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那些公正不偏，不因为各人的好恶或利害关系，而捏造不实言论的人的称呼。出于《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杀晋灵公，身为正卿的赵盾没有管，董狐认为赵盾应负责任，便在史策上记载说赵盾弑其君。为赵盾所杀。后孔子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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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ǒng hú zhī b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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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曾国藩》曾国荃对大哥的说法不服气。去年湘中士人公推王闿运撰湘军志。王闿运也扬言，为湘军修志一事非他莫属，他要秉～，不溢美，不饰恶，为湘军存一信史。

故事

春秋时期，晋灵公十分残暴，相国赵盾劝他改变作风。晋灵公竟想杀他，他只好准备出逃。赵穿刺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写赵盾杀其君。赵盾不服要求改写。董狐说：“你身为相国，国君被杀，你不讨贼，你就是主谋，这事我就是死也不会改。”

典 故

晋灵公继位后，十分荒淫而骄横，他常站在楼上,用弹弓射路上的行人，让身边的美人取乐。有一次厨师煮熊掌不合口味,晋灵公便把厨师杀了，并命人分尸八块，用竹篓装了抛尸荒野.相国赵盾（赵国君王的先人）对这些肆无法纪的行为非常愤慨，屡次向晋灵公苦苦进谏.晋灵公不但不听，还怀恨在心，要秘密除掉赵盾。赵盾闻讯，逃亡避难.赵盾的侄儿赵穿早已看清了晋灵公的腐败本质，趁他酒醉时将他杀死。之后，赵穿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复任相国。由于赵盾精明强干，得到朝野的普遍赞誉。史官董狐却持有不同意见，他毫不隐瞒地在史简中写道：“赵盾杀其君.”赵盾见后极为震惊，去找董狐解释自己并无杀君之罪。董狐坚持说：“你身居相位,国君被杀时虽然离开了都城，但并未走出国境；国君被杀后，你也没有办凶手，杀君罪名国相不负，当属何人？”后来，孔子听到了这件事，他评论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应受到称赞；赵盾也是“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实属冤枉。从此，后人便把“董狐之笔”作为史家秉公直书的典范加以颂扬。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