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二·二八事件 |
| 释义 |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残酷镇压，到3月13日将全岛镇压，死者多达3万多人。 事件的原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消息传来，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欢庆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10月25日，日本投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现改称中山堂）举行。日本投降代表、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将军呈递降书。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军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第二天，台北市学生及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大游行，欢庆祖国收复失土。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纵情庆贺抗战胜利，台湾光复。 战争结束时，整个台湾工农业生产处于瘫痪状态，物资缺乏，米荒严重，物价飞涨，百业萧条，人民大量失业，社会治安恶化。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经历了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刚刚重回祖国，国民党当局和台湾人民之间彼此都不大了解，容易产生矛盾，需要一段时间进行磨合。而恰恰是在这一段磨合期，国民党当局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政策，激化了与台湾人民的矛盾。 具体表现在： （一）专制独裁 国民党对台湾人民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行政长官公署集全省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形式上很近似于日本统治时期的总督，给人以不愉快的联想，认为国民党统治与日本人没有两样，都是专制独裁。 （二）政治上排斥台湾本地人 台湾的各级政府官员都是从大陆调来，极少数台湾省籍官员也是从大陆返回台湾的“半山”，台湾本地人很少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引起台湾人民的普遍不满。 （三）经济利益冲突 在接收和处理日本资本方面，凡战前日本人所拥有的企业，国民党政府均以“国有资本”的名义接收，而这些资本几乎垄断了台湾工业、金融、贸易等各个领域。台湾省政府还设立贸易局和专卖局，对贸易和烟酒实行政府专营、专卖，这此都与台湾民间资本、工商企业界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 （四）贪污腐败 国民党跟在大陆一样，大员们热衷于“三洋开泰，五子登科”，热衷于下山摘桃子，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军警横行，不到一年时间，接收变为“劫收”，台湾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期望变为失望。 上述原因为造成了事件的最终爆发。 背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向美国、中华民国、苏联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并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内的所有日本统治区域的管理权。总理日本接管事务的盟军太平洋司令麦克阿瑟指示日本，将台、澎等地区交由同盟国成员中华民国代表同盟国暂时接管。虽然战前（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的统治下，台湾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现，但仍未能完全脱离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榨取造成许多台湾人民不满，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便开始转化为对中国的热烈期待，并在陈仪于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来台接受日本投降时达到高潮。同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 战后的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力革命活动日炽而依然动荡不安，虽然美国于1946年1月开始派遣马歇尔上将介入调解，但终归失败收场，并自同年6月起展开全面性的国共内战。 受此影响，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势江河日下，当时通行的法币一再贬值，民生物资飞涨，加以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贪污腐败问题严重，使得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中国国民党，转向支持宣扬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国军在一连串战略错误、作战失败下逐渐陷入被动、士气低落，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势力则越来越强大。 台湾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则不到33%。此外学校、商店、工厂、医院、铁路、发电厂等建设也受到战火严重破坏，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湾人储蓄金归还申请，债券成废纸，造成金融与物价秩序混乱。 国民政府接管之后又大量印制钞票，并将台湾人赖以维生的米、布、盐、糖等民生物资运往中国以资助国共内战，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来的币制改革中，1元新台币换四万旧币）。而且国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属日本人与殖民政府的财产，并拆装卖往大陆，另一方面又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垄断如烟、酒、糖、樟脑等的买卖，利用各种关系排挤民营公司，并积极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措施，垄断台湾与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继续延续日本的殖民方式治理压榨台湾，甚至变本加厉，让原本期待结束殖民对待的台湾人感到更加失望。 日人撤出台湾，台人认为应该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但是国民政府在台湾政治方面，重要职位几由外省人控制，长官公署的九个重要处会十八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位副处长是台湾本省人。