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丙丁，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油槐镇海王村人，1927年12月21日（农历丁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解放前后一直务农，只上了3年小学。从1949年开始业余诗歌创作，先后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理事，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理事，王老九诗社社长，政协临潼县四届、五届委员。

1949年3月25日，贺丙丁被国民党镇公所抓了壮丁，锁在黑暗的房子里，第二天就要往临潼县收兵营交送，当天夜里突然来了解放军，国民党镇公所的狗腿子慌忙夹着尾巴四处逃窜了，解放军把他救出了火坑，他在回家的路上高兴地唱出了四句顺口溜：“昨天国民党乱抓人，今天来了解放军，一夜改朝换了代，穷苦人民翻了身”，这就是他编诗歌的起根发苗。

1950年冬，陕西省教育厅在贺丙丁家乡试办冬学，他积极参加农民识字班，被评为学习模范。他把自己在识字班的学习体会，编成长篇叙事快板《贺丙丁认字》，在《陕西日报》发表后，由长安书店出版单行本，发行7万多册，这使贺丙丁在陕西一夜走红。

1952年春，贺丙丁被临潼县县委宣传部聘为农民宣传员，抽调到本县新丰镇戏河李村体验农业互助组生活，创作了反映模范互助组组长先进事迹的长篇叙事快板《杨老九得红旗》，在《陕西曲艺》发表后，由长安书店出版单行本，发行3万多册。《贺丙丁认字》和《杨老九得红旗》的发表、出版，奠定了他在陕西农民诗歌创作上的地位，从此他就走上了业余文艺创作的道路。

1953年春，贺丙丁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编写诗歌的水平，专程去著名农民诗人王老九家拜师学艺，受到许多教益。此后，他刻苦向王老九学习诗歌创作技艺，是远近闻名的王老九的学生、大徒弟。在王老九的影响、帮助和带动下，他的诗歌创作水平不断提高，创作成果累累，并且在新世纪成为继王老九之后著名的农民诗人。

1979年8月，贺丙丁倡导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农民诗社——王老九诗社，主编社刊《庄稼汉》，已出刊100多期，诗社社员360多人，遍布全国26个省（市、区），诗社被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接收为集体会员。1986年10月，他代表王老九诗社参加西安市“祖国万岁如意杯诗歌大赛”，荣获“人民之声”锦旗一面。1994年，他参加西北五省（区）“505杯农民诗歌大赛”荣获三等奖。

贺丙丁从解放初期开始，一直致力于农民诗歌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时间跨度长达六十多年，创作诗歌1100多首(篇),直到现在八十多岁高龄仍然坚持写作，笔耕不辍，可谓是农民诗坛的一棵常青树。他的主要作品有：叙事长诗《贺丙丁认字》、《杨老九得红旗》、《王荣打井》、《报丰收》、《秀英买猪》、《张会珍》、《刘老汉请毛主席像》、《延安行》、《第五次人口大普查》、《王老汉拾了个小孙女》、《田老汉谝闲传》、《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撒帐拜花堂》、《好媳妇》、《模范检察官王书田》等数十篇；诗歌《歌唱党和毛主席》、《星星跟着太阳走》、《新歌唱了十五年》、《天安门前万年春》、《贵在歌颂毛泽东》、《邓小平高举帅字旗》、《跨上金马搞四化》、《三中全会政策好》、《去到地头送油饼》、《多亏党来治天下》、《农民心里喜连天》、《责任制是仙丹》、《钱串串》、《农民登诗坛》、《欢庆香港回归》、《为给社会添花朵》、《实现小康没麻达》、《歌颂主席胡锦涛》、《拥护总理温家宝》、《神舟五号上太空》、《共产党万岁与天齐》、《中国又添喜事情》、《为奔小康助大阵》等800余首；杂文《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搞好新闻报导，当好人民通讯员》、《搞诗歌创作要下苦工夫》、《永远做王老九的学生》、《谈王老九的诗风》、《回忆王老九编诗歌》、《我的创作之路》等70多篇；创作眉户剧本《补渠》、《送牛记》，改编眉户剧本《一台水泵》；辑有《贺丙丁诗选》、《贺丙丁文选》，其创作业绩先后被编入《临潼县志》、《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华人物辞海》、《临潼文化名人录》等。

