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与他的妻子费慰梅从1932年到1935年曾租住西总布胡同39号，旧时的门牌是西总布胡同21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原是一座三进宅院，现为“来德旅馆”。据房屋档案记载，原有房屋28.5间，建筑面积为469平方米，占地面积为760平方米；在“巽”位建屋宇式街门，街门西侧为5间起脊合瓦屋面的倒座南房。

——西总布胡同39号

西总布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

明代，称“总捕胡同”，因总捕衙署设此而得名，但“捕”音讹为“铺”。清乾隆时称“总部胡同”；宣统时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将胡同一分为二，东段称“东总布胡同”，西段称“西总布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将“西总布胡同”改称“瑞金路八条”，后复称“西总布胡同”。胡同西口原有“克林德碑”，胡同内原有“李鸿章祠堂”，均与《辛丑条约》有关。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难。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耄耋之年的李鸿章奉命“议和”，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一命归天。清廷在今西总布胡同27号的位置为李鸿章建专祠，名“表忠祠”。

在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向负责治安保卫的清军巡哨开枪寻衅，被当场击毙。《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在克林德被击毙的地方“立碑纪念”，光绪二十九年建成，为石质坊形，额书“克林德碑”，俗称“石头牌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北京市民将“克林德碑”拆除；1919年，将石坊移建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额书“公理战胜”，遂称“公理战胜坊”；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为纪念这次会议将“公理战胜坊”更名为“保卫和平坊”，“保卫和平”四字为郭沫若先生书写。

费正清（1907—1991），美国学者，著有《中国关税的起源（1850—1858）》、《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等，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休伦，英文名字约翰·金·费尔班克。

费正清中学毕业后考入威斯康辛大学，二年级转入哈佛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费正清的学业几乎全优，尤其对历史、政治和经济学有浓厚的兴趣，先后学习了法文、德文、拉丁文和希腊文，还自学了中文和日文。

1928年，研究外交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世界学术界的热门。哈佛大学查理·韦伯斯特教授告诉费正清，中国政府的机密外交文件最近刚在北平公布，“这将开辟外交史上一个全新的领域。”查理·韦伯斯特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费正清的心，他决定将研究中国问题作为终生事业，坚信“自己将成为一名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后起之秀。”五十年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七成出自费氏门下，并成为美国当时对华政策的主导力量。

有一次，基辛格就中美恢复邦交问题请教费正清。费正清向基辛格讲述了中国历代的纳贡制度，指出依照此种制度和传统心理，任何外国元首的登门拜访都将被毛泽东所接受；而美国总统出访，则无历史与任何现实政治上的负担，基辛格后来评价：“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秘密听证会，请费正清列席。费正清认为恢复中美邦交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的处置。对此，他专门撰文论证“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历史可行性，并发表政论，“对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怀疑，还对使用公民投票办法裁定民族自决在中国政治思想上的合法性表示怀疑。”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费正清作为随员得到周恩来总理长达数小时的会见。

1979年，邓小平出访美国，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欢迎宴会，费正清被邀至首席作陪。同年8月，费正清随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回访中国，邓小平在欢迎宴会上举杯对费正清“在恢复中美关系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费正清建议为纪念周总理干杯。他说：“1979年结束了中美两国间长达30年的疏远状态，也结束了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50年的奔走呼号。”

当年，费正清的毕业论文获“哈佛大学最优论文奖”，经校长推荐以“1929年罗得斯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其实，巴利奥尔学院并无研究中国系科，费正清走的是自学之路。

1932年初，费正清以搜集毕业论文资料为名来到北平，租住在西总布胡同21号，在北平的教堂里迎娶了新娘维尔玛·丹尼欧·坎农。蜜月生活令费正清终生难忘。他在给父母的信中描述了“这个童话般的世界”：“我带着维尔玛沿着帝国宫殿的路回家，我们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分抵达我们也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就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行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

在北平，费正清和胡适、陶孟和、丁文江、蒋梦麟、傅斯年、钱端升、李济、翁文灏、费孝通等曾留学英美的学者有了来往，还结识了费正清终生引为骄傲的知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是林徽因“太太客厅”的常客，他们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去山西消夏，陪同考察古代建筑，他们被梁、林二人的学问、人品、风度和谈吐所折服；梁、林夫妇还根据“约翰·金·费尔班克”和“维尔玛·丹尼欧·坎农”的谐音为他们夫妇取了中文名字——“费正清”和“费慰梅”。

1935年，费正清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关税的起源》（1850—1858）》，离开北平回国了。

1942年8月，费正清以国务院文化关系司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身份再度来华，接触了执教于西南联大的一大批老朋友，也接触了诸如孔祥熙、宋美龄等国民党上层人物，还接触了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和左翼文化界人士。从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费正清觉得“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他提议美国政府应当立即向延安派出常驻代表，并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

费正清的努力不但无法改变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而且，还受到麦卡锡主义①的迫害。费正清的以学干政的期冀破灭后，全身心投入中国史研究领域，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费正清退出大学讲坛。

20世纪80年代有一则报道，一个中国代表团访美期间拜访费正清先生，为先生居住环境的简陋而震惊，遂向陪同的美方人士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费先生做贡献的时候，该给他的已经给了。

注：

①麦卡锡主义，20世纪50年代初盛行于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因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首倡，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