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名本省人，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半山”，并不受台湾人欢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人不易谋得公家机构职务，更是引发台人不满。相较之下，在日治末期，台湾议会有半数官派，半数民选，台湾日治时期的本省人反而有更大的自治权力。 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与贪污问题，例如把持机关任用私人、涉足不良场所、不守纪律而常为媒体所报道，暂驻台湾的中国军队更是军纪败坏，例如乘车、吃饭不付钱、低价强买、仗势赊借，乃至有偷抢拐骗、开枪伤人、奸污妇女等事情发生。此等缺点与日治时期日本官员的高行政效率、纪律严明形成强烈对比，也使得台湾人民越来越轻蔑与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 当时台湾刚经历50年日本统治，四处皆可见日文，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甫历经中日战争来台的大陆人对于台湾文化感到适应不良。从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虽然台湾人有权利选择不参战，部分地区却因日本殖民教育灌输下出现少数人加入日军侵华作战的现象，许多外省人因此迁怒于台湾本地的亲日人士，其中一些人在战后被视为汉奸，并有受到缉捕的情况发生。陈仪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与当时握有控制权的外省人不信任本省人，认为本省人被日本“奴化”，这些误解再加上当时大多数的本省人不会国语（大陆称[普通话]），造成当时的本省人认为无论在政治权力、经济社会或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不公平对待，十分不满。 文化界和学生曾展开要求民主与经济改革的活动。对此，曾担任福建省首长的陈仪所主政的当局采取了“宽舆论，紧经济”的政策。一方面并未严格禁止批评时政的言论，但同时也未采纳意见。228事件发生后，陈仪致电蒋介石委员长，台湾发生叛乱事件，但隐瞒事实真相；惟台湾省全体参政员上电蒋介石，说明事件原因及公署严重失政，并建请根本改革台政，勿用武力弹压，以免事态扩大，但此说明不为蒋介石所接受。最后蒋介石下令“清乡”，陈仪趁机采取高压手段大肆屠杀，酿成悲剧。 事件过程事件爆发台湾回归祖国后，蒋介石在大陆大打内战，大陆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台湾光复仅一年，台湾物价涨了100倍。台湾中小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劫夺下，纷纷破产倒闭。加之农业欠收，致使当时台湾600多万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贫困交加，饥寒交迫，人民怨声载道。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老百姓们原以为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可以扬眉吐气过几天舒心日子。哪知他们美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欢迎变为失望，最后成为仇恨。这种仇恨的情绪，由一件偶然的事情，点燃了全岛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台湾光复一年后，蒋介石来到台湾，亲自参加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虽然台上眉飞色舞，意气风发，但台下却反应冷淡。台湾人民去年欢天喜地迎国军的热情早已在一年的亲身经历中灰飞烟灭。跟大陆人民一样，他们“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有人在旧总督府门前挂上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一位美国记者说：“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一千倍的蒋介石。”光复一年，台湾人民的兴奋变成了积怨，乌云笼罩在整个台湾岛，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7年2月27日下午，时近黄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的林江迈守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等林江迈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跑了，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 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镇压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3月8日，委员会通过其宣传部长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但是，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起义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他们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等，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早在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就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经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二·二八起义”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 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最终失败经过近半个月的艰苦斗争，轰轰烈烈的“二·二八起义”最终失败。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有人说有3万人（确切数据是800多人，由当时行政院长郝伯村核对户口，发现二二八事件前后台湾人口八百五十六个人，包括发现死亡六百八十人，失踪一百七十六人）。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作非法组织遭取缔。3月，国民党还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地收缴枪支和肃清“暴乱”分子活动。4月24日，国民党政府撤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陈仪被撤职赋闲，魏道明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各族群参与情况台湾原住民的参与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湾原住民参加反抗，邹族参与进攻嘉义水上机场是其中一例。1947年3月1日邹族的青壮年，晚上11点左右开始从乐野出发，走向触口。当时集合了所有邹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枪支及平常打猎用的猎枪，还带了山刀。邹族人花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攻下红毛埤军械库。