贺丙丁把创作诗歌作为人生的一种追求，一种乐趣。他“怀里揣着诗罐罐”，走到哪里就把诗歌创作到哪里。他去武汉看望在部队当兵的大儿子，在长江大桥上写了《武汉行》。他去郑州，十几天就写了《看孙女》、《游少林寺》等4首诗歌。他去延安参观，就写了《延安行》等。他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写作，他写的诗稿装满了家里大大小小的木箱、纸箱。他往往出口成章，经常即兴吟诵。“北京两会开得好，选出人民新领导。国家主席胡锦涛，年轻有为威望高。东方飞起新巨龙，‘三个代表’红旗飘。两会喜讯传全球，各国祝贺打电报。伟大中国共产党，风流人物数今朝。万里神州山河笑，歌颂主席胡锦涛。”就是他看完电视实况转播后即兴创作的，一气呵成，一个字也不用改。有人问他为什么作诗那么快，他说，作起诗来就心里高兴，出口快是肚里有生活，说出上句，下句就在舌头尖下面等着哩。

贺丙丁的诗歌来源于农村生活，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诗歌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自然流畅，深受农民喜爱。原陕西作协主席胡采赞颂贺丙丁“是一位忠实能干的农民诗人”。原《陕西日报》总编、刘志丹烈士的女婿、贺丙丁的小学同学和乡党张光先生认为：“贺丙丁继承了王老九的创作事业和诗风”，“在民间文学创作中成绩卓著”。陕西省杂文学会副会长、陕西工人报记者杨乾坤先生认为，贺丙丁的诗歌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民歌体，秦地风，跃然纸上，是生动鲜活，是清新自然，是俗中寓雅的瑰丽。”“贺丙丁的诗突出的就是一个真情，”“代民立言”，“其诗大气，记载着历史，承载着历史，”“其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故而所作之诗，没有无病呻吟，没有故作姿态，而是清水芙蓉的天然美，”“读其诗而触其景，触其景而生其情，真教人如沐春风，如饮醇醪”，贺丙丁诗歌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他诗歌的语言和比兴、比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的运用。几十年来，其诗作多达数千首。凡所感想者，皆能入诗；凡所见闻者，皆可入诗。他对于生活中的新人新事，都能将它们变成诗，信手拈来，用生活化、农民化的语言说出来，唱出来，写出来，他把他所熟悉的生活都变成了诗。

贺丙丁的诗歌饱含着浓厚的关中乡土风情。他说自己是“吆牛种田庄稼汉，跟党走进文艺园。民歌唱了几十年，肚里装满诗串串。”他的《实现小康没麻达》，把家乡农民对党的领导和富民政策的信赖，刻画得淋漓尽致。当你读了“包子蒸馍带花卷，油饼可口醪糟甜，”、“能摊煎饼卷紫卷”、“羊肉泡馍一老碗”、“麻辣酸汤旗花面，千层油馍掉串串”，你就会立刻对历史悠久的陕西饮食文化产生兴趣。他写诗的题材是很广泛的。他的《姑娘扛锄上山坡》就是一曲新一代农村青年的情歌。《姑嫂齐心务庄稼》把嫂子乐于助人、诲人不倦和小妹妹热爱劳动、好学上进描写得惟妙惟肖。《好媳妇》弘扬了劳动致富、勤俭持家、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撒帐拜花堂》充分展现了关中农村新婚俗、新礼仪的诗情画意。《买良种》通过对高田老汉买玉米良种曲折情节的叙述，折射出现代农村科学种田已成为时尚。《懒汉队长落了选》、《田老汉谝闲传》是对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有力抨击。他的诗歌气势磅礴，能给人以震撼。他形容农业大丰收，是“粮食堆子入云端”、“请把珍珠用车装” 、“要借天宫做粮仓”。他描写农民群众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是“白天拉着太阳袄，晚上抻住月亮袍。”、“一夜打成井千眼，吓得老天把眼瞪。”他把武汉的“杉树当作朱砂笔”， “江水当作墨水蘸”。他形容嵩山少林寺的僧人武艺高超，“地踏壕窝踩破砖”、“能握天柄提地环”。

