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海洋文明 |
| 释义 | 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 海洋文明人类文明是由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共同构成的。海洋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李二和《舟船的诞生》一文中，后被国内外学界陆续引用。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中华古代文明，就是由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融合而成的。陆上的火与石斧创造出了舟船，舟船的水上活动又推动了大陆文化的发展。独木舟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体现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且为人类海洋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人类的特性，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求与渴望。 人类对水的依赖是如此的强烈。只要有水流经过，人类就会逐水漂航。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及古代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莫不缘此而生。同样，在海洋上，只要有海岛（在人们的视野）出现，人们就会乘舟船逐岛而去，从而建立起陆海之间的文化交往。古代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被一步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土广袤的大陆国家，黄河、长江做为母亲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并使中国以其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和辽阔海洋的海洋国家。伟大的中华民族同地中海国家一样，都是人类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不仅早在7000年之前就创造了辉煌的航海历史，而且远在7000年频繁而漫长的航海中，把最早的人类文明、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了美洲和世界各地（李二和《中国水运史》绪论）。 这是由世界各地先后出土和发掘的大量的、历代文物及世界各国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历代古文献资料的研究，包括多次有关中国海洋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果所达成的共识。 在我国浙江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五支木桨。其中一支残长为62.4厘米，残宽为10.8厘米；另一支残长为92厘米，残宽9厘米。经碳14测定，五支木桨距今年代为7000年左右，属母系氏族社会遗物。同层出土的还有近百种动植物和带有榫卯和企口板结构的房屋建筑所用的木料遗存，还有炭化稻粒等。这证明，渔猎和采集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姚江从遗址的西部和南部流过，南为四明山，与河姆渡隔江相望。遗址海拔仅3—4米，在古代可能是一片汪洋或低洼的沼泽地。值的特别注意的是，在出土木桨的桨柄与桨叶结合处，阴刻有弦纹和斜线纹图饰。由此证明，如此雕工精细的木桨，决不是最原始的，当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演化过程。那麽原始木桨的出现，应当更早一些，可能在8000年左右（李二和《中国水运史》第1章中就作了大胆的推论）。无独有偶，同样是在浙江杭州，在萧山跨湖桥新石器遗址，又出土挖掘出了一只独木舟。经碳14测定，这只木舟的距今年代为7500—8000年，这恰与我们在《中国水运史》中的推断相吻合。应当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这是我国迄今发掘到的一只最早的独木舟（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那麽，人们不仅要问：舟船的起源到底在何时？谁是舟船的发明者？ 这在古代浩繁的典籍中，说法却不一。 《山海经海内经》中说，番（凡）禺始作舟。《墨子》说，是巧垂。《吕氏春秋》却说是舜的臣子虞姁（于许）。《发蒙记》中又说是舜的另一个臣子伯益。《世本》中又说，是黄帝的两个臣子共鼓、货狄。《易经·系辞下》说：“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说黄帝“刽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另外，我国远古文献中对舟船的记载也很多。《世本》中，有巴人乘土船浮夷水（今清江）之说；《尔雅·释水》：“庶人乘泭”、“并木以渡”；《国语·齐语》中说“方舟设泭；《越绝书》中说“方船设泭，乘桴洛河”；《论语·公冶长》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都是古代对舟筏的记载。 马克思曾说：“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而“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们能够制造独木舟。”