并进而围堵嘉义水上机场。之后由于主战、主和意见分歧，高一生便下令邹族部队撤回山上。 族群冲突与外力介入虽然事件发生时的主要抗争目标是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但是由于国府迁移至台湾初期，外省人大多居于主管或等级较高的职位在长官公署的科股长，专员以上的316名中层官员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余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极少数的半山仔。因此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的诉求转变成为打倒外省人的行动，甚至扩大事端以致于最后伤及无辜外省人。在事变期间，台人不仅反抗公署，也有殴打伤害外省人之事，因此国军登陆后，由于军纪不佳，所以立即采取对台人报复之行动。 事件爆发后，部分地区亦有台共乘机介入，如台中地区主导“三二事件”的谢雪红和杨克煌。谢雪红不仅利用示威群众并召开市民大会，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机构，更利用青年学生以武装“二七部队”组织，在处委会的议会路线之外，另辟一条武装路线。嘉义地区则自三月二日事件发生后，就显现出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嘉义民众与阿里山邹族原住民组成武装队伍，参加攻击红毛埤军械库及水上机场的军事行动，惟参加者大半是临时结合之民众，亦有嘉义地区不少社会人士支持反抗行动。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对抗虽然激烈，不过有出现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建国中学担任教师的时候经历过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医院住院时，曾受到医院本省人护士的保护。 受害者的平反随着1970年代后半兴起的党外运动、1980年代的自由化与本土化，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连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间人士捐款设计建筑完成，碑文中呼吁：“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 台湾实行民主化以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开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任首届董事长。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为名的该纪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桥、始石、跳石、终石、阳石、阴石、瓮、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钢铁等建物设置。这些建物表达了对该历史事件的追诉、记忆起始、哀恸、宽恕、停留缅怀、悼念罹难者、低头沈思、族群融合等隐含意义。 同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国国民党前任主席连战曾在2003年与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其中，中华民国现任总统马英九则于2006年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并代表国民党道歉认错。他表示将二二八纪念日降半旗，甚至将二二八视为国殇也不为过。 二二八纪念公园1997年2月28日，台北228纪念馆于台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内开馆。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成立，作为南台湾二二八历史研究之据点。2006年2月19日，陈水扁总统出席“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发表会，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指蒋介石为二二八事件元凶，应负最大责任。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届满六十周年，国家级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原台湾教育会馆）正式揭牌成立，并于2008年2月28日开馆营运。 此外，握有最多二二八第一手史料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亦开始逐步公开予民众和学者进行研究。 政府态度中华民国政府在民主进步党执政之前，官方视二二八事件为一场反国民政府统治的民变，解严前更认为二二八是中共当局策动共产党所煽动的骚乱，尔后开始出现种族对立或是种族冲突的解释，更名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在早期台湾为敏感话题，过去政府对于事件的原因有各种不同解释，并且以“不要挑起族群冲突”为由要求不要揭露二二八，例如1988年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俞国华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又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自古便有。当年满洲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满洲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198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谢雪红等台湾共产党分子“幕后策划”。 直到解严后，才开始有较为明显的检讨与大规模公开研究。1990年2月，立法院首次为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起立默哀一分钟，新版高中历史科教科书第三册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包括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于1995年将台北市的新公园改为二二八纪念公园，并建立“二二八纪念碑”，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亲临落成典礼并公开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同年公布《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并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事件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 评价与影响根据李筱峰的研究，在此次事件中，不论是政治交涉路线，或者是武装抗争路线，他们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诉求，事实上都仅止于“高度自治”而已，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国做为认同的对象，并未寻求独立于中国。