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高龄的耄耋老人杜重石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曾是川军少将参议，川康“袍哥”大爷，支援过红军北上，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他曾在延安抗大学习，两次受毛主席接见，是中共“特别党员”，贺龙的政治代表。他曾在民革中央任职，也曾被打成“右派”。他曾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因“历史反革命”被劳动改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获得平反昭雪，如今是离休干部。

代杨森联络中共 助红军北上抗日

　生于1913年的杜重石又名杜先器，是四川广安县人。父亲杜奉尧是当地知名士绅，拥有不少田产。杜重石与邓小平的弟弟邓铿是初中同学。18岁从广安中学高中毕业后，他到上海入左翼文人许辛之等人开办的新华艺术大学学习戏剧和绘画。1933年，因父亲杜奉尧与川军20军军长杨森是同乡和世交的关系，杜重石便到杨森手下的20军司令部任秘书，同时还任广安县立第一中学的校长。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由贵州入四川，在到达川北杨森的20军防区时，杜重石亲历了杨森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暗中与红军联络的经过，那时他已是少将参议，杨森的秘书。

1932年12月，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率部队入川，于1933年2月成立了川陕边区苏维埃政权。蒋介石得知后大为光火，立即命令杨森和刘湘派兵对红军进行“围剿”。

那时，蒋介石在军队中大搞“清一色”派系，实现他中央军将领必须是黄埔军校出身、陆军大学毕业的浙江人“清一色”队伍。各地方部队被称为“杂牌军”。杨森的20军当时军力单薄，处境比较困难。因此他暗中与中共联络，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以保证自己的实力不被削弱。为此，杨森曾密嘱手下亲信夏炯，派团长李麟昭去巴中得胜山与红军进行过一次谈判。

之后，川北红军提出了第二次协商。杨森的20军第五混合旅旅长夏炯和随员杜重石一起代表杨森，在旅部所在地岳池县公园与红四方面军代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及黄超深夜密谈，最后达成协议：两军互不相犯，红军在攻打刘湘21军时，20军给予红军后勤方面的支援。为表示对这次谈判的诚意，20军承诺送给红军部分军需物品和医药物资等。当时还由杜重石亲自将两支德国造的20响快慢机手枪送给陈昌浩和黄超。为了瞒过蒋介石派到20军中的军统耳目，相约在运送物资那天，士兵们虚张声势，制造假象，大叫“红军又来了……”。在朝天放一阵乱枪之后，佯装发起冲锋，让运送物资的连队趁机把物资放在阵地，让红军取走。这是杜重石第一次与中共高层领导直接接触。

“八·一三”赴沪抗战

“后援会”南翔慰问

　1937年日军继在北平挑起“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又于同年8月13日挑起了上海事变，迫使整个中华大地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杨森的20军于1937年9月1日由贵州出发，一路跋涉，于10月12日抵近上海南翔前线。当时20军的任务是防御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线，阻止日军南进，南翔车站为指挥部所在地。

杜重石时任杨森的20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主要任务是把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给前线部队的各种物资运往前线。在“七·七”芦沟桥事变的前夕，杜重石就先行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福屐理路(今建国西路)口，租下了一幢花园洋房作办事处日常办公之用，同时筹办刊物《前哨》。当时罗青是楼下的房客，后杜重石知道他是与沈钧儒等七君子同时出狱的江苏救国会筹办人。当时《前哨》的出版，曾邀请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七君子以及罗青撰稿。从与罗青的接触中，杜又明白了抗日统一战线的许多道理，把罗视作自己的良师益友，也知道他在1926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杜当时也为郭沫若主编的《救亡日报》撰写了宣传抗日的小品《难民吟》、《训子》等街头剧，以示《前哨》主办人的抗日立场。20军在扼守南翔桥亭宅石桥的战斗中坚守阵地，英勇苦战，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

