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傅莹 |
| 释义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外交官傅莹，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英国肯特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中国职业外交官。曾任中国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大使，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驻大国女大使。是继龚澎、王海容之后，新中国为数不多的女性副部级外交官。2011年8月17日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2011年9月9日至10日，应邀出席布莱德战略论坛，并接受了斯洛文尼亚通讯社和国家电视台采访。 中文名：傅莹 国籍：中国 民族：蒙古族 出生地：内蒙古通辽 出生日期：1953年1月 职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毕业院校：北京外国语学院 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主要成就：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中国第一位驻大国女大使 ◎ 人物简介傅莹的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曾官至新中国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16岁时，傅莹就响应号召，到内蒙古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1970年，傅莹进入当时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站工作，并开始自修高中课程。三年后，她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并选择第二外语为法语，后又学习罗马尼亚语。 ◎ 个人履历197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1985－1986年在英国肯特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 1978－1982年任驻罗马尼亚使馆随员。1982－1990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三秘、二秘、副处长等职，承担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参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谈判。1992－1993年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工作。 1993－1997年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任副处长、一秘、参赞等职，主要负责亚洲多边合作和东盟事务。 1997年出任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公使衔参赞。 1998年出任驻菲律宾大使。 2000年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参与推进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朝核问题斡旋和六方会谈。 2003－2007年3月任驻澳大利亚大使。 2007年4月－2010年3月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2009年1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欧洲地区事务、涉港澳台外交事务和翻译室。 爱好阅读、艺术，喜欢体育运动，打高尔夫和网球。 丈夫郝时远，民族学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有一女儿。 ◎ 工作经历1992至1993年间，傅莹参与了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有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工作。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期间，经历了东帝汶危机、阿富汗战争、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事件，并参与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积极推动六方会谈。 在澳大利亚担任大使期间，经历了悉尼领事馆政治参赞陈用林、以及原天津市国安局工作人员郝凤军等人的叛逃事件，努力消减这两起事件给中国造成的负面政治影响，并积极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在2008年西藏骚乱发生后，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英国受阻，傅莹以中国驻英大使的身份在英国《每日电讯报》撰文，对示威者试图夺取火炬的“暴力行为”加以谴责，并抨击西方传媒企图把中国“妖魔化”；同时，她还警告“中西间了解的鸿沟愈来愈大”；而中国则更需要“保持耐性”，“等候世界了解”。 六方会谈：2000 年4月，傅莹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该司建立以来的第二位女司长。此后四年，傅莹经历了东帝汶危机、阿富汗战争、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事件，并参与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推动六方会谈。在此期间，其外交才干更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其中，傅莹尤以推动促成朝核六方会谈受人瞩目。 朝核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自2002年10月以来，朝核问题再次突出，导致半岛局势紧张，也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为了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中方邀请朝鲜和美国来华举行北京会谈。