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初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相继被刺杀的事件。由于胡白两人是著名亲日分子,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随即会见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然后并指挥驻天津日军在河北省政府门前连日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对中方进行威胁。５月２９日，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5月3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妥善办理”。6月９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3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７月６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接受日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