当时上海各界支前后援会派郭沫若和各界爱国人士胡兰畦、田汉、许幸之、胡苹等，由杜重石陪同坐火车于10月17日夜前往南翔慰劳20军杨森部队，中途因铁轨被日机炸毁不得不折返。杜重石在乘坐运送物资的卡车赴南翔时，何香凝秘书胡兰畦执意同往，欲亲手将何香凝的慰问信交给杨森。后来，杜重石遵嘱代杨森复函向何香凝致谢。

赴圣地延安考察

成中共特别党员

　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抗日号召下，迫于形势，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20军完成了坚守上海防区的任务，奉调去安庆整编。杜重石在结束了上海办事处事宜后，亦随军去了安庆。在上海时，夏炯亦与罗青有过接触，罗青与他讲了抗日形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理，深得夏炯欣赏，欲邀其协助20军作部队政治思想工作。1938年元旦罗青与杜重石、夏炯一同从上海到安庆，罗青建议20军可派人到延安去亲眼看看共产党对全民抗战的真实状况，杨森同意了这一意见。夏炯主张通过罗青的关系派杜去延安，因杜在1933年秋曾与红四方面军有过接触，故杨森让杜代表自己前往延安考察。

1939年初夏，杜重石从安庆出发，由罗青陪同辗转香港、广州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办事处主任吴玉章和李克农，第二天与李克农同车去延安，同车的还有二位印尼归国华侨女青年和四川青年李俊明。在延安，杜耳闻目睹一派团结抗日的景象，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延安军民生活虽然清苦，但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共产党员更是以身作则，为民先锋。共产党的干部与老百姓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相比国统区完全是天壤之别。杜重石感悟到延安是中国的前途所在，在自己的脑海里建立起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初步信念。

到延安后一星期，曾在1934年见过面的陈昌浩来看望杜，相互回顾了当年的旧事。

在延安，杜重石由边区政府交际科长金城带领见了毛泽东主席。主席说，延安欢迎国民党人来了解解放区人民生活和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在毛主席那里，杜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主席的智慧和胆识更加坚定了他“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杜重石向毛主席提出入抗大学习的要求，得到了主席的首肯。于是化名“杜平”入由方正平任大队长的抗大三大队七中队学习。当时抗大的常务副校长是罗瑞卿，杜以自己与他是四川同乡为由，有时主动与他搭话，在罗那里了解了不少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在抗大学习期间，杜被选为抗大同学会副主席，负责为抗大对内对外募集资金，曾动员同车到延安的二位印尼华侨女青年捐出首饰——一只约2克拉的钻戒和一根金项链，还给国统区的亲友寄去了劝募信件。在抗大三大队时，杜重石还编写了《祖国》一剧组织演出，得到了领导和同学的好评。

在抗大，经杜重石本人申请，当时一姓李的指导员请示领导后让他填写了三张油印的入党申请表格，取代号“王杨”的杜重石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这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条件下的特殊做法。

离开延安前夕，杜重石分别受到毛主席的再次会见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以及从前方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还由朱德介绍认识了周恩来和潘汉年。他们对杜谈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救亡最后胜利的意义等。杜当时提出：川康“袍哥”组织遍及城乡，并与川康军人浑然一体，有的还有相当的实力，是否可作统战对象？毛主席指示：旧瓶装新酒嘛，凡是对抗战有利的都要争取，团结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陈云还说，白区工作和战场打仗一样，要讲战术，要有掩蔽体和保护色。在杜提到以后与组织联系方法时，陈云说，必要时会有人来接头。分别时，朱总司令让杜带了一封亲笔信给杨森，是用毛笔竖写的，还在杜的笔记本上用钢笔写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字。

回川康开展统战工作

入民盟创办《大义》周刊

　杜重石离延安辗转西安回到成都，他利用川康地方的实力人物与蒋介石的矛盾，组成了“袍哥”团体“蜀德社”。中共地下党成都市委副书记杜桴生也介绍四川、华西、齐鲁等大学的一些学生作为“新酒”加入了这个“旧瓶”。1941年在“蜀德社”内曾传阅毛泽东的油印本《新民主主义论》。

