痘疹也叫天花，中医称其为“痘疮”，是一种恶性传染病。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木乃伊上曾出现天花病菌。在中国，晋朝时就已有明确的痘疹病理记载。直到清初，痘疹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其猖獗、可怕，一如现在的艾滋病，令人谈痘色变。在清王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痘疹就像鬼魂附体，一直困扰着它，让它一刻不得安生。

致病微生物

历史溯源(最初入侵人类 传播到美洲 天花在中国)

防治方法(最早记载 种痘方法)

相关古籍

来自深宫的痘情报告

避痘和查痘制度

避痘所

避痘风俗

清帝王“避痘”

种痘礼仪

致病微生物

专家们推测，可能在一两万年前地球上就有天花病毒。这个病毒来到人间以后，古代世界大约60％的人会受到它的威胁，1／4的感染者会死亡，幸存者中的一半以上会留下麻面或失明，天花是古代最令人恐怖的传染病。

历史溯源

最初入侵人类

据传，天花病毒感染给人类，可能是在3000年前的印度或埃及。从古埃及法老拉米西斯五世等人的木乃伊上，可以发现天花留下的疤痕。公元4世纪后开始向外传播。6世纪阿拉伯国家中发生了第一次天花流行。15世纪，欧洲开始流行天花，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每5个人就有一个带有天花留下的瘢痕。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德皇约瑟一世、俄皇彼得二世等，都是感染天花而死的。整个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数达亿以上。

传播到美洲

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把包括天花病毒在内的众多传染病带到了美洲。1520年，一个感染了天花的奴隶从古巴来到墨西哥，这成了美洲大陆原居民噩梦的开始，：新大陆上的印第安人缺少驯养家畜的习惯，传染源的缺乏使他们很少受到流行病的侵袭，完全没有抵抗和免疫能力。欧洲殖民者给新大陆原住民带去了多种从未遇到过、因而不具有任何免疫力的传染病，其中最致命的一种就是天花。为什么科尔特斯率领300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靠的秘密武器就是天花：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不幸染上了天花。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另一个强大的帝国印加帝国(现秘鲁及周边国家)也因为天花流行而被皮萨罗带着180名西班牙殖民者轻而易举地征服。北美的殖民者则有意将天花传给印第安人，给他们送去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在天花的肆虐下，几个原先有数百万人口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减少到只剩数千人或完全灭绝。在与殖民者接触之前，美洲原住民大约有两三千万人口，而到16世纪末，只剩下160万人。整个社会体系处于崩溃状态，殖民者毫不费力就占有了广阔的美洲大陆和它丰富的资源。

到19世纪及20世纪初，天花在世界上仍有所流行。例如1872年美国流行天花，仅费城一市就有2585人死亡。在俄国，从1900年到1909年的10年中，死于天花者达50万人之多。

天花在中国

中国最早记录天花症状的是晋朝的葛洪(265—313)的《肘后方》。相传东汉马援(25—55)征武陵蛮(今湖南省)，因染此病而死，士兵患者亦很多，遂传至中原。当时叫作虏疮。医史学家李经纬据《肘后方》：“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认为此“建武”是东汉之“建武”，大约是公元1世纪传人我国，因战争中由俘虏带来，故名虏疮。隋朝称为宛豆疮，唐朝称为天行发斑疮，宋称为豆疮，宋代庞安时又不再称“疮”后改豆作痘，明清以后，又称“天痘”、 “痘疹”、“天花”。

古代史书对天花流行的记载，多笼统记于“大疫”项下，惟《明史》和《清史稿》有专病“豆疮”和“患痘”的记载，特别是记录了重要人物患痘身亡的情形。民谚有言：“生娃只一半，出花才算全。”可见天花之危害令人生畏，很多地方为祈宁免灾，还建有痘神庙。如清代梁章钜著的《楹联从话》记录痘神庙联云：“到此日方辨妍媸，更向鸿蒙开面目；过这关才算儿女，还从祖父种根苗。”民间称出痘为出宝，视小儿出痘为过关。当时已把天花视为“寰区通病”了。

