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朝臣拥护朱常洛

三王并封之礼

立常洛为太子

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向明神宗建议立长子为太子，然而明神宗不喜欢宫女所生的朱常洛，却加倍宠爱郑贵妃，并且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由于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起因

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明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不喜欢他。

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张居正主政的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后，太后询问皇帝。皇帝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太后命人取《内起居注》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因此称朱常洛为都人子，不是很喜欢他。

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年）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进封为皇贵妃，这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鲜明的对比。很快，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1]。

朝臣拥护朱常洛

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同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以长子幼弱为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这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但自明神宗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

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此时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三王并封之礼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立常洛为太子

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让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不给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梃击案发生之后，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终于之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