杜重石当时在川康开展统战工作时的公开身份是杨森的20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议及“蜀德社”的“袍哥”大爷。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后，杜重石由民盟中央委员沈志远和民盟成都市分部主委范朴斋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冬天，张澜等发起创办了《大义》周刊，杜重石任社长，宣传川康“袍哥”的爱国主义思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杜重石在《大义》周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妄图独占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名额。后来在全国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呼吁下，蒋介石不得不让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出席了旧金山会议。日本投降后，《大义》周刊还反对蒋介石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受降，并发表了张友渔《日本的和平攻势与无条件投降》等文章。

1946年秋，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杜重石是成都举行追悼大会的发起人之一，针对国民党特务破坏大会的行径，杜非常气愤地撰写了一副对联：

怪！拥护三民主义，竟遭毒手，应留者未留，何弗思国中人群，要誓死争回民主。

妙!维持法西斯政权，定下阴谋，该杀的不杀，试环顾海外局势，应狠心抛却独裁。

不久，杜重石被以“袍哥流氓，包庇烟赌”之“罪名”逮捕，《大义》周刊亦被查封。后在爱国民主人士的全力营救下，杜被取保释放。

1948年春，杜重石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5月，杜由香港经上海飞抵成都，驱车雅安，在完成李济深交办的事务后回港。在得知李济深已响应毛主席在西柏坡的“五一”号召前往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杜即赴北平参加学习共同纲领。期间，杜重石接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学范通知，得知自己被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为全国解放再入川康

获平反昭雪重获新生

　杜重石欢欣鼓舞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一心想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1949年12月，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通知，杜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从北京去西安随贺龙的第一野战军进军成都，任贺龙的政治代表，以利用自己在川康的社会关系，负责川康地方部队的联络工作，协助接收起义部队，和平解放大西南。20军的金堂起义就是通过杜与军长、杨森之子杨汉烈联络后确定的。

在地下党和民革川康分会的工作下，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都在大西南解放前夕举行起义投入人民怀抱。

198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信询问杜重石建国后的工作安排。他们在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见到1950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回复贺龙的一份电报中，同意对杜的工作安排，并说，来电中将杜重石译成杜瑞石是译电之误，说明周恩来总理对杜重石的印象是很深的。

原来，在一野挺进成都没几天，杜重石就收到民革地下组织送来的60余卷有关国民党在成都的各机关、工厂、仓库等和军政人员潜伏特务的名单清册，因而受到贺龙的夸奖。贺龙表示，川西行署成立，杜可搞民政工作，还说要请示周总理同意——这说明周总理的复电事出有因。其实早在1939年，杜重石离开延安后先到重庆，此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亦在重庆，杜和朱蕴山、邓初民以及在重庆大学任教的罗隆基与刘文辉请周恩来在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的办公室讨论了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关系问题。

但是，就在成都解放，准备成立川西行署时，党内个别人错误地以国民党特务诬害他“袍哥流氓包庇烟赌”的“罪名”再次强加于杜重石。他1950年夏只身回到北京，而“特别党员”身份也在日后的斗转星移中“消失”，“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亦变成了下属的一个“团结委员”。

性格一贯倔强的杜重石决心跳出政治圈子，自寻出路到上海谋生。当时杜与原民革浙江省分会成员徐天任的同乡、好友潘纯志筹资开办群力木行。1956年公私合营后被安排到日晖港木材公司，月薪43元，以维持六口之家。之后，调到上海市商业一局干部业余学校任语文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连那个“团结委员”也被抹掉。1958年因“右派”、“历史反革命”被判刑劳改，1976年回沪。1980年2月终获平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杜重石曾任民革长宁区委副主委，连任三届区政协委员，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两岸的和平统一尽力工作，在晚年翻开了新生活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