防治方法

最早记载

在我国中医体系很早就蕴发了“以毒攻毒”的免疫学思想，在晋代葛洪的《肘后方》就记述了以狂犬脑敷治狂犬咬伤的记载。在宋代已经开始人痘接种术。据朱纯嘏《痘疹定论》记载：宋真宗(1006—1017)时，丞相王旦的几个孩子都患过天花，幼子王素出生后，为使其免疫，聘请峨眉山称为神医的道人为子王素种人痘，果然种痘后7天幼子便发烧出痘，12天便结疤，王旦以重礼感谢医生。后来王素活了67岁。峨眉山这种人痘法世代继承传播。《重修湖州府志》记述，清初雍正时有人目睹痘医胡美用此法施术。

种痘方法

在明清时代，在医生队伍里已经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例如明魏直的《博爱心鉴》、明汪机的《痘治理辨》、明万全的《痘疹心法》、明翁仲仁的《痘疹金镜录》、明朱惠明的《痘疹传心录》、清叶向春的《痘科红炉点雪》、清董维岳的《痘疹专门秘授》等等，都对天花的治疗与护理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但没论及种痘法发明的确切时间。在清初俞茂鲲的《痘科金镜赋集解》(1727)中，明确指出： “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但是人痘接种的方法很多，如万历年间(1573—1627)程从周的《茂先医案》、周晖的《金陵琐事剩录》等书，都记录着不同的接种方法，最初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是痘衣法：是把害天花(痘疮)小孩的内衣，交给另一小孩穿上，这个小孩便发生天花。这是最原始的方法，可靠性差，危险性也大。

第二种是痘浆法：采取痘疮的泡浆，用棉花蘸染后，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这也是直接感染，危险性最大。

第三种是旱苗法：是把痘痂研细，用银质的小管吹入被接种的鼻孔。这种方法略为安全，效果也较可靠。

第四种是水苗法：把痘痂研细并用水调匀，用棉花蘸染塞人被接种者的鼻孔。此法较为安全，效果也优于旱苗法。

人痘接种还要经过选取、蓄苗(在适宜条件下藏贮)等一系列操作程序，但总的说还都是要感染一次天花，尽管做水苗等处理，仍是有相当的危险性，这种取自天花患者的痂的种痘称为“时苗”。此后在多次实践中，选择苗种的经验不断发展，就用接种多次以后，经几代的传递而致“苗性和平”的痘痂作疫苗，称为“熟苗”。 “熟苗”本质上是一种减毒的疫苗，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无疑是比“时苗”要安全得多。熟苗法在清代郑望颐的《种痘方》、朱奕梁的《种痘心法》等书中均有所论述。由于人痘法的成熟，清代国家已设立种痘局(《清史稿·黄辅辰传》)，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机构。

人痘术在当时是领先的技术发明，受到了各国的重视，先后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过俄罗斯转道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等国，据俞正燮《癸巳存稿》所记：“康熙时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俄国人掌握后又传人士耳其，后又经土耳其传至英国乃至印度、北非突尼斯。公元1744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九州长崎，把人痘法传授给折隆元、堀江元道两人；稍后清人吴谦主编的《医宗金鉴》于1752年也传人日本。《医宗金鉴》全书中有种痘专论《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四种种痘法及理论、操作的18个专题。至此，种痘法在日本也流传起来。种痘法传到欧洲时，也曾遭到责难和反对，被认为是逆上帝的天恩行事，有些国家甚至出令禁止，这也能说明人痘法在当时思想界所掀起的波澜。但是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则认为人痘术乃是孤明先发，他在《哲学通讯》中一封《谈种痘》的信中称赞道：“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相关古籍

《痘疹真传奇书》又名《仙传痘疹奇书》。二卷。明·高我冈撰。刊于1598年。上卷治痘；下卷治疹。根据治痘以气血为主，治疹以清火滋水为主的理论，对痘和疹的证治作了简要的辨析和记述，并附痘疹图说及针法治疗图等。现存多种清刻本。

