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共产国际 张发奎)

预备

进程(巷战)

后果(武力镇压 对广东和全国政治舞台的影响 对苏联政局的影响 对中共的影响)

广州暴动，是在中国国民党实行清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城市暴动。1927年12月，也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策动的三次暴动之一，而前两次分别是武汉暴动和长沙暴动。

背景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张太雷、蔡和森等人。

共产国际

1927年下半年，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事业遭到严重挫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评，于是，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希望在一些省份夺取政权，建立一些国家，以此证明其中国政策的正确。不过8月的南昌暴动和9月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暴动都归于失败。但是，共产国际仍然计划在某一个省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当南昌暴动部队向南撤退时，共产国际计划在广州发动暴动，配合南昌暴动部队占领广州，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叶挺、贺龙的部队溃败后，广州暴动的计划一度准备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其中苏兆征、罗亦农、罗乃曼（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共同制定广州暴动计划，并在广州成立秘密行动总部。

张发奎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支持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其中秘书长高语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则是秘密的共产党员[2]。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后，在第二方面军内，叶挺策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投向共产党，发动南昌暴动；第二方面军忠于张发奎的余部则南下追击向广东潮汕撤退的叶挺、贺龙，进入广州。

张发奎部队中，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和特务营营长梁秉枢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教导团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3]，因此教导团和特务营的一个连深受左倾情绪影响。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本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张发奎与桂系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不睦，11月17日，乘李济深离粤，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桂系黄绍竑，称为“广州张黄事变”。动的三次暴动之一，而前两次分别是武汉暴动和长沙暴动。

预备

11月18日，即“张黄事变”的次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1点纲领（中央通告十六号，[4]），要求以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筹备广州兵变和政治总罢工，夺取政权。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五人革命委员会（在广州3人），张太雷任主席，另外两人是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工会领袖周文雍。总司令叶挺和杨殷直到暴动前夕才由香港秘密潜入广州。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Heinz Neumann）和爱斯拉（Gerhart Eisler）到达广州，策划在广州实施新的暴动，带来活动经费200余万美元[6]。同日，教导团开始召集组长联席会议，12月4日，教导团举行全体党员大会，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激动“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且“调查各连的反动分子”[7]。12月初，张发奎、黄琪翔的主力离开广州，对付桂系，负责广州市内防务的只有教导团（1500人、枪1300支）、第四军特务营（有计划改编为警卫团，无枪支），以及广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队，另外工人赤卫队有2000人，持有手枪数十杆，炸弹150枚。暴动原定在13日举行，但是在12月9日由于发生爆炸事件，暴动被提前到11日举行。这也使得原定前来增援的农会无法到达。

进程

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时，张太雷、叶挺、徐光英、曹干延和一名韩国炮手，趁广州周边发生战事，张发奎、黄琪翔派兵迎战，城防空虚时，来到叶剑英教导团，进行部署，杀死代理团长朱勉芳，拘禁四、五十名“反动分子”。凌晨3时30分，工人赤卫队攻打位于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的广州市公安局，释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导团、特务营一部共2000余人以及大约2000名工人赤卫队参加了暴动，打败沙河燕塘一带的炮兵，大部分广州城已经被攻占，但是第四军军部、十二师师部和仰忠街军械处始终未能攻下，于是放火焚烧[8]。不过河南（海珠区）仍在李福林手中，而沙面英法租界也未受波及。张发奎、黄琪翔及广东省主席陈公博均于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军)驻地。张发奎请托一位商人谭礼庭出面，得以进入沙面英租界拍发无线电报，13日，张发奎调动外围部队回师广州敉平暴动。暴动的领导人包括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和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参与了军事行动，公开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红旗穿过街市[10][11]。12月12日下午，于广州丰宁路西瓜园广场上主持“广州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张太雷任代理主席（主席苏兆征，因病）及人民海陆军委员，并公布另外9名苏维埃政府要员名单[12]：人民内务委员、人民外交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人民土地委员彭湃（任海陆丰苏维埃主席，不在广州）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工农红军总参谋徐光英

巷战

12日，张发奎调各地军队反攻，上午，已进占观音山。经过激战，红军一度夺回观音山，下午，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乘车赴观音山指挥，途中遭民团伏击，张太雷中弹身亡。

这时，张发奎部队陆续抵达广州，从四面攻入市内。于是在广州发生激烈的巷战。12月13日，张发奎部队夺回广州，中共军队撤离广州，向东撤往海丰，纽曼也逃走，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史（Abram Hasis）等5人则在被捕后游街并被枪毙。郝史在试图乘领事馆汽车前往苏维埃总部时被捕，随身携带手榴弹。苏联领事馆遭到搜查，领事鲍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妇遭到逮捕，由于驻广州领事团的说服，领事夫妇才未被处死，在年底被驱逐出境

叶剑英和叶挺两人在战败后化装逃到香港

后果

武力镇压

广州暴动的过程中，先是暴动工人为报复四月清党时镇压他们的人士，因而展开捕杀，并焚烧房屋造成死伤。起义失败后，国民政府广州当局又大肆搜捕暴动人员，许多工人受害。双方死亡人数在两万人以上[15]。关于死亡人数，中共方面认为包括5700多名中国人、100多名朝鲜人和5名苏联人[16]。

被杀的暴动人员埋葬在东郊，即今日广州市中心区中山三路的烈士陵园，与其周围繁华喧嚣的商业气氛形成强烈的对比。

12月14日，国民政府指责苏联是广州暴动的幕后黑手，宣布与苏联断交，并驱逐各地苏联侨民，关闭上海、汉口、长沙苏联领事馆。苏联则声称并不承认国民政府，各地领事馆仍对北京政府发生关系，国民政府无权如此（其实在张作霖搜查后，苏联代办已离开北京使馆）。至此，1923年-1927年间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彻底结束。

对广东和全国政治舞台的影响

广州暴动之后，张发奎、黄琪翔被认为负有责任，被迫将广州交给桂系，北上江西，归蒋中正节制；而汪精卫也受到压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国，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对苏联政局的影响

广州暴动在时间上恰与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吻合，斯大林就在这次大会上彻底击败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评论广州暴动是“斯大林派多数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的假象，以掩盖俄国反对派在肉体上的消灭”[17]，“参加暴动的广州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层的冒险主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

对中共的影响

1928年6月，共产国际将大约100名中共代表秘密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举行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将广州暴动的失败归咎于当时“小资产阶级”出身（被认为具有妥协性和狂热性）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19]，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改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领导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