但是，在二二八事件后期由于共产势力参与暴动，让国民党政府非常恐惧，其认为若暴动成功，则很可能造成中华民国彻底灭亡。在这次事件以后，国民党政府害怕中共渗透入台湾，于是针对台湾进行高压统治，导致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部份台湾人渐渐产生想要追求独立的、自己的国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说是战后台湾独立运动的起点，例如台湾独立运动开创元老廖文毅与廖文奎兄弟。美国学者Meisner表示：“‘二二八’一词，不仅仅是海外流亡之台湾独立团体的口号，更是唤起所有已成年台湾人之个人悲惨经验的一个象征。很多人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史上，死伤极多，影响深广的历史事件。 因为二二八事件牵涉到省籍问题，不少老一辈的台湾人将这次悲剧归纳为大陆来的外省人欺压，而在二二八死亡阴影及后续长达38年的戒严与白色恐怖之下，台湾人为了保全生命安全，对此事件隐讳不谈避免引来祸端。另一方面，在过去国民党所掌握的中华民国政府将事件等同为共产主义、台独，造成外省族群对事件的负面看法。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高普考分省区定额录取的制度，使得在 1950-61 年间参加高普考的外省籍考生有高录取名额的优惠。其次，实际上更重要的另一个取得公务员资格的管道--- 特种考试，虽然没有分省区定额录取的设计，但是其中 1958-81 年间的退伍军人转任公务人员特考，其录取人数之多与录取率之高，使得透过这个管道取得公务员资格，出生世代与 1950-61 年间参加高普考者大约相当的外省人，实际上是享有省籍优待的；这样的优待虽然早已结束，但外省人获得的优惠仍会让许多下一代继承（以统计论，子女的成就与父母的社经地位成正相关）。加上早年外省族群在商界容易先获得政府有利消息，让本省人长期在社会、以及婚姻上、就业上对外省族群的相当排斥感。二二八事件爆发，张超英之父张月澄和台湾五大家族的“基隆颜家”颜国年子颜沧海是少数被释放的知识份子，张月澄在拘留所时曾亲眼见到林茂生和陈炘，最后两人都在事件中惨遭杀害；对此张超英表示：“二二八的影响确如一般所说，台湾的菁英阶层顿时噤若寒蝉，心态上混合了恐惧、绝望和不屑，瞬间从公共事物的领域退缩，对政府工作不再感到兴趣。……当他（张父）发觉同时代的知识菁英朋友消失无踪时，他也对生命的热诚挚意消褪殆尽，他的余生从此在孤独的书房度过，不再与外界接触，也不与家人多说一句话，过著自我封闭的日子。” 二二八事件的影响，造成台湾人对于军人、公务员等相关行业的畏惧及怯步，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政府坚持大中国法统的制度，与国民大会虚设各省代表一般，客观上限制了台湾人在政治、经济与传播等各重要领域的参与。例如：早期公务人员的考试录取名额上是以中国各省的人口数比例来制订的，所以，在台湾虽然以台籍本省人口为多，导致录取的人数却是外省籍居多，此种现象至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时开始在人事上采取‘专业化’、‘台湾化’、‘年轻化’政策因应，才使得政府机关开始迈向今日本土化的脚步。 台湾人民在遭遇二二八事件后，到蒋经国时代晚期白色恐怖结束为止，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幅滑落，许多知识份子惧怕迫害不再谈论或涉足政治。当代国民党政府亦借此加强对台湾地方的控制，纷纷占据各领导地位，结合地方派系担任地方官或提名参选民意代表或操控人民组织（如农会、渔会、水利会），结合地方政府机关以左右甚至控制选举；职位则用来巩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势力。近年来这些族群问题愈来愈激化。 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省籍情结是起源于二二八事件，并表现在言论，行为以及蓝绿政治倾向上，可见此事件对台湾各层面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40至50年代由于政治需要，称二二八事件为“二二八起义”，对起事者持赞同态度，并给予台湾民众高度评价，并数度指责国府野蛮制造白色恐怖。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香港的亲共媒体《大公报》在报道二二八事件时亦多用起义形容，而此时中国则反而由于二二八所带有的台独性质，转为避而不谈二二八，反而和国民党统一口径称之为“二二八事件”，并在舆论上支持国民党一方。 陈仪自己在国民党全面败逃中国大陆前，曾要求汤恩伯投共，自己最后便因“通共”的罪名遭处刑，从中国大陆专程押赴台湾台北马场町执行枪决，中央日报报载前往守候观看行刑的台湾民众高达两万人。 事件受难者罹难人数二二八事件中牺牲受难者的详细明确数目因发生年代久远，加上国民政府的漠视，一直都有所争议。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数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当时政府所主导的滥杀行动，很多没有书面资料遗留，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确实的牺牲者人数，一直有极不一致的估算。从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几万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数字是10,000以下。李乔则推估死亡人数为18,000人左右。伤亡人数估计值依统计的方法论不同而异，取中间数并没有意义。至于向二二八基金会申请赔偿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会已审：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踪179，羁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补偿案件数不等同于实际伤亡数字，原因有七项，在二二八基金会官网有详细说明。。 若干人士引用杨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变》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注销十二万有籍无人的户籍，做为二二八罹难人数的一个参考数据。但是台湾户籍法规定申报过死亡就不再有户籍，民法规定失踪七年也能报死亡。所以这十二万人，没有一个在二二八事变当年被申报死亡或失踪，才会十几年后还有户籍。而真正在二二八当年罹难，申报过失踪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户没有户籍，不会落在有籍无人的清单。所以所谓有籍无人，跟二二八事变罹难人数无关。 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各方数字整理如下：杨亮功调查报告 死190人 伤1761人。白崇禧报告书 死伤1860人。《纽约时报》霍伯曼南京专电 死2200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监察委员何汉文 至少死7000至8000人。《纽约时报》记者杜尔曼·德丁专电 死1万人。台湾旅沪六团体1947年《台湾事件报告书》 死1万人以上。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 死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死1万至数万人。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死2万多人。