中、朝、美三方会谈于2003年4月23日—25日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傅莹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与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副局长李根、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在三方会谈上，傅莹明确表示：中国期望通过对等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朝核危机。最终，在这次会谈中，三方团长把手握在一起，各方同意，通过外交渠道，就继续会谈进程保持联系。这为后来的朝核六方会谈奠定了基础。 1992年-1993年，她参与了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经历了难得的一次外交锻炼。傅莹1993年从柬埔寨回国后一直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先后担任综合处处长、亚洲司参赞，主管综合调研、东盟事务、亚太安全等。1997年调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工作，出任首席馆员公使衔参赞。 1998年11月，傅莹被江泽民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民族画报》的巴义尔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上任前，傅莹走访了许多单位，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材料，并专程去山东德州参观了苏禄国东王墓。明朝永乐年间，菲律宾古代国王苏禄访问中国，途中病逝于德州，明廷将其厚葬在德州，该国王的妃子和两个王子等十余人留驻中国守墓，并与明廷调拨的回民通婚繁衍。傅莹在这里感受到了她赴任后对发展中菲两国现实友好关系所必须作出的努力。 2004年3月，傅莹出任中国第十任驻澳大利亚大使。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派驻女大使。20余年来，先后共有37位女性担任驻亚非欧美等国家的大使。中国女性出使国家最初大多集中在亚非一些中小国家或北欧诸国。傅莹出使澳大利亚，是20多年来女大使一次重大突破，也是中国女大使任命的一个重大突破！ 傅莹在澳大利亚就任的三年，是中澳两国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高层互访不断，政治互信加强，经济合作增长较快。 2007年2月份，在由澳大利亚华人团体协会主办的悉尼华人华侨欢送傅莹荣调晚宴上，澳大利亚联邦律政部长卢铎赞誉傅莹大使：“我政治生涯中所见过的逾千各国大使中的No.1大使，最能代表和维护中国的利益，最富有影响力和魅力。” 2008年4月1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免去查培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任命傅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 傅莹也成为继王海容之后中国第二位副部长级的女外交官，而且是第一位独立驻西方大国的女性大使。值得一提的是，傅莹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内蒙古人，出生于呼和浩特。 ◎ 所著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 4月6日那天早上，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奥运火炬伦敦段的传递将会怎样？ 大约八个小时以后，当第80位火炬手，英国著名中长跑运动员霍尔姆斯手举祥云火炬，跑上千年穹舞台，点燃了圣火盆时，场内4000多名观众一片欢腾。 这一天将以北京和伦敦之间的一次碰撞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碰撞火花四溅，充满躁动，中国是首次举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而英国则是迎接火炬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在返回机场的大巴上，北京奥组委年轻的女士们，包括前奥运冠军乔，都坚定地认为是全英国的人在跟她们作对。一个女孩说，"这哪里是养育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国家啊！"另一个说，"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到哪儿去了？"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他们，但从她们潮湿的眼睛中我明白，我没有做到。 我完全理解她们的看法。她们一整天都在车辆间来回穿梭，照应火炬手，鼻子冻红了，双手冰凉，前一天晚上只睡了三个小时的觉，有些人刚刚吃上午餐留下来的三明治。更糟糕的是，她们一路上还要反复经受暴力冲抢火炬的行径。 而我很幸运地坐在后面的车上，有机会看到数万伦敦人顶风冒雪前来欢迎火炬，有挥手致意的老人，也有在风雪中表演节目的演员们。 夜幕降临，看着奥运包机慢慢滑动到跑道上，我不禁想，飞机是否变得更加沉重了？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这个艰难的旅程将让13亿中国人民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最近，在中国两亿网民中最流行的不仅是有人企图抓抢火炬的场景，更是一些感人至深的场面，例如火炬在巴黎段的传递中，坐在轮椅上年轻纤弱的中国残疾人运动员金晶，用自己的双手和身躯紧紧护住火炬，使冲抢火炬的暴徒无法得逞。中国网民们对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媒体不惜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和来自别国的假照片攻击中国进行所谓"镇压"，也感到尤为愤怒。 而在这堵墙的另一边，情况则完全不同。像我这样身处中西方之间的人，不能不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公众之间彼此印象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下滑的趋势深感忧虑。