古代中国舟船文化的史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世本》说：“古者观落叶以为舟”；《淮南子》说：“见窍（翘）木浮而知为舟。”“浮”的现象和概念赋予了人们美好的想象；导致人们去“刳木”，使其变轻易浮，从而产生了独木舟。 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谁发明的，无管是怎样一种说法，它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独木舟的出现，直观地说明了古代中国人民在舟船科技与海洋文化方面非凡的发明和创造力；她扩大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揭开了人类水运历史的序幕、揭开了舟船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序幕。 近年来，我国和世界各地出土的有关与中国古代舟船文化有关的文物、历史遗存越来越多。 除了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7000年前的雕花木桨，和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独木舟，在江苏武进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特大独木舟，至今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还有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沉船等，都分别诉说着古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和发展水平。 那么，舟船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是不是一件独立的事情？当然不是。她既是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又直接推动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几乎影响了人类所有科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长岛县广鹿岛吴家村，出土了“杯底舟形器”；丹东东沟县马家店后洼滨海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距今6000年前的仿舟陶器，同时还有伴出的骨鱼钩、骨鱼叉和重达两公斤的石网坠，以及距今5000年前的鲸鱼颈椎骨等。1976年，在辽东半岛大连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遗址中，也出土了仿舟陶器；1973年，湖北宜都红花套还出土了距今5600多年的陶船。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一只距今为4700年前的青枫木木桨；在陕西宝鸡北首岭，发倔出了一件船型彩陶壶，上面绘制有展开的精密网纹。这当然是古人用船拉网捕鱼的又一物证。迄今为止，光是在武昌、汉阳等地就发现了数千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其出土的文物大多与舟船、水和海洋有关。 位于南部渤海水域的山东长岛县，更是海洋文化的摇蓝。这里发掘出土了从旧石器到铁器时代 的一系列重要文化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有33处。在黑山北庄遗址中，发掘出两座四五十人的合葬墓，一座以海螺铺身，显然为海洋葬俗。里面出土的彩陶以红花黑彩的波浪形纹为主，当与水居有关。更有大量的贝壳和鱼骨。所有出土的文物，无不反映出我国母系氏族社会，渔猎生活重要的社会特征。 基本简介基本概述一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海，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尼罗河；古巴比伦也靠近海洋，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远比中国文明与海洋的关系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却远不如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所以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其文化与海洋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也创造了一些海洋文化，但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然更算不上海洋文明。所以，靠近海洋，有海洋文化不一定就能发展成海洋文明。 基本特征按照目前广义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人们从远古时代起就开始与海洋打交道，创造了与海洋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就是海洋文化，它是人类与海洋有关的创造，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创造。具体说来，海船，航海，有关海洋的神话、风俗和海洋科学等都是海洋文化。本文所使用的海洋文化就是指具有这样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 文明，按《辞海》的解释：“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国外也有与此相类似的定义。