《痘疹心法》又名《痘疹世医心法》。十二卷。明·万全撰。刊于1568年。卷一——八阐述痘疹的特点，以及发热、出见、起发、成实、收质、落痂、痘后余毒等各阶段的辨证治疗；卷九疹毒；卷十妇女痘疹；卷十一——十二为治疗方剂。全书论述痘疹全面系统尤其对痘疹从发热到痘后的七个发展阶段的证候特点和辨证论治的论述较之其他痘疹专著为详备，除正文外，穿插七言歌诀，附载作者个人的一些临床验案。本书除多种清刻单行本外，又收入《万密斋医学全书》中。后者析为二十三卷。

《痘疹全书》明·谈志远辑。包括万全《痘疹碎金赋》一卷，万全《痘疹心法》十二卷及《痘疹玉髓》二卷（撰人不详，又名《毓麟芝室玉髓摘要》，卷下又名《毓麟芝室痘疹玉髓图像注解》）。现存万历二年刻本、1610年彭瑞吾重刊本等。

《易冒》痘疹章

夫痘疹亦天灾也，是名天花，亦名圣疮，动关童命，敢忽神筮？未花而问，以鬼为信，盖鬼空根芽未萌，鬼静气机未动，鬼散虽流行而不及也。破静而甲不拆，破动而病或殊，鬼绝则未生花也。（以鬼为病，问痘即痘也。月破非应有痘，鬼动是当有病，乃或癍麻疮毒，未为正痘，故曰病殊。）

来自深宫的痘情报告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八岁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中，成为新一代少年天子，这个叫玄烨的小孩，就是康熙皇帝。

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依稀会发现小皇帝的脸上有几粒稀疏的麻子。也许他们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几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够坐上今天的龙椅。

内幕是这样的：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时年龄不到二十四岁。此前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心理准备，直到染病卧床不起时才开始认真考虑继承人选。长期以来顺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想立为太子，而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则更倾向于立皇三子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这个第三者，就是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在清宫服务多年，官至一品。他与顺治皇帝及孝庄皇太后之间长期保持着亲密关系，顺治皇帝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

理智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很快就帮孝庄皇太后和顺治皇帝下定了决心：立皇三子玄烨为太子。理由简单而充分——玄烨已出过痘，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终身免疫力。

痘疹就像鬼魂附体，一直困扰着满清皇室，让它一刻不得安生。皇太极时期，痘疹更加猖獗。天聪五年正月、夏六月、天聪六年春二月、十二月、天聪八年春二月、崇德二年十月、崇德三年元月至五月、崇德四年四月、崇德七年四月至十二月及翌年正月，盛京地区都曾大规模地流行过痘疹。大贝勒代善的儿子岳托、马瞻、巴喇玛以及额驸和硕图之子和尔本，多铎的嫡福晋都在痘患中丧命。

满清入关前较大规模的痘患记载，最早至少可溯及万历四十一年九月 （公元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欲率兵攻打另一满人部族叶赫，因消息事先走漏，叶赫立刻将百姓撤离，唯乌苏城因正有三百户人家出痘，遂未随行。虽然当时出痘者的死亡率未见进一步记录，但叶赫应已知痘症传染的危险性，乌苏城中的病患在此危急之际遂遭遗弃。

满清时期对满人忧惧痘疹，还可以从一份诏书中窥知。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六月，皇太极遣官持诏书往迎出师诸贝勒，诏文首先感谢神明眷佑，使“国内臣民共享宁谧之福，亦无痘疹之患”，其次才言及田禾收成诸事。可见他们对痘疹的重视程度。同年，皇太极亲征明朝，留守诸贝勒等寄书皇太极，在例行的称颂天恩与丰收之后，随即报告：“自汗出征后，臣等未染痘疾，亦无疾病”，痘疹列于诸疾之先做特殊叙述。此外，满人入主中原以后，皇室举行重要丧礼时，凡家有出痘者亦在暂免成服之列，以避免为家招致不祥，或令患者因触犯丧服的禁忌而影响病情。清廷设此例外，愈益彰显见痘疹在其生活与观念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满人对痘疹的忧虑与重视，亦表现在军事活动上。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讨征伐明朝、朝鲜与察哈尔的顺序，其中刑部贝勒济尔哈朗、兵部贝勒岳托、礼部贝勒萨哈廉以及固山额真扬古利分别上陈军计时，均对中原地区的痘患表示相当程度的关心。或认为某处有痘疹发作的可能，若皇太极意欲亲征，不可久留；或建议选派己出痘的贝勒、将帅担任先锋。痘症在此一重要场合屡次出现，攸关军国大计，再度突显满人对痘疹的忧惧。