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媒体的一概而论的随意批评能够被西方公众不加思考地接受，为什么没有人质疑，这样的批评到底涉及到哪些具体问题，确切情况如何？为什么一些报道，包括数字，能够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连日登载在新闻里面？ 那些大声抗议和示威的人里，很多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西藏。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西藏是备受喜爱的一片热土，关于西藏的信息也很充足。每年有四百万游客到西藏观光旅游，过去五年，西藏农牧民收入增长了83、3%。2006年，西藏全区有学校1000多所，在校学生50多万人。西藏有宗教活动场所1780余处，平均每1600人一处，比英格兰地区每3125人一座教堂的比例还要高。在宗教卷入政治这一复杂的问题上，分裂是不能接受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民群众衣食无忧，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而解决温饱问题正是历届中国政府多少个世纪追求的政策目标。西藏有自己的自然特色，不会像东部城市一样完全工业化，但是它会以符合自己条件的方式，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不断取得进步。 我亲身经历了中国逐步扩大的开放过程，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 80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一代成长在国家不断繁荣富强、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自由度不断扩大的年代。在最近事态的冲击下，他们开始对西方世界进行新的集体的反思。我的女儿也是西方文化的爱好者，在我们周末长时间的网上交谈中，她至少问了几十个'为什么'。我深深地感受到她的困惑。很多对西方持有浪漫看法的年青人，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十分失望，而妖魔化往往会引发相应的反作用。 我衷心希望通过这些事情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够对西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国家仍然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伙伴。 在西方很多人抱怨中国对媒体不够开放。而在中国，我们则认为西方媒体也应该学会如何努力获得尊重。如果西方媒体能够更加关注和报道今天中国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纠缠一些不存在的或者陈旧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声誉。 我在英国的这一年里，深感外界对中国的报道比80年代中期我在英国留学时多多了。大多数的报道还是贴近中国的实际的。中国也处于信息爆炸的年代。希望西方国家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努力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更多了解真正的中国。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 关于世博傅莹：世博会在中国国际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2010年5月3日在世博会波兰馆时说，上海世博会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供了特别好的机会，在推动中国国际化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 她说，全世界对中国都很关注，“中国人民要尽可能快地适应世界对中国期待升高的现实，世博会就给大家带来这个(适应的)机会”。 傅莹说，中国的生产方式处于转型期，消费者的理念也需要变化，世博会对中国的生产者是一个刺激创新的机会，对中国消费者观念的革命性变化也具有历史性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人以自己对世博会的参与，宣告了参与国际化的热情。“每一个排队的人都在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对世界的兴趣，”傅莹说，“很多外国人来到世博会，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了解)中国人。” 在参观过程中，她拍了很多展馆外排队长龙的照片：“这让我很感动，这些排队的人群本身就是最好的展览，表明我们对世界非常有兴趣。 ” 傅莹说，她参观了中国馆和英国馆、德国馆、波兰馆等展馆。每一个外国展馆都有自己的特色，在很短的时间里，向参观者说明自己，把自己的国家展示出来。中国馆也很好地说明了自己，特别是8分钟电影让她感动，《清明上河图》也让她震撼。 2010年5月3日年下午3点多，傅莹出现在波兰馆，波兰总代表麦伊曼一一向她介绍了波兰馆内的展示：剪纸是波兰传统的民间艺术；这个视频展现了波兰过去的生活，那时人们的生活很艰辛……傅莹饶有兴致地看着，并不时和麦伊曼进行交流。 “波兰馆民族色彩很浓，这说明，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非常自豪。而且波兰馆特意选择了很多和中国文化有联系的元素，比如剪纸、龙等。波兰馆的“微笑”十分温暖人心，无形中拉近了中波人民之间的距离。”傅莹对波兰馆如此评价。 谈中国馆：“我最爱的当然是中国馆，看到那部讲述一个家庭四代人故事的《历程》，我流泪了。我觉得人物选得非常好，那位老先生是一个农民，通过他们家几代人的聚散离合来展现他们和我们所生活过的农村与都市。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代代从山里走出来，再走向城市，我觉得这部片子让人知道‘我是谁’。还有《清明上河图》实在太棒了，我认识的一些欧洲人说要把这做成DVD，以后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看。” 谈沙特馆：“沙特馆非常上心，做了精心的设计。