（1）本文取文明的这一定义，对海洋文明作出这样的界定：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一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靠海，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尼罗河；古巴比伦也靠近海洋，但其文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也算不上海洋文明。古代日本文明与海洋的关系远比中国文明与海洋的关系密切，然而其文明程度却远不如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所以也不能算是海洋文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其文化与海洋的关系虽然十分密切，也创造了一些海洋文化，但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然更算不上海洋文明。所以，靠近海洋，有海洋文化不一定就能发展成海洋文明。从这样一种思路出发，我们首先要确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海洋文明，分析这种文明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寻找后来海洋文明的发展，最后总结出海洋文明的根本特点和优势，以使我们对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起点。 可考的历史考察人类有据可考的历史，按上述的标准要求，第一个有充足的史料证明的海洋文明当是古希腊文明。 海洋文化和大河文化容易混淆，下面就是海洋文明也是大河文明的特点和不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1．海洋文明有其开放性，而大河文明则是封闭的。 2．海洋文明国家代表是古希腊，而大河文明的代表是古代中国，她们都是文明古国。 3．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都是非常的古老。 4．在一定情况下，两种文明可以相互转化。 中国东部海洋文明基本概述在中国境内泰山并不特别高大，才1千多米，为什么它会是中国古代最神圣的具有人文价值的大山？从大汶口文化或许已经奠定其神圣地位。东部地区新石器时期主要由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先后组成。 在山东西南与河南比较接近的地区发现了一个滕州遗址，“早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该类型与后来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有相似之处”。这不奇怪，从地形图上看，那是两处最近的“岛屿”，他们之间应该曾经是一片“湖海”。我们或许需要猜测两地之间是通过舟船之类的工具达到交流的才正确。 苏北淮安的青莲岗文化遗址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时间上早于龙山文化。 迄今为止已经发掘了100处大汶口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尽管出现于鲁东、皖北甚至豫中，但其核心分布于山东、苏北。并且这些遗址多为墓地，而非居住地。 我对于大汶口文化以及它前后和周围的东部文化的总结是：偏于海洋特色。并且之所以多发掘有墓地而不象仰韶那样有许多的居住地发掘，原因是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船上，船就是他们的居住地。或者他们的房屋就建立在水上或水边，这一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居住地会在发现概率上少于仰韶文化，坟墓就不同了。即便在上个世纪，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渔民除了必要的采购以及埋葬亲人他们几乎是拒绝上岸的，与岸上的人们几乎成为两个不同的民族。远古时期肯定也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为什么如此，或许没有道理，只是传统，也或许深有道理，比如躲避各种可以想象的危险。当然，也不要误以为大汶口文化是纯粹的海洋文化，他们也发展农业，任何一个谋求发展的群体在当时肯定已经意识到农业的不可或缺，所以他们最有可能整体是“两栖”群体。 根源的回答大汶口人到底来自哪里？这个问题重大而敏感，因为它意味着对东部文明根源的回答。 “严谨根据对大汶口和西夏侯遗址（山东曲阜）人口的一项研究而推断其居民为波利尼西亚人种，而与同时代的仰韶居民有着显着差异。”但也有中国学者不同意这个结论。波利尼西亚人是一个擅长航海的民族，否则他们就不会居住在太平洋上的小岛之间。实际上我还认为这个民族与后来中东崛起的海上民族或者腓尼基人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后话。再联系到北京山顶洞人中的拉美尼西亚女人，这个推断就显得更有道理，因为拉美尼西亚基本上就在波利尼西亚文化圈内。也就是说，无论山东大汶口文化还是北京山顶洞人看来有可能是同源的波利尼西亚人，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都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南岛文化”范畴内。也就是说，中国的南部与东部地区，在早期更多接触了或者根本就是一种海洋背景的“南岛文化”。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又加入了其它多种文化色彩，最终稳定沉淀于“三代”。而三代的直接根源却在中东。 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我相信生活在海洋上的这些人们融合、分化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与文化，有些群体甚至消失不见完全被包容在另外的文化色彩之中。