贺丙丁的诗歌蕴涵着很强的时代气息。他是“编诗歌，唱乱弹，怀里揣的诗罐罐。诗歌与我做伴伴，宣传党的路线线”。在他的诗歌里，从合作化运动，到建设社会主义高潮，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浓墨重彩的描写。《杨老九得红旗》、《王荣打井》等，把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描写得栩栩如生。《天不下雨人下雨》、《要叫遍地跑铁牛》、《春耕春管干劲大》、《修水库》等，再现了人民群众气壮山河、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去到地头送油饼》、《多亏党来治天下》、《三中全会政策好》、《责任田里好风景》、《过中秋》、《骑电动自行车》等，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他把香港回归、第五次人口普查、党的十六大、神舟五号六号宇宙飞船上太空、连战主席访大陆等等，都溶在了他的作品里。他的诗歌，就像是一幅记录新中国新农村翻天覆地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在他的诗歌中，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伟大祖国和人民的篇幅是很多的。“人民好比满天星，太阳就是毛泽东。只有跟着太阳走，星星才能亮晶晶。”这是1953年“七一”作的 ，这是他掏出的心里话。“新歌唱了十五年，越唱心里越是甜。天安门前诗花放，我再添朵金牡丹。”这是歌颂建国十五周年的，不惟情真，亦脍炙人口。他写的《刘老汉请毛主席像》，深刻表现了广大翻身农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他在长诗《延安行》里尽情歌颂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邓小平高举帅字旗》、《荧屏观看十六大》、《歌颂主席胡锦涛》等，代表了广大农民拥护新的党中央的心声。他笔下描写的工人、农民、干部、解放军、教师等先进人物，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诗歌，就是一位普通农民，倾心献给党、献给社会主义祖国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部赞歌。

贺丙丁在民间文艺创作中是一个多面手。他不但写诗，还编地方戏。他1959年9月创作的眉户小戏曲《补渠》在1960年全省民间新编戏剧汇演中获得自编自演戏曲一等奖，并在《陕西戏剧》上发表，他还创作了眉户剧《送牛记》，还参与改编了眉户剧《一台水泵》等，受到群众好评。贺丙丁在业余文艺创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不但写诗编诗，而且还写文章，编故事，为学生娃们讲解文学知识，传授写诗编诗的技巧。他在华清中学和雨金中学为中学生们讲课，讲了自己的创作道路，讲了诗歌的独特性和形式，讲了叙事诗的写法，讲了毛主席的诗词。1982年他应邀给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生讲课，他结合自己学诗写诗的经历，以一个泥腿子的形象深入浅出地为学美术的大学生讲了一堂诗学与绘画美学的讲演，不拿稿子却讲了一下午，受到师生一致的赞扬。他为美院副院长程思远写诗道：“我同老乡奔长安，双脚踏上少陵塬。两塬中间细流水，大白杨树撑着天。美院老师程思远，园丁辛勤栽牡丹。培养丹青描丰收，稻花放香满樊川。”他给大学生即席开场讲道：“我是农民没文化，不懂美术是个啥。今天美院来学习，希望师生帮助咱。学会现代中国画，我的画笔是锄把。大地当作五彩纸，画出麦棉好庄稼。”课讲完后，一位女学生叫给她写一首诗，贺丙丁即席写道：“写诗绘画都一样，跟党前进是方向。深入生活把新创，熟能生巧画吉祥。”程思远见贺丙丁给自己的学生讲得这么好，就回赠贺丙丁夸道：“农民诗人贺丙丁，美院讲课传真情。少陵塬下把诗诵，师生心里很激动。杜甫当年少陵行，少陵野老留诗声。今朝丙丁诗意浓，促进美院画写生。”贺丙丁在总结自己写作的经验时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很有见地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如他在《做梦也没想到能搞文艺创作》中写道：“‘过新年，贺新喜，村里村外歌声起。全中国，飘红旗，来了党和毛主席。中国有了毛主席，处处变成新天地。从西村，到东庄，人人拥护共产党。中国有了共产党，劳动人民喜洋洋。’这几句诗歌，是我根据从生活实践中听到的一些群众语言和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创作出来的。……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事实确实是这样，创作的原料是从人民中来的，这些原料只有经过艺术加工，才能成为文艺作品。没有生活原料，就加工不出来好的作品。文艺作品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但又不能死搬硬套，不能就事说事，要概括和提高。只有以现实生活为根据，经过作者加工、提炼的文艺作品，对群众才有教育作用。”在《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一文中，他提出“深入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作者和作品、人物是分不开的”，“要重视写新人新事”；在谈写剧本的一篇文章里，他提出“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搞好新闻报道，当好人民通讯员》中他提出“多学多练熟能生巧”；在给华清中学师生谈诗歌创作经验时他说：“诗歌是高度集中的艺术概括。诗歌和其它文学作品在反映生活上有不同的手法，要运用比兴、比喻等多种手法，要求文字精炼，主题鲜明。一首诗反映一件最典型的事情，叫人一听就懂，不要拖泥带水。一般知识分子写诗歌文气太重，不大众化，爱用旧体诗的形式。写叙事诗要有故事情节，要有矛盾冲突。要根据故事情节，提出矛盾，发展矛盾，转化矛盾。开头一定要写好，中间内容可长可短，结尾要巧妙。”在《搞诗歌创作要下苦工夫》中他提出“搞诗歌创作，要写出好的作品，就必须下苦工夫学，下苦工夫练，下苦工夫改。深入生活对搞好创作十分重要。木匠盖房子，没有木料、砖瓦就不行。搞创作也一样，没有题材、素材就没法下笔。不但要深入生活，还要积累生活。有人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我看很有道理。写诗歌，不管你写四句八句，还是十句二十句，都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要讲究开头、落尾、起承转合，要把现实性和浪漫性结合起来。写诗要押韵，才能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搞诗歌创作，是一个艰苦的脑力劳动，懒人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总之，贺丙丁不管是从创作诗歌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不管是在文艺作品的种类上还是深度上，不管是在作品本身还是在总结创作经验上，不管是创作的时间上还是知名度上，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最优秀的农民诗人。