之前中国人对沙特阿拉伯并不了解，但参观完沙特馆之后，参观者就会知道沙特是怎么样的国家了。” 谈英国馆：“英国馆独具匠心。当时英国馆命名时还有点犹豫，工作人员询问我叫什么名字比较好，我说‘蒲公英’就很好。英国人说这个名字在网络上投票分也是最高的，很高兴，英国馆后来真的取名为‘蒲公英’。” 谈德国馆：“德国馆非常丰富，用灯光、色彩和声响打造的‘人文花园’、展示德国设计产品的‘发明档案馆’和‘创新工厂’、展示各种德国发明的新型材料的‘材料之园’，参观到最后的‘动力之源’，还让你大声叫，一刻都不让你闲着。” ◎ 外交策略晋升副外长 外交人事调整中最夺人眼球的当属傅莹由驻英大使晋升为副外长。 傅莹的晋升，可谓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过去两年中，她在英国的表现堪称优异。最重要的是，与中国外交官普遍的讲究纪律、缺乏亲和力不同，她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好，以至于国内出现“傅莹模式”的说法。傅莹的晋升也是当局对傅莹模式的认可。 傅莹模式是一种说话的艺术，要诀在于倾听和沟通，这可说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官用西方公关学与西方人交往的少有典范。概括而言，傅莹模式包含了三方面。 首先是形象。或许是身为女性的便利，她一反中国官员惯常的沉闷死板，穿衣着装很是时尚高调，形象气质不错。其次是多层次外交。传统外交主要是和所在国政商界人士打交道，属于高层外交，公共外交概念提出后，与当地社会中下层人士交流也成为外交工作的一部分。第三，是对媒体有选择性的利用。在发稿方面，傅莹并非专找大报，而是根据文章内容和英国报纸的受众特点有意识地选择合适的报纸。这是很聪明的做法。 傅莹个人无疑是成功的，但这不代表傅莹模式能够在中国外交战线大面积复制。换言之，学她并不容易。不过，大使为驻在国媒体撰文先例一开，其他外交官所受的限制也就少了。 ◎ 接受《明镜》周刊采访2011年8月17日，傅莹作为外交部副部长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以下的傅莹接受采访的全文： 明镜：傅莹女士，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让西方如此着迷，同时又令西方如此警觉。你们现在第一艘航母都已经出海了。中国为什么需要把自己武装到如此地步？ 傅莹：中国第一艘“航母”海试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这是中国人民的夙愿，是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的自然结果。虽然所谓的“航母”不过是买来的舰体，经过我们的整修，主要用于科研和训练用途，还远远不是一艘完全意义上的航母。中国在这方面和其他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明镜：中国难道没有比增加军费预算更重要的花钱的地方吗？ 傅莹：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给许多事情让过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仍然是中国的头等要务。我女儿这代人是没有经历过饥饿的第一代中国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你们对中国军力的担心在我看来，是受到陈旧的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立思维的影响。你们对美国、法国等盟友拥有航母就感到放心，而中国拥有一艘航母你们就感到担心了。 明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中国会走多远？例如在涉及南海主权的争议中，有的时候调门相当高。 傅莹：我们与有关声索国一直进行着对话，2002年还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何现在又闹出如此大的动静呢？这让我们也感到困惑。当然，这只是口头上的争论，重要的是南海航道依然和平畅通，并没有发生战争冲突。 明镜：美国人显然对中国的意图有疑虑。据说巴基斯坦允许中国接近美军在行动中坠毁的高科技直升机残骸。你能确认这是否属实吗？ 傅莹：中巴两国都已对这个传言予以否认。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中美两国是不是敌人？我们要走向战争吗？我们在准备要和对方开战吗？中方肯定没有这种想法。美国坚持对华武器禁运是很不友好的姿态，中方没有威胁美国的意图，但是西方总是在冷战的框架下看中国，这常常令中方难以理解。 明镜：很多德国人虽然对中国的发展感到钦佩，但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对此你们能够理解吗？ 傅莹：很高兴你提到这个问题，我对此也一直在思考。如果你们承认中国取得发展，承认在中国有很多百姓脱离贫困，那你们就必须承认中国所做的肯定是正确的，也必须承认存在着不同政治制度。西方国家狭隘地认为只有自己的制度才是唯一可行的。也许在你们自己的国家的确如此，不过正如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所显示的，西方体制也会出现问题。 明镜：即便长期观察中国的人也无法了解中国是怎样决策的。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决策和意图心存疑虑，感到不够透明，这让你感觉意外吗？ 傅莹：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于它的历史经历，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并正在经历持续不断的改革，加强民主决策机制就是改革的内容之一。要确保决策正确，就必须倾听民众的呼声，听取他们的批评。任何政府一旦脱离与群众的联系都难以为继。我们是能够用带有批评性的眼光审视自己的。 目前倒是西方国家政府遇到了问题。我们正密切关注发生在西方的事情，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政府犯错误？为什么政党会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为什么政府会寅吃卯粮？是否你们自冷战结束后开始停滞？变得骄傲自满了？ 明镜：复杂的民主制度相对于中国而言处于劣势。你们是否会有一种优越感？ 傅莹：中国人通常很谦虚，不常用“优越感”这个词。我们尊重你们取得的成就，并向你们学习。你们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你们遇到的问题有一天也许会在中国出现，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看能否从中学习。 