比如“三代”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结晶，我们最终只可以分析出其中的一两个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做全面的总结很困难。 “非洲单一说”在这里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补充。我一直比较接受人类起源“非洲单一说”，当然包括南岛人（含波利尼西亚人）也是从非洲出去的。 在第四纪冰川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人类活动绝迹了大约4万年，而这个时期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因为生活在赤道附近一直生活得自由自在，他们以那些温暖的岛屿为根据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1万多年前冰雪融化期间，他们可能花费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游弋到当时临海的北京山顶洞，其部分后代也分布于相距已经不远的山东泰山一带。台湾在这条交通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中转作用。有许多的研究者认为台湾是“南岛文化 ”的发源地，可能就与这个重要作用有关。由于中国大陆文明交流与冲突大大高于台湾，所以最初的南岛文化作为最底层在大陆被彻底掩盖，我们容易看到的是后来人群带来的影响。台湾的“南岛文化”成分因为相对“纯净”而为大家所易见。 决定性影响对于日后中国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大汶口文化有人给分为这样三期：公元前4300-公元前3500，公元前2900之前为二期，公元前2400前为第三期。在最后这期中出现了西夏侯等遗址，黑陶开始出现，玉钺与石钺出现，并且一些大家熟知的斧头与太阳月亮的组合符号同时出现。 这一时期以赤峰为核心的北方红山文化与大汶口应该有接触，并且时间越近我认为红山与大汶口愈加靠近，他们相互有过更多的影响。我更偏向于把红山的前后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与仰韶有联系，后期与沿海的东部有联系。 南部江苏吴县一带的崧泽、马家浜、杭州湾的河姆渡、良渚等也做类似考虑归纳，他们通过大汶口而与红山文化发生联系。东部沿海一条线。 都有牵连以上东部地区很可能与南岛文化都有牵连。所以在近1万年的时间内，到底是中国大陆发展了南岛文化，通过台湾回馈给太平洋中的南岛人，还是南岛人不断向东亚北方迁徙发展，这确实是个问题。但重点是要认识到，大约从龙山文化开始，东部文化就逐渐被新的文化层所覆盖，这扰乱了我们的视线。 假如说红山文化中有鹰崇拜，那么南方河姆渡文化里则似乎出现了凤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龙风文化从根源上似乎与西北仰韶文化鲜有关联。也就是说，在中国一直声名显赫的仰韶文化很可能由于被东部文化替代，尤其是被奠定了中国文明根源的“三代”覆盖，今天中国人所继承的很可能更多不是仰韶文化，而是东部海洋文化。当然，这个说法相当武断，但确实值得提出来。龙风文化到底起源何在，现在还是个谜。 文化的象征黑陶作为龙山文化的象征，似乎除了西北仰韶哪里都有出现过，包括南方的大溪以及后续的汉水屈家岭，河姆渡就更是“以黑陶为特色”（张光直语）。这都说明了中国东部南方与东方的某些统一性，以及他们与西北地区的分别。 张光直先生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黄河下游冲积扇已基本形成，随着其边缘地带地面豁缝逐渐缩小直至最后消失，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间的陆路交往就必然便利了”。“有确切无疑的迹象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无论南方和北方，这些有特色的文化都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该进程中，文化间的联系得以加强，其时间在北方为随后的1000年，而在南方则为随后的1500年至2000年。这些地域文化向外扩展，彼此间确确实实地进行接触，在文化上相互作用，并从实质上表现出相互作用日趋加剧的迹象……”。 意义注意一下南北两地的不同时期或许是有意义的。它或许暗示了我们某些基本条件上的必然，比如交通工具的这个时间的改进甚至出现。为什么南方会晚1、2千年，他们在等待什么？我认为可能是一种舟船大车。也可能是青铜器的出现有利于南方茂密森林的开垦。 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些不同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区域在“相互作用”之下成了“相互关联的文化”。对于这个相互作用的时空概念，张先生认为是“在公元前4000年代开始形成，范围是北起辽河流域，南到珠江三角洲和台湾，东起东部沿海地区，西到甘肃、青海和四川……，所有的地域文化在形成被秦汉王朝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过程中肯定发挥了作用” 。 独立起源说张先生尽管是一位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的支持者，但是他是一位明显有着开放与发展眼光的人。他时时看到新材料的涌现对于史前老的假说的冲击。