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 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 部分受难者列表以下所列人物为台湾二二八基金会所认定并公告的部分受难者列表，仅限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后的屠杀行动中丧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狱者则不记；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这里只是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备代表性。并按照受难者姓氏教会罗马字拼音顺序排列。 蒋渭川：知名非武装抗日人士蒋渭水的弟弟。当时国民党派特务暗杀，蒋渭川侥幸逃过一劫，但其女儿蒋巧云遭到杀害。蒋渭川虽然还是与国民党合作，但只是样版，而且失去台湾人的信任。庄木火：瑞芳小学校长。杨元丁：艺人伊能静的外公,基隆市副议长 被军人枪杀后踢入河中。陈澄波：东京美术学校研究所毕业﹐画家；时任嘉义市参议员，担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飞机场慰问国军，却被逮捕，未经审判公开枪毙于嘉义火车站前。陈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被警察带走而遇害。陈能通：淡水中学校长。简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军医，在军中被杀。卢园：淡水中学化学科教师。三芝北新庄田心仔人。订婚当日早上，听闻陈能通校长长女之哀求，出门查看校长而遭两个持枪士兵射击中弹。陆路封锁，经淡水河以舢舨送双连马偕医院救治，不治身亡。顾尚泰：西医。廖进平：社会运动家。许朝宗：艺人许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车站副站长。郭章垣：宜兰医院院长；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郭守义：基隆名医。黄妈典：日治时代任朴子街长，事变时任台南县参议员；在新营被枪毙示众。李瑞峰：律师。李瑞汉：曾任台北律师公会会长。李丹修：八堵火车站站长。林连宗：台湾前制宪国大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律师公会会长、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二二八事件”死难者。林茂生：台湾历史上第1个哲学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于终战后协助接收台湾大学，并创办《台湾民报》；“二二八事件”后无故被捕，一去不回。蓝灯旺：基隆社寮岛居民。阮朝日：《台湾新生报》总经理，“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女儿阮美姝至今仍积极从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东设立私人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2007年六月纪念馆经营结束，文物分为四部份，分别保存于台北的台湾神学院、台南的真理大学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纪念室及施国政先生（阮朝日228纪念馆执行长）。黄阿统：淡水中学训导主任。施江南：医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专攻。日治时期曾任台北州议员、“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战后曾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宋斐如：台北高等学校﹑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行政长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级单位副首长（教育处副处长）的台籍高级官员，《人民导报》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汤德章：律师。1946年参选省参议员，被列为候补参议员。228事件爆发后，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成立，被推为治安组长。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汤德章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枪托打断，在遭受酷刑后，双腕被反绑，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然后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绿园（已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枪决。汤氏被枪决后，士兵不让他的家人立即收尸，任其尸体暴露，经过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许以毛毡覆尸，但尸体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国府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抚”。白氏来台后，下令将被关在军法看守所的所谓“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湾高等法院审理，结果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下来----“汤德章无罪！”王添灯：日治时期实业家，战后曾任《人民导报》社长；“二二八事件”中被中国人张慕陶的宪兵用汽油烧死。王育霖：日治时期的律师，战后曾任新竹地检署检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处死。吴金链：《台湾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日治时期曾任《台湾新民报》台南支局长、宜兰支局长，并曾任职于总社社会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报道被害。吴鸿麒：吴伯雄之伯父。战后曾任台湾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带走，四、五天后，陈尸于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军民纠纷，得罪一位军官而惹祸。萧朝金：日治时期牧师；“二二八事件”时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尽酷刑后遭枪毙。许锡谦：花莲人。战后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花莲分团，担任宣传干事及该团7名干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担任“青年大同盟”总指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花莲分会”成立后为该会重要干部。后走避台北，经当时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及宪兵队游说其叔父劝说回乡，于返回花莲途中遭埋伏的军宪人员捕杀。杨照的外祖父。张七郎：医师；曾任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台湾省制宪国代；“二二八事件”后，与其三弟张果仁医师与长子张依仁被军队带走，一家三口均遭杀身之祸。