国民党的政策动向，并与司徒雷登保持接触，中共中央派原燕京大学学生黄华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而司徒雷登自然也急于与中共最高层进行某种方式的联络。于是，双方由此开始了一段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与对话。 5月6－7日，司徒雷登两度派秘书傅泾波与黄华接触，主动要求安排与黄华的直接会面。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致电南京市委与华东局，同意安排见面，但应多听少说，“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绝对不可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有求于美国[②L]。5月13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在司徒住处会面。在这次接触中，双方的看法和愿望相距甚远，甚至难以调和。中共中央所重视的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司徒雷登实际上却相信：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中共中央最重视的是：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这在共产党方面看来，无疑就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正如南京市委总结司徒雷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③L]。 5月17日和31日，傅泾波又两次找黄华谈话，再三表示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在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上存在着极大分歧，司徒雷登力主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因此中共应信任和谅解司徒。根据他的提议，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之后，黄华主动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于6月6日在外事处再度面谈。黄华表示，既然司徒雷登有意建立中美人民新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回避与国民党断绝和停止继续援助国民党的关键问题。司徒仍旧坚持，今天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政府，因而不存在承认的对象。况且如今国共各占一部分地区，按照国际法，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与尚有存在条件的旧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他强调的仍然是，未来中国的政府里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并说明，承认问题将视此而转移。因为要了解美国政策，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华政策的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民主自由，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就好解决了[①M]。 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些颇有挑衅意味的说法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愈益提高了对美国阴谋的警惕性，对于美国继绝与国民党关系的可能更加不抱幻想。继续保持接触，看起来仍旧与斯大林有关，因为这时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的整个谈判过程，几乎都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与建议下进行的，毛泽东不断地向斯大林详细地通报这种接触的最新结果[②M]。斯大林甚至明确认为，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尽管中共中央此时对司徒雷登已无信任可言，但仍在继续接触。这也就是当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赴北平面见周恩来时，中共中央很快表示同意的原因。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16日给司徒的信称：毛泽东已经宣布你来访燕京之意，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陆志韦的信是特意交给中共中央看过的，当然也是得到中共领导人赞同的。17日傅泾波再见黄华，特别说明美国国务院有意让司徒今后再以私人身分返回北平从旁赞助的情况后，虽没有再提司徒雷登希望返美前访问北平一事，毛泽东仍旧迅速做出批示：不管他是否再提，在司徒雷登返美前10天左右，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③M]。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傅泾波关于司徒要求访问北平的表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司徒雷登的正式认可。 6月27日，傅泾波携来陆志韦16日信，表示司徒对此感到十分惊异，不知用意所在，并且司徒除了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前往北平外，时间上几乎没有可能再去北平了。因此，他只能报告美国国务院，由上面来作决定。言外之意，此事纯系中共中央方面的主动表示，而司徒本人则是被动的。此种情况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不满。周恩来电称：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与当局晤谈，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事实上，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为分化美蒋，“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④M]。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到美国不可能改变其现行的对华政策，因此，不论中共中央这时同意司徒雷登来访的目的何在，都不会幻想给予司徒雷登一种较高规格的邀请就能够使美国断绝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自己。既然如此，司徒雷登来与不来，对中共并无丝毫损害。从6月30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当然，7月1日美国国务卿也明确指示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此来自然不了了之。9月，司徒雷登正式申请于7月18日返美，15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双方这次主要围绕着建立外交关系而展开的非正式的外交接触与对话，也就宣告结束了。而双方这次对话，可以说丝毫也没有找到可能达成谅解的基础。如果说双方在某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致，那就是通过对话竟一致意识到：幻想改变对方的政策，纯粹是徒劳的。因此，到8月2日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路”之后，双方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敌对了，更仇恨了。 六 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在上面这个时期存在着相互接近的机会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双方政策确实相差太远，而他们之间的这种距离，绝不是双方的政策制定者所能改变的。在共产党方面，撇开意识形态的基本考虑为谈，对美国政策之怀疑和敌视之所以根深蒂固，除历史因素外，还有现实因素，共产党人从美国对华政策及美国政府在华人员的种种活动中看不出美国有自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和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阴谋的可能。他们除了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外，看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它对自己的政权造成危害。显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必像弱小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机会主义地保护自己，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在世界政治斗争中的位置，也格外庆幸能够与世界上几乎同美国一样强大的苏联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49年最终宣布了政治上将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即实行“一边倒”政策。 让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写作和宣布“一边倒”政策的时间。因为它几乎是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到北平来访问和晤面的同时。当中共中央了解到6月6日司徒雷登赤裸裸地表示了美国政府坚决敌视共产党政权，必欲扶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抵制共产党，同时蓄意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态度之后，就已经考虑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就此做出反应了。而6月10日，傅泾波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的进一步的谈话，更使得打破美国政府的试探与幻想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就是于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鉴于司徒雷登及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这一时期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在南京、北平和上海的外交官，通过各种方式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强烈要求中共解除对沈阳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同意他们关闭那里的领事馆，撤出全部外交人员等情况，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终于就此做出反应，披露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真相。这表明在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中共对美国绝不可能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本质，已经更加确信不疑了。毛泽东6月24日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一特务外交》一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情况[①N]。 中共中央采取的第二个强硬行动更为引人注目，这就是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如前所述，中共尝试采取某种策略，试图以此来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援助国民党，并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加速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推迟了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时间。然而，与司徒雷登的对话表明，美国政府根本反对中共与苏联站在一起，不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甚至根本反对共产党，不论共产党是不是愿意与它们改善关系。因此，是不是公开宣布“一边倒”，对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考虑到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府即将成立，公开宣布自己的基本国策事实上已经刻不容缓，毛泽东很快在新政协筹备会的讲话里，特别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公开表明了自己亲苏反美的强硬态度。在毛泽东看来，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对付美国。 毛泽东的表态为整个新中国的对美政策定下了基调，从而使得一度根据某些小道消息猜测有可能引诱毛泽东等部分中共领导人远离苏联的司徒雷登们，彻底地失望了。司徒雷登极其沮丧地承认：“毛现在不会被收买”[②N]。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鉴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评论文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也基本确定了。就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言，它不否认有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作为新中国暂时基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③N]。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那样，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度”是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提出的“一边倒”为依据的，这是一个是非界限问题，是一个认清敌友的问题。而考虑到目前新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基础还十分不稳固，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决定暂时不忙与美国，甚至也不忙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何时再考虑与美国建交，毛泽东这时相信，它可能需要一个比年初的估计还要长些的过程[①O]。 从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确定“挤走”方针开始，至此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对自己的外交政策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考虑，但最终还是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了，而且态度更加强硬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就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在中国的半合法地位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美国政府继续在中国呆下去的信心。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案对华德等人提起公诉。11月下旬，华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②O]。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1月6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了全部外交人员[③O]。几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