明镜：最近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被捕在德国被视为挑衅行为。他在柏林人脉很广，而且他被捕就发生在德国外长韦斯特维勒访华并在北京出席德国启蒙艺术展之后不久，这是否是有意而为？ 傅莹：所以我说你们很自负嘛，你们确实太看重自己了。中国为什么要将自己在一个内部事务上的处理与某位欧洲国家外长访华联系在一起呢？我看不到二者之间有任何关联。你所提及的这个案子是一起进入司法调查的案件。我对此不感兴趣。 但我想问的是，你们德国人知道多少中国艺术家、作家、歌星、影星？你们对中国的看法太过狭隘和负面，这也是我们不喜欢和你们讨论人权问题的原因。我们对人权的理解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保障人的政治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等。但对你们来说，人权似乎只与一些试图颠覆国家和违反法律的个人有关。从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谈人权问题，很多议题经过讨论，得到解决，但是你们不断提出新的议题，直至今日，“人权”已经变成了批评中国的工具，不管中国有多大进步，不管我们为此做了多少努力。 明镜：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否会因为阿拉伯国家一些政权被推翻而害怕几个激进人士？ 傅莹：当前的西亚北非局势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也在试图理解引发这些革命的根源。但我并不认为这与中国有什么直接关联，是一些西方分析人士习惯性地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同中国联系起来。如果你觉得你们的社会足够强大，阿拉伯国家革命不会波及到你们，那你又凭什么认为中国的社会脆弱到会受到影响呢？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87%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国政府的领导是正确的。在西方国家的民调似乎却不是这样的结果。 明镜：中国一直对西方政要会见达赖喇嘛反应强烈。中国建议其他国家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为什么中国自己还不能与他达成一致呢？ 傅莹：我们和达赖喇嘛的分歧在于他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你如果看看他的具体主张就能了解，他最终追求的是西藏独立。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很高兴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西藏，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那里人们生活改善的状况。 明镜：遗憾的是，记者进西藏采访仍然受到限制。 傅莹：可能对西方记者的采访意图和动机还存在一些不信任的问题。有些记者对西藏乃至对中国所作的报道，就好像一个人去参加婚礼，不去关心喜庆的场面，只关注角落里的东西并加以详尽报道。尽管他们的有些报道也许是事实，但却是选择性的事实。 明镜：达赖已正式宣布政治退休。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来寻求解决方案吗？ 傅莹：这恰恰说明，他一直把自己当作西藏政教合一的主宰。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西藏正在不断发展和改善。现在要看达赖能否真正放弃自己的政治诉求。 明镜：不仅西藏快速发展, 当西方深陷债务泥潭之际，中国却取得了梦境般的增长，共产主义制度是否最终战胜了资本主义制度？ 傅莹：中国不是前苏联。在冷战时期，西方和前苏联都想消灭对方，争得你死我活，那是你们的战略矛盾。中国很早就开始支持两德统一。 明镜：到六月底，中国持有1.16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7000亿美元的欧元债务。现在中国经济上已是一个超级大国，这对未来的政治力量格局意味着什么？ 傅莹：许多人声称当今世界的权力正从西方移向东方，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权力在扩散。现存的国际体系是在二战后建立的，所适应的是发达国家的大约10亿人口，这个体系需要改革了。中国只是新兴国家之一，巴西在增长，印度在增长，部分非洲国家也在增长。将来会有30至40亿人口参与更加广泛的工业化进程，需要通过改革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当然，这种改革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不是通过战争，不是通过冲突，而是通过对话来实现。 明镜：西方会不会沦为失败的一方？ 傅莹：西方目前虽处于困境，但欧美也曾战胜过许多严重的困难。西方经济能否实现反弹，与中国休戚相关。我们彼此依存度非常高，西方的损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收益，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的确对西方的经济困局感到担忧，因此默克尔总理和萨科齐总统联合表态应对这一问题是本周的好消息。最近我还与同事们讨论欧盟的未来，大家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欧洲国家携手解决问题，欧盟将继续前行，更加一体化，否则欧元区就有可能垮掉。 明镜：如果西方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傅莹：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明镜：如果经济危机影响扩散到中国，中国是否担心政权稳定？ 傅莹：当西方政府遇到经济危机时，你们会担心自己的政治制度吗？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担心呢？当然中国的改革还在进行中，我们将继续前进。 明镜：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曾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所有参与者有利。