后来证明是被当时的花莲县长张文成挟怨报复。其二子张依仁曾前往中国东北病院服务，医治过蒋介石腹泻。张依仁被搜身时，衣袋内有一枚现职军医上尉证章，及蒋的亲笔手条，才免去杀身之祸，后避居日本。当时，台籍人士林顶立任职保密局，借职务之便，诬告张七郎。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请廿一师独立团第五连连长董至成密裁张家。因张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发，震惊地方之后，指示台湾调查站明确指出“张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参与事变之活动，似此不分善恶而捕杀，今后公家之事何人敢为。”尔后，林顶立定居中台湾安享天年至1980年。张文成下落不明，一说他后来返回大陆。潘木枝：医生，免费医治付不出医药费的穷人，救了萧万长在内的许多市民的生命，事变时任民选嘉义市参议会参议员，1947年3月25日与画家陈澄波等多人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被公开处决，儿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后的清乡扫荡中。 部份幸存者和亲历者张秀哲：原名张月澄，鲁迅的台湾学生，台北人，事变时任长官公署经营的纺织公司协理，将许多战后从唐山过来的朋友藏在自己的大宅里，保护他们的安全，国府大军到台后，被特务从家里带走，家族用尽政商关系，还送了大钱，才让他免于被杀，从此躲在家里不问世事。洪炎秋：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的台湾学生，彰化鹿港人，和台南人宋斐如同期到北京大学留学，事变时任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校长，事变后被国府当局以“鼓动暴乱，阴谋叛国”罪名撤职查办，在自己的老师许寿裳力保下被释放。庄垂胜：洪炎秋的彰化鹿港同乡，事变时任台湾省立台中图书馆馆长，被推举为台中市二二八事件时局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事变后被国府当局以“鼓动暴乱，阴谋叛国”罪名撤职查办，通过洪炎秋和许寿裳的紧密师生关系幸免被杀。张深切：鲁迅的台湾学生，南投草屯人，事变时任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事变后蒙上“鼓动暴乱，阴谋叛国”罪名，躲藏了半年，通过洪炎秋和许寿裳的紧密师生关系及鲁迅和许寿裳的兄弟情谊幸免被杀。杜聪明：台湾医学家，医学博士，台北淡水人，事变时任台湾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兼院长，事变后躲了半年，总算逃过国府军警特猎杀。蔡丁赞：台湾医学家，医学博士，台南人，台南市民营蔡耳鼻咽喉科医院院长，事变时任台南市参议会参议员，后被抓捕，幸免被杀。朱点人：台湾作家，台北万华人，用日本语和汉语写作；左倾成为地下共产党员，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特务捕杀。吕赫若：原名吕石堆，台湾作家，台中人，用日本语和汉语写作；“二二八事件”后左倾逃入台北县石碇乡鹿窟打游击，被毒蛇咬死，是鹿窟纪念碑提到的白色恐怖受难者。钟浩东：高雄美浓客家人，钟理和弟弟，事变时任基隆中学校长，后左倾成为地下共产党员，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特务捕杀。萧道应：屏东茄冬客家人，事变时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科教授兼主任，后左倾成为地下共产党员，白色恐怖中被国民党特务抓捕，转向。柯乔治：美国外交官，在二次大战前即住在台湾。在担任美国外交服务干事和副领事之时，目睹及涉入了二二八事件，后来将此经历写入《被出卖的台湾》。 其他说法二二八事件的引爆点有另外一种说法，显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并非取缔私烟造成，而是当时一位外省军人向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女士）买烟，由于语言不通，在该外省军人的手往口袋里掏时，被群众认为其欲掏枪，造成群众冲突，进而爆发此一事件。然而对照当时警局在事后对林江迈所做笔录内容相比对，几乎完全矛盾且内容完全不符合，更让一生追寻调查二二八历史资料的阮美姝出面严厉反驳。根据林江迈长子林匏螺的女儿：林素卿女士所言，阮美姝所访问的父亲林匏螺当时被曾祖父留在桃园龟山茶厂帮忙，未在台北目睹事件过程。姑姑林明珠则有前往台北帮住母亲卖烟，是故林匏螺受访于阮美姝之事件过程非为一手史料、仅为传述史料。 其他当时在台湾流行一句话：“狗去猪来”，形容日本人（狗）统治台湾刚结束，国民政府（猪）又来。狗还会看门，猪却只会吃，显示台湾人在国民政府取代日本人成为台湾统治者后，内心的失望与不满。1949年7月13日在澎湖发生了山东流亡学生反抗国府征兵而导致流血冲突的澎湖七一三事件，被后人称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也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去民心，加速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失败的原因。 事件启示启示一“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运动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的梦魇，随着时间推移，伤口终将痊愈，为防止事件重演，达到社会和谐，防止台湾陈水扁之流别有用心地歪曲事实，客观公正历史地还“二·二八事件”本来面目。台湾光复以后，台湾民众对祖国军队和政府充满期望，但陈仪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接管台湾后基本沿袭了旧有的行政制度，维持了台币和台湾金融体系，设立专卖局和贸易局，政府施政无能、物价上涨、民怨载道。其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体制和人事政策使台湾菁英参政无门，除台湾市长曾由台籍人士黄朝琴担任过一段时间外，其余高官都由外省人垄断。台湾光复后仍借助日本警察维持治安，也给台湾民众感觉光复后变化不大，加上当时失业率高，政府管理无能、腐败、残暴，加上当时的政治体系没能处理好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人民由兴奋到失望、怨恨，反专制、反独裁、反饥饿、争民主、求自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1947年2月27日晚，在台湾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发生了女烟贩林江迈的流血事件，引起群情激愤的市民围攻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没有得到满意答复。2月28日，群众自发聚集捣毁省专卖总局和台北市分局，要求陈仪撤消专卖局，交出凶手。卫兵与群众冲突并开枪打死、打伤多人，请愿群众自发地以暴易暴，有些地方外省人甚至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攻击，事态很快向全台湾岛漫延。实行戒严后事态升级，并造成数千的死难者，其中有李友邦等是参与“二·二八事件”而死于“白色恐怖”的，后来统称为“二·二八受难者”。 “二·二八事件”是官迫民反，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起义”，更不是企图“颠覆政府”、“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而是一场多层次的人民民主自治运动，是全国范围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3月2日，台北市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该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即指出：“……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汉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的热忱，我们很诚意地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我们的目标是肃清贪腐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提出“二·二八”处理大纲中32条中就有22条是政治改革，包括反贪、反滥用军权、反歧视台籍公教人员、省政改革，保人权，实现民主与高度自治。当时身为台湾三青团妇女队队长的谢雪红领导“二·二八”最后一段“乌牛栏战役”，并在一年多后在北京参加了建国大典，这说明“二·二八事件”并非“族群冲突“，更不是台独的先驱。即使在“二·二八事件”最混乱之时，面对美国驻台领事馆有意运作台湾托管、鼓动“台湾独立”之际，“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都予以严词拒绝。经历“白色恐怖”后的许多幸存者后来都走向红色革命，反台独的鲜明立场无人可及。马英九也认为“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运动。将“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反抗外来政权”是对那个时代抗争者非常不公平和亵渎，事实胜于雄辩，总之“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运动，是台湾民众爱国爱乡情怀的表现，是台湾民众争取民主自治的情怀催生的产物，是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启示二“二·二八事件”所加重的台湾民众悲情意识不应继续加深 台湾社会存在历史悲情由来已久，这与台湾的敏感地理位置和沧桑的发展历史有关。16世纪中叶以后，台湾先后成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列强的侵扰、占领和奴役之所。鸦片战争后台湾相继遭受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还强征2万多台湾原住民远征南洋充当炮灰。“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正当台湾人民需要用祖国的温情抚平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台湾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撒下了一把盐。官迫民反的“二·二八事件”是反对国民党暴政、要求民主自治的合理抗争，被国民党当局扣上 “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并加以残酷镇压。光复初期台湾当局对台湾省人士权益的漠视埋下了省籍矛盾的祸根，加上后来的戒严、白色恐怖和高压政策使得台湾本土人难受重用，省籍矛盾日渐显现，台湾人民的悲情意识也日渐加重，并部分演变为“爱台湾”─“本土化” ─“反共” ─“反中国” ─“反统一”的分离意识怪圈。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不敢公开“二·二八事件”真相，“二·二八事件”又被别有用心的人贴上“台独”的标签，部分台湾民众由憎恨国民党暴行转为对祖国失望，加深了对祖国大陆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台独分子将“二·二八事件”歪曲为“外省人欺负本省人”，将台湾民众要“当家作主”的要求转化成要“独立建国”的台独诉求，刻意煸动和培育悲情意识，制造和加剧省籍矛盾，这才使台湾民众无法摆脱“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并产生新的悲剧。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台湾孤悬海上，境况更加悲惨。事实上台湾悲情是中华民族悲情的一部分，洗刷民族耻辱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信念。由于国共内战的延伸和国际势力的离间和控制，使两岸分离对峙难以统一，台独分子又有意在每次台湾选举之际，都以巧妙的包装在社会上动员省籍情结来拉选票，而省籍情结夹杂着同情弱者和悲情潜意识，尤其容易在选战期间被发酵。陈水扁之流有意歪曲《反分裂国家法》的本意，煸动台湾民众受大陆打压的悲情意识。如果说当年国民党对于“二·二八事件”是在掩盖真相，而现在民进党对“二·二八事件”则中移花接木，只为该党的政治利益考量，继续操弄族群矛盾，造成族群紧张是民进党在今明两年的“立委”和“总统”选举中唯一有希望获胜的武器。台湾的悲情意识只有在两岸不断交流中逐渐消弥，让更多台湾人民共享并体会到在中国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尊严和荣耀，大陆应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出头天”当家作主的愿望。悲情的历史既是沉重的精神负担，又可是巨大的精神动力。悲情与怨恨的弥散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已成为主导的情绪，应警惕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引发战乱而加剧两岸中国人的悲情。唯有中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悲情才会终结，台湾人民才能彻底走出悲情。随着时间推移，“二·二八事件”所形成的省籍隔阂与矛盾必将融合与消除，台湾悲情不应继续成为台湾当局操弄民意进行分裂活动的工具，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不应被培植为“台湾主体意识”，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感情不应被一次又一次地挑拨和撕裂。统一而强大的祖国永远是台湾命运的最终归属。 启示三国民党知错认错有利于消除省籍情结和族群矛盾。 “省籍─族群”问题是台湾社会的一大特点，在台湾由于政治利益关系把省籍间的差异夸大为“族群问题”。台湾地区本省籍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外省籍约占13%，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那次“政治大移民”就达100万外省人。台湾中央级的党政军主要职位长期被外省人占据而形成政治权力垄断，造成省籍间关系紧张。“二·二八事件”一甲子后，在一般台湾社会生活层面上，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已融合，本省人与外省人通婚相当普遍。省籍、族群关系紧张最初完全是国民党管理无方造成的，直到1988年才开始官方公开调查和讨论“二·二八事件”；1991年后台湾各地纷纷成立“‘二·二八事件’受难家属关怀协会”；1992年各地纷纷建立“二·二八 事件”纪念碑；1995年台湾立法院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补偿条件”；1997年台北市政府主办“‘二·二八事件’学术研讨会”；现在国民党每年公开向“二·二八事件”受难家属道歉，虽然这个公开道歉是迟到的，但毕竟已经知错纠错了。而且建立“二·二八事件”纪念碑也是希望追求永远的正义和平，而不是仇恨。