我不得不说，在这里张先生表达了中国后来的文明就起源于以上提及的新石器时期文明的倾向，这个认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张先生如大多数中国文明独立说者一样，只看到了中国本土完整的“序列”，并陶醉于这些“序列”，但对于新内容的注意不够，比如马车的引进，青铜器冶炼技术的引进，瓷器（非陶器）在商朝的突然出现，文字在后商的突飞猛进，对于这些关键的文明元素都没有足够的重视。最重要的是，中国文明独立说的前提是建立在DNA技术应用之前中国也有猿人进化为中国人的幻想基础之上。现在当我们把人类的起源定位于非洲单一起源说之后，许多推论势必发生了动摇。但张先生并没有看到今天DNA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已经没有机会更改他的结论了，这很遗憾。但张先生的视野始终是开放的，我始终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受到他这个精神的鼓励。 在过去的上万年里，应该源源不断地有外部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中国，定居下来，他们带来的文明与本土产生的文明一直在进行交流和本土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奠定了部分的中华文明，但并不是全部，因为带来新文明的“三代”还没有到来。 大汶口之后的龙山文化开始了，同期比较著名的还有南方杭州湾附近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黑陶以及那些独特的带有大眼睛（或大耳朵）的玉石纹饰都说明了它与龙山文化或者商文化的直接关系。 一个特点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那些精良的玉器。东北的红山文化是另外一个以玉著名的区域。尽管从文饰上还看不出来两者有什么关联，但是同样热衷并擅长玉石雕刻都让人猜想之间是否有着深层关联。由于红山文化在前，良渚稍后，在考虑到气候在那个时期发生了气温下降之后，这一猜想就更显得合理。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迁徙，更大的可能是一种融入交流。 整体看下来，实际上中国东海部地区都有十分明显的玉传统，而中国西北地区却似乎只盛行陶文化。这是中国新石器时期东西部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 “三代”文明龙山文化挟裹着“三代”文明。 龙山时期一些遗址开始广泛出现于平原地带，说明大海消失了，沼泽也已经开始缩小，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到中原。突然多出来的这些土地使整个东亚看起来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埃及与两河流域出现了许多发达的王国，中东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不会不关注到东亚长出了一块巨大的肥肉。而更多的商人甚至商业大家族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考古显示，在大约5000年前东亚开始文明加速，这里的社会生活即将发生一些质的改变，其中一个标志是“矛头和箭头的数量却异乎寻常地多”。暴力与战争开始正式登场。 文明因素这时期一些新的文明因素又在出现。比如良渚文化中著名的内圆外方的玉琮就没有人找出起源，甚至至今没有人讲出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那些奇特的面貌造型也是突然出现的，并且一出现就是很成熟的摸样，没有什么过渡。他们来自哪里，也没有人解释。但是这些遗址位于海岸边的事实还是给了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 在中东比较辉煌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确实没有发现类似的玉器，但是中东却流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至于具体的这些玉器属于哪个文明，我想不一定是著名的大的文明版块，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小的分支，甚至是一个在过去几千年里海平面波动中已经沉入海底的文明。我们不能抱定每个文明一定能够找到起源的信念，尽量寻找起源当然是应该的。 起源黑陶文化的起源也是个问题。在中国的东部从南到北几乎都有黑陶，甚至台湾的凤鼻头 文化也有黑陶。但是比较肯定的是，除了中国之外中东附近包括印度也有零星的黑陶发现。既然这些疑问都产生于中国的海边，我想还是应该把这些疑问交还给大海。 一位名叫“余以为”的网友在《苏三客厅》看到我以上的议论后发言： 一：中国东部、南部、东南亚、印度南部，都是黑陶文化区，连成一大片。黑陶伴随着湿地农业，彩陶伴随着旱地农业，这两种文化在石器时代交流不多，井水不犯河水，黑彩分明。 侧重讨论既然想讨论海洋文化，建议侧重讨论黑陶文化圈。 二：你说过“太平洋尼格罗人直到商朝晚期都出现于河南的平原上”，他们是比黄色人种更早到抵达东亚的澳洲人种，他们相对现代后来的东亚人既不外来的，也没有迁移走，而是被吞没了，在周边民族的基因里还有较多遗存，比如日本、通古斯和藏族。 动力三：雅利安人东进的动力主要是，西欧还是大片原始森林。森林和沙漠一样不适合新石器农业，不可能大规模繁殖。西欧在铜器时代才逐渐发展，铁器时代才繁荣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对付森林，不是用石斧，而是用火。太潮湿的地方，森林是烧不起来的，所以西亚、北非、中亚、印度和中国北方这些现在看起来有点干旱的地方，反而是最适宜新石器农业（水稻除外），中亚也可以。公元前2000年，适逢气温下降，中亚农业衰败，西欧雅利安人改良了马，从定居畜牧改为游牧生活方式，既有迁徙速度，又有战斗力，又能适应较贫瘠的草原环境，所以在很短时间里就替代了早期已经衰落了的定居半畜牧半农业印欧人。所以青铜器早期，整个中亚遍布雅利安游牧人，直到东方的蒙古人种也学会了游牧方式，雅利安人又找到地理条件更优越的殖民地——伊朗、印度和欧洲，才半推半就地把中亚北部让给了突厥人。