避痘和查痘制度

在满人向中原扩张之前，痘患较少，其多数人口没有对于痘疹的免疫力，随着他们积极向外扩张，与外族接触频繁增多，于是增加了染病的几率。一旦个人染上痘疹，就会迅速传播开来，这就可能对新兴的满清帝国造成重大影响。为此，满清皇室的避痘和查痘制度。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三月，努尔哈赤将“七条之事”改为“五条事务”法规，这五条都是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方面的事情，另外还有武器装备事宜。但“赴各屯查问天花”一项，仍列在第二条中。可见努尔哈赤对它的重视。

为了减低感染痘疾的可能，满人对探病也有所规定。天聪六年三月（公元1632年），八旗定订条例：凡未出痘者患病，则未出痘贝勒等，于九日后可遣人询问，若非危重之病，则可往视之。於九日内，可遣人探信，勿亲往之。由于未出痘者随时有出痘的可能，所以尚未出痘的皇亲贵族不宜亲往探视病患。规定贝勒在九日后才能前去慰问病情，因九日之后患者的病因应已查明，若病人果系出痘，则尚未出痘的贝勒当即止步，以免传染。

满人对外族虽屡见招降之事，但若来人有痘疹之虞，则往往不遣入见。例如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三月，与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四月，分别有痘疫流行，皇太极因尚未出痘，未立即召见新附的降将尚可喜与沈志祥。

避痘所

除了采取上述减低感染痘疹的几率之外，满人更兴建特殊的避痘场所，以隔离的方式，在痘疫流行期间，保护尚未出痘的人。

避痘所早在满人在入关之前便已存在，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大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玛患痘疹死了，皇太极、代善与诸贝勒都害怕传染，不敢参加巴喇玛的丧礼，当时尚未出痘的皇太极就住在避痘所中。

皇太极和诸皇子为“避痘”频繁出入避痘所。而尚未出痘的平民百姓被送往“野坂和农所”实行隔离；正出痘的人要被逐出盛京城百里之外（后改为六十里之外）；八旗各牛录中设专人查验旗中诸人是否出痘，旗民若于“出痘之际，乱行取木”或“乱行取草”，将被处死，其所在旗的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牛录章京都要“罚以规定之罪”。

避痘风俗

自崇德元年开始，大清国内禁止官、民设立堂子，从而将堂子祭限定为皇室特有的祭祀礼仪活动。而堂子所祀之神中，就有邓将军。

根据史学界的考证，邓将军，名佐，乃明朝将军，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出征建州时，被围兵败自刎而死。他的墓在抚顺边，并建有祠堂。当地人凡有疫病，必祷享乃应，十分灵验。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明确提出：满人“以明邓将军邓佐为痘神而祀之”的观点。《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中也规定，“除祭神、祭天、树柳枝祭求福以及祭马神外，满洲人等又因了女出痘，因避以猪糕祭天者，谓之痘祭……”

另外，《崇德会典》还规定了出痘时的忌讳风俗，“凡遇出痘时，不许扎糕、煮酱、淋灰水——今后有不遵者问罪。 ”顺治帝染痘之时，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将出痘称为喜事等，都是因惧怕痘疹而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风俗。

清帝王“避痘”

