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格义借用本土的概念来解释外来佛学的术语，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反向格义”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启蒙性、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近代反向格义却是研究性、专业性的，是主流或正统的方法。从胡适、冯友兰开始，这种反向格义的方法渐渐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刘笑敢的《“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对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批判地思考和讨论了反向格义的问题，并正式提出“反向格义”概念，为学术界进一步思考和讨论该问题，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反向格义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

反向格义

“反向格义”是相对于“格义”来说的。

“格义”就是用中国本来已有的学说或经典来解释外来的思想，古时是用于释义佛经，即用中国人的思想去解释佛经思想，后来佛教在中国产生了变种，即后来的禅，它是中国儒教思想和佛教的“化合物”。“格义”在另一个方面还反映出中国思想的包容性和融和性，就是将别国的东西融在了中国的大思想体系之下。“格义”从最初的译于佛教一直延至近代，从广义上分析“格义”的成分包括文化，政治，宗教，哲学等范畴，举个例子，元朝蒙古人的入侵和满清进主中原，它们实际上是被中原文化所同化的，于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格义”。

而到近来，当鸦片战争打开国门，我们发现我们一直在夜郎自大时，中国人自卑了。那个时候人们就想，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文化是否真的正确呢？很多人开始向外探寻答案，他们发现了西方国家的强大。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辛亥革命的共和制，五四运动的“新文化”，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等，这是“格义”向“反向格义”的过程。“反向格义”就是用外国的思想来对中国原本思想个“格义”，现在成为了主流。

刘笑敢写的“反向格义”是哲学范畴上的，但我觉得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走上了“反向格义”的道路。“反向格义”能成为主流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中国都是被列强欺压着，中国人从“自负”走向了“自卑”，那个时候的有识之士千方百计的救国，而救国的途径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重点在“师夷长技”之上。落后的中国通过学习西方思想，加上自身的努力，终于站了起来，却仍然落后。所以我们得继续“师夷长技”。这就导致了重西轻古，也就是“反向格义”发生的根源所在。

2.后来的马克思思潮，使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了中国的根本而“唯马是从”，“马首是瞻”。确信了“马”的地位，什么东西都和“马”扯上了关系。钱穆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认为，不应该用外国对历史的概念来解析中国历史，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中国的所谓“封建”是指“分封制”。西方的“封建”指中古时期，西方的中古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而中古时期在中国却是唐朝繁荣时期，两者相互见异。西方对阶级的划分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中国古代的阶级划分却和西方不同，我们有“士、农、工、商”，而且划分严明，按西方的统治与被统治分是行不通的，如我们的“士”阶层是连接了上层和底下层的关系纽带，“士”可以是穷人，可以是富人，他还可以变为所谓的“统治者”，而“统治者”中的上层又可以变为“被统治者”（皇朝的更替）。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史和外国史的不同，而不能用西方的思想对其进行“反向格义”。

3.“反向格义”已经形成了意识形态。现在的教学和科技的进步，人们接触西方的东西是越来越多，改革的开放和现代互联网的高速发展，都让人更能接受西方的思想。我们自小到大都受着西方文明的影响，像使用的白话文，现代诗，学校学的英语，互联网上的大量信息，西方的节日……

我们对古文，中国历史，哲学了解的都太少了，读的小说，诗歌，哲理书等等都是西洋传过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西方的东西来解析中国现在和古代的东西就容易得多了，这就是为什么会最终“反向格义”成为了当今主流。

我经常见到很多人整天去看那些八卦杂志，肥皂剧，追求一些无实际用途的东西，关注一些对自己无大好处也无大坏处的东西，总之就是追求所谓的“开心”，这些都只是满足于个人的“刺激神经”。

人的生命是很短的，我们除了关注以上的东西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去追求，我们要时刻想着，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整个人类的族群。就像是叔本华说的，“上帝法则”或者说是“自然法则”，它考虑的是族群的生存而不是个人。人们常常责怪上帝不公平，因为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这让我想到一则《伊索寓言》：上帝为了惩罚船上的一个坏人，刮起了狂风，最终整条船的人都葬身大海，有人就责怪上帝不公平，这时这人被脚下的一只蚂蚁咬了一下，他为了踩死那只咬他的蚂蚁，用脚在地上狠狠地踩了几下，上帝就对他说，你也和我一样，为了惩罚一个而将一大堆的无辜牵扯进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没有做过亏心事就可以安心生活了，我们要时刻警惕有危险在暗处静候我们，即“居安思危”。

生命的短，需要我们考虑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即价值的衡量标准问题，我以后会写篇《价值的衡量标准》。

我们现在很难再像古时的人那样通学古文了，对古文也很难再像那时的人那么“精通”了，但中国的文化是没有变的，变的只是我们学得和取得该文化的“工具”和途径。近些年我看到国学的兴起和被重视，我觉得国学还会像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更加辉煌。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

显然，本文的反向格义之说，主要是就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来说的，并不是对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输入中国的全部情况的描述。比如，在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是否也有“反向格义”的情况？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反向格义绝没有在中国哲学中那么重要和普遍。常听有人问，“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怎么研究中国哲学？”或者说，“不懂康德哲学，如何研究孟子哲学？”这也就是说，不懂西方哲学，就无法研究中国哲学。但是很少有人会说“不懂西方文学就不能研究中国文学。”充其量只能说“不懂西方文学，就不能研究比较文学。”同样，也没有人说“不懂西方历史，怎能研究中国历史？”由此可见，在传统的文、史、哲三科中，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确有其不应忽视的特殊性。

或许我们应该将反向格义分为广、狭二义。广义是任何通过西方哲学理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国哲学的做法，涉及面可能非常宽，一时无法总结分析，其必要性可能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狭义的反向格义则是专指以西方哲学的某些具体概念来对应、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或概念的做法。本文的讨论专指狭义的反向格义，如物质与精神，实然与应然等。当然，广、狭二义之间也难有截然可分的界限。但是，对二者加以区别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准确、具体地研究中国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哲学的眼光、角度、概念、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但是我们要自觉地运用它们来研究中国哲学，为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奠基的两个功臣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的胡适和冯友兰。胡适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开风气之先，以“截断众流”的勇气完成了第一部以西方哲学眼光出发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冯友兰则将“新实在论”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完成了在中国和西方均有重要影响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上册1931，下册1934）。张岱年尝试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解说中国古代哲学，写成《中国哲学大纲》（1937完成，1943印为讲义），其背后则有逻辑实证论和辩证法的思维框架。

自胡适、冯友兰之后，西方哲学就成为研究中国哲学不可一日或缺的学术背景、理论指南和照亮方向的灯塔。不懂西方哲学似乎就完全没有资格谈论中国哲学。很多西方哲学的流派都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比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曾经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天经地义的指导思想，分析哲学是另一种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方法，现象学和诠释学传统也开始进入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此外，语言哲学、结构主义、宗教哲学都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