民调显示，75%“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也希望让伤痛过去，用包容抹去心中的伤痛。国民党不但要向受难台胞道歉，也应向受难的外省人道歉。 启示四正确认识“本土化”有利于分析台情和做好台湾人民工作。 现在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本土化”趋势日趋强化，“本土化”与民主化成为台湾社会改革的重要动力。“本土化”体现了本省人要求参与政治的权利，省籍、族群问题也与“民主”挂上了钩，使本土化带有民主化的色彩，并呈现其合理性一面。台湾政治是一种特殊的选举政治，省籍情结始终都成为每次台湾大选的重要变量。我们在观察、分析台湾的种种政治状况都离不开“省籍─族群─本土化”的研究模式。族群身份却成了决定政党支持的重要变数之一，不同台湾政治光谱成了不同选民群体的选择标签。应警惕“本土化”被人当作政治斗争工具，煸动“省籍情结”，排斥政敌，甚至被别有用心者把 “本土化”变成“台独”的灵丹妙药。“本土化”既有“当家作主”的正当性，又对台湾政治发展发生负面影响，并且有导致“国家认同”冲突的危险性和分裂祖国领土的危险性，并进一步导致台湾岛内社会动荡和不安。陈水扁当局企图把“省籍─族群─本土化”引向分裂主义的道路。因为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本省人理应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从广义上而言，本土化有多层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本土化。就文化本土化而言，越是本土化的东西就越是中国化，我们不可片面、教条地认识本土化，这样才能与台湾人民一道有一个更广阔的沟通交流平台和较易求同存异地形成共识。 启示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其实也是实现台湾人民“高度自治”诉求和“出头天”当家作主的最好体现形式。 多年来，“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被民进党选择性地记忆和曲解，恶意炒作“二·二八事件”，误导了台湾民众对“二·二八事件”的正确认识，催化了社会矛盾，激化了省籍矛盾。其实“二·二八事件”要求实现民主和高度自治的诉求并没有过时，台湾民众“出头天”当家作主的心态和愿景是完全正确的。民进党煸动民众对大陆仇视，误认为大陆抑制台湾的国际发展空间和经济掏空政策，其实真正原因是“台独”导致台湾经济边缘化，“台独”导致台湾在国际社会日益边缘化。台湾民众对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存在误解和疑虑，加上“台独”分裂势力借机挑唆，使台湾民众心存对战争的恐惧感和对大陆的戒备感，并形成一种复杂、多元、不确定和逆反的心态。我们应尊重、理解台湾民众这种复杂心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大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实现台湾人民“高度自治”、“出头天”的最佳途径与形式。台湾离开强大祖国的后盾将成为霸权主义的猎物，台湾一旦沦落到外敌或分裂势力手中时，台湾也成了攻击大陆的跳板和据点。 启示六纪念“二·二八事件”应达到促进族群融合和社会和谐。 纪念“二·二八事件”应本着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抚平伤痛、面向未来的精神。为了“挥别历史悲情，促进族群融合”，每年“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台湾宗教界、学术界、文艺界都经常举办法会、祈祷会、研讨会、音乐会、书画展等。我们纪念“二·二八事件”不能遗忘台湾先民坚守汉魂、捍卫国土完整的精忠义胆。“二·二八事件”60年了，我们不应遗忘历史，我们更应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为指引我们构建海峡两岸和平和谐统一的未来。只有促进族群融合，对族群撕裂说“不”，推动和解、和谐、合作，才能提升整体族群的力量。唯有全体台湾人民团结合作，拒绝“台独”，才能真如“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所言：天佑宝岛、万古长青。台湾先贤忠魂义举已永载史册，政治必须民主，政治必须清廉，人民需要安康，社会需要和谐，民族需要复兴，中国需要强盛，这应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和宿愿。(作者 骆沙鸣，系台盟泉州市委会主委） 美国与二二八“经珍珠港事件的重创，美国开始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并有托管台湾的设想，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经中国政府的力争，《开罗宣言》承诺台湾属于中国，美国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复台湾，但想获取台湾的军事设防权。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步履艰难，美方觉得有机可乘，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的流言。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策动部分台籍士绅请愿，要求联合国托管，图谋台湾脱离中国版图。美方的舆论夸大二二八事件的规模与死伤人数，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残暴，为染指台湾制造依据。中央情报局支持廖氏兄弟请愿，操纵台独活动。” “二·二八”大事记1947年2月27日，台北专卖局工作人员在缉私行动中打伤女烟贩林江迈，引起围观者愤慨；后工作人员又在逃脱时开枪示警，误中路人陈文溪致死。台北市民包围宪兵队，要求枪决凶手。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通告罢市，示威请愿，占领台湾广播电台。台湾各地闻讯纷纷响应，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2·28”事件爆发。 1947年3月3日，社会各界代表组成“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当局协商解决问题。 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其在陕北的电台发表广播，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 1947年3月8日，国民党当局从大陆调来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宪兵团分别在基隆、高雄登陆，开始大肆镇压群众。 1947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处理“2·28”事件的谈话，陈仪宣布解散“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也遭逮捕杀害。 1947年3月17日，白崇禧在台湾发表处理“2·28”事件的意见。 1947年3月2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2·28”事件已经解决。后闭口不提。 1995年4月7日，台湾当局公布“2·28”事件受难者的补偿条例。 以228事件为情节拍摄的电影《被出卖的台湾》（英语：Formosa Betray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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