雅利安的东进和突厥人的西进，隔绝了中国和西欧的联系，所以我们才会对汉语和英语相似之多觉得不可思议。 课文教案海洋文明 教材解读本课主要的教学内容是“海外殖民”、“城邦政治”两个子目。从经济物质和政治文明上诠释“海洋文明”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是地理环境所导致的。而希腊的城邦体制是黑格尔所言的欧洲的“精神家园”。黑格尔强调“自由、雄伟、美丽”的希腊精神让欧洲人油然而生“家园之感”。并且为后续主题章节中的希腊文化的讲授作了铺垫。（希罗多德、柏拉图、陪审团、学园、亚历山大里亚博学园等子目） “海外殖民”课本的引言“希望你在路途中得到一杯水。”……凸现了腓尼基、古希腊、古罗马的海外殖民的首要因素是地理环境。课本从时间的纬度，地图册从空间的纬度展现了：自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世纪初，围绕在地中海周边的扬帆远航，开拓疆土。腓尼基的殖民主要是在北非，最著名的是迦太基。希腊的殖民主要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以及黑海周围。罗马的殖民扩张使地中海成为它的内湖。腓尼基采取的是航海贸易，希腊更多的是移民建立子邦，而罗马依赖的是武力征服。特别是希腊人在这一过程中融合了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明，传播了希腊文化，熔铸了希腊民族的性格，促进了地中海各地的交往，形成了希腊化时代。从而为黑格尔所言的欧洲的“精神家园”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城邦政治”在希腊的殖民点是希腊本土母邦的复制。希腊的曲折海岸线、多岩石少平原的地貌造就了遍布于希腊的近200余个方圆几十里的城邦。这样的城邦历经梭伦、伯里克利的手培育起雅典民主政治的体制。梭伦改革打下雅典民主政治了基业，伯里克利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亚里士多德考察了150个城邦，写成了名著《政治学》。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伯里克里演说词”归纳了民主制度：“它不是从别人那里模仿出来的，是自己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能供别人仿效而不是雅典仿效别人。”这篇演说词充分反映了对人民，对普通人的尊重，让普通人参与政治生活。整个讲的是人民的利益，尊重人民的意见，由于课本中“梭伦改革”、“伯利克里改革”的内容付诸缺如，宜补充材料说明上述改革的背景：发生在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极盛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改革的内容：“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由此得出雅典的民主是很粗糙原始的。它是一种“直接民主”，民众说了算，往往演变为“多数暴政”，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例证。但是，雅典民主制度却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这是矛盾的，也是辩证的。 教学设计当我了积累教材文本的解读后，将要依据的是高一学生的认知水平、情感心理、价值取向，设计成如下的教学方案： 导入：用《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册》中的“希腊和腓尼基在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地”一图制成看板，请学生读图辨别腓尼基和希腊的殖民地。形成腓尼基的海外殖民地分布在北非和西班牙的南岸。其中的迦太基发展成西地中海的霸国，成为古罗马的强劲对手。希腊的殖民地分布在西西里岛、意大利的南部和法国的南岸，其中马赛是其前哨，这一地区因而被称为“大希腊”。最后又在黑海找到了一片“自由地”。希腊人形象地把地中海比喻成一个大池塘，希腊人则是生活在大池塘周围彼此呼应的大青蛙。接着用《钱》书中的“公元177年图拉真去世时的罗马帝国”一图，将极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予以对照，让学生得出在海外殖民过程红古罗马与希腊不同，古罗马是从一个点逐渐发展起来的，用战争的手段，用征服的手段把罗马逐渐扩大成为地跨三洲的大帝国。如果说希腊的精神在于文化，在于自由，在于民主的精神，那么罗马的精神的特点就是行动。再以时间的维度展示2000BC、700 BC ~500 BC、400 BC ~44 BC、177年间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的海外殖民。如此遍布地中海的海外殖民地是如何取得的？是什么原因推动如此规模的海外殖民？殖民给海洋国家，特别是希腊带来了什么？ 教师指出腓尼基人采取的是航海贸易，希腊人更多的是移民建立子邦，而罗马人依赖的是武力征服。 学生会指出由于人口的压力所致，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教师分析：除了全体居民抽签强行外，欠债破产的人外出闯荡者有之；政治失意的人被迫出走者有之；经商扩大的人开拓市场者有之。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理环境所致。 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归纳：在这场殖民浪潮中最突出的是希腊融合了东方文明；构成了地中海贸易圈；铸成了希腊的国魂：勇于开拓，善于求索；加强了欧洲各地的交流；缓解了希腊城邦内部的矛盾。