在“社教运动”和十年浩劫期间，贺丙丁的诗作较少。主要原因是他被无辜剥夺了写诗歌的权利。1965年社教运动中，“社教”工作组不顾党的政策，把他搞文艺创作编诗歌投稿拿稿费和参加文化活动说成是投机倒把、多吃多占，走资本主义道路，强迫他退赔稿费5000元，粮食2000斤。社教工作队凭空捏造事实，分别给相桥大公社和县文化局发通知，停发了他担任文工团团长和农场场长的工资和商品粮票，取消了其业余作者的称号，割断了他和诗歌的联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冤案问题无人过问，无法解决。1969年春，他到北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上访后，陕西日报和临潼县委领导处理了他的冤案，为他平了反，恢复了业余作者的称号，所在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逐步归还了在社教运动中错误认定强迫退赔的钱粮，他又重新拿起笔来编写诗歌，他怀里揣的诗罐罐里又蹦出了激动的诗歌：“北京城里有青天，党中央就是新包公。实事求是查冤案，处处为了老百姓。水落石出冤案明，诗歌与我又复兴。多编多唱借东风，春风吹来春又生。”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1979年他倡导创办王老九诗社以后，贺丙丁的诗歌创作又迎来了第二个更加明媚，更加丰富多彩的艳阳天。遗憾的是他在社教运动中受迫害，被无辜停发工资，失去大公社文化干部职务和待遇的问题却至今未得到解决。

贺丙丁是个传奇人物，他的名子也与众不同，是他爷爷给起的名。按贺姓家谱名字的排序，贺丙丁这一辈名字的第一个字是“秉”。他出生的那年是农历丁卯年，就取年份天干的“丁”为名字的第二个字。正好天干“丁”前边的“丙”与“秉”字同音，就叫“丙丁”了。贺丙丁1950年参加土改运动，任油槐乡康贺村民兵连长。1952年被临潼县委宣传部聘请为农民宣传员。1953年被临潼县文教局作者协会吸收为业余作者会员。1955年5月2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冬季任油槐乡海王村初级农业社主任。1956年任阳光高级农业社副主任。1959年任相桥大公社文化干部，担任大公社文工团团长、农场场长。1965年在社教运动中受陷害，1966年2月被社教工作队停发了他担任相桥大公社文工团团长、农场场长的工资和商品粮票，取消了他业余作者的称号，直到1969年才平反了冤案。1969年下半年被抽调任油槐公社文艺宣传队队长。1971年被县委宣传部抽调到县文化馆创作剧本。1973年被县文化馆抽调到行者、马额公社帮助建立公社文艺宣传队。1977年被县委宣传部抽调到王老九的故乡相桥申东大队兴建诗乡。1979年8月，他倡导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农民文艺创作团体王老九诗社。1979年9月，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会员。1982年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第三届理事。1984年3月，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1989年3月，任陕西文艺家协会第二届理事。有不少人问他说，您现在80多岁了还写不写诗？他说人老心不老，还要不歇气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唱新歌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