但目前即使在世贸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印象是，中国要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长期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例子之一。 傅莹：中国无意统治世界。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认为自己垄断了一切真理、一切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那当你们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价值观和文化的多样性时就会感到不舒服。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赢得了冷战，那冷战已经过去了，结束了，终结了。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要再居高临下，也不要试图包办代替，请与我们平等对话，学习去尊重其他人，而不是以冷战方式去臆造一个新对手，让我们一起合作。 明镜：中国的很多事情对于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来说难以理解，其中包括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做法，例如中国同朝鲜和北苏丹的领导人有交往。中国这么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傅莹：中国自身的艰难历史教育我们，不要强加于人，也不要支持别人这样做。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我们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有数百名维和人员。如果不喜欢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就直接插手其内部事务，只会导致混乱。想想你们自己并不总是成功的干涉经历吧…… 明镜：你指的是在阿富汗军事行动？ 傅莹：你们可以反思一下。 明镜：存在上述分歧的情况下，未来的大国将如何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傅莹：我们必须拆除不信任的高墙。否则，遇事总是以自己的感受或价值观划线，只会带来麻烦。中国始终是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无论是派遣维和部队、在索马里海域护航，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你都会发现这一点。 明镜：被看作新兴经济超级大国的感觉如何？ 傅莹：你过奖了。 明镜：这是否也让你们感到压力？ 傅莹：谈不上。我们不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你在中国身上不会看到美国，也不会看到前苏联。你会看到一个人口众多、有文化底蕴的大国，一个更满足、更幸福，有自己的目标和对世界友好的国家。别担心中国，没有必要。 明镜：傅莹女士，谢谢你接受采访。 ◎ 出席布莱德战略论坛2011年9月9日至10日，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应邀出席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举办的布莱德战略论坛，并以嘉宾身份在以“塑造未来的力量”为题的主论坛和中欧关系分论坛上发言并参与互动。来自欧洲，特别是东南欧各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政、商、学各界人士400余人出席了论坛，国内学术界、企业界人士10余人应邀与会并参与有关讨论。 谈到对当今世界形势的看法时，傅莹说“天下大势，浩浩汤汤”，中国视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的大“势”所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分析判断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识到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30多年来中国取得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抓住了大势，顺势而为。最近中国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进一步确认我们将继续坚守这一大势不动摇。 谈到国际权力是否在从西方到东方转移的问题时，傅莹说，事实上国际权力出现的是扩散的趋势。随着资金、技术、市场正从发达国家向更加广阔范围扩散，三十亿甚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正在走上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体系也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 例如，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国际治理体系需要改革以适应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世界市场需要更加开放，工业化国家应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采取更加欢迎的态度；思想上需要进一步解放，尤其西方人应该摒弃冷战遗留的旧思维和偏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接纳多极化时代的多元政治和文化。胡锦涛主席去年访问法国时提出，21世纪应成为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纪。各国应以伙伴精神携手共进，共创这一美好世纪。 讨论到互联网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政治生活中地位上升、对政府传统治理模式构成挑战等问题时，傅莹说，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使得包括微博用户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更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过程中，这本身是积极的变化，为政府听取民间意见提供了新的更加直接的渠道。