传播了希腊文化，自“新月湾”两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经希腊文明的传承清晰可辨：从东到西转移展开，地中海渐行渐宽。 “城邦政治” 希腊的殖民点是母邦复制而成的子邦。希腊本土的城邦（The City-State）是如何产生的？ 呈现“希腊地貌图”：海岸线曲折，多山地岩石，少平原空间，希腊的地理条件有助于她成为一个开放的、富有开阔想象的地方；城邦是自然形成的，它们按照自己的条件生活，每个城邦都是一个“自由”之乡，相互之间是独立的，原始的“民主”便诞生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里。这样的地理环境是在政治上是不易统一的，近200多个城邦，方圆几十华里，堪称为“满天星斗”、“小国寡民”。 政治体制的形式有几种？学生会指出僭主、寡头、民主政治三种。教师要指出具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智慧的雅典——“民主政治”、勇敢的斯巴达——”“寡头政治”。雅典孕育了历史上最为发达的民主政治。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基础：1废除债务奴隶。2按财产的多寡划分公民等级和分配公民权利。3设元老院和400人议事会——“梭伦船上的两支锚”。4首创陪审法庭。接着，伯里克利的改革把雅典的民主政治推向了顶点：1设立公民大会（500人）——最高权力决策机构。2抽签产生城邦官员。3就任公职享有津贴。4十八岁男性有公民权。4贝壳（陶片）投票放逐。 就上述改革措施分别提供相关材料，用PPT形式再现雅典民主政治的景象。具体如下： 陶片放逐法：雅典每年举行特别公民大会，用陶片或贝壳作为选票决定民主威胁者的命运。如某人得票超过6000，将被流放国外10年，但其家人不受牵连，本人也在流放期满后恢复公民权。这是一种以民主方式反对民主敌人的有效方法。 公职人员的资格审查：公民大会每年召开40次，其中10次的固定议题是审查公职人员的任职表现，就其去留问题进行表决。这意味着一个公职人员在其一年任期内要经历10次群众性的资格审查。其余30次大会分别为国务和公民的个人申诉。 公民大会的辩论：公民大会的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项议案展开辩论。雅典人认为繁琐的辩论虽然延长了决策时间，但可避免鲁莽行事带来的灾难。为保证辩论的效率和秩序，雅典人拟订了一整套辩论的章法。雄辩地演说有赖于丰厚的学养，因此激烈的辩论促进了对知识的崇敬与演说术的发展，雅典成为语惊四座的大演说家辈出的古代国度。 500人会议成员的产生：经抽签选举产生，名额按每个基层单位的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30岁以上的公民一生可当选两次，每次任期一年。这表明一个雅典人自18岁成为公民起，要参政12年后才具备担任公职人员的资格。 陪审法庭：法庭审判员从30岁以上，无公共债务和犯罪前科的公民中产生。审判员6000名，一般由500人组成一个法庭，分理各种诉讼。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官群体。 再补充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一书的叙述：“直接民主制度惟有在领土狭小的城邦中才有可能。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相互间又比较熟悉，政务也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公民军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可见，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雅典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用武之地。雄辩术使一个普通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雅典总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希腊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 在此基础上，请你谈谈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看法（得与失）：在整理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归纳： 民主政体的发源地 颠簸曲折不断创新的产物 直接民主：集体管理运作的民主 粗糙原始：男性公民的民主 多数暴政：多数人也会犯错误，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 主权在民：每个人都以主人翁的态度行事就会高效.? 轮番为政：：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设想? 运作方式：法治基础上集体管理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比例代表制、议会制等。 最后小结：城邦民主政治激发了公民的积极性，促进了雅典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在后续章节目中我们会学习有关灿烂的希腊文化。而本课所学的海外殖民导致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达，为城邦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我们对这一课的整体把握。（发放修昔底德的“在伯里克利葬礼上的演说词”中英文对照材料，供学有余力者拓展学习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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