皇帝为“避痘”，采取了许多方法。一是别居，一是行猎，一是免行朝会。

不住皇宫而住在避痘所称为别居。皇太极的避痘所不止一处，有盛京近郊的“远村闾家”和位于盛京城小西门外、实胜寺之北的长宁寺。每逢城内出现痘疹疫情时，为防止传染，皇帝后妃及其他一些皇族重要成员都要到那里去躲避疫情，待流行期过后才回到城中。长宁寺与城区有一定的距离，建筑相对独立，内部花木较多，环境幽静，因此人们便称其为“御花园”。

天聪五年、天聪八年、崇德七年痘疹爆发时，皇太极都曾在别居避痘，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数日或数十日。

行猎即皇帝在痘疹肆虐之时，大举行猎于凉爽空旷地域，以达到避痘的目的。天聪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汗率诸贝勒出猎，至抚顺所、厄野等地，至二十六日还盛京城”。崇德七年十二月，皇太极“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固山贝子、文武官员、从猎人役，携诸福晋，前往叶赫地方行猎”，26天后返回盛京皇宫。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也曾奉幼帝福临至“边外西喇塔喇地方”避痘。

皇太极和顺治都因为避痘频繁地取消各类节日聚会、祭典、朝会等等重要礼仪活动。

为保证皇室成员的生命安全，清初宫廷形成了诸多关于避痘的特殊惯例。天聪六年皇太极即规定“今后凡往避痘处所，免用仪仗”。崇德元年又规定“未出痘的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若出痘，不能相互看视，以防传染。但由于技术水平的落后，也仅能采取消极躲避的办法。

种痘礼仪

通过给幼小的皇子皇女种痘来达到预防痘疹的目的，开始于康熙十九年。清初医家张璐在《医通》中综述了痘浆、旱苗、痘衣等多种预防接种方法。其具体方法是：用棉花醮取痘疮浆液塞入接种儿童鼻孔中，或将痘痂研细，用银管吹入儿鼻内；或将患痘儿的内衣脱下，着于健康儿身上，使之感染。总之，通过如上方法使之产生抗体来预防天花。而形成一套种痘礼仪详细载入档案，则是乾隆二十八年宫中为皇十五子颙琰（嘉庆皇帝）种痘时的仪式。

择吉。即为符合种痘条件的皇子皇女择一黄道吉日种痘。

种痘。先要将种痘地点张锦挂彩，以示吉祥。其次是黄道吉日要向所供天花疫苗行礼，内务府总管及种痘医生先行礼，然后是皇后及妃嫔行礼，待其启驾还宫后，总管与医生再次行礼。最后即是种痘，由医士将疫苗植入皇子（女）鼻中。

供圣。在种痘地点的明间为祈安康而设祭供圣，所供诸圣均与痘疹有关，即正神三尊，中为天仙娘娘，左为癍疹娘娘，右为眼光娘娘。皇子（女）从出痘至痊愈满12天期限后，将举行“送圣”仪式。

送圣。这是种痘中最隆重的仪式。在总管、皇后、妃嫔及相关人等依次拈香行礼后，由瞻礼首领及太监将所供诸圣请入轿中，头等轿请的是天仙娘娘、痘儿哥哥、痘儿姐姐，二乘轿请的是癍疹娘娘、药王、药圣，三乘轿请的是眼光娘娘、城隍和土地。然后，一支由前引首领、总管及医士、瞻礼太监以及请轿、打执事、提掌炉仪司首领及太监、中和乐的乐手和160余名护军校尉组成的浩大“送圣”队伍直奔西马厂，抵达目的地后，送圣队伍依次排开列队，掌仪太监将法船、马轿、法器摆设停当，总管率相关人士再次拈香行礼，然后送焚仪式开始。与此同时，种痘地点摘收彩饰，一切恢复原状。

至此，历时二十余天的清宫种痘仪式正式结束。“种痘”礼仪与其他风俗不同，是由皇家传入民间的。民间小儿虽少有种痘的福分，但若不幸染痘，家中也要“供圣”。小儿的母亲要“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12天后小儿出痘痊愈，也要有“送圣”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