当然这也对政府决策和治理、尤其是时效提出更高要求。 政府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听取人民的呼声，解决出现的问题。与此同时，须注意短期要求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平衡，盲目追随所谓“民意”，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 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 傅莹指出，中国幸运地在工业化中期就赶上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更便于政府听取民意，不断改革完善，提高执政能力。中国对前进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讲话中指出了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化四大风险。中国的长处在于能够用批评的眼光审视自己，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改革，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前进的过程。当然新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我们要继续以如履薄冰的心态面对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 针对中欧是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的关系，傅莹说，中欧关系正处在重要的发展关口。中国一向视欧盟为战略合作伙伴。经济上，双边贸易从建交时的几十亿美元增长到5000亿美元，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技术来源地，同时欧洲国家也从中国发展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中国“十二五”规划和“欧洲2020”战略在促进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有诸多契合点，互利合作前景广阔。政治上，中欧都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没有根本利害冲突，都倡导多边主义，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安全、消除贫困等问题上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但欧洲对华发展关系一直存在两股相反的作用力，一股是加强合作的吸引力，另一股是怀疑猜忌的排斥力。比如欧洲许多人承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却不承认中国政治制度和政策上的成功；重视中国作为重要贸易伙伴却迄今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提出的一些“技术标准”连有的欧盟成员都不能完全达到，而中国又不想加入欧盟；欢迎中国参与购买欧元债券和投资，却又惊呼中国要“买断”欧洲；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国际合作却一直保持对华武器禁运。 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就如同开车挂三挡却不肯放开手刹，影响了欧洲在华形象和双方发展关系的努力，不仅伤害了中国，也伤害了欧洲自身的利益。中欧关系的当务之急在于建立互信，欧洲应下决心从冷战阴影中走出，把中国作为真正的伙伴开展平等合作。 对于中国如何看待欧洲面临的困境，傅莹说，目前部分欧洲国家遇到了困难，中国一直密切关注债务危机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对欧洲，对欧元有信心，仍将把欧洲作为主要的投资市场，另一方面，中方也在观察研究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为什么拥有成熟政治体制的这么多国家犯了过度借贷的错误？他们将如何推进结构调整的正确政策？ 谈到中国是否对世界经济失衡负有责任时，傅莹表示，出现问题的国家应该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抱怨别国，应该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指责。中国并不追求高额贸易顺差，“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增加国内消费，扩大内需，强调进出口并重。西方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华出口，不利于贸易平衡。“十二五”期间对外直接投资有望增长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规模，希望欧洲国家对中国企业投资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傅莹还介绍了中国在知识产权、人权发展等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并就中斯关系、中欧关系、中国发展等问题接受了斯洛文尼亚通讯社和国家电视台采访。
2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傅莹傅莹，女，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所教授本科及研究生课程主要有文学概论、文化研究导论、比较文学概论 、比较文学专题研究和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等。指导大学生课外“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多项。2005年指导学生完成“三下乡”项目“内蒙古民俗调研与科学发展观”，该团队被授予“优秀团队”荣誉称号，指导老师被表彰为“优秀指导教师”。近期在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发表教学及研究论文多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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